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逃向海邊

七、逃向海邊

終於，我對馬蘭說，決定離開上海，到她工作的安徽合肥定居。

馬蘭大喜過望，卻又憂心忡忡：“你這麼一個縱橫世界的文化人，陷在合肥這樣的小地方，會不會處處不便？”

我說：“正因為縱橫世界，哪個角落都可以安居。為什麼要結婚？就是為了走投無路時有地方逃，逃到老婆身邊。”

比起上海，當時合肥還相當貧困落後。我們住在三里街一處簡陋的宿舍里，我在那裏寫了《霜冷長河》和《鞦韆架》。

中國科技大學的朱清時校長聽說我定居合肥了，就聘請我擔任他們學校人文學科的兼職教授。我想，這也是我在合肥的一個不錯工作，就答應了，而且已經開始認真地講課。

在合肥幾年，我心裏很安靜。妻子經常要帶着劇院到各地演出，一出去就演很多場。當時國內有幾家報刊在全國各省做問卷調查，問廣大民眾最喜歡哪個劇種，最喜歡哪個演員，她領軍的劇種和她本人，幾次都名列第一。

馬蘭主演的《鞦韆架》，曾經創下北京長安大戲院演出檔期最長的紀錄。

馬蘭主演的《鞦韆架》。

馬蘭主演的《鞦韆架》。

馬蘭大膽地在東方古典美學的演出中溶入了現代舞，受到極高評價。

馬蘭主演的《長河》，在上海大劇院演出時場場爆滿，一票難求。

她不管到哪個城市演出，都一票難求。即使在台灣大選期間，劇場外面每天晚上擁擠着幾十萬為選舉“造勢”的民眾，沒有一個劇團敢於在這種時候賣票，而她的演出還是場場爆滿。在大陸很多城市，她都創造了連續演出場次最高的紀錄。戲劇危機，在她身上從未體現。

她的頂級票房，沒有牽制她大膽的國際化實驗。而她的實驗，也沒有影響她的票房。在這方面，我與她心心相印。她對於我的學術著作《世界戲劇學》、《藝術創造學》，並不陌生。

她分佈在全國各地的戲迷，組成了一個龐大的聯盟。如果她去北京演出，那個聯盟的各地成員都會用各種交通方式趕到北京，由北京的成員負責接待。在這個群體中，我一律被叫為“姐夫”。這一叫，使得踉蹌於陌路上的我也稍稍有了一點安全感。

但是，最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妻子幾次回家，表情奇異地告訴我，不知怎麼回事，上上下下突然都躲着她的目光。

一位剛剛退休的省委領導把她找去，悄悄告訴她：“他們的‘局’排定了，沒有你。你還是走吧！”

她驚訝而又慌亂地看着領導，說不出一句話，只在心裏問：“他們”是誰？什麼叫“局”？我為什麼要走？走到哪裏去？……

那些日子，馬蘭只是等，等一個說法，卻不問、不求、不爭。她的人格等級和藝術等級，是由許多“不”字組成的，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打破。在等的過程中，她一直在猜測其中原因，而且全往自己身上找。

“也許那次北京官員來視察，我沒有聽從省里的意思去參加聯歡會？”“也許是我從來沒有向上級彙報過思想？”“也許我宣佈不再參加評獎，會影響官員的政績？”“也許他們動員我入黨，我因為怕開會沒答應？”……

我說：“不，都不是。主要是你創建東方音樂劇的大踏步實踐，嚴重超越了這裏的文化管理體制。正好，又遇到了我的事情。全國那麼多人在報紙上對我的長時間圍攻，給這裏造成一個強烈的印象。”

妻子沒有反駁。

那年，她才三十八歲。和當年嚴鳳英離開人世，是同樣的年齡。所不同的是，她已經把自己所在的劇種，推到了當代國際戲劇學的大門口，只差了幾步。

上海沒法留了，安徽不讓留了，我們能到哪裏去呢？

馬蘭最看不得的，是爸爸、媽媽的遭遇。就在前不久，當馬蘭帶着劇院到海內外演出讓大家都風光無限的時候，爸爸、媽媽幾乎天天都遇到熱情的笑臉。現在，大多數笑臉都冰凍了。老人家又回到了做“右派”的年月，面對着一雙雙冷眼。少數人想走過來安慰幾句，卻又前後左右地警惕着不要被別人看見，像做地下工作一樣。

