第二卷 中歐
第二卷中歐
仁者樂山
一
從意大利到奧地利，也就是從南歐進入了中歐。
意大利當然很有看頭，但家業太老，角落太多，管家們已經不怎麼上心了。奧地利則不同，處處乾淨精緻。同樣一座小城，在意大利，必定是懶洋洋地展示年歲，讓遊人們來輕步踩踏、聲聲驚嘆；在奧地利，則一定把頭面收拾得齊整光鮮，着意於今天，着意於眼前。
奧地利的首都維也納，並不古老卻很有文化。一百多年前已經有旅行家作出評語：“在維也納，抬頭低頭都是文化。”我不知道這句話的含義是褒是貶，但好像是明褒實貶。因為一切展示性的文化堆積得過於密集，實在讓人勞累。接下去的一個評語倒是明貶實褒：“住在維也納，天天想離開卻很難離開。”這句評語的最佳例證是貝多芬，他在一城之內居然搬了八十多次家，八十多次都沒有離開，可見維也納也真有一些魔力。
時至今日，太重的文化負擔使它陷入太多程式化的紀念聚集，因此顯得沉悶而睏倦。中國人剛剛開始熱衷的“金色大廳音樂會”之類，也已開始失去生命力。奧地利人明白這一點，因此早已開始了對維也納的背叛。
奧地利的當代風采，在維也納之外。應該走遠一點去尋找，走到那些山區農村，走到因斯布魯克到薩爾茨堡、林茨的山路間。尋找時，有小路應該盡量走小路，能停下逗留一會兒當然更好。
二
奧地利的山區使我疑惑起來：自己究竟是喜歡山，還是喜歡水？
這裏所說的“喜歡”，不是指偶爾游觀，而是指長期居息。無論是臨水還是倚山，都會有一些不方便，甚至還會引來一些大災難，但相比之下，山間的麻煩更多。從外面看是好好一座山，住到了它的嶴窩裏很快就會感到閉塞、坎坷、蕪雜，這種生態圖像與水邊正恰相反。
也許正是這個原因，我以前對居息環境的夢想，也大多與水有關。
但是，眼前的奧地利，卻讓我驚訝不已。
首先是圖像的凈化。滿山滿坡都是地毯般的絨草，或者是一片片整齊的森林，色調和諧統一，單純明麗，把種種蕪雜都抹去了。這也就抹去了山地對人們的心理堵塞，留下了開闊氣韻。海邊的優勢，也不過如此吧？但它又比海邊寧靜和安全。
其次是人跡的收斂。整治草地和森林的當然是人力，但人的痕迹卻完全隱潛，只讓自然力全姿全態地出台。所有的農舍，不是原木色，就是灰褐色，或是深黑色，不再有別的色彩。在形態上也追求原生態，再好的建築看上去也像是山民的板屋和茅寮，絕不會炫華斗奇，甘願被自然掩埋。這種情景與中國農村大異其趣。中國民眾總是企圖在大地上留下強烈的人為印跡，貧困時塗畫一些標語口號，富裕時搭建出艷俗的房舍。奧地利告訴我們，人類只有收斂自我，才能享受最完美的自然。
在奧地利的山區農村，看不到那些自以為熱愛自然、卻又在損害自然的別墅和度假村。很多城裏人不知道，當他們“回歸自然”的時候，實際上蠶食了山區農村的美學生態。奧地利的山區農村中一定也有很多城裏人居住，他們顯然謙遜得多，要回歸自然首先把自己“回歸”了，回歸成一個散淡的村野之人，如雨入湖，不分彼此。
三
在奧地利，想起了中國古代的山水哲學。
孔子對於山水，並無厚此薄彼，說過八個字：“智者樂水，仁者樂山。”
這裏的“樂”字，古代讀“要”，一個已經死了的讀音。但是我覺得這八個字很有現代美學價值，應該活下去。
海洋文明和大河文明視野開闊、通達遠近、崇尚流變，這一點，早已被歷史證明。由這樣的文明產生的機敏、應時、銳進、開通等等品質也就是所謂“智”；與此相對比，山地文明則會以敦厚淳樸、安然自足、萬古不移的形態給我們帶來定力，這就是所謂“仁”。
其實，整個人生，也就是平衡于山、水之間。
水邊給人喜悅，山地給人安慰。
水邊讓我們感知世界無常，山地讓我們領悟天地恆昌。
水邊讓我們享受脫離長輩懷抱的遠行刺激，山地讓我們體驗回歸祖先居所的悠悠厚味。
水邊的哲學是不舍晝夜，山地的哲學是不知日月。
正因為如此，我想，一個人年輕時可以觀海弄潮、擇流而居，到了老年，則不妨在山地落腳。
四
此刻我正站在因斯布魯克的山間小鎮塞費爾德（Seefeld）的路口，打量着迷人的山居生態。
那些農舍門前全是鮮花，門口坐着一堆堆紅臉白須、衣着入時的老人。他們無所事事，卻無落寞表情，不像在思考什麼，也不東張西望。與我們目光相遇，便展開一臉微笑，又不期待你有太多的回應。
也有不少中年人和青年人在居住。我左邊這家，妻子剛剛開了一輛白色的小車進來，丈夫又騎着摩托出去了。但他們的小車和摩托都掩藏在屋后，不是怕失竊，倒是怕這種現代化的物件竊走渾厚風光。妻子樂呵呵地在屋前劈柴，新劈的木柴已經壘成一堵漂亮的矮牆。
現在是八月，山風已呼呼作響。可以想見，冬季在這裏會很寒冷。這些木柴那時將在煙筒里變作白雲，從屋頂飄出。積雪的大山會以一種安靜的銀白來迎接這種飄動的銀白，然後兩種銀白在半空中相融相依。
突然有幾個彩色的飛點劃破這兩種銀白，那是人們在滑雪。
懸崖上的廢棄
一
薩爾茨堡，瓢潑大雨。
打傘走過一條小路，向一個標誌性城堡走去。
中歐山區的雨，怎麼會下得這樣大？雨簾中隱隱約約看到很多雕塑，但無法從傘中伸出頭來細看。它們的莊嚴安詳被雨一淋，顯得有點滑稽。是人家不方便的時候，不看也罷。
到了城堡門口，就需要攀援古老的旋轉樓梯。古城堡兩邊圓桶形的部位，就是樓梯的所在。樓梯越轉越小，越轉越高，到大家都頭昏眼花的時分，終於有了一個小門。側身進入，居然金碧輝煌，明亮寬敞。原來，大主教離群索居在一個天堂般的所在。
後來，主教下山了，因為時代發生了變化。於是，古城堡快速地走入了歷史，升格為古迹，讓人毫無畏懼地仰望，汗流浹背地攀登。
我喜歡這種攀登。瞻仰古迹，如果一步踏入就一目了然，太令人遺憾了。
歷史是坎坷，歷史是幽暗，歷史是旋轉的恐怖，歷史是秘藏的奢侈，歷史是大雨中的泥濘，歷史是懸崖上的廢棄，因此，不能太輕易地進入。
二
這座城堡好大。
造得這樣大，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又最說不出口的一個原因是，大主教考沙赫與老百姓關係不好，不願出門，也不敢出門。
這很好笑：因自閉而雄偉，因膽怯而龐大。
還有更好笑的呢。
這個城堡中曾經囚禁過另一位大主教，他的名字叫迪特利希。理由是他違反教規，公開擁有情人——這還不好笑，好笑的是，他與情人生下了十五個子女！
這位擁有十五個私生子的大主教被囚禁的當天，這座城堡也就成了全城嘲諷的目標。民眾抬頭便笑，從此把仰視和俯視全然混淆。
薩爾茨堡再也嚴肅不起來了。
大主教西提庫斯下山後更加調皮搗蛋，居然在露天宴會桌邊的貴賓座椅上，偷偷地挖了噴水泉眼，待到禮儀莊重的時刻，命人悄悄打開。這時他要欣賞的不是客人們的狼狽，而是客人們的故作鎮靜。
他一定不能捧腹大笑，因為這會使客人們故作鎮靜的時間縮短。他還要竭力使每一個客人感到，此刻滿襠濕透的只是自己，無關他人。他會找一些特別嚴肅的話題與客人一一交談，甚至還會探討宗教的精奧。
在這之前，他還會在客人的選擇上動很多腦筋，特別要選那些道貌岸然的端方之士。
可笑的不是主教裏邊有另類，而是另類做了大主教。
三
可笑的事情那麼多，最後終於登峰造極。薩爾茨堡的修道院墓地中，有一排並列的七個墓碑，傳說安葬着當地一個石匠的七個妻子。但也有爭議，說石匠本人也在裏邊。
本來這很普通，不值得遊人來參觀，但這裏卻成了熱鬧的旅遊點，原因是石匠妻子們的死因太離奇。
居然是，一個個都被石匠胳肢，奇癢難忍，大笑而死！
石匠為什麼要用這種方法胳肢自己的妻子呢？如果是一種謀殺手段，那實在太殘酷了，有何必要？
如果是閨房取樂，失手一人已經離譜，怎麼可能接二連三？
總之，無論是哪一種可能，都不是一件好事。但是，為什麼遊客們都願意興高采烈地到這裏來呢？大家在那些墓碑前想到的，是一群女人笑得氣也喘不過來的顛倒神態，而拒絕去追索什麼“死亡檔案”，這又是什麼原因？
我想，主要是因為人人都會死，也都會笑，卻從來沒有想過可以笑於死，死於笑。
辛苦人生，誰能抗拒得了這種出入生死的大笑？於是也就刪去了背後隱藏的種種問號。
民間的世俗故事歷來不講嚴格邏輯，所以天真爛漫，所以稚拙怪誕，所以強蠻有趣。
薩爾茨堡雖然美艷驚人卻長期寂寞。記得一位德國學者說過，直到十八世紀後期——
當時偉大的旅行者幾乎沒有人經過薩爾茨堡，因為除了光彩的建築和美麗的田園風光之外，再沒有什麼可吸引人的了。偉大的生活不在這裏，而是在另外的世界。政治中心在維也納、巴黎、倫敦、聖彼得堡，在米蘭、羅馬、那不勒斯……
正因為自己不重要，別人又不來，薩爾茨堡人就與他們的主教大人一起鬧着笑着，自成日月。
四
我好不容易攀上來的這個龐大的城堡，歷屆主教修修停停、不斷擴充，到完工已拖到一七五六年。我沒有讀到過城堡落成典儀的記述，估計不太隆重。因為當任主教的目光已投注山下。
但是，主教的一位樂師卻在家裏慶祝着另一件喜事，他的兒子正好在這一年年初出生，取名為沃爾夫岡·莫扎特。
當時誰也不知道，這比那個城堡的落成重要千倍。
我讀過莫扎特的多種傳記，它們立場各不相同，內容頗多抵牾，但是，沒有一部傳記懷疑他的稀世偉大，也沒有一部傳記不是哀氛迴繞、催人淚下。
那也就是說，薩爾茨堡終於問鼎偉大，於是也就開始告別那種世俗笑鬧。
一座城市就這樣快速地改變了自己的坐標，於是也改變了生活氣氛和美學格調。
五
有一種傳記說，莫扎特三十五歲在維也納去世，出殯那天沒有音樂，沒有親人，只有漫天大雪，刺骨寒風，一個掘墓老人把那口薄木棺材埋進了貧民墓坑。幾天之後，他病弱的妻子從外地趕來尋找，找不到墓碑，只能去問看墓老人：“您知道他們把我丈夫埋在哪兒了嗎？他叫莫扎特。”
看墓老人說：“莫扎特？沒聽說過。”
這樣的結局發生在維也納，沒有一個薩爾茨堡人能讀得下去，也沒有哪個國家、哪座城市的音樂愛好者能讀得下去。
但是，另一種傳記曾經讓我五雷轟頂。原來，主要責任就在這個“病弱的妻子”身上，她是造成莫扎特一生悲劇的禍根。這種傳記的作者查閱了各種賬簿、信件、筆記、文稿之後作出判斷，莫扎特其實一直不缺錢，甚至可以說報酬優渥，只是由於妻子的貪婪和算計，家庭經濟變得一團糟。即便他的出殯，也收到大量捐贈，是妻子決定“高度節儉”。妻子來到墓地並不是幾天之後，而是隔了整整十七年，還是迫於外界查詢的壓力，不得已而為之。還有材料證明，這個妻子不僅毀了莫扎特，甚至還禍及莫扎特的父母和姐姐，致使最愛面子的老莫扎特只能在薩爾茨堡人的嘲諷中苦度晚年。
如果后一種傳記是真實的，那麼薩爾茨堡應該是在沉思：一個偉大的音樂生命，為何如此拙於情感選擇？一個撼人的精神系統，為何陷落於邪惡陷阱不可自拔？他孩童般的無知，如何通達藝術上的高度成熟？他內心的創傷，為何沒有傾覆他的樂章？……
薩爾茨堡正在惶愧，卻傳來了晚年歌德的聲音：
莫扎特現象是十八世紀永遠無法理解的謎。
我這次來，聽他們引述最多的，是愛因斯坦的一個問答。
問：愛因斯坦先生，請問，死亡對您意味着什麼？
答：意味着不能再聽莫扎特。
六
一座素來調皮笑鬧的城市，只是由於一個人的出生和離去，陡然加添如許深沉，我不知道這對薩爾茨堡的普通市民來說，究竟是好還是不好？
榮譽剝奪輕鬆，名聲增加煩惱，這對一個人和對一個城市都是一樣。今天的薩爾茨堡不得不滿面笑容地一次次承辦規模巨大的世界音樂活動，為了方便外人購置禮品，大量的品牌標徽都是莫扎特，連酒瓶和巧克力盒上，也都是他孩子氣十足的彩色頭像。這便使我警覺，一種高層文化的過度張揚，也會使廣大民眾失去審美自主，使世俗文化失去原創活力。
