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祖母無名

三、祖母無名

那天，我正在家裏想着齊華和姜沙的事，樓梯上擁上來一群老太太。上海的老太太一成群就喜歡高聲談笑，我和媽媽連忙為她們端椅倒茶。

她們是來找祖母的。女人在這個年齡上多年未見，變化比男人大。但是，一會兒我就認出來了，領頭兩位，一位是吳阿姨，一位是海姐。

這樣的稱呼把輩分搞混了。“吳阿姨”，應該是爸爸、媽媽他們對她的稱呼，“海姐”，更應該是祖母一輩的稱呼了。但那兩個稱呼已經成了她們的別號，我們心裏也這麼叫，只是表面上一律尊稱“阿婆”。

今天她們領來的，都是祖母在抗日戰爭時的朋友。後來大家都各忙各的，沒有什麼來往。現在總算安定了下來，而她們也都老得可以不必忙了，所以來走動走動。

但是，祖母一見吳阿姨和海姐，還是卡住了。卡在心裏，也卡在臉上。卡住海姐的理由很簡單，她為了阻止益生哥的戀愛，出主意偽造了姨媽自殺的電報，導致益生哥真的自殺。這件事，親戚朋友圈裏都轟傳過，海姐早就被老太太、老大爺們斥罵得抬不起頭來，今天一見祖母也是怯怯的。祖母一道凌厲的目光掃過去，她立即低下了頭。

卡住吳阿姨，當然是因為她的兒子吳阿堅。正是吳阿堅的揭發，成了我爸爸十年蒙冤的導火索。但這事，其他老太太都不知道。祖母在這痛苦的十年間曾經無數次地想起過自己的老朋友吳阿姨，很想讓她知道，由於她的兒子，我們家陷入了什麼樣的困境。但祖母又知道，吳阿堅放了第一把火之後，卻沒有再做火上澆油的事。

祖母凌厲的目光掃向了吳阿姨，但吳阿姨沒有低頭，反而大咧咧地上前一把拉住了祖母的手，大聲說：“你倒好，到鄉下隱居去了，留下我家在上海受了那麼多年的屈！”

“什麼？你家受了屈？”祖母十分詫異。

“我家當年開鴉片館的事，被揭發了。我當時還猜想，這鴉片館害過你老頭，很可能是你兒子揭發的，但阿堅搖頭，說不會。阿堅在單位里換了好幾個工作，不管換什麼，揭發信總是跟着來。半年前終於平反，銷毀材料時一看才知道，是當時鴉片館裏的一個小夥計揭發的。你看，我在心裏冤枉了你兒子這麼多年！”

我祖母聽她這麼說，頭頂就像被澆了一桶泥漿。怎麼？你兒子點了我兒子第一把火之後，自己也遭了殃？你那麼多年還在懷疑我兒子揭發了你兒子？這世間的事，真是太荒腔走板了！祖母以一個老練女人看另一個女人的眼睛判斷，吳阿姨沒有撒謊。

面對這麼一個老姐妹，該是從頭向她說明余家受她兒子傷害的真相，還是該抱住她大哭一場？祖母沒有選擇這兩項。她長長地吐了一口氣，連吳阿姨也沒有聽到，她只是吐給自己聽。

老太太們在交流着過去這些年的奇怪經歷。說了好幾個小時了，還沒有停的意思。

突然吳阿姨高聲說：“現在總算聽出來了，每個人家都被別人揭發了。那麼我要問一句，我們這些老婆子為什麼怕揭發？乾癟了的茄子難道還怕霜打？”

這個問題立即使屋子裏一片安靜。

吳阿姨的聲音低了下來：“這事我想了好幾個月，後來想明白了，是為了兒孫的名聲。”

“太對了！為了兒孫的名聲！”一位老太太在應和。

“現在好了，那些政治歷史帽子一筆勾銷，誰也不用怕了。”這又是吳阿姨的聲音：“更想不到的是，年輕人可以出國留學了。這兩個月，我兒子阿堅一直反對孫子吳傑到美國留學，倒是我堅決支持，這事才成。”

我聽了一笑，原來我中學的老同學吳傑也要到美國留學去了。近半年來我周圍的人幾乎都在忙着出國留學，但按吳傑的年齡，大概不是去讀本科，可能是讀博士學位，或者做訪問學者。