三里街的住所看不到旭日，卻能看到一小角夕陽。馬蘭背靠着幾件徽派的木雕看着我，久久不說話。

她平日幾乎不流淚，這次卻流淚了。她趕忙擦去，別過身去看夕陽。

這個夕陽下的剪影，讓我幾天失眠。

有一個我早年的學生劉勝佳來敲門。他告訴我，有一個城市，人人匆忙得連在路上撞到了也不會停下步子來爭吵，誰也捨不得花時間寫文章罵人，而且那兒也沒有幾個文化人，根本不會在乎你們。那個城市，就是深圳。

我一聽，居然有地方誰也不在乎我們，那該多好！那就不會再有攻擊，再有排擠。於是，決定立即動身去深圳。當時深圳的房子還不貴，我用稿酬買了一套住下，不久，把岳父、岳母也接去了。

在深圳，我和馬蘭都沒有工作，不用上班，就把精力全部花費在房子裝修上。

好在兩人都吃過苦，什麼勞累活都扛得下來。為了辦各種手續需要在一個個小窗口排隊，那是馬蘭的事，好在深圳沒有多少人能把她認出來。我負責買各種零碎的傢具，主要是到那些大賣場的攤子裏買，還學會了討價還價。兩人每天回家，都塵土滿身、腰酸背疼。

馬蘭排隊的成果之一，是家裏裝了電話。想把號碼告訴朋友們，但是，兩個人失神地想了半天，想不出幾個需要通話的朋友。朋友曾經很多，但在遭難時能站出來說一句公道話的，卻少而又少。

馬蘭不是話劇演員、京劇演員、歌劇演員，離開安徽就等於失業了。她忍痛忘記耳邊如潮的掌聲，忘記已經很成氣象的戲劇改革，忘記國際同行的熱切期待。想到深圳任何一個單位找一份工作。只要不是文藝方面的她都願意，連重新做一個工人也可以。

她知道，靠我以前從盜版集團牙縫裏漏出來的一點稿酬也能過日子，但我現在這樣天天挨那麼多媒體的狂轟濫炸，也不會再寫什麼書了。她想，如果以後年紀大了，有了醫療方面的特殊需要，又怎麼辦呢？

一天晚上，電話鈴突然響起，這在我們深圳家裏是很少有的。我急忙去接，是廣西楊長勛打來的，他是我告訴過電話號碼的少數幾個朋友之一。

楊長勛在電話里大聲說：“太厲害了，你逃到哪裏都被他們罩住！你知道他們現在在報紙上罵你什麼嗎？”

“罵我什麼？”我懶懶地問。

“罵你深圳的房子！他們說，你的房子是深圳市政府送的，代價是為他們說好話。”

我一聽就直起身來，問：“又是什麼人在那兒誹謗？”

“就是那個曾經歌頌你為民族脊樑，後來又編書盜印你文章的那個人，姓肖，好像在一個雜誌做編輯。”楊長勛說。

“他不是在北京嗎？”我問。

“深圳也有他們的人，“啃余族”早已聯網，疏而不漏。在中國，你到哪兒也逃不掉，我早就說過了，還得走！”楊長勛說。

接完電話我愣了好一會兒。這事，不僅僅罵我，還罵到了深圳市政府。深圳市的市長是誰，我都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不出來澄清，政府蒙了冤，一定會遷怒於我們。那麼一來，我們還能在這座城市住下去嗎？

因此，我百般無奈，托北京一位律師打一個官司，只想證明我沒有拿過政府的寸土片瓦，那個肖編輯損害了我的名譽權。不久北京的律師來電話，說北京的法院判了，我敗訴。

上訴到中級法院，又敗訴。兩份判決書都寫得很深奧，好像是在維護“言論自由”，但是我和律師都看不懂。

原中國政法大學校長，著名法學家江平教授對記者發表談話，“一套房子並不是一個小皮包，被告當然是侵犯了原告的名譽權”。但是，北京的法院完全不予理睬。

北京的報紙以通版的大字標題刊登了我敗訴的消息，口氣歡天喜地。

我問了兩個在媒體工作的學生：“有沒有可能在哪家報紙上說一個簡單的事實，我在深圳購房的每一分錢，都是我自己的稿酬？”

兩個學生幾乎同時回答：“不可能。報紙已經‘炒’完這事，這事就過去了。其他報紙與那些報紙都屬於同一個系統，是一家人，更不會為了您得罪同行。”