歐洲文化，大師輩出，經典如雲，這本是好事，但反過來，卻致使世俗文化整體黯淡，生命激情日趨疲沓，失落了太多的天真稚拙、渾樸野趣。這是我一路看到的歐洲文化的大毛病。在奧地利，大如維也納，小如薩爾茨堡，都是這樣。為此，我不禁又想念起這座城市在莫扎特出現前的那些鬧劇。
醉意秘藏
布達佩斯東北一百多公里，有一個叫埃蓋爾的小城。去前就知道，那裏有兩個五百年前的遺物，一是當年抗擊土耳其人的古城堡，二是至今還沒有廢棄的大酒窖。
匈牙利朋友說，如果我們不想在那個小城夜宿，就無法把這兩個地方都看全。那麼，選哪一個呢？
“酒窖。”我說。
“那城堡有很多動人的故事，譬如，最後在那裏抗擊土耳其人的，只剩下了女人。酒窖，可沒有這樣英勇的故事。”匈牙利朋友怕我們後悔。
“酒窖。”我說。
我知道英勇的城堡值得一看，但那樣的故事已經看得太多，因此更想看看大地深處的秘密。
酒窖的進口處，現在是一家酒廠。廠長聽說來了中國客人，連忙趕來，也不多說什麼，揚手要工作人員把厚厚的窖門打開。
大家剛進門，就被一股陰陰的涼氣裹捲住了。這種發自地底的涼氣是那麼巨大，與周圍黝暗的光線、看不到頭的石灰岩洞組合在一起，委實讓人卻步。三位容易感冒的夥伴打了一陣寒噤后慌忙退出，我們幾個則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讓涼氣彌散全身，然後提起精神往前走。
一排排綿延無際的酒桶出現了，桶上都標着年代。兩旁時時出現一些獨立的窖室，鐵柵欄門鎖着，貯存着一些特殊年代的酒中珍品。空氣中的酒香越來越濃，酒窖里的長巷也越來越深。終於看到頭了，快步走過去，誰知一轉彎又是漫延無際。
廠長在一旁平靜地說：“我們才走了不到一公里。現在一共啟用了三公里，其實，整個酒窖全長十五公里。尚未啟用的十二公里，會慢慢清理。”
這些平靜的數字使我們很不平靜。
正這麼沒完沒了地走着，廠長已站定在一個窖室邊，伸手示意要我們進去。這個窖室很長，沒有酒桶，只有一溜長桌，兩邊放着幾十把椅子。長桌和椅子全由粗重的原木打造，不刨不漆，卻已被歲月磨成了發亮的深褐色。廠長說，這是品酒室。
我們依次入座，有一個年輕的侍者上來，在我們每個人面前放一隻高腳玻璃酒杯，鋪一方暗紅的餐巾。看來，我們得品酒。
年輕侍者又上來了，在長桌上等距離擺開四個陶桶。我們以為那便是酒，伸頭一看，桶是空的，不知何用。也不問，只待主人用行動來解謎。
這時，窖室門口出現了一個面無表情的光頭男子，年齡在中年和老年之間，不看誰，也不打招呼，雙手捧着一個很大的玻璃壺，裏邊裝了半壺琥珀紅的酒。他走到桌邊，端正站立，像在等待什麼。
廠長坐在長桌一端，離這個光頭男子有一點距離，此時便遠遠地瞭了玻璃壺一眼，隨即報出了這酒的年份、濃度和葡萄產地。廠長話音剛落，光頭男子霎時從佇立狀態復活，立即給我們每個人斟酒。他斟酒時仍然面無表情，但那小心翼翼的姿態表現出了對酒的無上恭敬，好像是在布施瓊漿玉液。等他給每個人都斟上了，我們手持杯腳，轉頭看廠長，等他發話。
廠長說：“請！但只能喝一口，最好不咽下，只在嘴裏打轉品咂。”
說完便示範，平平地端杯，輕輕晃了晃杯子，看了一眼，然後入口。嘴部動了兩動，便伸手拉過桌上的空陶桶，吐了出來。那杯只喝了半口的紅酒，也傾倒進去了。
由於這杯酒出現前經過了如此隆重的儀式，我們眼看着這種傾倒，深感心痛。廠長知道我們的心意，說還要品嘗多種品牌的酒，如果都喝下去，非醉不可。這當然是對的，但出於痛惜之情我還是偷偷把那口酒咽下了，卻又不得不把杯子裏的酒傾倒在陶桶里。
傾倒時盡量緩慢，細看那晶瑩的琥珀紅映着燭光垂直而瀉，如春雨中的桃花屋檐涓然無聲。
接下去，光頭男子一次次端着玻璃壺上來，廠長每次都瞭過一眼報出年份、濃度和葡萄產地，我們也就一次次品咂、吐出、傾倒。開始時還偷咽幾口，後來不敢咽了，因為已經感到身熱臉燙，酒窖似乎也變得不再陰涼。
不知已經酒過幾巡，陶然間終於發覺廠長已經站起身來，品酒結束了。好幾位夥伴站立時需要扶一下椅子，竟發覺一把把椅子穩如磐石，其重無比。廠長笑着說，酒醉容易失態，這椅子不能讓他們搬得動。這也是五百年沿襲下來的酒窖傳統。
我們相視而笑，每人臉上，都有五百年的酡紅。
走過長長的巷道我們又回到地面。廠長細心，在品酒過程中看出了我們最喜歡的牌子，一人送了兩瓶，那種牌子叫“公牛血”。
酒窖的鐵門輕輕地關住了，外面，驕陽如火。沒有下窖的幾個夥伴，奇怪我們為什麼耽擱那麼長時間。為了撫慰，我們馬上把手上的酒分送給他們。
又是尋常街市，又是邊遠小城。如果沒有特殊提醒，實在很難想像就在腳底下，有如此深長又如此古老的酒窖。
看來，誰也不能說已經充分了解了我們腳下的大地。你看這塊多災多難的土地下面，竟然秘藏着如許醉意。連裴多菲和納吉的熱血都沒有改變它的恆溫，連兩次世界大戰都沒有干擾它的酣夢，那是一種何等的固執。
大哉酒窖。
哈維爾不後悔
一
布拉格超乎我的意料。
去前問過對歐洲非常熟悉的朋友Kenny，最喜歡歐洲哪座城市，他說是布拉格，證據是他居然去過五十幾次。這種證據很難成立，因為很可能有女友在那裏。但當我們真的來到了布拉格，即便不認為是歐洲之最，也開始承認Kenny的激賞不無道理。
一個城市竟然建在七座山丘之上，有大河彎彎地通過，河上有十幾座形態各異的大橋——這個基本態勢已經夠綺麗的了，何況它還有那麼多古典建築。
建築群之間的小巷裏密佈着手工作坊。爐火熊熊，錘聲叮叮；黑鐵冷冽，黃銅燦亮；劍戟幽暗，門飾粗糲。全然沒有別處工藝品市場上的精緻俏麗，卻牢牢地勾住了旅人們的腳步。
離手工作坊不遠，是大大小小的畫室和藝廊。橋頭有人在演先鋒派戲劇，路邊有華麗的男高音在賣藝。從他們的藝術水準看，我真懷疑以前東歐國家的半數高層藝術家，都擠到布拉格來了。
什麼樣的城市都見過，卻難得像布拉格那樣，天天回蕩着節日般的氣氛。巴黎、紐約在開始成為國際文化中心的時候一定也有過這種四方會聚、車馬喧騰的熱鬧吧？但它們現在已經有了太厚的沉澱，影響了渦旋的力度。一路看來，唯有布拉格，音符、色彩、人流，和一種重新確認的自由生態一起渦旋，淋漓酣暢。
捷克的經濟情況並不太好。進布拉格前我們已經遊盪了這個國家不少城市和農村，景況比較寥落。為什麼獨獨布拉格如此欣欣向榮？由此我更加相信，一座傑出城市可以不被周邊環境所左右，如陋巷美人、頹院芳草。遙想當初四周還寒意瀟瀟，“布拉格之春”早已惠風和暢。
那個春天被蘇聯坦克壓碎了。此刻我正漫步在當年坦克通過最多的那條大街，中心花道間的長椅上坐着一位老人，他揚手讓我坐在他身邊，告訴我一種屬於本城的哲學：“我們地方太小，城市太老，總也打不過人家，那就不打；但布拉格相信，是外力總要離開，是文明總會留下，你看轉眼之間，滿街的外國坦克全都變成了外國旅客。”
我不知道自己十年前聽到這種沒有脾氣的哲學，會有什麼反應。但現在卻向老人深深點頭，是在這濃密的花叢間，正當夕陽斜照，而不遠處老城廣場上的古鐘又正鳴響。
這個古鐘又是一個話題。
古鐘建於十五世紀。當時的市政當局怕工藝外泄，居然刺瞎了那位機械工藝師的雙眼。可見這鐘聲儘管可以傲視坦克的轟鳴，它自己也蘊含著太多的血淚。
我從這鐘聲中來傾聽路邊老人所講的哲學，突然明白，一切達觀，都是對悲苦的省略。
二
古鐘位於老城廣場西南角，廣場中央是胡斯塑像。廣場南方，是胡斯主持過的伯利恆教堂。
胡斯是宗教改革的先驅者，布拉格大學校長，一四一五年以“異端”的罪名被火刑燒死，這是我們小時候在歷史課本里就讀到過的。
教會判他是“異端”，倒並不冤枉。記得中世紀的一個宗教裁判員曾經自炫，他可以根據任何一個作者的任何兩行字就判定異端並用火燒死，而胡斯反對教會剝削行徑的言論卻明確無誤。請聽他的這段話：
甚至窮老太婆藏在頭巾里的最後一個銅板，都被無恥的神父搜刮出來，……說神父比強盜還狡猾、還兇惡，難道不對嗎？
在一般想像中，這樣的人物一定會受到民眾的擁護。當權者在廣場上焚燒這樣一位大學校長，會不會引起民眾的反抗？
但是到了歐洲讀到的歷史資料卻讓我毛骨悚然。大量事實證明，民眾恰恰是很多無恥暴行的參與者和歡呼者。一般在火刑儀式前夜，全城懸挂彩旗，市民進行慶祝遊行，遊行隊伍中有一批戴着白色風帽、穿着肥大長袍把臉遮住的特殊人物，他們是宗教裁判員和本案告密者。執行火刑當日，看熱鬧的市民人山人海，其中很多人遵照教士的指示大聲辱罵被押解的“犯人”，親屬們則圍在他的四周最後一次勸他懺悔。當火點起之後，市民中“德高望重”的人擁上前去，享受添加柴草的權利。
舉報胡斯的“證人”，恰恰是他原來的同道斯蒂芬·帕萊茨。胡斯的不少朋友，也充當了勸他懺悔的角色。
那麼，統治當局是否考慮過其中有偽證和誣陷的可能？考慮過。但他們確信，即使是偽證和誣陷，受害者也應該高興，因為他是為宗教而犧牲的。
總之，怎麼誣陷都可以，怎麼焚燒都可以。
但是，無知的民眾卻會被民族主義的火焰所點燃。胡斯之死終於被看成是羅馬教廷對於捷克民族的侵犯，於是引發了一場以胡斯名字命名的大起義，為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寫下了序篇。
因此，布拉格還是有點脾氣的。
三
布拉格從什麼時候開始蒸騰起藝術氣氛來的，我還沒有查證。我今天只採取一個最簡便的辦法，直接向一位享有世界聲譽的大師奔去。
卡夫卡故居在一個緊靠教堂的路口，與從前見過的老照片完全一樣。我進門慢慢轉了一圈，出來后在教堂門口的石階上坐了很久。這地方今天看起來仍然覺得有點氣悶，房子與道路搭配得很不安定。我開始揣摩那位清瘦憂鬱、深眼高鼻的保險公司職員站在這兒時的目光，誰知一揣摩便覺得胸悶氣塞，真奇怪遙遠的閱讀記憶有如此強烈的功效。
何處是小職員變成甲蟲后藏匿的房間？何處是明知無罪卻逃避不掉的法庭？何處是終生嚮往而不得進入的城堡？
卡夫卡所在的猶太人群落，在當時既受奧匈帝國排猶情緒的打擊，又受捷克民族主義思潮的憎惡，兩頭受壓。在這種氣氛中，父親的緊張和粗暴，又近距離地加劇了生存困境。這種生存困境的擴大，恰恰是人類的共同處境。
他開始悄悄寫作，連最要好的朋友布洛德也被瞞了好幾年。四十歲去世時給布洛德留下了遺囑：“請將我遺留下來的一切日記、手稿、書信、速寫等等毫無保留地統統燒掉。”幸好，布洛德沒有忠實地執行這個遺囑。
卡夫卡死在維也納大學醫院，屍體立即被運回布拉格。當時人們還不清楚，運回來的是一位可以與但丁、莎士比亞、歌德相提並論的劃時代作家，布拉格已經擁有了世界級的文化重量。
與卡夫卡同時，布拉格還擁有了寫作《好兵帥克》的哈謝克。想想二十世紀前期的布拉格真是豐厚，只怕卡夫卡過於陰鬱，隨手描出一個胖墩墩的帥克在邊上陪着。
卡夫卡和哈謝克幾乎同時出生又同時去世，他們有一種深刻的互補關係：卡夫卡以認真的變形來感受荒謬，哈謝克以佯傻的幽默來搞亂荒謬。這樣一個互補結構出現於同一座城市已經夠讓國際文化界羨慕的了，但是幾十年後居然有人提出，意義還不止於此。說這話的人，就是米蘭·昆德拉。