半天沒說話的海姐終於開口了。她說：“這正巧了，我家也是一樣，孫子要出國留學，他爹不同意，我同意。”

這下祖母說話了，一開口就高於一般老太太的水平。

她說：“我知道原因。我們這批老婆子，年輕時在上海都知道留學生是怎麼回事。到了兒子一輩，中國和外國互相封鎖，就不知道了。現在封鎖解除，是該由我們把斷線接上。”

海姐說：“我家孫子不讓我接。他說，出去后就怕不能為我送終，就決定不出去了。”

海姐說完，屋子裏又沒有聲音了。

海姐總是這樣讓人不喜歡，她這麼一說，好像別家孫子出國都不如她家孫子孝順。而且，送終不送終的說法，在這麼一堆老姐妹的談笑間又是那麼不合時宜。

一位老太太站起來說：“時間不早，我要去做晚飯了，大家散了吧！”

眾老太起身下樓，沒有了來時的歡樂。

祖母沒下樓，一個人坐着。見我送完老太太們回來，就叫我坐在她身邊。

祖母直愣愣地看着我問：“你為什麼不出國？也是怕不能為我送終？”

我說：“您想到哪裏去了。我不出去，是為了我自己。”

“怎麼說？”祖母要我說明白。

我想了想，說：“打個比方吧。我們一直住在一個貧窮的村莊卻無法離開。現在傳來兩個好消息，一是可以離開了，二是村莊有可能變好了，祖母，您會選擇離開還是留下？”

祖母一笑，說：“我聽懂你的意思了。”

我在上海東北角的一個小房間裏又開始了苦讀，時間長達七年。從古希臘、古印度開始，一點點往下啃，一共鑽研了十四個國家的人文經典。其實，這項苦讀我在文革後期已經悄悄開始，現在可以公開、大方地進行了。我從一家家圖書館借書，當時很多著作還沒有翻譯成中文，我翻着辭典一句句摳，不斷地去請教隱居在上海街道間的老一代學者。到第七年，我已經完全變了一個人。

讓我脫胎換骨的，有三十幾位不同時代的智者，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ImmanuelKant）、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GustavJung）和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JeanPaulSat-tre）。有了他們，我對於在半山老樓接觸過的中國古典，也有了新的認識。

我在這個過程中寫成了四部學術著作，《世界戲劇學》、《觀眾心理學》、《中國戲劇史》、《藝術創造學》。

這些書出版時都遇到一個困難：撞上了“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風潮，幾乎註定夭折。但是，八十年代畢竟是八十年代，一切思想障礙都能快速衝破。我正咬着牙齒準備堅守風骨呢，事情卻已逆轉。這些學術著作不僅一一出版，而且相繼獲得各種大獎，其中包括文化部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上海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獎等。不久，我在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一批著名老教授的合力推薦下，破格晉陞為當時中國大陸最年輕的文科正教授。那就是說，我連一天“副教授”也沒有做過。

更沒有料到的是，國家文化部根據連續三次全院的“民意測驗”，決定由我執掌學院。

我推辭了四個月，還是抗不住老師們的細磨慢勸，勉強答應了。同時，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為了破除“論資排輩”的頑疾，任命我為上海市中文專業兼藝術專業教授資格評審的負責人。

有一天，上海各報都刊登了一條消息，上海市有關部門為了表彰我的學術成就，給我連升兩級工資。我們學院的教師還為此聚餐慶祝，但細問起來，是從月薪七十八元人民幣升為八十七元。一位與我同年齡、同專業的香港教授對此深感驚訝，說他的工資是我的整整一千五百倍。我卻為他擔心，說：“這怎麼用得了？”

當時我和很多人一樣，沒時間考慮待遇，只想趕快多做一點事。我知道天下的局勢不會那麼順利，遲早會有反覆，如果能在新的災難來到之前做出一個樣子，那就能給中國留下一個看到過的文化之夢。

各種衝突幾乎天天發生。所有長期扭曲的歷史力量全部釋放了，立即產生糾纏和打鬥，一次次讓我目瞪口呆。

例如那些老幹部，在“文革”中受盡造反派的衝擊，現在又出來擔任各級領導了。但其中不少人，竟然左得比造反派還厲害。那天，一位很有“革命資歷”的老太太在會議桌邊霍地站起身來，手上拍着一個油印的本子大聲說：“反動！反動！”我細問，原來，這是一個叫趙耀民的學生寫的劇本，第一句話是舞台裝置的說明：“舞台中央放着一把空椅子。”