連法院都判決我深圳的房子有問題，那麼，我們也就不能住在這座城市了。應該逃到哪裏去呢？沒有了，因為不管到哪裏，他們都會設法轟逐。媒體站在他們一邊，法院也站在他們一邊。

我開始理解楊長勛要我離開中國的意思了。

這天，我和馬蘭在路邊散步，她的神色十分憂鬱。我判斷一定是有了新的壞消息，等着她自己說出來。

她怕我難過，猶豫地看着我，最後還是說了。她發現，她的爸爸、媽媽好幾次都把頭湊在一起嘟嘟噥噥，一見她進門就立即分開，又把什麼東西藏藏掖掖。

她假裝沒看見，心裏卻一直有個疑竇。幾天前她終於找到了老人家藏在墊被底下的那東西，是一沓誹謗我的報紙。

她想安慰他們，但說了幾天都沒用。老人家還是老觀念，在他們心目中：國家辦的報紙等於是“政府喉舌”、“中央文件”，連篇累牘地痛罵一個人，其實就是“打倒”。

女兒被驅逐，女婿被打倒，兩位歷盡苦難的老人家臉色蒼白。岳父渾身無力，岳母通宵失眠。

岳父、岳母的緊張，使我想到在上海的爸爸、媽媽。

爸爸的血壓、心臟、眼睛都不好，在幾個老人中身體最差，萬一……我立即買票從深圳趕回上海。

我最怕爸爸看到那些報紙。

先問弟弟。弟弟說，媽媽不看報，爸爸因為眼病越來越嚴重，也不看了。

我問：“爸爸、媽媽有沒有可能聽到我被報紙誹謗的消息？”

弟弟說：“有一次爸爸到醫院看病，發現桌子上有一本印着你名字的《文化苦旅》，就與醫生說了幾句，這一下子就在醫院裏會集了一批‘粉絲’。爸爸為了看病方便，與這些醫生有一些交往，可能會講到你的一些事情。”

“醫生會不會把外面報紙的情況告訴他？”我問。

“不知道，大概不會吧？”弟弟沒有把握。

我關照弟弟：“一定不要讓爸爸看到那些報紙。”

我當即就去看了爸爸、媽媽。在父母親的住房裏我東摸西摸，想看看哪個角落有沒有堆放着報紙雜誌之類。好像沒有，我就放心了。

我在上海與父母親一起過了幾天，趕快回到深圳。彼此沒有工作的夫妻是不能分開的。因為沒有工作，也就只剩下了牽挂。往往是，剛剛告別就牽挂了，好像已經告別了很久。

在深圳我認真地下了一個決心：為了四位老人少受一點驚擾，真的不能再寫書了。我只要寫書，一般總會暢銷，也會產生學術影響，因此必然引來那些人的又一輪圍攻。到時候再站在老人們前面遮掩，就來不及了。

不寫書了，也就不想讀書了。我就鋪開宣紙，寫一些毛筆字。

馬蘭天天站在一邊，看我寫毛筆字。

我抬頭看她一眼，說：“你有那麼多觀眾，我有那麼多讀者，但一轉眼，我們找不到他們了，他們也找不到我們了。”

這情景，想起來還是有點酸楚。

我們兩個，只想乾乾淨淨、安安靜靜地從事一點藝術文化，從來不會招誰惹誰，受到了欺侮也絕不還口，卻不知怎麼變得寸步難行。要擺脫這種困境，有好幾條路，連傻子也知道。我們不傻，當然更知道。只要走其中任何一條，就能立即得勢、熱鬧、風光、安全，但這實在不是我們的路，一條也不是。因此我們兩人只能彼此為路，相持相扶一步步走下去。除此之外，不再有路。

有時，馬蘭會在我耳邊輕輕哼起小時候外婆在搖籃邊唱的兒歌。小時候家鄉總是洪水泛濫，那搖籃正掛在水邊的屋檐下。

山黑了，

水白了，

天邊的漁船不見了，

山上的小廟坍掉了。

外公提着燈來了，

和尚打着傘來了。

燈滅了，

傘斷了，

外公又在咳嗽了，

和尚又在念經了……

我看着她，想起她一出世便落地於一個“右派分子”的家庭，從小受盡冷眼，因此對於罕見的點滴善良分外感激。她似乎把點滴善良收集起來編織成了童年和少年的信仰，並以此作為自己藝術的入口。我初見她，是看她演莎士比亞，被她的表演折服；但是，讓我真正對她另眼相看的，是她驚人的善良。