昆德拉說，卡夫卡和哈謝克帶領我們看到的荒謬，不是來自傳統，不是來自理性，也不是來自內心，而是來自身外的歷史，因此這是一種無法控制、無法預測、無法理解、無法逃脫的荒謬，可稱之為“終極荒謬”。它不僅屬於布拉格，而且也屬於全人類。
現在誰都知道，說這番話的米蘭·昆德拉，本身也是一位世界級的小說大師。他連接了卡夫卡和哈謝克之後的文學纜索，使布拉格又一次成為世界文學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標。但在“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后著作被禁，他只好移居法國。
四
布拉格在今天的非同凡響，是讓一位作家登上了總統高位。任總統而有點文才的人在國際間比比皆是，而哈維爾總統卻是一位真正高水準的作家。
當年剛剛選上時真替他捏一把汗，現在十多年過去了，他居然做得平穩、自然，很有威望。更難得的是，他因頂峰體驗而加深了有關人類生存意義的思考，成了一個更具哲學重量的總統。讀着他近幾年發表的論著，恍然覺得那位一直念叨着“生存還是死亡”的哈姆萊特，終於繼承了王位。
捷克的總統府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進出，本來很想去拜會他，可惜大門口的旗杆空着，表示總統不在。一打聽，到聯合國開會去了。
我在總統府的院子裏繞來繞去，心想這是布拉格從卡夫卡開始的文化傳奇的最近一章。
但相比之下，我讀卡夫卡和昆德拉較多，對擔任總統后的哈維爾卻了解太少。因此以後幾天不再出門，只在旅館裏讀他的文章。隨手記下一些大意，以免遺忘——
他說，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麼是健康，承認人生有許多虛假意義的人，更能尋找人生的信念。傳統的樂觀主義虛設了很多“意義的島嶼”，引誘人熱情澎湃，而轉眼又陷入痛苦的深淵。哲人的興趣不應該僅僅在島嶼，而是要看這些島嶼是否連結着海底山脈。這個“海底山脈”就是在摒棄虛假意義之後的信念。真正的信念並不憧憬勝利，而是相信生活，相信各種事情都有自己的意義，從而產生責任。責任，是一個人身份的基點。
他說，狂熱盲目使真理蒙塵，使生活簡單，自以為要解救苦難，實際上是增加了苦難，但等到發現往往為時已晚。世間很多政治災禍，都與此有關。
他說，既然由他來從政，就要從精神層面和道德層面來看待政治，爭取人性的回歸。一個表面平靜的社會很可能以善惡的混淆為背景，一種嚴格的秩序很可能以精神的麻木為代價。要防止這一切，前提是反抗謊言，因為謊言是一切邪惡的共同基礎。政治陰謀不是政治，健康的政治鼓勵人們真實地生活，自由地表達生命；成功的政治追求正派、理性、負責、誠懇、寬容。
他說，社會改革的最終成果是人格的變化。不改革，一個人就不想不斷地自我超越，生命必然僵滯；不開放，一個人就不想不斷地開拓空間，生命越縮越小，成天膠着於狹窄的人事糾紛。當權者如果停止社會改革，其結果是對群體人格的閹割。
他說，一切不幸的遺產都與我們有關，我們不能超拔歷史，因此都是道德上的病人。我們曾經習慣於口是心非，習慣於互相嫉妒，習慣於自私自利，對於人類的互愛、友誼、憐憫、寬容，我們雖然也曾高喊，卻失落了它們本身的深度。但是，我們又應相信，在這些道德病症的背後，又蘊藏着巨大的人性潛能。只要把這些潛能喚醒，我們就能重新獲得自尊。
他說，那些國際間的危險力量未必是我們的主要敵人，那些曾給我們帶來過不幸的人也未必是我們的主要敵人，我們的主要敵人是我們自己的惡習：自私、嫉妒、互損、空虛。這一切已侵蝕到我們的大眾傳媒，它們一味鼓動猜疑和仇恨，支持五花八門的劫掠。政治上的誹謗、誣陷也與此有關。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應該呼喚社會上巨大而又沉睡着的善意。
他說，文化從低層次而言，包括全部日常生活方式，從高層次而言，包括人們的教養和素質，因此，良好的政治理想都與文化有關。一個國家的公民在文化教養和舉止習慣上的衰退，比大規模的經濟衰退更讓人震驚。
他說，知識分子比別人有更廣泛的思考背景，由此產生更普遍的責任。這固然不錯，但這種情況也可能產生反面效果。有些知識分子自以為參透了世界的奧秘，把握了人間的真理，便企圖框范天下，指責萬象，結果製造恐怖，甚至謀求獨裁，歷史上很多醜惡的獨裁者都是知識分子出身。這樣的知識分子現在要掌握大權已有困難，但一直在發出迷人的呼叫，或以不斷的騷擾企圖引起人們注意。我們應該提防他們，拒絕他們。與他們相反，真正值得信任的知識分子總是寬容而虛心，他們承認世界的神秘本質，深感自己的渺小無知，卻又秉承人類的良心，關注着社會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他們能使世界更美好……
哈維爾因此也說到自己，他說自己作為總統實在有太多的缺點，只有一個優點，那就是沒有權力慾望。正是這一點，使一切有了轉機，使全部缺點不會轉化為醜惡。
看來，他十年來在具體的權力事務上還是比較超逸的，因此能保持這些思考。但這些思考畢竟與他過去習慣的探討生命的本質、荒誕的意義等等有很大的不同，他已從那個形而上的層面走向了社會現實，對此他並不後悔。
問了很多捷克朋友，他們對於選擇哈維爾，也不後悔。他們說，文化使他具有了象徵性，但他居然沒有僵持在象徵中，讓捷克人時時享受來自權力頂峰的美麗思想和美麗語言，又經常可以在大街和咖啡館看到他和夫人的平凡身影。
問他的缺點，有的捷克朋友說，文人當政，可能太軟弱，該強硬的時候不夠強硬。但另外一些捷克朋友不同意，說他當政之初曾有不少人建議他厲害一點，甚至具體地提醒他不妨偶爾拍拍桌子，哈維爾回答說：“捷克需要的不是強硬，而是教養。”
黃銅的幽默
一
斯洛伐克與捷克分家后，首都設在布拉迪斯拉發，一個在我們嘴上還沒有讀順溜的地名。
沿途景象表明，這裏還相當貧困。
兩位同伴上街后回來說：“快去看看，人家畢竟是歐洲！”
歐洲是什麼？我在街上尋找。是灰牆巴洛克？是陽傘咖啡座？是尖頂老教堂？
突然我肅然停步：路邊一個真實的地下井口的鐵蓋已經打開，正有一個修理工人慢悠悠地伸頭爬將出來，而這一切其實是一尊街頭雕塑。
初見到它的行人都會微微一驚，在辨別真假的過程中發現幽默，然後愉快地輕步繞過。
這種幽默陳之於街市，與前後左右的咖啡座達成默契。這種默契訂立已久，因此澆鑄它的不是閃亮的鋼鐵而是古舊的黃銅。
其實即使不是街頭雕塑，歐洲處處可見這種阻礙人們快速行走的調侃和從容。
於是我可以找到詞句來概括歐洲了。所謂歐洲，就是用古舊黃銅雕鑄於街市的閑散和幽默。
斯洛伐克長久以來生存狀態不佳，而居然能保留住這種深層風度，我看有一半應歸功於藝術家。
藝術家奉獻了這樣的雕塑，而他們自己就像雕塑中的修理工人，一直默默地鑽在地下，疏通着歐洲文明的管脈。
二
布拉迪斯拉發的市中心是一圈步行街，黃昏時分，這裏人頭濟濟，風華四溢，絲毫不比發達國家的城市遜色。
但是，這裏的行人過於漂亮，說明除了最自信的戀人們，別的人還沒有逍遙於戶外的閑情；
這裏的行人過於年輕，說明歷史如何虧待了上一代，使他們還沒有可能牽着小狗在街上消停，只把出門玩樂的事，完全交給了兒孫。
那麼，論天下貧富，亮麗的青春不足為據。青春可以遮蓋一切，就像花草可以遮蓋荒山。真正的富裕躲藏在慵懶的眼神里，深深的皺紋中。
同樣，看城市潛力，擁擠的市中心不是標誌。市中心是一個旋渦，把衰草污濁旋到了外緣。真正的潛力忽閃在小巷的窗檯下，近郊的庭園裏。
布拉迪斯拉發屬於春潮初動，精彩始發，不能不表現出一種展覽狀態。如果社會發展狀況穩定，幾十年後，今天的年輕人老了仍然敢於拋頭露面，而他們的兒孫，也有工夫在街上悠閑，兩相結合，就會比今天的景象豐滿得多。
但奇怪的是，我在一些充分成熟的歐洲都市看到，除了旅行者，街邊坐着的大多是老年人。他們的年輕人到哪裏去了？大概各有去處吧，只是不想逛街、坐街，他們把街道交給了爺爺和奶奶。
因此，就城市而言，如果滿街所見都年輕亮麗，那一定是火候未到，弦琴未諧。
這就像寫作，當形容詞如女郎盛裝、排比句如情人並肩，那就一定尚未進入文章之道。文章的極致如老街疏桐，桐下舊座，座間閑談。
城市這篇文章，也是這樣。
追詢德國
只有柏林，隱隱然回蕩着一種讓人不敢過於靠近的奇特氣勢。
我之所指，非街道，非建築，而是一種躲在一切背後的縹緲浮動或寂然不動；說不清，道不明，卻引起了各國政治家的千言萬語或冷然不語……
羅馬也有氣勢，那是一種詩情蒼老的遠年陳示；巴黎也有氣勢，那是一種熱烈高雅的文化聚會；倫敦也有氣勢，那是一種繁忙有序的都市風範。柏林與它們全然不同，它並不年老，到十三世紀中葉還只是一個小小的貨商集散地，比羅馬建城晚了足足兩千年，比倫敦建城晚了一千多年，比巴黎建城也晚了六百多年，但它卻顯得比誰都老練含蓄，靜靜地讓人琢磨不透。
成為德意志帝國首都還只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事，但僅僅幾十年，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已幾乎夷為平地，成了廢墟。縱然是廢墟，當時新當選的德國領導人阿登納還是擔心它仍然會給世界各國人民帶來心理威脅，不敢把它重新作為首都。他說：“一旦柏林再度成為首都，國外的不信任更是不可消除。誰把柏林作為新的首都，精神上就造成一個新的普魯士。”
那麼，什麼叫做精神上的普魯士，或者叫普魯士精神？更是眾說紛紜。最有名的是丘吉爾的說法：“普魯士是萬惡之源。”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正義的聲音，戰後盟軍正式公告永久地解散普魯士，國際間也沒有什麼異議。但是五十年後兩個德國統一，國民投票仍然決定選都柏林，而且也不諱言要復蘇普魯士精神。當然不是復蘇丘吉爾所憎惡的那種釀造戰爭和災難的東西，但究竟復蘇什麼，卻誰也說不明白。說不明白又已存在，這就是柏林的神秘、老練和厲害。
不管怎麼說，既然來到了柏林，我就要向它詢問一系列有關德國的難題。例如——
人類一共就遇到過兩次世界大戰，兩次都是它策動，又都是它慘敗，那麼，它究竟如何看待世界，看待人類？
在策動世界大戰前藝術文化已經光芒萬丈，遭到慘敗后經濟恢復又突飛猛進，是一種什麼力量，能使它在喧囂野蠻背後，保存起沉靜而強大的高貴？
歷史上它的思想啟蒙運動遠比法國緩慢、曲折和隱蔽，卻為什麼能在這種落後狀態中悄然湧出萊辛、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這樣的精神巨峰而雄視歐洲？有人說所有的西方哲學都是用德語寫的，為什麼它能在如此抽象的領域後來居上、獨佔鰲頭？
一個民族的邪惡行為必然導致這個民族的思維方式在世人面前大幅度貶值，為什麼唯有這片土地，世人一方面嚴厲地向它追討生存的尊嚴，一方面又恭敬地向它索求思維的尊嚴？它的文化價值，為什麼能浮懸在災難之上不受污染？
