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妓女和口紅

六、妓女和口紅

過了幾個月，忘了從哪裏回到上海，已經有一位廣西來的年輕學者在等着我。這位學者個子不高，眼睛很亮，很像歷史資料里描寫的李白。

他叫楊長勛，廣西藝術學院副教授，曾經花力氣研究過我早年的幾部學術著作，發表過很多論文。現在，連我的遠行考察和回來之後的遭遇，也成了他的研究內容。他這次來，說有一些重要想法要與我談談。

正準備與他長談，又接到一個讓我高興的電話，那是齊華打來的。自從那次見面后，很多年都沒有他的消息。他在電話里告訴我，他聽從了我對莎士比亞和《紅樓夢》的推薦，努力鑽研，寫出了一些論文，已經從人事局調入一所大學的研究機構。他在研究《紅樓夢》的過程中經常去請教老前輩余鴻文先生，最近才知道余鴻文先生和我家的關係，所以要見個面，另外說點別的事。

我想，既然湊到了一起，就把齊華和楊長勛拉在一起聊天吧。齊華比我大六歲，而楊長勛則屬於下一代，不同年齡會有不同視角，加在一起一定比較有趣。

這是一個雨天，雨下得出奇的大。我通過熟人，找了靜安區圖書館樓下的一間空房，安排一個工作人員給我們提供茶水。三個人就看着玻璃窗上如瀉的雨柱，開始暢談。

根據長幼有序的禮節，我請齊華先說。齊華有一點老了，卻顯得比以前經看，很有風度。

齊華告訴我，余鴻文先生退休后住到了他女兒、女婿家，遠在長江邊的寶山月浦鎮，來往很不方便。我請他先代我問好，很快我會陪着父母親去拜訪。

說完余鴻文先生，齊華停了停，壓低了聲音問我：“你，是不是為一個叫王北珍的女畫家寫過序言？”

“寫過。”我說，卻又奇怪地問：“你怎麼問這個？”

齊華沒回答我，繼續問：“你知道她是誰的女兒嗎？”

“當然知道，上海最有名的流亡人士王若望。”我說。

“你是一九八九年之後寫這篇序言的吧？”齊華又問。

“是啊。”我說。

“這篇序言在大陸報紙上發表過嗎？”齊華還在問。

“發表過。”我說。

“報紙怎麼會同意發表？”他問。

“不知道，不是我送去的。”我說。

“聽說你寫序言的畫冊上，有他們父女倆的合影？”

“對。”

“發表后，那個姓王的流亡人士說過什麼？”齊華問。

“他叫他的女兒感謝我。”我說。

“可見告發的內容完全屬實。”他嘆了一口氣。

“什麼告發？”我問。

“真有一個叫曾遠風的人告發你了。”齊華放輕聲音說，“把這些材料複印後到處寄，寄給各家報紙的領導，連我工作過的人事局也寄了。效果顯而易見，你看，全國那麼多官方報刊，那麼密集地發表攻擊你的文章，為什麼得不到絲毫阻止？”

我還是搖頭，說：“這是你的推測，現在已經不是告發的時代，不會有用。報刊發表那些文章，只是為了發行量，而且也不算密集。”我說。

立即響起響亮的笑聲，是楊長勛。我沒想到，他的嗓音那麼好聽。他對着我說：“你說告發信不會有用，我相信；你說那些文章不密集，那就太謙虛了！”

他又轉向齊華說：“余先生的謙虛，是因為他不知道。不讀報紙不上網，連個手機也沒有，害得我們代他受了好幾年氣！”

我連忙解釋：“其實也有人說起，但我不想聽。對於假話髒話，傾聽就是鼓勵，反駁就是對弈。”

“但是，除了你和他們，還有第三者，那就是廣大讀者。讀者分不清假話髒話，也會把你看髒了。”這是齊華在說。

我立即回答他：“我是一匹趕路的馬，千里風塵之間，哪有時間洗刷自己？也顧不得別人的眼睛怎麼看我，只顧睜着眼睛看前面的路。”

