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位和退位

四、在位和退位

怪不得那麼多人想做官。

擔任院長之後，我每天收到的郵件都來不及拆了。也怕拆，怕裏邊噴出來的熱氣把手指燙着了。

拆開一個很厚的郵件，是湖北一個姓古的人寄來的，一篇研究我的“學術成就”的萬言長文，要我推薦給任何一家雜誌發表。他還在另一篇文章中宣稱，我將以卷帙浩繁的著作對藝術做出終極回答。我看了一笑，退回了那篇長文，在心裏給他起了一個便於自己記憶的名號——“古終極”。後來北京又有一個姓肖的編輯人員評價我是“民族的脊樑”，我同樣給他起了一個好記的名號——“肖脊樑”，與“古終極”並列。

如果不小心，一做官，天天都可以遇到一個個“古終極”和“肖脊樑”。

今天與我吃飯的人，倒是我自己約來的。

他就是戲曲史家徐扶明教授，曾經因為說過樣板戲兩句話，被人揭發，關押了很久。他的案子早就應該平反，但由於沒人管，一直拖着。我向有關部門詢問過好幾次，也沒有回應。這次我以院長的身份再問，立即解決了。這就是做官的好處。我已經約了他好幾次，他老說“不便打擾”，這又是做官的壞處。

今天他實在推不過，終於來了。我在學院後門口找了一家小飯館，拉他到牆角的一張桌子邊坐下。他穿得像一個老農民，縮着脖子，嗓子啞啞的，笑着與我握手，手很熱，握了好一會兒。

“昨天文化局當著我的面，把那個人揭發我的材料焚燒了。”他說：“這很可惜，留着多好呢。你我都是研究文化史的，最看重原始材料。為難的是，我如果堅持不讓燒，很可能以為我還要記恨。”

“那人現在在哪裏？”我問的是當年揭發徐扶明“攻擊樣板戲”而造成多年冤獄的那個曾遠風。

“在這裏。”徐扶明從口袋裏取出厚厚一沓折好的報紙，放到我眼前，用手指點了點折在最上面的一篇文章。

我一看，那是一份南方有名的周報，文章的標題很長，叫作《“文革”可以被遺忘，卻不可以被掩蓋》，作者正是曾遠風。

我吃驚地匆匆看了幾眼。曾遠風在那裏用憤怒的口氣寫道，有人要掩蓋“文革”罪行，他絕不答應，一定要戰鬥到底。

徐扶明教授告訴我，曾遠風在好幾年之前就已經搖身一變，成為“文革”的批判者。很多讀者把他當作一名反“文革”的英雄好漢，完全不知道他在“文革”中是如何讓人聞風喪膽的。

“你難道不想給南方的這家報紙的編輯部寫封信？”我實在氣不過，咻咻地問徐扶明教授。

“這沒用。”他說，“老弟，人生如戲，角色早就定了。有人永遠是打手，有人永遠是挨打。”

他搖頭苦笑了一下，又縮起了脖子。猛一看，真像曾遠風說的要想掩蓋罪行的逃犯。

這很像我爸爸，關押了那麼多年，現在平反了，卻像是自己理屈，躲躲閃閃地過日子，從來不控訴、不揭發、不聲討。那些慷慨激昂的事，仍然由當年慷慨激昂的人在做。

在中國，社會政治話題可以不斷翻轉，但揭發、聲討、控訴的，卻永遠是同一批人。把他們的徒弟算進去，也是同一幫人。前後之間的程序、邏輯、對象也一模一樣，只是內容相反、時空倒置而已。

與徐扶明教授碰面后大約半個月，一天下午，傍晚時分，一個高高大大、鼻子尖尖的老人敲開了我辦公室的門。他進門就說：“院長，我叫曾遠風，有十萬火急的事找你！”說著伸出手來要與我握。

我聽說是曾遠風，心裏一咯噔，沒有伸手去握，立即回身坐到我的辦公椅上，問：“什麼事？”