歌德曾經說過，德意志人就個體而言十分理智，而整體卻經常迷路。這已經被歷史反覆證明，問題是，是什麼力量能讓理智的個體迷失得那麼整齊？迷失之後又不讓個人理智完全喪失？
基辛格說，近三百年，歐洲的穩定取決於德國。一個經常迷路的群體究竟憑着什麼支點來頻頻左右全歐，連聲勢浩大的拿破崙戰爭也輸它一籌？
俄羅斯總統普京冷戰時代曾在德國做過情報工作，當選總統后宣佈，經濟走德國的路，世人都說他這項情報做得不錯。那麼，以社會公平和人道精神為目標的“社會市場經濟”，為什麼偏偏能成功地實施於人道記錄不佳的德國？
……
這些問題都會有一些具體的答案，但我覺得，所有的答案都會與那種隱隱然的氣勢有關。
世上真正的大問題都鴻蒙難解，過於清晰的回答只是一種邏輯安慰。我寧肯接受這樣一種比喻：德意志有大森林的氣質：深沉、內向、穩重和靜穆。
現在，這個森林裏瑞氣上升，祥雲盤旋，但森林終究是森林，不歡悅、不敞亮，靜靜地茂盛勃發，一眼望去，不知深淺。
墓地荒荒
一
問了好多德國朋友，都不知道黑格爾的墓在哪裏。後來在旅館接到一位長期在這兒工作的中國學人的電話，他是我的讀者，知道我的興趣所在，沒說幾句就問我想不想去祭拜一下黑格爾墓地。我一聽，正中下懷。
這位中國學人叫於興華，我沒見過，於是約好在勃蘭登堡門附近的國會大廈門口見面，他與太太開車來接我。
費里德利希大街往北，一條泥地小巷通向一個極不起眼的公墓，雜亂、擁擠、骯髒，很難相信這是歐洲陵園。如果不是他們夫妻帶領，我即使拿着地址也不敢進來。
我跟着他們在密密層層的墓廊間行走，等着出現一個比較空闊的墓地，誰知正是在最密集的地方停了下來。於興華說這就是，我將信將疑地看了他一眼，然後再看墓碑。將黑格爾的全名按字母排列拼了兩遍，沒錯，再細看生卒年份，也對。那麼，十八號墓穴安葬的，果真是黑格爾和他的夫人。斜眼一看，隔壁十九號，則是費希特和夫人。從公墓路邊張貼的一張紙上知道，茨威格也在裏邊，找了三圈沒找到。
這些大師在人類文化領域都頂天立地，沒想到在這裏卻摩肩接踵，擁擠在如此狹窄的空間。我不知道處處認真的德國人，為什麼這件事做得這麼潦草。大概有一個特殊的歷史原因，那就是這個地方屬於原來的東德。西德就好得多，我在那裏看到過一些不太重要的文化人墓地，都做得很講究。相信這裏不久就會有一次重大修繕。
我們三人在墓地間轉悠了很長時間，只在長長的雜草間見到一個活人，是一個埋頭讀書的男青年。問他茨威格的墓，他立即禮貌地站起來搖頭，然後向東邊一指：“我只知道布萊希特在那裏。”
這個男青年身邊的雜草間，還安置着一輛小小的嬰兒車，裏邊有一個嬰兒在熟睡。
墓園、荒草、嬰兒、書籍，看書看到一半左右環顧，一個個驚天動地的名字從書本滑向石碑，又從石碑返回書本，這兒是許多文化靈魂的共同終點。我重新遠遠地打量了一下那個男青年，心中產生了一點莫名的感動。
在這裏我突然明白，世間智者的歸宿處，正是後人靜讀的好地方。緊靠着偉大的靈魂消閑半日，也會使人們的心理更加健康。可惜我們中國的殯葬文化缺少這種境界，常常使長眠者過於孤苦，或過於熱鬧。
二
黑格爾的美學，我曾研習和講授多年，但今天站在他的墓前，想得最多的倒是他的國家理念。這是因為，我現在正旅行在榮辱交錯、分分合合的德國，有太多的信號天天從正面和反面誘發著這個話題。
我在過去的閱讀中知道，歐洲長期以來實行教權合一，很多人只知有教，不知有國。大約從十七世紀的“三十年戰爭”開始，互相之間打得熱火朝天，打得教皇權威大損，打得人們重新要以“民族國家”的概念來謀求領土和主權。
國家因戰爭而顯得重要，戰爭由國家來證明理由。“民族國家”的內涵，最早是由炮火硝煙來填充的。經過拿破崙戰爭，這一切都被描繪得更加濃烈，但當時在黑格爾的視野中，法國、英國、俄國都已經成為統一的主權國家，而他特別寄情的日耳曼民族居然還沒有。這使他產生了一種焦灼，開始呼喚國家，並對國家注入一系列終極性的理念。他認為國家是民族精神的現實化，因此應該享有最終決定的意志。他甚至肯定普魯士是體現“絕對精神”的最好國家。
我在黑格爾墓前想到他的國家理念，也由於看到與他相鄰的是費希特。對民族感情的直露表現，費希特更強過黑格爾。拿破崙入侵普魯士，對他刺激極大，並由此確認德意志人的天職就是建立一個正義的強權國家。這位哲學家已經按捺不住自己的社會責任，經常走出書齋和課堂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講。費希特最典型的演講詞是：朋友，你胸中還存在着德意志的心臟嗎？那就讓它跳動起來吧！你身上還流動着德意志的熱血嗎？那就讓它奔騰起來吧！
黑格爾把費希特的激情演講凝練成了國家學說。於是我想，眼前這兩個小小墳墓迸發過的情感和理念，曾對德國產生過巨大的負面作用。尤其是費希特對於國家擴充慾望的肯定，黑格爾關於戰爭是偉大純潔劑的說法，增添了普魯士精神中的有害成分。
費希特的老師是康德，但康德與他們有很大的不同。康德終身靜居鄉里，思維卻無比開闊。他相信人類理性，斷定人類一定會克服對抗而走向和諧，各個國家也會規範自己的行為，逐步建立良好的國際聯盟，最終建立世界意義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會”。正是這種構想，成了後來歐洲統一運動的理論根據。
我當然更喜歡康德，喜歡他跨疆越界的大善，喜歡他隱藏在嚴密思維背後的遠見。民族主權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歐洲的血火歷程早已證明，對此張揚過度必是人類的禍殃。人類共同的文明原則，一定是最終的方向。任何一個高貴的民族，都應該是這些共同原則的制定者、實踐者和維護者。
歐洲的文化良知，包括我敬仰的歌德和雨果，也持這種立場。
事實早已證明，而且還將不斷證明，很多邪惡行為往往躲在“民族”和“國家”的旗幡後面。我們應該撩開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類、反社會、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龐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併合力予以戰勝。否則，人類將面臨一系列共同的災難。大家已經看到，今天的絕大多數災難，已經沒有民族和國家的界限。
可惜，由於康德的學說太平靜，從來未曾引起社會激動。
這次我去不了康德家鄉，只能在黑格爾的墓地抬起頭來，向那裏遙望。但我已打聽清楚了去的路線，下次即使沒人帶路也能直接找到。
黑白照片
我前些年來柏林匆匆忙忙，想到柏林大學看看，問了兩位導遊都茫然不知，也就作罷了。
這次剛開口一問便有了答案，原來它早已改名為洪堡大學，紀念一個叫洪堡的人。
叫洪堡而又與這所大學密切相關的人有兩個，是兄弟。哥哥威廉·洪堡，柏林大學的創始人，傑出的教育家。正是他，首先提出大學除了教育之外還要注重科學研究，大學裏實行充分的學術自由，國家行政不得干涉。這些原則不僅有力地推動了科學發展，後來也為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大學所採納。弟弟亞歷山大·洪堡，是自然科學由十八世紀通向十九世紀的橋樑式人物，柏林大學名譽教授，去世時普魯士政府舉行國葬。這兩個洪堡，都非常了不起，那麼洪堡大學的命名是在紀念誰呢？就整體學術地位論，弟弟亞歷山大·洪堡高得多，但我猜想作為大學，還會取名於那位哥哥威廉·洪堡。其實這事一問便知，我卻不問，覺得說錯了也不要緊，反正是兄弟，只相差兩歲，兩人的塑像都豎立在校園裏。
校園裏危樓很多。那幢主樓顯得更有歷史，我進進出出、上樓下樓無數次，幾乎把每個角落都走遍了。走廊間有一扇扇木門，這些門都很高，有些新裝了自動感應開關，有些還須用手去推，很重。想當年黑格爾和愛因斯坦們，也總得先把厚厚的皮包夾在臂下，然後用力去推。還是這些紋飾，還是這些把手，從未更改。
也有一些中國人推過這些木門，像蔡元培。他作為留學生在這裏輕步恭行，四處留心，然後把威廉·洪堡的辦學主張帶回中國，成功地主持了北京大學。還有陳寅恪，不知在這裏推了多少次門，回去后便推開了中國近代史學的大門。
二樓門前有一個小型的教授酒會，好像是在慶祝一項科研項目通過鑒定，卻沒有什麼人致詞，各人來到后便在簽到簿上籤個名，然後拿一杯酒站着輕聲聊天，一片斯文。他們身後的過道牆上，很隨意地掛着一些不大的黑白照片，朦朧中覺得有幾幅十分眼熟，走近一看，每幅照片下有一行極小的字，伸脖細讀便吃驚。原來，這所學校獲諾貝爾獎的多達二十九人。這是許多大國集全國之力都很難想像的數字，這裏卻不聲不響，只在過道邊留下一些沒有色彩的面影，連照片下的說明，也都印得若有若無、模糊不清。照片又不以獲獎為限，很多各有成就的教授也在，特別是女教授們。
這種淡然，正是大學等級的佐證。
想到這裏我笑了起來，覺得中國大學的校長們能到這裏來看看，回去也許會撤除懸挂在校園裏的那些自我陶醉的大話。
空空的書架
從洪堡大學的主樓出來，發現馬路斜對面是圖書館，便覺得應該去看看。
圖書館靠馬路的一邊，有一個石鋪的小廣場，我正待越過，卻看見有幾個行人停步低頭在看地下，也就走了過去。地下石塊上刻了幾行字，是德文，便冒昧地請邊上的一位觀看者翻譯成英文。原來石塊上刻的是：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一群受納粹思想驅使的學生，在這裏燒毀了大量作家、哲學家和科學家的著作。
石塊的另一半刻的是：
燒書，可能是人們自我毀滅的前兆。
——海涅
就在這塊刻石的前面，地面上嵌了一塊厚玻璃，低頭探望，底下是書庫一角，四壁全是劫燒過後的空書架。
我不知道這是當年真實的地下書庫，還是後人為紀念那個事件所設計的一個形象作品，但不管是哪一種，看了都讓人震撼。反覆地從四個方向看仔細了，再移步過來把海涅的那句話重讀一遍。
由燒書不能不想到中國的“文革”。那樣的空書架在中國的哪個地方都出現過，而且比這裏的更近了三十多年，我不知道我們為什麼不能像他們這樣銘記、警示和坦陳。
這塊銘石，這個窗口，可看做是洪堡大學對學生的第一訓誡。
就這樣，這個學府用一頁污濁，換來了萬般莊嚴。
慕尼黑啤酒節
慕尼黑啤酒節，比我預想的好看。
醉態，誰都見過，但成千上萬人醉在一起，醉得忘記了身份和姓名，忘記了昨天和明天，實在壯觀。
醉態其實就是失態，失去平日的常態。常態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從眾慣性，這種慣性既帶來溝通的方便，又帶來削足適履的痛苦。更可怕的是，幾乎所有人都會對這種痛苦產生麻木，漸漸把囚禁當做了天然。因此，偶爾失態，反倒有可能是一種驚醒，一種救贖。
啤酒節，讓這種偶爾失態變成了群體公約。
端莊行走的老太太把吹氣紙龍戴在頭上，隨着她一伸一縮；滿臉責任的老大爺頂在頭上的是小酒桶，一步一顛。幾個人一見面高聲呼叫，像是死裏逃生、劫后重逢，又哭又笑地抱在一起，其實他們只不過是辦公室的同事，上午剛剛見過。很多年輕和年長的男女當街以熱烈的動作傾訴衷腸，看情景不像是戀人和夫妻。