那時，她的名聲如日中天。我親眼看到，在春節來臨之際，她婉言謝絕了中央電視台的一再邀請，又以侍候老人為由推辭了領導機關的團拜和聯歡。但是，就在這時，卻接到了一個來自河南某地的電話。電話里傳來陌生的聲音：“這兒的人都很想念你，但我們這兒窮，實在付不出演出報酬……”她一掛電話就去了火車站。演出回來，她在火車上傳染了重感冒，直到元宵節都躺在病床上。

那次去山東演出，怎麼也推不掉報酬了。她就找到當地政府部門，要把報酬捐獻給當地的苦難兒童。

“我們這兒沒有苦難兒童。”當地官員說。

她一笑，說：“總會有。父母是殘疾人，或在服刑……”

果然，這樣的兒童還不少。

過了不久，她收到了很多被救助兒童的成績單。

在談婚論嫁時，我提起一件其他女性很難接受的怪事：“我那位前妻心智出了一點小問題，曾從南方領過一個養女放在上海父母家，自己又走了。我在離異后本不應該再管，但聽說那個女孩生活和學習都發生了困難，因此每個月都在救助。”

馬蘭問：“你與那個女孩聊得來嗎？”

我說：“很困難。”

馬蘭又問：“她學習還可以嗎？”

我說：“很困難。”

馬蘭仰頭一想，說：“這是純粹的人道主義了，我們一起承擔。直到她長大后給她買個房子，能過日子。”

我說：“這樣做有可能給某些媒體帶來話題，已經有這方面的動向。”

馬蘭說：“管它呢，大善無懼。”

這一來，很多複雜的事情都好辦了。

我們結婚二十多年來，遇到的第一個大衝擊，就是有幾個文人在傳媒上造謠，說我在“文革”中參加過一個叫“石一歌”的寫作組，問題嚴重。剎那間，全國很多報刊大吵大鬧，連她也被嘲笑的目光包圍了。

但是，她有最簡明的思維。

她對自己的父母說：“整個上海戲劇學院都知道，他是本單位民意測驗連續三次都名列第一，才被國家文化部破格提拔為院長的。那時候，‘文革’過去不久，大家記憶猶新，人人同仇敵愾。難道，本單位的那麼多人都沒長眼睛？”

我岳父是過來人，一聽就懂：“余家在‘文革’中那麼悲慘，子女能做什麼事？一定又是當年的造反派在賊喊捉賊！”

我說：“周恩來為了糾正‘文革’，出來領導複課，按照他的指示上海成立了兩個組，一個是在復旦大學的魯迅教材編寫組，一個是在作家協會的魯迅研究組，筆名‘石一歌’。我參加過前面那個組，他們故意攪混了。”

馬蘭問：“那你為什麼不出來澄清一下？”

我說：“我只要一出來澄清，給人的印象，好像後面那個‘石一歌’小組真有什麼問題了。那個組的成員都是上海各大學的教授，早已年老體弱，一定承受不了。我健康，有能力頂個虛名，保護那些老人。”

馬蘭說：“我們一起頂着。”

第二個大衝擊，起於我們夫妻倆的一個決定。那是汶川大地震之後，我從災區回來后告訴她，看到廢墟上那些課本很心酸，我想為災區學生捐建三個圖書館。

“大概要多少錢？”她問。

“至少五十萬。”我說。

“三個圖書館，這點錢怕不夠吧？”她說。

後來果然，除了買書，還要買各種設備，包括電腦、攝像機、燈具等，自然不夠了。

她一笑：“我說不夠吧！”

這事，雖然由我親自選購一切，還是很難瞞得住。一位記者依稀聽說我在捐，卻不知道實情，就按當時捐建希望小學的慣例，報道我捐了二十萬。雖然大大縮小了，還是無法在中國紅十字會賬戶里找到，因而那幫“啃余族”立即掀起了“詐捐”的風暴。

這下她有點着急，不是心疼錢，而是心疼我。她問：“鬧成這樣了，你為什麼還不發言？”

我說：“這不是小誤會，而是大顛倒。我一發言，對方就沒法活了。而且，中間又夾進去了一個講《三國》故事講得不錯的文化人，他一定會被網絡上的‘回頭潮’淹沒。我還是老樣子，頂個虛名保護別人。”

她說：“不錯。地震死了那麼多人，誰也不該在大災難中洗刷個人。”

我說：“三個圖書館都在那裏，用不着多說什麼。”