曾遠風走到我的辦公桌前，神秘地說：“上海在‘文革’初期演過一台戲叫《邊疆新苗》，你知道嗎？”

我既沒有吱聲，也沒有點頭，等他說下去。

“這是‘文革’期間上海最壞的戲，比樣板戲還壞。樣板戲剝奪了人民看別的戲的權利，《邊疆新苗》剝奪了青年上學的權利！”

聽到這話我抬起頭看了他一眼，要不是想到了被眼前這個人傷害了多年的徐扶明教授，我還有可能點一下頭。

但是，我看他一眼，已經對他有了鼓勵，他的聲調提高了：“這個月，正是當年上海學生到邊疆去二十周年，受害者們已經集中起來，準備找劇作者沙葉新算賬，要他歸還青春。現在這個劇作者已經是熱鍋上的螞蟻，我聽說，他已在託人找您，請您出場去說服那些受害者。我今天緊急趕來，就是勸您千萬不要為這個文痞出面！”

不管曾遠風是不是誇大其詞，如果一群二十年前去邊疆的人員真的包圍住了那個劇作者，這可不是小事。大家一激憤，極易造成圍毆事件，鬧出人命都有可能。

我便問曾遠風：“真有這事？”他就把消息來源詳細說了一遍，我聽完，就把他打發走了。

我立即把我的好朋友胡偉民導演找來，商量這件事。胡偉民像我岳父一樣是個“右派分子”，“文革”中不在上海，不知道有《邊疆新苗》這個戲。但他顯然看不起沙葉新，理由是那人實在太左，又太喜歡嘩眾取寵。我說：“有那麼多人來討二十年前的舊賬，可見那個戲確實很壞。但當時逼迫青年學生下鄉，是北京的號令。那個左派編劇只是曲意逢迎，現在如果把歷史責任都推到他一個人身上……”

“這不妥！這不妥！”胡偉民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

兩天後，那個左派編劇果然來找我了。這是我第一次見這個人，他的態度，不是我預想的那樣憂慮和謙恭，而是一種帶有一點滑稽的友好，這使我覺得比較舒服。

第二天傍晚，我就出現在那個現場。是安福路上一個劇場的門廳，我去時已經擠滿了人，門外還有不少人要擠進來。一看就知道，全是二十年前上山下鄉的學生，社會上統稱為知識青年，又簡稱為“知青”。

那個左派編劇靠牆坐在一把塑料的摺疊椅上，“知青”們都站着，由於後面推擠，對他越逼越近。我怕出事，就站到了他身邊。

一看就知道，這些人不是來鬧事的。他們最好的年月都被拿走了，但是誰也沒有為這件事承擔責任，只是草草地讓他們回了城。城裏已經沒有他們的位置，他們找不到出路，於是像沒頭蒼蠅一樣撞到了這裏。安福路在上海是一條小路，並不好找，但他們還是找來了。眼前這個坐在塑料摺疊椅上的胖乎乎、矮墩墩的男人，顯然不是他們真正要找的人。但是，除了他，他們再也找不到別的人。

這種無言的包圍，令人窒息。

幸好有人用平穩的口氣打破了沉默。這是一個高個子的中年人，他叫了一下那個左派編劇的名字，說：“不瞞你說，在江西龍南縣的深山裏，我們有幾個人曾經多次商量，只要回上海，就要打你一頓。”他頓了頓，接著說：“但是我們終於長大了，不會再有這種念頭。今天只是想問你，你自己讀過大學卻說讀書不好，你要我們到農村去自己卻不去，這，能安心嗎？”

劇作者臉上的微笑一下子僵住了，他不知道要不要站起來回答，便徵詢似的看了我一眼。我正猶豫，四周的話匣子卻打開了：“編劇編劇，怎麼能胡編亂造！”

“你也是有兒女的人，請想一想二十年前的我們！”

……

雖然大家很激動，但話說出來了，情緒也就釋放了一大半。我覺得應該說話了。

我站出一步，說：“大家知道，我也去了農場。最痛心的是，一位女同學在農場自殺了。我剛才還在想，活下來，就是勝利。前面的路還很長，我們還不老！”