幾個年輕人躺在街邊睡著了。更可佩服的是幾位老漢，筆挺地坐在人聲喧囂的路口石凳上，鼾聲陣陣。
一個穿着黑西裝、打着考究領帶的胖紳士，猛一看應該是部長或大企業家，一手向上伸直，以一個偏斜的角度舉着黑禮帽，不搖不晃，像端着一個盛滿水的玻璃盅，兩眼微閉，正步向前，別人都為他讓路，他就這麼一直走下去。
我身邊走着一位風度很好的中年男子，戴着眼鏡，笑容慈善。從外形看應該是大學教授，而且好像還沒喝酒。但很快我就發現錯了，是不是教授不知道，但一定已喝了不少，因為他突然感到了熱，想把褲子當街脫掉。
他輕聲用英語嘀咕：“抱歉，真熱！”便解開了自己的皮帶，把褲子脫了下來，露出了三角內褲，但他忘了先脫皮鞋，兩條褲腿翻轉過來緊緊地纏住了他的腳踝，把他絆倒在地。我們周圍的人都想攙扶他起來，誰知他突然生氣，覺得堂堂男子漢脫條褲子怎麼還要人侍候，便揮手把我們趕開。
兩位上了年紀的婦女估計是虔誠的教徒，滿臉同情地靠近前去不斷詢問：“你有什麼需要我們幫助的嗎？”這使他更火了，從喉嚨底吼了一聲，只顧狠命地拉扯褲子，把褲子的一個口袋底子給拉扯了下來。這時有一群同樣喝醉酒的年輕人上前圍住了他，嘲笑他的酒量，猜測他的職業，他幾次想站起身來把他們趕走，但每次都重重地絆倒。
這條路上本來就很擁擠，他這麼一鬧幾乎堵塞了人流。於是很快，有七位警察把他圍住了，五位男警察，兩位女警察。男警察七手八腳把他從地上扶了起來，只聽一位女警察在說：“你怎麼可以在大街上脫褲子？你看有多少人在看你！”
這話使他惱羞成怒，向著女警察一揚手：“誰叫你們女人看了！”但畢竟已經無法控制自己的動作，這手揚到了女警察的肩膀。
“好啊你還動手！”女警察正想找理由把他架走，這次順勢抓住了他的手，只輕輕一扭，就反到了背後。別的警察合力一抬，就把這位只穿三角內褲、又拖着纏腳長褲的體面男子抬走了。男女警察都在笑，因為他們知道他只是喝醉在啤酒節上，與品質無涉，甚至也未必是酒鬼。
正在這時，一輛鳴着警笛的救護車戛然停下，跳下幾位白衣醫生，去抬另外兩位醉卧在街心的壯漢，和一位因喝多了而哭泣不止的女郎。
我突然發現，腳邊有一副眼鏡，是剛才教授模樣的脫褲男子丟下的，便連忙撿起來去追那群抬着他的警察。我想，如果他真是教授，明天還要上課，沒有眼鏡挺麻煩。
“喂——”我終於追上了他們，正要向警察遞上眼鏡，但猶豫了。因為這支抬醉漢的警察隊伍此刻已被更多的醉漢簇擁着，那些醉漢正興高采烈地向警察遞上一杯杯啤酒和別的吃食，像是在慰問辛勞，警察們又好氣又好笑地一一擋回、推開。我如果在這種熱鬧中擠進去遞上一副眼鏡，在一片嘈雜聲中又說不清話，結果會是怎樣？
沒準兒警察會說：“這個東方人醉得離譜，居然送給我一副眼鏡！”
我只能向警察說明我沒醉，但是“我沒醉”恰恰是醉漢的口頭禪。
於是明白，在這裏，不存在醉和沒醉的界線。啤酒節的最高魅力，是讓沒醉的人有口難辯。
那就乾脆取消自我表白，我快速地把眼鏡塞在一位警察手上，指了指被抬的醉漢，說聲“他的”，便轉身離開。
誰能辨認
一
二十年前，我在一部學術著作中描述過歌德在魏瑪的生活。歌德在那座美麗的小城裏一直養尊處優，從二十幾歲到高壽亡故，都是這樣。記得最早讀到這方面資料時我曾經疑惑重重，因為我們歷來被告知一切優秀的文學作品總與作家的個人苦難直接相關。也許歌德是個例外，但這個例外的分量太重，要想刪略十分不易。
由這個例外又想起中國盛唐時期的大批好命詩人，以及托爾斯泰、雨果、海明威等很多生活優裕的外國作家，似乎也在例外之列，我的疑惑轉變了方向。如果一個文學規律能把這麼多第一流的大師排除在外，那還叫什麼規律呢？
今天到了魏瑪才明白，歌德在這兒的住宅，比人們想像的還要豪華。
整個街角一長溜黃色的樓房，在鬧市區佔地之寬讓人誤以為是一個重要國家機關或一所貴族學校，其實只是他個人的家。進門一看裏邊還有一棟，與前面一棟有幾條甬道相連，中間隔了一個石地空廊，其實是門內馬車道。車庫裏的馬車一切如舊，只是馬不在了。
車庫設在內樓的底層，樓上便是歌德的生活區。卧室比較樸素，書庫里的書據說完全按他生前的模樣擺放，一本未動。至於前樓，則是一個宮殿式的交際場所，名畫名雕，羅陳有序，重門疊戶，裝潢考究，好像走進了一個博物館。
腳下吱吱作響的，是他踩踏了整整五十年的樓板，那聲音，是《浮士德》一句句誕生的最早節拍。
我一間間看得很細很慢，夥伴們等不及了，說已經與歌德檔案館預約過時間，必須趕去了。我說我還沒有看完，你們先去，我一定找得到。
夥伴們很不放心地先走了，我乾脆耐下心來，在歌德家裏一遍遍轉。直轉到每級樓梯都踏遍，每個角落都拐到，每個柜子都看熟，才不慌不忙地出來，憑着以前研究歌德時對魏瑪地圖的印象，穿舊街，過廣場，沿河邊，跨大橋，慢慢向感覺中的檔案館走去。
路並不直，我故意不問人，只顧自信地往前走。果然，檔案館就在眼前。夥伴們一見就歡叫起來。
檔案館是一個斜坡深處的堅固老樓。在二樓上，我看到了他們的筆跡。
歌德的字斜得厲害，但整齊瀟洒，像一片被大風吹伏了的柳枝。席勒的字正常而略顯自由，我想應該是多數西方作家的習慣寫法。最怪異的莫過於尼采，思想那麼狂放不羈，手稿卻板正、拘謹，像是一個木訥的抄寫員的筆觸。
二
歌德到魏瑪來是受到魏瑪公國卡爾·奧古斯特公爵的邀請，當時他只有二十六歲。
德國在統一之前，分為很多小邦國，最多時達到二三百個。這種狀態非常不利於經濟的發展、風氣的開化，但對文化卻未必是禍害。有些邦國的君主好大喜功，又有一定的文化修養，樂於召集文化名人，很多精英也因此而獲得了一個安適的創作環境。德國在統一之前湧現的驚人文化成果，有很大一部分就與此有關。反之，面對統一的強權，帝國的狂熱，卻很難有像樣的文化業績。
歌德在魏瑪創造的文化業績，遠遠超過魏瑪公爵的預想，尤其是他與席勒相遇之後。
歌德和席勒在魏瑪相遇之時，“狂飆突進運動”的風頭已經過去，而他們已在開創一個古典主義時代。歷史將承認，德國古典主義的全盛時代，以他們的友誼為主要標誌，也以魏瑪為主要標誌。
三
看完歌德檔案館，我們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館坐了一會兒，便去看席勒故居。
席勒故居是一座不錯的臨街小樓，但與歌德的家一比，就差得太遠了。由此，不能不想起歌德和席勒的私人關係。
就人生境遇而言，兩人始終有很大的差距，歌德極盡榮華富貴，席勒時時陷於窘迫。
他們並不是一見如故，原因就在於差距，以及這種差距在兩顆敏感的心中引起的警惕。
從種種跡象看，兩人的推心置腹是在十八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席勒命苦，只享受這份友情十年。歌德比席勒年長十歲，但在席勒死後又活了二十多年，承受了二十多年刺心的懷念。
在他們交往期間，歌德努力想以自己的地位和名聲幫助席勒，讓他搬到魏瑪來住，先借居在自己家，然後幫他買房。平日也不忘資助接濟，甚至細微如送水果、木柴。當然，更重要的幫助是具體地支持席勒的創作活動。反過來，席勒也以自己的巨大天才重新激活了歌德已經被政務纏疲了的創作熱情，使他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
他們已經很難分開，但還是分開了。他們同時生病，歌德抱病探望席勒，後來又在病床上得知摯友亡故，泣不成聲。席勒死時家境窮困，他的骨骸被安置在教堂地下室，這不是家屬的選擇，而是家屬的無奈。病中的歌德不清楚下葬的情形，他把亡友埋葬在自己心裏了。
沒想到二十年後教堂地下室清理，人們才重新記起席勒遺骸的問題。沒有明確標記，一切雜亂無章。哪一具是席勒的呢？這事使年邁的歌德一陣驚恐，二十年對亡友的思念積累成了一種巨大的愧疚，愧疚自己對於亡友後事的疏忽。他當即自告奮勇，負責去辨認席勒的遺骨。
在狼藉一片的白骨堆中辨認二十年前的顱骨，這是連現代法醫學鑒定家也會感到棘手的事，何況歌德一無席勒的醫學檔案，二無起碼的鑒定工具。他唯一藉助的，就是對友情的記憶。天下能有多少人在朋友遺失了聲音、遺失了眼神，甚至連肌膚也遺失了的情況下仍然能認出朋友的遺骨呢？
我猜想，歌德決定前去辨認的時候也是沒有把握的，剛剛進入教堂地下室的時候也是驚恐萬狀的。但他很快就找到了唯一可行的辦法：捧起顱骨長時間對視。
這是二十年前那些深夜長談的情景的回復，而情景總是具有刪削功能和修補功能。於是最後捧定了那顆顱骨，昂昂然地裹捲起當初的依稀信息。歌德小心翼翼地捧持着前後左右反覆端詳，最後點了點頭：“回家吧，偉大的朋友，就像那年在我家寄住。”
歌德先把席勒的顱骨捧回家中安放，隨後着手設計棺柩。那些天他的心情難以言表，確實是席勒本人回來了，但所有積貯了二十年的傾吐都沒有引起回應，每一句都變成自言自語。
這種在亡友顱骨前的孤獨是那樣的強烈，蒼老的歌德實在無法長時間承受，他終於在魏瑪最尊貴的公侯陵為席勒找了一塊比較理想的遷葬之地。
誰知一百多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席勒的棺柩被保護性轉移，戰爭結束后打開一看，裏面又多了一顆顱骨。估計是當初轉移時工作人員手忙腳亂造成的差錯。
那麼，哪一顆是席勒的呢？世上已無歌德，誰能辨認！
席勒，也只有在歌德面前，才覺得有必要脫身而出。在一個沒有歌德的世界，他脫身而出也只能領受孤獨，因此也許是故意，他自甘埋沒。
龐大的無聊
今天，我上山走進了海德堡最大的古城堡。站在平台崗樓上，可以俯視腳下的一切水陸通道、市鎮田野，遙想當年如有外敵來襲或內亂髮生，全部都在眼底，而背後的幾層大門又築造得既雄偉又堅牢，真可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就在這個城堡里，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酒桶。
這個酒桶還有名字，叫卡爾·路德維希酒桶，安放在城堡中心廣場西邊一座碉堡形的建築中。酒桶卧放，站在地上仰視就像面對一座小山。酒桶下端有閥門，是取酒的所在，但怎麼把酒裝進去呢？那就要爬到上面去了。為此，桶的兩邊有四十多級木樓梯，樓梯上還有幾個拐彎，直到頂部。
我看到樓梯陡峭，就很想去攀爬，當然也想看看頂上那個裝酒的口閥。
找到一位管理人員，正想動問又猶豫了，因為他的臉像這城堡一般陰森冷漠。轉念一想，既然走到了他的面前還是硬着頭皮問吧，誰知他毫無表情地吐出來的話竟是這樣：“為什麼不能爬？請吧，但要小心一點。”
樓梯爬到一半，看到酒桶外側的牆上有一些很小的窗洞，可能是為了空氣流通。樓梯的盡頭就是酒桶的上端表面，可以行走，裝酒的閥門倒是不大，緊緊地擰住了。
下樓梯回到平地再抬頭，心想這麼巨大的貯存量，即便全城堡的人都是海量酒仙，天天喝得爛醉，也能喝上幾十年。據記載，這個酒桶可容納葡萄酒二十多萬升。城堡開宴會時如果賓客眾多，一天就能喝掉兩千多升。人人爛醉，等醒了以後再把酒桶加滿。