老太太說：“舞台中央，當然是影射黨中央；空椅子，什麼意思？說是中央沒人，他們要來坐天下嗎？”

另一位與她一樣資歷的老太太比較平靜，拍着她的手臂要她坐下，說：“這樣的人現在也不必抓了，戴上‘反動學生’的帽子，開除吧。”

所有的眼睛都看着我。我說：“這是文字獄。今天終於明白，造反派的極左是有來源的。被打的人，很可能是打手的師傅。”

兩位老太太一起站了起來，衝著我說：“你這是什麼意思？包庇反動學生，應該立即下台！我們會向上級反映，等着吧！”

我說：“請趕快反映，我從一開始就不想上台。”

過後，我在辦公室等着下台的通知，但沒有等到。

在辦公室等到了一個我認為非常重要的人，一個蒙冤二十幾年的教師獲得平反昭雪，從流放地新疆回來了。荒沙大漠中瘦骨嶙峋的知識分子，自然應該成為我重振教育的骨幹力量。見面后談得不錯，但後來發生的事情卻讓我不知所措：他幾乎每星期都給我寫紙條，報告教師中的“不良思想”。我幾次勸阻，他只是改換了紙條上的語氣，仍然頻繁交送。原來，這是他在受難期間養成的習慣，戒不掉了。

我看着老人的背影，在筆記本上愴然寫道：

災難的最後惡果，

是人格崩潰；

崩潰的第一標誌，

是毀損他人。

中國千年官場，歷來鼓勵互相揭發，而不在乎揭發的真假。一次次政治運動，更是以毀損他人為基礎。這種長期訓練，積累成一種集體本能，時時在很多人身上迸發。

不久之後，有一個機會，讓我更強烈地感受到了這一點。那就是我在擔任上海市中文專業兼藝術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時，不斷地收到各校教師對申報者、候選人的各種實名揭發，數量很大。照道理，對這種實名揭發，不能置之不理。我們派出不少人與各校相關部門會合，進行調查。調查的結果是：完全誣告，大約佔七成；嚴重誇大，大約佔二成；事出有因，大約佔一成。

而且，在調查過程中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揭發別人有什麼問題的，往往自己在這方面劣跡斑斑。

我聽了一笑，說：“當然只能如此。漢奸眼中，人人都會變節；色鬼眼中，天下只有淫慾；盜賊眼中，世間無偷不立。”

但在當時，我們對此毫無辦法。能做的，除了專業公正外，只對申報者中那些確實的“文革打手”，予以否決，靜觀他們今後的作為。

這種“靜觀”的結果也很幽默。十年後，我所受到的種種誣陷，大多來自他們。要他們不報復，是不可能的；而要十年後的民眾知道起因，也是不可能的。

對我而言，如果預知這種結果而當初收手，更是不可能的。

這就是永遠無法被以前和以後理解的八十年代。一切都在劇變，一切都有可能，動蕩、緊張、興奮、勇猛、斷裂、解構、荒誕、創建。我已經沒有時間回家看老人，年邁的祖母眼巴巴地只希望自己離世前看到大孫子結婚，我想起祖母的驚人履歷，就草率地搭建了一個不真實的婚姻。對方完全不明白我的極端繁忙和極端貧困是為了什麼，趕着潮流去了廣東，五年沒有音訊。上級人事部門和胡志宏書記經常查問對方地址，我完全不知。他們就希望我結束這種狀態，後來也就很快結束了。那年月，印象最深的是，我媽媽一天天地背着灰色食品袋出現在我的宿舍，而後面還跟着爸爸，拎着一隻不小的竹籃。我的那些好聽的名號，那些到今天還在被出版界爭搶的學術著作，背後都是爸爸、媽媽的柴米油鹽。我的老鄰居們，至今還都記得這種奇特的因果關係。

就在這時，我的祖母去世了。

那是一個初夏的夜晚，突然響起了急促的敲門聲。

連忙開門，是小弟弟。他氣喘吁吁地說：“大哥，阿婆走了。”