“余院長，我們老了。”這聲音，悲涼中帶着點兒諧謔，氣氛鬆動了。

“你們這樣還算老？請看看我！”一個我非常熟悉的聲音從後面傳來，我伸頭一看，是胡偉民，他也來了。

胡偉民一身牛仔服，叼着根香煙，緩步上前。一個大導演的自然風度有一種無形的光，大家紛紛後退一步，為他讓道。

他走到了這個門廳的台階上。台階是通向劇場的，現在劇場正鎖着門，他踏上三級，就在那扇鎖着的大門前站住了，轉過身來，對着大家。

他掃視了一下全場，平靜地自我介紹：“我是在一九五七年從上海戲劇學院剛剛畢業時被打成右派分子的。”這就是說，他高出大家整整一輩。

“我當時算是階級敵人，發配到北大荒，零下四十度還必須在野外幹活。”胡偉民說。

這幾句話，把這個門廳收納得鴉雀無聲。胡偉民知道所有的目光都在自己身上，便慢慢地抽一口香煙，再把白煙圈緩緩吐出。大家等着他，他讓大家等。發現香煙即將燃盡，他便彎下腰去把煙蒂按滅在花崗石台階上，直起身來再掏出一盒香煙，抽出一支，銜在嘴上，摸出打火機點上，抽一口，再噴出白煙，才重新講話。

他說：“我算過，我比你們各位的平均年齡，大十八歲。我真正做專業的事，是‘文革’結束后才起步的。你們算一算，那時候我幾歲了？”

他又抽煙了。我連忙抓住機會說：“胡偉民先生是目前上海戲劇界無可爭議的第一導演，也是全國四大導演之一。他的全部業績，都是這幾年從頭建立起來的。”

“所以，”他又把煙圈吐完了，接着我的話說：“你們現在起步，一點兒也不晚。我們中國，只要方向走對了，所有浪費的時間都能追回來。如果方向錯了，再讓你們回二十歲，也沒用！”

全場肅靜。突然響起了掌聲，很快全場響成了一片。胡偉民，就像他每天在舞台上謝幕一樣，一手叼着煙，一手挽着我，朝周圍點着頭，緩步離場。我順手把那個左派編劇也拉在一起，三個人一起離開。

胡偉民在一個路角彎腰打開了一輛十分破舊的腳踏車的鎖。這輛腳踏車，我和他都叫“老坦克”。按照往常的習慣，他會推着這輛“老坦克”與我一起步行一個多小時，邊走邊聊天，但今天因為多了一個人，他走了幾步就翻身上車了。上車時他還特地關照了我一句：“你也早點回家休息。”為了玩帥，他騎得很快。

第二天，那個左派編劇又到我的辦公室來了，一開門就對我和胡偉民昨天晚上的及時解圍，深表感謝。

我說：“昨天的事，結束得很好，主要是胡偉民的功勞。不過，你老兄也要吸取一點教訓。在過去那樣的年代，任何文人都可能寫錯一點什麼。但是如果遇到了要不要文化、要不要教育、要不要學校這樣一些最基本的人類學問題，卻千萬不要——”我本來要說“昧於良知”，但畢竟是兩個人在聊天，便口氣一軟，說成了“馬虎”。

他說：“我真不清楚那個戲的後果那麼嚴重。但我確實很不滿意自己。”

他認錯的口氣很誠懇，我立即聯想到那個曾遠風，產生了對比。

這件事之後，這個左派編劇和我、胡偉民的關係越來越近。他後來請求我為他的新作集寫序言，我寫了。他又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說我的著作是“神品”，這聽起來有點不是味道，但我也沒有阻止。因為當時中國文化界又在發動“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之類的運動，極左勢力再度抬頭，我幾次看他，居然痛改前非，也與我們一起反對極左勢力，我就把他當作了“改惡從善”的朋友，顧不得用詞不當的小節了。後來，上海市文化局來向我徵詢意見，我還推薦他做了一個劇團的團長。