我估計這個城堡的主人一定遭受過枯竭的恐懼，因此以一種誇張的方式來表達對未來危機的隱憂。大得不能再大的酒桶傲視着小得不能再小的窗洞，窗洞外不可預料的險惡土地為萬斛美酒的貯存提供了理由。
但是，我眼中的這個酒桶又蘊藏着一個問題：再大也只能貯存一種酒，如果困守時間很長，對於這個城堡而言在口味上是否過於單調？
於是，它在無意之間完成一個邏輯轉換。為了安全，必須營造保障；而與此同時，也正是在營造單調和無聊。
但是，單調和無聊的生活，並不是安全的保障。十七世紀後期，這個看起來堅不可摧的城堡居然被法國人攻入，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堡的守衛者都喝醉了。
學生監獄
我對海德堡大學的最初了解是因為一個人。忍不住，便在街邊書攤上與兩位大學生搭訕，問他們什麼系，答是社會學系，我想正巧，便緊追着問：“你們那裏還有馬克斯·韋伯（MaxWeber）學派嗎？”他們說：“他是上一代的事情了，我們已經不讀他的書。可能老師中有他的學派吧。”
我很悵然，繼續沿着大街往前走。突然在一條狹窄的橫路口上看到一塊藍色指示牌，上面分明寫着：學生監獄。
這塊牌子會讓不少外來旅行者大吃一驚，而我則心中一喜，因為以前讀到過一篇文章，知道那隻不過是一處遺迹，早已不關押學生。是遺迹而不加註明，我想是出於幽默。
當然要去看看，因為這樣的遺迹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個。
順着指示牌往前走，不久見到一幢老樓，門關着，按鈴即開。穿過底樓即見一個小天井，沿樓梯往上爬，到二樓樓梯口就已經是滿壁亂塗的字畫，三樓便是“監獄”。四間“監房”，一個高蹲位的廁所。房內有舊鐵床和舊桌椅，四壁和天花板上，全是頑皮的字畫。
其實這個“監獄”只用了兩年，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四年，是校方處罰調皮學生的場所。哪個學生酗酒了、打架了，或觸犯了其他規矩，就被關在這裏，只供應水和麵包，白天還要老老實實去上課。
畢竟不是真的監獄，沒有禁止從別處買了食物進來，也沒有禁止別的同學探望，因此這裏很快成了學生樂園。好多學生還想方設法故意違反校規，爭取到這裏來“關押”。
我請一位科隆大學社會學系的四年級學生把牆上胡亂塗寫的德文翻譯一下，他細細辨認了一會兒就笑着讀了出來：
“嘿，我因頑皮而進了監獄！”
“這裏的生活很棒，我非常喜歡，因此每次離開都感到心痛，真遺憾這次的關押期是兩天而不是十倍。”
可見這位學生是這裏的常客，早已把處罰當做了享受。這倒讓我們看到一個有趣的邏輯：世間很多強加的不良待遇，大半出於施加者自己的想像，不一定對得上承受者的價值系統。有時，承受者正求之不得呢。
牆上還赫然寫着被關押學生自己訂出來的監規：
一、本監獄不得用棍子打人；
二、本監獄不得有警察進入；
三、若有狗和女人進入本監獄，要系鏈子。
這第三條監規污辱了女性，很不應該。但也證明，這所“監獄”是很純粹的“男子監獄”，當時的女學生老實聽話，不會犯事。這條監規可能是一個一連被幾個女同學告發而收監的男生制定的吧？
“學生監獄”關閉在一九一四年，大概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有關。如果真是這樣，它關閉得太有氣派了。
我覺得，這所“學生監獄”在以下幾個方面很有意思——
第一，當時的校方很有意思，居然私設公堂，自辦監獄。這在世界上可能也是絕無僅有的事，所以引起很多遊人的好奇。校方對學生無奈到了什麼地步，可想而知。但現在看來，真正犯法的是校方；
第二，當時的學生很有意思，居然已經調皮搗蛋到要迫使校方採取非法手段了。但他們調皮搗蛋的極致，不是反抗，不是上訴，而是把“監獄”變成了樂園。青春的力量實在無可壓抑，即便是地獄也能變成天堂；
第三，這個地方按原樣保存至今的想法很有意思，或者說把沒意思變成了有意思。海德堡大學輝煌幾百年卻並不反對把這幾間荒唐的陋房展示世人，各國遊客可能完全不知道這所大學的任何學術成就，只知道有這麼一個“學生監獄”。對此，沒有一個教授聲淚俱下地提出抗議，像我們常見的那樣，批判此舉有損於大學聲譽。大學的魅力就在於大氣，而大氣的首要標誌是對歷史的幽默；
第四，遠道而來的各國遊客很有意思。他們來海德堡非得到這裏看看不可，看了那麼一個破舊、局促的小空間卻毫不抱怨，只一味樂呵呵地擠在那裏流連半天。尤其那些上了年紀的女士，戴着老花眼鏡讀完牆上那些污辱女性的字句一點兒也不生氣，居然笑得彎腰揉肚。
按年齡算，她們只能是那些男孩子的孫女一輩。也許，她們正是因為在這裏看到了祖父們的早年真相，而深感痛快。
她們的笑聲使我突然領悟，頑皮的男孩子聚在一起怎麼都可以，就怕被女孩子嘲笑。因此，他們拒絕女孩子進“監獄”，就是拒絕女孩子的笑聲，而拒絕，正證明心裏在乎。對於這個邏輯，今天這些上了年紀的女人全都懂得，因此笑得居高臨下，顛倒了輩分。
戰神心軟了
這曾經是世間特別貧困的地方。
貧困容易帶來戰亂。但荒涼的中部山區有一位隱士早就留下遺言：“只須衛護本身自由，不可遠去干預別人。”
話是對的，卻做不到。太窮了，本身的一切無以衛護，干預別人更沒有可能。但是，別人互相干預的時候來雇傭我們，卻很難拒絕。
結果，有很長一段時間，歐洲戰場上最英勇、最忠誠的士兵，公認是瑞士兵。瑞士並沒有參戰，但在第一線血灑疆場的卻是成批的瑞士人。更觸目驚心的是，殺害他們的往往也是自己的同胞，這些同胞受雇於對方的主子。
瑞士人替外國人打仗，並不是因為人口過剩。他們人口一直很少，卻緊巴巴地投入了這種以生命為唯一賭注的營生。說是“賭注”又於心不忍，因為賭注總有贏的可能，但他們卻永遠贏不到什麼。即便打勝了，贏的是外國主子，還有作為中介商的本國官僚，自己至多暫時留下了一條性命。
這樣的戰爭，連一點愛國主義的欺騙都沒有，連一點道義憤怒的偽裝都不要，一切只是因為雇傭，卻不知道雇傭者的姓名和主張，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發動這次戰爭。為了一句話？為了一口氣？為了一座城堡？為了一個女人？都有可能。
這是一場陌生人的對弈，卻把兩群瑞士人當做了棋子。
說起來這樣的戰爭真是純粹，只可憐那些棋子是有血有肉、有家有室的活人。殺喊和慘叫中裹卷的是同一種語言，與雙方主子的語言都不相同。可能，側耳一聽那喊聲有點熟悉，但刀劍已下，喊聲已停，只來得及躲避那最後的眼神——這種情景應該經常都在發生。
這段歷史的正面成果，是養成了一種舉世罕見的忠誠。忠誠不講太多的理由，有了理由就有可能改變理由，不再是絕對的忠誠。因此，戒備森嚴的羅馬教皇對貼身衛士的挑選只有一個要求：瑞士兵。
直到今天，羅馬教廷的規矩經常修改，他們的多數行為方式也已緊貼現代，唯有教皇的衛士，仍然必須是瑞士兵。
但是，除了教皇那裏，瑞士早已不向其他地方輸送雇傭兵。這是血泊中的驚醒，恥辱中的自省。他們畢竟是老實人，一旦明白就全然割斷，不僅不再替別人打仗，自己也不打仗，乾脆徹底地拒絕戰爭。
於是他們選擇了中立。
其實，他們原來也一直中立着，因為任何一方都可以雇傭他們，他們沒有事先的立場。如果有了立場就要因僱主的不同而一次次轉變，多麼麻煩，因此只能把放棄立場當做職業本能。
從接受戰爭的中立，到拒絕戰爭的中立，瑞士的民族集體心理，實在是戰爭心理學的特殊篇章，可惜至今缺少研究。
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已經為它的中立提供了奇迹般的機會，而它，也成了世界的奇迹。
瑞士沒有出現鐵腕人物，也沒有發現珍貴礦藏，居然在一百多年間由一個只能輸出雇傭軍的貧困國家躍上了世界富裕的峰巔，只因它免除了戰爭的消耗，還成了人才和資金的避風港。
中立是戰爭的寵兒，也是交戰雙方的需要。
也許，這是戰神對他們的補償？戰神見過太多瑞士兵的屍體，心軟了。
那年月，瑞士實在讓人羨慕。我曾用這樣幾句話進行描述——
人家在製造槍炮，他們在製造手錶，等到硝煙終於散去，人們定睛一看，只有瑞士設定的指針，遊走在世界的手腕上。
阿勒河
在歐洲，可以佩服的人很多，其中包括一大批我不知道名字的城市設計者。
本來，現代和古典，是一對難以協調的矛盾。但是，歐洲很多城市卻把兩者協調得非常妥帖，甚至在兩方面都逼近了極致，為人類的聚居方式建立了典範。
然而，聰明的歐洲設計者們知道，真正要讓一座城市與眾不同，更重要的是處理城市和自然的關係，這比現代和古典的關係更加難辦。
城市的出現，本來是對自然狀態的擺脫。但是，當它們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走向“否定之否定”，把自然之美看做城市美學的最前沿。
這事早就開始努力，因此很多城市有山有河，有湖有林。可惜的是，時間一長，這些山河湖林也漸漸城市化，像威尼斯的那些河道，巴黎的塞納河，都是如此。美則美矣，卻承擔太重，裝扮太累，已不成其為自然。
這總於心不甘。有沒有可能來一個倒置：讓城市百物作為背景，作為陪襯，只讓自然力量成為主題，把握局面？
聞名遐邇的“維也納森林”很棒，可惜只圍在郊外。柏林就不同了，活生生把森林的靈魂和氣息引進市中心，連車流樓群也壓不過它。
更叫我滿意的便是瑞士首都伯爾尼。那條穿越它的阿勒河（Aare）不僅沒有被城市同化，而且還獨行特立，無所顧忌，簡直是在牽着城市的鼻子走，頤指氣使，手到擒來。
伯爾尼把中心部位讓給它，還低眉順眼地從各個角度貼近它。它卻擺出一副主人氣派，水流湍急，水質清澈，無船無網，只知一路奔瀉。任何人稍稍走近就能聞到一股純粹屬於活水的生命氣息，這便是它活得強悍的驗證。
它伸拓出一個深深的峽谷，兩邊房舍樹叢都恭敬地排列在峽坡上，只有它在運動，只有它在揮灑，其他都是拜謁者，寄生者。由於主次明確，阿勒河保持住了自我，也就是保持住了自己生命的原始狀態。與那些自以為在城市裏過得熱鬧、卻早已被城市收伏的山丘河道相比，它才算真正過好了。
這就像一位草莽英雄落腳京城，看他是否過好了，低要求，看他擺脫草莽多少；高要求，看他保留多少草莽。
突破的一年
那天我獨自在伯爾尼逛街。由於早就摸清了路線，腳步就變得瀟洒，只一味搖搖擺擺、東張西望。
克拉姆大街起頭處有一座鐘樓，形體不像別的鐘樓那樣瘦伶伶地直指藍天，而是胖墩墩地倚坐街市，別有一番親切。它的鐘面大於一般，每小時鳴響時又玩出一些可愛的小花樣，看的人很多。此刻正是敲鐘時分，我看了一會兒便從人群中鑽出，順着大街往東走。
突然覺得右首一扇小門上的字母拼法有點眼熟，定睛一看居然是愛因斯坦故居。我認了認門，克拉姆大街四十九號，然後快速通知夥伴，要他們趕緊來看。
現代國際間各個城市的文化史，其實就是文化創造者們的進出史、留駐史。因此，在伯爾尼街頭看到愛因斯坦蹤跡，應該當做一回事。夥伴們一聽招呼就明白，二話不說跟着走。
沒有任何醒目的標記，只是沿街店面房屋中最普通的一間。一個有玻璃窗格的木門，上面既寫着愛因斯坦的名字，又寫着一家餐廳的店名。推門進去，原來底樓真是一家餐廳，順門直進是一條通樓梯的窄道，上了樓梯轉個彎，二樓便是愛因斯坦故居。