“說得妙！但是——”齊華緊逼着說，“你這匹被圍襲的馬，是你，又不僅是你。你不能過於洒脫。”

我沉默了，端起杯子喝一口水。顯然，他們說得有理。

“那，你們就給我簡單介紹一下圍襲的情況吧。”我說。

楊長勛從提包里拿出一個筆記本，翻開一頁，看一眼，就說：“據我統計，這幾年國內誹謗你的文章已發表了一千八百多篇，這肯定不全；如果乘上每份報刊的發行量，那麼，與你名字相關的惡言惡語在全國就是一個天文數字。放心吧，你肯定創造了一個獨立知識分子遭受誹謗的歷史紀錄，不僅是中國紀錄，而且是世界紀錄。”

“他們哪有那麼多話可說？”我問。

楊長勛又拿出一大沓複印材料，隨手抽一頁，介紹幾句，再抽一頁，讀出幾句……這樣折騰了十分鐘，他突然停止了。

“這些髒話從我嘴裏說出來讓你聽到，我已經造孽！”楊長勛重重拍了一下桌子，幾個杯子都抖了一抖。我看他前面介紹情況時口氣還比較平靜，沒想到他壓着一肚子氣。

我拿起他的茶杯塞到他手上，讓他平靜一點。他喝了一口，我和齊華也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已經涼了。窗外還在下雨。

雨點打在窗上，發出一種雜亂的音響，使我們的談話不能不提高了嗓門。

齊華開口了：“不能再這麼下去。想想看，該怎麼辦？”

楊長勛轉頭對我說：“這就是我這次趕到上海來的目的。我靜靜地看了幾年，覺得形勢對你非常不好。所有的媒體都知道，攻擊你這個大名人會大大增加他們的發行量，又不會承擔政治風險，因此越鬧越刺激。

目前，已經形成了一個“啃余族”。誰為你辯解，誰就跟着挨罵。

我想來想去，你唯一的辦法，是留下一份寫給讀者的聲明，在以後適當的時候發表，然後離開。離開上海，離開中國，而且要快。否則眾口鑠金，真會被他們滅了。”

楊長勛教授帶給我看的報刊一部分，全部都用最骯髒的語言對我進行誣陷和誹謗。我看了一眼就請他收起來，拒絕讀任何一篇。他說，這只是“冰山一角”。他認為，我已經成為中外歷史上被攻擊最多的獨立文人，卻又找不到原因，所以竭力勸我快速離開這片土地。但是，我和馬蘭都有老人需要照顧。

“不，戰士寧死不逃！”這是齊華的聲音。這聲音讓我想起，他曾經是個軍人。

齊華看着我好一會兒，終於說：“所有的誹謗都刊發在媒體上，而我國所有的媒體又都是官辦的。你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經是廳局級了，現在的好幾位國家領導人都是你當時的直接上司和同事，而且我聽說他們都是你的讀者。如果撥一個電話給他們任何一位的秘書……”

我立即站起身來，按住了他的手背，說：“如果我撥了這樣的電話，十多年前的辭職就失敗了一半。與其求救，寧肯逃走。”

齊華伸起手來想反駁我，但他伸起來的手停在半空了。停了幾秒，這隻手伸出了大拇指，朝我顛了顛。

“但是——”他又遲疑了，“能不能，不離開中國？”

我當然理解他的意思，點了點頭。

“那就必須離開上海！”楊長勛說，“我統計了，這些年誹謗你的文章，發表最多的是廣州、長沙、天津、香港，但發起者全在上海。你只要在上海一天，那些上海文人就一天安靜不下來。”