有一次，胡偉民騎着“老坦克”到我家來，在我家吃飯。他邊吃邊對我說：“我們的那位朋友，最近有點讓人看不懂了。我在廣州偶爾看到他發表的幾篇文章，從口氣看，要把自己打扮成‘異議分子’了。但他能有什麼像樣的異議？我們還不知道？”

我說：“他啊，仍然是一個蹩腳編劇急於表演多種角色的職業病。去過幾次香港，又去了一次美國，覺得中國的‘異議分子’在那裏很吃香，就學着扮演。”

胡偉民說：“我看他是掛羊頭賣狗肉，不知道會不會被那些真的‘異議分子’打一頓！”

我一聽就笑了：“到時候我們還要再救他一次。”

事情的發展，遠比我們的談笑嚴重。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午後一時左右，我在院長辦公室里呆坐着，胡偉民敲門進來了。他坐在我對面，一支支地抽着煙，不斷地搖頭嘆氣。那些天我正又一次被人揭發，受到國家文化部的審查。揭發的是最新的政治問題，我因為跟不上形勢，又不想立即改變自己的觀點，因此麻煩不小。

北京來的審查者卻很同情我，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企圖把我的問題解釋成“保護學生”。胡偉民看着我，說：“大家都不好受，朋友間你擔子最重，管着這麼一個學院，帶着這麼一批學生，千萬要保重！”

“那個人被我開除了！”過了一會兒他突然說。

“誰？”我問。

“還有誰？寫《邊疆新苗》的那個人，開除出朋友圈！”他厭惡得連名字也不想說。

我一聽就明白了。前兩天那人在報紙上代表劇團發表了一個驚人的政治聲明，正好與我們前一段時間在一起時的態度徹底相反。

我看到報紙后曾打電話向那個人嚴厲質問，那個人在電話里慌忙解釋：“我是處級幹部，又是新黨員，必須表個態，實在沒辦法。”

我立即大聲說：“你是處級，我比你高兩級，所以很清楚，上級並沒有要你這麼表態！”隨即摔了電話。

沒想到，胡偉民比我更厲害，直接找上門去了。

“你去找他了？”我問胡偉民。

“我當面對他說，我最痛恨的不是你的觀點，而是你的投機。一個搞藝術的人，怎麼可以沒有人格！”胡偉民邊說邊站起身來，說：“我們怎麼交了這麼一個朋友，氣得我渾身顫抖，胸口發悶！”

說著他拍了拍我的肩，像是要走。

我問：“你現在去哪裏？”

他說：“半個月來身體一直不好，昨天晚上又這麼一吵，傷了元氣，想到華山醫院配點葯。你要保重！”

我把他送到辦公室門口，看他下樓梯。然後，我又急忙回身到窗口，看他翻身騎上“老坦克”。他知道我在看他的背影，扭身抬頭看我的窗，騰出左手向我揮了揮。左手上，還是夾着香煙。

華山醫院就在學院東邊不遠。他把“老坦克”擱在醫院門邊的磚牆前，鎖上，就進了醫院。

很長時間過去了，昏黃的路燈照着這輛腳踏車。它的主人，再也沒有出來。

深夜的街道上，沒有人知道它此刻的意義：它馱載過上海戲劇的一個輝煌時代，而這個時代剛剛結束。

就在這時，我家的電話鈴急促地響了。平日深夜來電話的只能是他，我拿起話筒就叫“偉民”。

不是他，但有關他。

兩天後，我在追思會上說：“一個人的去世，會使另一個人改變與行業的關係。從今以後我將不再與上海戲劇界交往，因為我的朋友已經死在那個地方。”