這所房子很小，只能說是前後一個通間。前半間大一點，二十平方米左右吧，後半間很小，一門連通，門邊稍稍一隔又形成了一個可放一張書桌的小空間。那張書桌還在，是愛因斯坦原物。桌前牆上醒目地貼着那個著名的相對論公式：E=mc2；上面又寫了一行字：一九〇五年，突破性的一年。
故居北牆上還用德文和英文寫出愛因斯坦的一段自述：“狹義相對論是在伯爾尼的克拉姆大街四十九號誕生的，而廣義相對論的著述也在伯爾尼開始。”
夥伴們很奇怪，英語並不好的我怎麼能隨口把“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這些物理學專用名詞譯出來，我說我很早就崇拜他了，當然關注他的學說。但自己心裏知道，當初關注的起因不是什麼相對論，而是一位攝影師。
那是六十年代初我還在讀書的時候，偶爾在書店看到一本薄薄的愛因斯坦著作，誰知一翻就見到一幀驚人的黑白照片。鬚髮皆白，滿臉皺紋，穿着一件厚毛線衣，兩手緊緊地扣在一起，兩眼卻定定地注視着前方。側逆光強化了他皺紋的深度，甚至把老人斑都照出來了。當時我們的眼睛看慣了溜光水滑、大紅大綠的圖像，一見這幀照片很不習慣，甚至覺得醜陋，但奇怪的是明明翻過去了還想翻回來，一看再看。他蒼老的眼神充滿了平靜、天真和慈悲，正好與我們經常在書刊照片里看到的那種亢奮激昂狀態相反。我漸漸覺得這是一種丑中之美，但幾分鐘之後又立即否定：何丑之有？這是一種特殊的美！——我一生無數次地轉換過自己的審美感覺，但在幾分鐘之內如雷轟電擊般地把丑轉為美，卻僅此一次。我立即買下了這本書，努力啃讀他的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那時正好又熱衷英文，也就順便把扉頁中的英文標題記住了。書中沒有註明拍那張照片的攝影師名字，這便成了我的人生懸案。後來當然知道了，原來是二十世紀最傑出的人像攝影大師卡希（Karsh），我現在連他的攝影集都收集齊了。
人的崇拜居然起始於一張照片中的眼神，這很奇怪，在我卻是事實。我仍然搞不清相對論，只對愛因斯坦的生平切切關心起來。因此站在這個房間裏我還能依稀說出，愛因斯坦住在這裏時應該還是一名專利局的技術員，結婚才一二年吧，剛做父親。
管理故居的老婦見我們這群中國人指指點點，也就遞過來一份英文資料，可惜她本人不大會說英文。接過資料一看，才明白愛因斯坦在這裏真是非同小可，他的一九〇五年驚天動地：
三月，提出光量子假說，從而解決了光電效應問題；
四月，完成論文《分子大小的新測定方法》；
五月，完成了對布朗運動理論的研究；
六月，完成論文《論動體的電動力學》，提出了狹義相對論；
九月，提出質能相當關係理論；
……
這一年，這間房子裏的時間價值需要用分分秒秒來計算，而每個價值都指向著世界一流、歷史一流。
這種說法一點兒也不誇張。去年美國時代雜誌評選世紀人物，結果整個二十世紀，那麼多國家和行當，那麼多英雄和大師，只留下一位，即愛因斯坦。記得我當時正考察完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文明、印度河—恆河文明抵達尼泊爾，喜馬拉雅山南麓加德滿都的街市間全是愛因斯坦的照片，連世界屋脊的雪峰絕壁都在為他壯威。
二十世紀大事連連，勝跡處處，而它的最高光輝卻閃耀在剛剛開始了五年的一九〇五年，它的最大勝跡卻躲縮在這座城市這條大街的這個房間，真是不可思議。難道，那麼多戰旗獵獵的高地、雄辯滔滔的廳堂、金光熠熠的權位都被比下去了？
正想着，抬頭看到牆上還有他的一句話，勉強翻譯應該是：
一切發現都不是邏輯思維的結果，儘管那些結果看起來很接近邏輯規律。
我當然明白他的意思，知道他否定邏輯思維是為了肯定形象思維和藝術思維，於是心中竊喜。
這便是我知道的那位愛因斯坦，雖然身為物理學家，卻經常為人文科學張目。愛因斯坦的文集裏邊有大量人文科學方面的篇章，尤其是他對宗教、倫理、和平、人權、生活目標、個人良心、道義責任和人類未來的論述，我讀得津津有味，有不少句子甚至刻骨銘心。
在故居里轉了兩圈，沒找到衛生間，開始為愛因斯坦着急起來。怕他也像當初我們住房困難時那樣，與別人合用衛生間。這種每天無數次的等待、謙讓、道謝、規避，發生在他身上是多麼不應該。但一問之下，果然不出所料，順樓梯往下走，轉彎處一個小門，便是愛因斯坦家與另外一家合用的衛生間。
正在這時，鐘樓的鐘聲響了。這是愛因斯坦無數次聽到過的，尤其是在夜深人靜時分。
愛因斯坦在伯爾尼搬過好幾次家，由於這間小房是相對論的誕生地，因此最為重要。但瑞士不喜歡張揚，你看這兒，只讓一位老婦人管着，有人敲門時她就去開一下，動作很輕，怕吵了鄰居。樓下那個嘈雜的小餐廳，也沒有讓它搬走，那就只能讓它的名字在玻璃門上與愛因斯坦並立，很多旅人看到后猜測疑惑，以為那家餐廳的名字就叫“愛因斯坦故居”，終於沒有推門而入。
伯爾尼以如此平淡的方式擺出了一種派頭，意思是，再偉大的人物在這裏也只是一個普通市民。比之於我們常見的那種不分等級便大肆張揚的各色“名人故居”，這種方式更讓人舒服。
希隆的囚徒
一
瑞士小，無所謂長途。從伯爾尼到洛桑，本來就不遠，加上風景那麼好，更覺其近。
然而，就在算來快到的時候，卻浩浩然、蕩蕩然，瀰漫出一個大湖。這便是日內瓦湖，又叫萊芒湖，也譯作雷夢湖。我們常在文學作品中看到這些不同的名字，其實是同一個湖。
瑞士有好幾個語言族群，使不少相同的東西戴有不同的名目，誰也不願改口，給外來人造成不少麻煩。但日內瓦湖的不同叫法可以原諒，它是邊境湖，一小半伸到法國去了，而且又是山圍雪映、波譎雲詭，豐富得讓人不好意思用一個稱呼把它叫盡。
忽然，我和夥伴們看到了湖邊的一座古堡。在歐洲，古堡比比皆是，但一見這座，誰也挪不動步了。
先得找旅館住下。古堡前有個小鎮叫蒙特爾，鎮邊山坡上有很多散落的小旅館，都很老舊，我們找了一家最老的入住，滿心都是富足。
這家旅館在山坡上，迎面是一扇老式玻璃木門，用力推開，沖眼就是高高的石梯。扛着行李箱一步步挪上去，終於看到了一個小小的櫃枱。辦理登記的女士一見我們扛了那麼多行李有點慌張，忙說有搬運工，便當著樓梯仰頭呼喊一個名字。沒聽見有答應，這位女士一迭連聲地抱歉着為我們辦登記手續，發放鑰匙。
我分到三樓的一間，扛起行李走到樓梯口，發現從這裏往上的樓梯全是木質的，狹窄，跨度高，用腳一踩咯吱咯吱地響。我咬了咬牙往上爬，好不容易到了一個樓面，抬頭一看標的是“一樓”。那麼，還要爬上去兩層。斜眼看到邊上有一個公共起坐間，不大，卻有鋼琴、燭台、絲絨沙發、刺繡靠墊，很有派頭。
天下萬物凡“派頭”最震懾人。別看這個旅館今天已算不上什麼，在一百年前應該是歐洲高層貴族的駐足之地。他們當年出行，要了山水就要不了豪邸，這樣的棲宿處已算相當愜意。算起來，人類在行旅間的大奢大侈，主要發生在二十世紀。
很快到了三樓，放下行李摸鑰匙開門，出現在眼前的是一個鋪着地毯的小房間，傢具全是老的。老式梳妝枱已改作寫字枱，可惜太小；老式木床有柱有頂，可惜太高。難為的是那廁所，要塞進那麼多現代設備，顯得十分狼狽。雕花桿上纏電線，卷頁窗上嵌空調，讓人見了只想不斷地對它們說“對不起”。
從廁所出來走到正房的窗口，想看看兩幅滾花邊的窗帘後面究竟是什麼。用力一拉沒有拉動，反而抖下來一些灰塵。這讓我有點不愉快，又聯想到當年歐洲貴族對衛生並沒有現在這麼講究。特別講究衛生的，應該是經常擦擦抹抹的小康之家，貴族要的是陳年紋飾、祖輩幽光，少不了斑駁重重、細塵漫漫。於是放輕了手慢慢一拉，開了。一開就呆住，窗外就是日內瓦湖和那個古堡。
我在這些事情上性子很急，立即下樓約夥伴們外出。但他們這時才等來一位搬運工，不知什麼時候搬得完行李，便都勸我，天已漸晚，反正已經住下了，明天消消停停去看不遲，匆忙會影響第一感覺。這話有理，然而我又哪裏等得及，二話不說就推門下坡，向古堡走去。
這古堡真大，猛一看像是五六個城堡擠縮在一起了，一擠便把中間一個擠出了頭，昂挺挺地成了主樓。前後左右的樓體在建造風格上並不一致，估計是在不同的年代建造的，但在色調上又基本和諧。時間一久，櫛風沐雨，更蒼然一色，像是幾個年邁的遺民在劫難中相擁在一起，打眼一看已分不出彼此。
這個古堡最勾人眼睛的地方，是它與岩石渾然一體，好像是從那裏生出來的。岩石本是湖邊近岸的一個小島，須過橋才能進入，於是它又與大湖渾然一體了，好像日內瓦湖從產生的第一天起就擁有這個蒼老的倒影。
面對這樣的古迹是不應該莽撞進入的。我慢慢地跨過有頂蓋的便橋，走到頭，卻不進門，又退回來，因為看到橋下有兩條伸入水中的觀景木廊。下坡，站到木廊上，抬起頭來四處仰望。
這古堡有一種艱深的氣韻。我知道一進門就能解讀，但如此輕易的解讀必然是誤讀。就像面對一首唐詩立即進入說文解字，抓住了局部細節卻丟棄了整體氣韻，是多麼得不償失。我把兩條水上木廊都用盡了，前幾步後幾步地看清楚了古堡與湖光山色之間的各種對比關係，然後繼續後退，從岸上的各個角度打量它。這才發現，岸邊樹叢間有一個小小的售貨部。
與歐洲其他風景點的售貨部一樣，這裏出售的一切都與眼前的景物直接有關。我在這裏看到了古堡在各種氣候下的照片，晨霧裏，月色下，夜潮中。照片邊上有一本書，封面上的標題是CHILLON，下方的照片正是這個古堡，可見是一本介紹讀物。連忙抽一本英文版出來問售貨部的一位先生，他說這正是古堡的名字，按他的發音，中文可譯作希隆，那麼古堡就叫希隆古堡。
全書的大部分，是“希隆古堡修復協會”負責人的一篇長文，介紹了古堡的歷史，此外還附了英國詩人拜倫的一篇作品，叫《希隆的囚徒》。修復協會負責人在文章中說，正是拜倫的這篇作品，使古堡名揚歐洲，人們紛紛前來，使瑞士成了近代旅遊業的搖籃，而這個古堡也成了瑞士第一勝景。
又是拜倫！記得去年我在希臘海神殿也曾受到過拜倫刻名的指點，聯想到蘇曼殊譯自他《唐璜》的那一段《哀希臘》。但今天在這兒卻發矇了，因為我對拜倫作品的了解僅止於《唐璜》。我手上這本書里的附文，並非詩體，大概是從他的原作改寫的吧？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售貨部那位先生的知識水平，我問了半天他永遠是同樣的回答：“對，拜倫！拜倫！一個出色的英國人！”
這本薄薄的書要賣七個瑞士法郎，很不便宜，卻又非買不可。我找了一處空椅坐下粗粗翻閱，才知道，眼前的希隆古堡實在好生了得。
書上說，這個地方大概在公元九世紀就建起了修道院，十三世紀則改建成了現在看到的格局，是當時封建領主的堡壘式宅第。住在這裏的領主曾經權蓋四方，睥睨法國、意大利，無異於一個小國王。城堡包括二十多個建築，其中有富麗堂皇的大廳、院落、卧室、禮拜堂和大法官住所，一度是遠近高雅男女趨之若鶩的場所。底部有一個地下室，曾為監獄，很多重要犯人曾關押在這裏。拜倫《希隆的囚徒》所寫的，就是其中一位日內瓦的民族英雄波尼伐（Bonivard）。
幸好有這本書，讓我明白了這座建築的力度。最奢靡的權力直接踩踏着最絕望的冤獄，然後一起被頑石封閉着，被白浪拍擊着，被空濛的煙霞和銀亮的雪山潤飾着。躊躇滿志的公爵和香氣襲人的女子都知道，咫尺之間，有幾顆不屈的靈魂，聽着同樣的風聲潮聲。