我們每天討論很多問題，從天體物理到台灣黨爭，無所不包，唯獨對於各種捐助，從來不用商量。例如，澳門科技大學聘請我擔任人文藝術學院院長，每年都有很高的年薪。我覺得自己所承擔的實際工作並不多，就把年薪全部捐作了學生的獎學金。她過了很久才聽到這件事情，很是驚訝：“他們真還給你發那麼高的年薪？”

但對於捐獻，她一點兒也不驚訝，覺得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我們兩人，都在屈辱和苦難中長大。能夠活到今天已經十分不易，因此完全不在乎別人理解不理解。就像從亂石叢中掙扎出來的兩棵小樹，雖然也為這個角落帶來了一點風景，卻並不指望亂石能點頭。

我們躲到了深圳，用古話說來也算是“隱身南荒”了。當地的文藝界不知是什麼樣的，我們也不敢去觸碰。這總該平安了吧，但無邊的謠言還是在媒體上接踵而來。最讓我們覺得荒誕的，是一次次地宣佈我們離婚了，而且一次比一次逼真，一次比一次刺激。

其中有一次，在媒體上再度鬧得不可開交，南京《揚子晚報》的鞠健夫先生給馬蘭打來了電話。他倒是不相信我們會離婚，但還想聽聽我們的回應。

馬蘭立即寫了幾句話傳過去——

世上有不少人一直生活在沼澤地，從來沒有見過山。終於有機會來到高山面前，便驚訝：這山怎麼不倒？

過了半年，心想這下該倒了吧？一問，沒倒。

又過了一年，便斷言，這次不會有錯，一定倒了。但一問，還是沒倒。

於是那山成了他的仇敵，夜夜詛咒，天天造謠。

遺憾的是，那山，一萬年也不會倒。

鞠健夫回電：“寫得好！”

從一起起“離婚”謠言，上海的幾個朋友來電，他們已經隱隱約約地發現了造謠者。不是別人，就是那個被我救過命，又被我絕交了的左派編劇。而且，以前的其他謠言，他都是主導者。

我想了一想，覺得很像。因為所有這些謠言加在一起，有一個似曾相識的“政治運動結構”，造謠者一定上了年紀。你看，結構的起點總是“政治問題”，鬧了半天發現不靠譜，就來“經濟問題”。再不靠譜，就來“生活問題”。過去幾十年，要整人，都是這麼一個“三部曲”。當代年輕人即使要造謠，也不會走這麼完整的“隔代程序”。

過了幾天，在一個茶館，遇到深圳的兩位記者。他們說：“那麼多謠言，你們一聲不吭，讀者都會相信他們，連我們也相信了。”

一聽就知道，他們是想用這樣的語言刺激我們，讓我們表態，然後再去採訪造謠者，造成版面上的爭辯。按照目前這些記者的職業偏向，他們主要站在造謠者一邊。

我平靜地回答：“相信了他們，就不是我的讀者。這是人際關係的自然減員，也是一種瘦身，求之不得。”

從此，我們再也沒有見過那兩位記者。記者中當然也有好人，但即便是好人也無法改變一個事實：當代社會的是非顛倒、價值逆反，該負第一責任的，是傳媒。

離開那個茶館后，馬蘭在路上說：“我們兩人，無幫無派。但是，由於從不反駁，口無惡言，自有另一種強大。”

我說：“我們沒有任何必要討好輿論。現在，民粹主義的輿論已經成為當代魔王，大批貌似激憤的打手其實都是它的奴才。我們只逃避，不屈服，因而強大。”

說著，我們就到了海邊。

深圳的風景，以海邊為最佳，尤其在黃昏時分。

零丁洋里捲來的一排排深藍色海浪，在夕陽下有一種壯闊而凄楚的寒意。文天祥在七百多年前寫的詩句，“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不知是不是也出於這種意境。但對我們而言，沒有了惶恐，只剩下零丁。

馬蘭最喜歡的海邊景象，是颱風來臨時分。烏雲在奔跑，海水在低吼，而她，則任憑長發輕衣大幅度飄灑，就像一位狂放的書畫家在天際潑墨。

與別人不同，只要是颱風季節，我們老是在海邊。

後來我們老是互問：深圳幾年，荒涼孤寂，給我們留下了什麼？

答案完全一致：颱風中的黃昏，只有兩個人在海邊。

颱風中的“狂草”。（攝於深圳海邊）

天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