這句話，我們似乎早有準備，卻又毫無準備。

我兩眼發獃，看着小弟弟，甚至忘了把他讓進門。

祖母是在家中去世的，沒有什麼病痛，卻沒有了呼吸。

當然還要送到醫院“搶救”，但醫院能做的只是對她遠去的確認。這就是祖母，走了就走了，不接受搶救。

祖母離開之後，我有很長時間不敢回憶她的生平。這就像，面對一座突然被大雪覆蓋的高山，不敢去細想它無數陡坡的險徑。

正是祖母，這位不姓余的女性，在每一個危難關頭，把余家帶出了險境。

追悼會上要掛橫幅，大家又一次難住了：祖母到底叫什麼名字？誰也不知道。戶口簿上的名字，是祖母叫登記戶口的女孩子“隨便寫一個”的。她真正的名稱，只有一個“余毛氏”。

祖母無名。

僅僅為此，我淚如雨下。

按照家鄉規矩，祖母的骨灰盒應該進入祖父的墓廓。但是，祖父的墓碑早就在幾十年前由外公寫就，沒有把祖母並列。因此，我執筆寫了一方貼地斜碑，恭敬地提到祖母，拜託鄉親請石匠鑿刻后安置在墓碑下方。但是，過了半年再回鄉，看到斜碑已經安置，卻沒有我寫到祖母的那些字句。

連忙查問，山腳下的那位石匠說，那天正要鑿刻，突然來了一陣山風，把我寫祖母的那張紙吹走了。石匠和鄉親本想叫我再寫一張，但村裏的老人說：“被山風吹走了的東西，都不應該撿回。我們山民走在山路上，一陣風吹走了草帽，都不去撿。”

他們還不放心，特地到朱家村去向我的外公請示。當時外公也已病衰，躺在藤椅上幽幽地說：“吹走那字，是她自己的意思，我猜得出來。”

這次上山看祖母的墓，也是李龍陪去的。李龍在這幾年間突然變得非常蒼老，白須白髮，連眉毛也白了，還穿了一身灰白的褂子，似妖似仙，剛見面時我幾乎認不出來。

在下山的路上，李龍突然問我：“篤公和女瘋子，你還記得嗎？”

“記得記得，我正想問你呢……”

“他們都是長壽。篤公是五年前走的，臨終前對我說，不管女瘋子同意不同意，他想和她葬在一起。女瘋子是兩年前走的，臨終時只說了五個字：和他在一起。後來的事都是我辦的，石料是鄉親捐的……”

“好！李龍叔，這事你辦得好。有空上山，多給他們這對老情人上上墳，割掉一些雜草，點三炷香，他們都是愛漂亮的人。”我說。

“我會去，”李龍說，“現在鎮裏派我看管石頭將軍，我每隔三天就上山。”

“石頭將軍？”我問。

“哦，這是五年前從湖底撈上來的，石頭刻出來的一個將軍。”他說。

我一時發懵了。好像在很多年前，我帶益生哥上山，他說這地方在夢裏見過，一匹石馬馱着一個石頭將軍從湖裏跳出來，石頭將軍落水，那匹馬還問益生哥，這是你的家嗎？

“這是你的家嗎？”這個回憶讓我毛骨聳然。當時益生哥對這裏多麼陌生，現在可真是他永遠的家了。難道真有一個石將軍落水和出水？

我相信浮生之上還會存在一個神秘世界，但我不敢沉溺在裏邊。讓神秘依然神秘，凡人不必深究，我只能想着眼前的實事。我對李龍說：“你知道，我姨媽已經在去年去世，沒有與她的兒子益生哥葬在一起。我托你，再過一段時間，找兩個幫手，把他們的墳也遷在一起。費用你算一算，等會兒下山後我給你。”

李龍說：“這事我早就想好了，你放心。要什麼費用，兩把鋤頭的事。”

走了幾步，李龍一笑，問我：“聽鎮裏文化館的老楊說，報紙上登了，你做官了，什麼院長……”

“那也不算什麼官……”

“再過幾年，說不定還能做上縣長！”李龍鼓勵我。

這下引起了我開玩笑的勁頭，說：“不騙你，我現在就管着十幾個縣長。”我指的是學院的處級幹部。

“嗬，”李龍退後兩步，看着我，說：“那還了得，我家隔壁桂新，前幾年瞎碰瞎撞與一個副縣長握了一下手，回來后吃飯時拿山薯都翹着蘭花指。後來有人告訴他那人不是副縣長，是副縣長的弟弟，他那手指才踏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