我在發言前已經看到，那個左派編劇，還有那個曾遠風，都來了。那天回家，我遵循胡偉民有關“開除”的決定，給那個左派編劇寫了一封斬釘截鐵的信。

我的絕交信，可能給他帶來了不太好的名聲，從此，他需要一次次重新編造我與他絕交的原因。編造出來的原因都很有趣，好像絕交是他提出來的，因為他“發現”了我的很多問題。一會兒，似乎與“石一歌”有關；一會兒，似乎與地震有關；一會兒，似乎與離婚有關……神神叨叨二十多年，全是因為一九八九年我的那封絕交信。

這是后話了。讓我們還是趕快回到一九八九年。

在胡偉民去世之後半個月，對我的審查也結束了。

審查者做出了一個溫和的結論，果然說我當時站在學生一邊，只是為了保護學生。學院裏一位教授悄聲在我耳邊說：“胡偉民的在天之靈保佑了你。”

我隨即去了新加坡，在那裏滯留了八個月。好幾年前，新加坡的大藝術家郭寶昆先生曾邀請我和高行健、賴聲川三人一起去那裏聚會和講課。當時我們三人都還很年輕，也不出名，不知道怎麼被郭先生挑上的。這次重返，他們兩人都不在那裏了，這座熱帶城市顯得有點冷清。郭寶昆先生經常在濃郁的樹叢下長時間地看着我，不說話。

我嘆口氣，說：“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中國這難忘的十年，結束了。”

“我知道。”他說，“賴聲川已經聯繫上了，他會過來陪你。高行健一直聯繫不上。”

我在新加坡滯留期間，密切留意着國際時事和中國新聞，順便講一點課。蕉風椰雨，一次次把我掩埋，又一次次讓我泅出。

在我回國一年多之後，郭寶昆先生又趕到上海，想看看我的處境。他希望我順利，更希望我不順利。

因為如果不順利，那就有理由把我再一次拖到他們那裏講課了。他在賓館的客房裏對我說：“我們國家小，你的聽眾多，哪怕每天講一首唐詩，日積月累也會成為一件大事。”

唐詩！我笑了，說：“這兒的經濟發展比想像的快，但是文化領域卻深陷泥淖。因此，我不想一走了之。”

“那你準備做什麼？”他問。

我說：“從‘五四’運動到今天，都重複着一個共同的毛病，那就是：忙着文化批判，忘了文化身份。”

他眼睛一亮：“文化身份？”

我說：“歐洲文藝復興，僅僅問一句‘我們是誰’，就走出了中世紀。”

郭寶昆先生對這段歷史很熟悉，他深深地點頭。

我說：“所以我很快就會辭職遠行，去追趕你所說的‘唐詩’。”

原以為，中國有那麼多人想做官，辭職還不容易？但我想錯了，這在當時，非常艱難。

首先是學院的上上下下已經無法想像我的離開。因此，我沒有試圖說服大家，只向上級機關用力。

我先是認認真真寫了幾份辭職報告遞上去，很長時間沒有回應。於是我就親自到上海和北京的相關單位，直接找領導人當面提出。他們以為我是想調動工作，因此都說：“我們會考慮，你不要急。”

終於，在北京大雅寶的空軍招待所，兩個階位很高的領導人正式找我談話。

他們和顏悅色地說：“在目前全國廳局級的正職幹部中，你是年齡特別輕、文化特別高，又深受群眾擁戴的一位。現在有兩個職位可供你選擇，都是副部級。”他們所說的兩個副部級職位，一個在北京，一個在上海。那個年代，“文革”后官復原職的老幹部們都成批地離休了，上上下下很多職位都空着，升遷要比現在方便得多。