我知道這會激動拜倫。他會住下，他會徘徊，他會苦吟，他會握筆。
至此，我也可以大步走進希隆古堡了。
當然先看領主宅第，領略那種在兵荒馬亂的時代用堅石和大湖構築起來的安全，那種在巨大壁爐前欣賞寒水雪山的安逸。但是因為看了拜倫，不能不步履匆匆，盼望早點看到波尼伐的囚室。
看到了。這個地下室氣勢宏偉，粗碩的石柱拔地而起，氣象森森。這裏最重要的景觀是幾根木柱，用鐵條加固於岩壁，扎着兩圍鐵圈，上端垂下鐵鏈，掛着鐵鐐。
拜倫說，波尼伐的父親已為自由的信仰而犧牲，剩下他和兩個弟弟關押在這個地下室里。三人分別鎖在不同的柱子上，互相可以看到卻不可觸摸……
這太讓人震撼了。我跌跌撞撞地走出來，再找一處坐下，順着剛才的強烈感覺，重新細讀《希隆的囚徒》縮寫本。
時已黃昏，古堡即將關門。黃昏最能體驗拜倫，那麼，就讓我在這裏，把它讀完。
二
拜倫開始描寫的，是波尼伐和兩個弟弟共處一室的可怕情景。
三個人先是各自講着想像中的一線希望，一遍又一遍。很快講完了，誰都知道這種希望並不存在，於是便講故事。
兄弟間所知道的故事大同小異，多半來自媽媽，卻又避諱說媽媽。
講最愉快的故事也帶出了悲意，那就清清嗓子用歌聲代替。一首又一首，儘力唱得慷慨激昂。
唱了說，說了唱，誰停止了就會讓另外兩個擔心，於是彼此不停。終於發現，聲音越來越疲軟，口齒越來越不清。互相居然分不出這是誰的聲音了，只覺得那是墓穴中囁嚅的回聲。
波尼伐天天看着這兩個僅存的弟弟。大弟弟曾經是一位偉大的獵人，體魄健壯，雄蠻好勝，能夠輕鬆地穿行於獸群之間，如果有必要與大批強敵搏鬥，第一個上前的必定是他。誰知在這個黑牢裏，這位勇士最無法忍受。他快速萎謝，走向死亡。波尼伐多麼想扶住他，撫摸着他漸漸癱軟、冰冷的手，卻不能夠。
獄卒把這個弟弟的遺體淺淺地埋在波尼伐前的泥地下，波尼伐懇求他們埋到外面，讓陽光能照到弟弟的墳地，但換來的只是冷笑。於是，那片淺土上懸着空環的柱子，就成了謀殺的碑記。
小弟弟俊美如母親，曾經被全家疼愛。他臨死時只怕哥哥波尼伐難過，居然一直保持着溫和寧靜，沒有一聲呻吟。他只吐露最快樂的幾個句子，後來，句子變成了幾個單字，以便讓哥哥在快樂中支撐下去。當他連單字也吐不出來的時候，就剩下了輕輕的嘆息，不是嘆息死亡將臨，而是嘆息無法再讓哥哥高興，直到連嘆息也杳不可聞。
兩個弟弟全都死在眼前，埋在腳下，這使鐵石心腸的獄卒也動了惻隱之心，突然對波尼伐產生同情，解除了他的鐐銬，他可以在牢房裏走動了。但他每次走到弟弟的埋身之地，便倉惶停步，戰戰兢兢。
他開始在牆上鑿坑，不是為了越獄，而是為了攀上窗口，透過鐵柵看一眼湖面與青山。他終於看到了，比想像的還多。湖面有小島，山頂有積雪，一切都那麼安詳。
在不知年月的某天，波尼伐被釋放了。但這時，他已渾身漠然。他早已習慣監獄，覺得離開監獄就像離開了自己的故鄉。
他想，蜘蛛和老鼠這些年來一直與自己相處，自己在這個空間唯獨對它們可以生殺予奪，可見它們的處境比自己還不如。但奇怪的是，它們一直擁有逃離的自由，為什麼不逃離呢？
——讀完這篇不知是否準確的縮寫，我抬頭看了看暮色中的湖面、小島、青山、雪頂。我想，有了拜倫的故事，所有的遊客都知道這湖山的某個角落，有過一雙處於生命極端狀態的眼睛，湖山因這雙眼睛而顯得更其珍貴。
如果真像人們說的那樣，希隆古堡因拜倫的吟詠而成了歐洲近代旅遊的重要起點，那麼，我真要為這個起點所達到的高度而深深欽佩。
《希隆的囚徒》告訴人們：自由與自然緊緊相連，它們很可能同時躲藏在咫尺之外；當我們不能越過咫尺而向它們親近，那就是囚徒的真正含義。
瑞士手錶
在瑞士，不管進入哪一座城市，抬頭就是手錶店。櫥窗里琳琅滿目，但透過櫥窗看店堂，卻總是十分冷落。
從琉森開始，很多手錶店裏常常端坐着一位中國僱員，因為現在一批批從中國來的旅遊團是購買手錶的大戶。
原先瑞士的手錶廠商經過多年掙扎已判定手錶業在當今世界的衰敗趨勢，怎料突然有大批中國人成了他們滯銷貨品的大買家，他們一開始十分納悶，後來就滿面笑容了。
說起來，手錶的起點還與中國有關，世界上最早的機械計時器還是要數中國東漢張衡製造的漏水轉渾天儀，但是，如果說到普遍實用，我看還是應該歸功於歐洲。古老的教堂原先都是人工敲鐘的，後來改成機械鐘，不知花費了多少天才工藝師的才智和辛勞。意大利人造出第一台機械打點的鐘是十四世紀中葉的事，到十六世紀初德國人用上了發條，後來伽利略發明的重力擺也被荷蘭人引入機械鐘，英國人又在縱擒結構上下了很多功夫。反正，幾乎整個歐洲都爭先恐後地在為計時器出力。這與他們在工業革命和商業大潮中的分秒必爭，互為因果。
至於瑞士的手錶業，則得益於十六世紀末的一次宗教徒大遷徙。法國的鐘錶技術隨之傳了進來，與瑞士原有的金銀首飾業相結合，使生產的鐘錶具有了更大的裝飾功能和保值功能。
依我看，手錶製造業的高峰在十九世紀已經達到。那些戴着單眼放大鏡的大鬍子工藝師們，把驚人的創造力全都傾泄到了那小小的金屬塊上，凡是想得到的，都儘力設法做到。
二十世紀的手錶業也有不少作為，但都是在十九世紀原創框架下的精巧添加。我想十九世紀那些大鬍子工藝師如果地下有靈，一定不會滿意身後的同行，那神情，就像最後一批希臘悲劇演員，或最後一批晚唐詩人，兩眼迷茫。
手錶業在二十世紀，更重要的任務是普及。其間的中樞人物不再是工藝師，而是企業家。
要普及必然引來競爭，瑞士手錶業在競爭中東奔西突，終於研製出了石英錶、液晶錶。這對手錶業來說究竟是喜訊還是凶兆？我想當時一定有不少有識之士已經看出了此間悖論，那就是：新興的電子計時技術必然是機械計時技術的天敵，它的方便、準確、廉價，已經構成對傳統機械錶的嘲謔。
平心而論，現在不少電子錶的外形設計，與最精美的機械錶相比也不見得差到哪裏去，然而它們又那麼廉價，機械錶所能標榜的其實只是品牌。品牌也算是一種裝飾吧，主要裝飾在人們的心理上。
其實，手錶的裝飾功能並沒有人們購買時想像的那麼大。購買時它被放置在人們的視線中心，放置在射燈的聚光點上，容易產生一種誇大了的審美預期。真戴上了一看，它只不過裝飾在人體一個偏側性、運動性的局部，很不起眼。在聚會中，一位太太為了引起人們對她的手錶的注意，必須先去引起手錶的話題，為了引起手錶的話題，又必須先去讚揚別人的手錶，然後漸漸把別人的視線吸引到自己手上。
至於男士們用手錶來裝飾，那就更吃力了。除了盛夏，男士的服裝很難使手錶畢露，廣告裏那些男士裝腔作勢地頻頻露出手錶，終究不是正常男士的正常動作。我們常常取笑幾位時髦的年輕朋友為了讓大家看到他們的新表而早早地忍凍換上了短袖襯衫，或者在公眾場合不斷看錶，使某個演講者誤會成是催促結束的信號。但是如果不這麼做，一個剛剛工作的年輕人買一塊昂貴的手錶藏在暗無天日的衣袖裏，也實在太委屈了。
現代人實際，很快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了共識。於是瑞士表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被日本和香港的石英錶所打敗，失去了世界市場。
瑞士的手錶商痛定思痛，才在二十年前設計出了一種極其便宜的塑料石英走針表，自造一個英文名字叫Swatch，中文翻譯成“司沃奇”吧，倒是大受歡迎，連很多小學生都花花綠綠戴着它，甩來甩去不當一回事兒。
就這樣，瑞士手錶業才算緩過一口氣來，許多傳統名牌一一都被網羅進了“Swatch集團”。這相當於一個頑皮的小孫子收養了一大群尊貴的老祖宗，看起來既有點傷感又有點幽默。可惜中國旅遊者怎麼也明白不過來，一味鄙視當家的小孫子，去頻頻騷擾年邁的老大爺。
瑞士的Swatch主要是針對日本鐘錶商的。日本鐘錶商當然也不甘落後，既然瑞士也玩起了廉價的電子技術，那麼它就來玩昂貴的電子技術，價錢可以高到與名牌機械錶差不多，卻集中了多種電子儀錶功能，讓Swatch在電子技術層面上相形見絀。
其實，電子技術的優勢是把原本複雜的事情簡便化，但有一些日本的鐘錶商沒有這麼做，他們用歸併、組合的辦法使複雜更趨複雜，讓小小一塊手錶變成了儀錶迷魂陣。在今天的高科技時代要這樣做沒有什麼技術難度，卻能吸引那些貪多求雜、喜歡炫耀的年輕人。
我在這裏看到一種日本電子錶，二百多美元一塊，據廠方的宣傳資料介紹是專為美國空軍或海軍設計的，其實也就是把各種電子儀錶集中在一個表面上罷了。沒有一個人能把它的那麼多功能說明白，也沒有一雙眼睛能把它密密麻麻的數碼、指針、液晶看清楚。我們的一位夥伴買了一塊，同時買了一個高倍放大鏡。手錶扣在手腕上，放大鏡晃蕩在褲帶下，看手錶的時候還要躲着人，怕人家笑話。
在我看來，那種扯上美國空軍、海軍的宣傳，分明是一個迷惑年輕人的圈套。空軍、海軍本來就生活在儀錶堆里，居然還需要加添一堆？如果手錶上的儀錶是飛機、兵艦上所沒有的，那就說不上重要；如果手錶上的儀錶是飛機、兵艦上原來就有的，那又何必重複？除非發生這樣的事故：機墜、艦傾而人未亡，儀錶全壞而其他設備正常，褲帶下的放大鏡也沒有摔破，那麼，這塊手錶可以代理業務了。
說笑到這裏，我們應該回過來看看大批到瑞士來採購手錶的中國遊客了。他們中的大多數並不糊塗，知道手錶的計時功能已不重要，裝飾功能又非常狹小，似乎看重的是它的保值功能，但心裏也明白按現代生活的消費標準，幾塊瑞士手錶的價值於事無補。既然如此，為什麼還那麼熱衷呢？我想這是昨日的慣性，父輩的遺傳，亂世的殘夢，很需要體貼和同情，而不應該嘲謔和呵斥。
在那兵荒馬亂的年月，大家都想隨身藏一點值錢的東西。王公貴胄會藏一點文物珍寶，鄉紳地主會藏一點金銀細軟，平民百姓會藏一點日用衣物，而大城市裏見過一點世面的市民，則會想到手錶。因為藏手錶比藏文物、金銀安全，也容易兌售。我小時候就見到過一對靠着一些瑞士手錶度日的市民夫妻，就很有歷史的概括力。
那時我十三歲，經常和同學們一起到上海的一個公園勞動，每次都見到一對百歲夫妻。公園的阿姨告訴我，這對夫妻沒有子女，年輕時開過一個手錶店，後來就留下一盒子瑞士手錶養老，每隔幾個月賣掉一塊作為生活費用。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自己能活得那麼老。
因此，我看到的這對老年夫妻，在與瑞士手錶進行着一場奇怪的比賽。他們不知道該讓手錶走得快一點還是慢一點。瑞士手錶總是走得那麼准，到時候必須賣掉一塊，賣掉時，老人是為又多活一段時間而慶幸，還是為生存危機的逼近而惶恐？琤琤琤琤的手錶聲，究竟是對生命的許諾還是催促？我想在孤獨暮年的深夜，這種聲音很難聽得下去。
他們本來每天到公園小餐廳用一次餐，點兩條小黃魚，這在飢餓的年代很令人羨慕；但後來有一天，突然說只需一條了，阿姨悄悄對我們說：可能是剩下的瑞士手錶已經不多。
我很想看看老人戴什麼手錶，但他們誰也沒戴，緊挽着的手腕空空蕩蕩。
我不知道老人活了多久，臨終時是不是還剩下瑞士手錶。不管怎麼說，這是瑞士手錶在中國留下的一個悲涼而又溫暖的生命遊戲，但相信它不會再重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