外面雨已經停了，圖書館走廊兩邊的樹木還在滴水。這個圖書館是我在讀中學的時候幾乎天天晚上都來的，一切都很熟悉，只是覺得變小了。已是傍晚時分，讀者們正在陸續離開。

突然，有一位年輕的女讀者走到我跟前，停下，看了我一眼，又低下頭，說：“余先生，上海那個人寫了一篇不好的文章冒犯你，我向你道歉。”

“什麼文章？”我問。

“說有一個妓女在讀你的《文化苦旅》。”她聲音很低，快速說完，轉身就走了。

她相當俏麗，很有風韻，把我們三個人的目光都吸引住了。我們看着她婷婷的背影行進在修剪得很好的灌木之間，又消失在圖書館門口。

“文章又不是她寫的，她為什麼要道歉？”我問。

“有三種可能。”楊長勛說，“第一種可能，她是那個作者的家人或朋友；第二種可能，她只是你的讀者，覺得你是因為受讀者歡迎才受攻擊的，因此要道歉；至於第三種可能，就不好說了……”

“說！”我命令他。

“第三種可能，她就是那個妓女。”楊長勛說，“這種可能最大。”

我回想她低頭低聲、快速離去的樣子，也覺得有這個可能，就說：“那她就很高尚。我們誰也不認識她，她也不必道歉，但她卻道歉了！齊華，你說呢？”

我轉身看齊華，發現他還發傻一樣看着圖書館的大門。“太像了。”他喃喃地說。

我看着他，立即明白了。剛才我看這個女青年的時候真還覺得幾分眼熟呢，不錯，她就是一個活脫脫的姜沙，只是小了一代。

“像誰？”楊長勛問我。

“一時說不明白，”我說，“以後慢慢再給你說吧。”

“有一個妓女在讀《文化苦旅》”，這句話如果是事實，也不至於掀起對《文化苦旅》和作者的聲討吧？但在上海，這種聲討快速形成，並推向全國。

按照文章大批判的邏輯，《文化苦旅》轉眼上升為“妓女讀的書”。我收到大量讀者來信，說自己受了污辱，強烈要求我通過官司來為他們洗刷。但我知道，這事打不得官司。難道要法院證明沒有妓女讀過這本書？我可以肯定，如果要追問那個寫文章的上海人：是哪一個妓女？他一定不會說；再問：是否認識那個妓女？關係如何？他也不會說。

謝晉導演氣鼓鼓地找到我，大聲為我辯護，說中外歷史上很多妓女的人品、文品都很高，為此，他還要拍電影來表現。我很感謝這位大導演，但也明白他的辯護思路錯了。

這件事情的特殊意義，是突然喚醒了上海街市間曾經忙碌了一百多年的小報文痞、情色訟筆。那個被我絕交的左派編劇更是興奮，覺得終於等到了給我“寫回信”的機會。他十分內行地分析，妓女的手提包里一定放有口紅，《文化苦旅》既然放在一起，也就成了“文化口紅”。從此，很長時間，批判“文化口紅”成了他的主業之一。隨着他，“啃余族”全線活躍。

當時的上海文壇，除了謝晉導演繼續氣鼓鼓地毫無辦法外，百歲老人巴金躺在病榻上也遭受到報刊辱罵，而他還在聽人朗讀我的書，我的那些“文化口紅”。黃佐臨先生則給我留下了“讓他們罵去”的遺言，已告別人世。再也沒有人理會這些過時的人，大家熱衷關注的，還是妓女、口紅，口紅、妓女……洋溢着一種前所未有的輕鬆和歡快。

事情看來不大，卻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我看了一陣，得出一個結論：上海，真的必須離開了。

楊長勛教授沒有說錯。

其實不止是上海。妓女和口紅的話題如此連篇累牘，全都憑藉著官方出版物，上上下下沒有出現半句非議。在這種整體氣氛中，我想，自古以來沒有一個文化人能夠安適地生存下去。很多國家的華文讀者都紛紛來信勸我移民，我和馬蘭想了好久，最後想到了我與郭寶昆先生討論過的“文化身份”，止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