我一聽就知道他們誤會了，連忙說：“不，不，不。”他們覺得很奇怪，因為那兩個職位實在已經很顯赫了。

回到上海之後，我靜下心來，把辭職的事當作一個系統工程來操作。

一是繼續打辭職報告，二十幾次，全都石沉大海；

二是藉著一次因尿道結石住醫院的機會，無限誇大病情，串通學院的胡志宏書記和醫務處一起誇大，還鼓動文化部的一位局長朋友參與誇大，開始有了效果；

三是請常務副院長鬍妙勝教授主持工作，造成即使我不在學院也能很好運轉的強烈印象；

四是給直接主管我們學院的國家文化部副部長高占祥先生寫了一封措辭極其生硬的信，聲稱如不批准辭職我將自行離開。

終於被批准“暫時辭職”，卻要掛一個“名譽院長”的頭銜。我又一次花費不少口舌，把這個頭銜也推掉了。

在一個極為隆重的辭職儀式上，我即興發表了一個講話，現在還能找到錄音——

感謝國家文化部和上海市委批准我的辭職請求。但是，剛才幾位領導對我的評價實在太高，就像是把追悼會提前開了。（眾大笑）

這些年我確實做了不少事，而且天地良心，確實做得不錯。（熱烈鼓掌）但是，這不應該歸功於我，而應該歸功於“勢”，也就是從社會到學院的大勢所趨。我，只是順勢下滑罷了。

想起了一件事。前些年雲南邊境的戰爭中，一位排長以身體滾爆山坡上的一個地雷陣，上級決定授予他特等英雄的稱號。但是，他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那次不是有意滾雷，而是不小心摔

下去的。記者說，特等英雄的稱號立即就要批下來了，提拔任命的一切準備工作也做完了，你還是順着“主動滾雷”的說法說吧，這樣彼此省力。但是，這位排長始終堅持，他是不小心摔下去的。

結果，那次獲頒英雄稱號的是另外兩個軍人，現在他們都已成了省軍區副司令。但那位排長很快就複員了，仍然是農民，在農村種地。有人問他是否後悔，他說：“我本是種地的，如果摔一跤摔成了大官，那才後悔呢！”（鼓掌，笑聲）

我做院長的順勢下滑，與那位排長的摔跤下滑，差不多。因此，他是我的人生導師。（熱烈鼓掌）

我的另一位導師陶淵明說：“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所不同的是，我沒有田園，連荒蕪了的也沒有。（笑聲）因此，我不如陶淵明，也不如那位排長，無法回去，只得尋找，去尋找我的田園。

找到或者找不到，我都會用文字方式通報大家。（熱烈鼓掌）

謝謝！（長時間地熱烈鼓掌）

半個月後，我就裹了一件深灰色的薄棉襖出現在甘肅高原，獨自向公元七世紀的陽關走去。

接下來，再從陽關出發，走向秦漢，走向春秋，走向炎黃。我的身後，越來越熱鬧，我的腳下，越來越荒涼。四千多年的歷史，沉睡得那麼徹底，看不到任何蘇醒的可能。

我也遇到很多實際困難，無法一一細述。例如，我的文化考察還沒有形成一個個具體的課題，因此無法申請任何經費，只能全靠自己支付。這對於當時的我，實在是非常困難。感謝妻子馬蘭，她說她雖然不“走穴”，卻也積累了四萬多元存款，可以幫我成行。

我在院長任上，展現了不錯的行政管理能力，在全國高教系統的各項測評中都名列前茅，連嚴厲的市長都頗為賞識，一時仕途暢達。然而，我心在文化，百勸不回。

這天因為要參加隆重的“辭職儀式”，我作為主角，換上了這套比較整齊的服裝。平日，我衣衫草草，被大家戲稱為“牛仔教授”。半個月後，我將裹上一件深灰色的舊棉襖，出現在甘肅高原，獨自向公元七世紀的陽關走去。直到辭職，我仍然是全國最年輕的高校校長。照片上的我，神色平靜。當時只知，今後要走很多路，寫很多書；卻不知，同時要挨很多罵，受很多堵。但是，即使從照片上也可以看出，我不會後退。

一路上見到最多的，是古戰場上密集的墳堆，很少見到人。我想，這兒，也許就是我的祖先一會兒匍匐沙丘，一會兒呼嘯揚鞭的所在，也許就是我的姓氏飄蕩而來又飄蕩而去的地方。

歸去來兮。家鄉可以很近，也可以很遠。生命可以是五尺之軀，也可以是萬里蒼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