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同一個省

二、同一個省

因“樣板戲”而入罪的事，上海不止一件，報紙都報道了。大家一看才明白，這場帶着“文化”之名的政治運動，現在果真猙獰到了文化。

當時上海的報紙是直接覆蓋鄰近省份的。安徽，我叔叔所在的安徽，聽到風就是雨，比上海更猙獰。

有人揭發，那位主演了電影《天仙配》的黃梅戲演員嚴鳳英，也曾經“攻擊樣板戲”。嚴鳳英在觀看樣板戲《沙家浜》時說，這個戲後半部分“太長，有點悶”。就是這短短的評論，引來了同一個劇團演員們的輪番批鬥。

她沒做任何答辯，吃驚地看着這些天天一起演唱“樹上的鳥兒成雙對”的小兄弟、小姐妹，不知他們怎麼突然變成了這副模樣。

幾次批鬥會後，她看了看院子裏密密層層的大字報，回家抽了一堆香煙，然後拿起水杯，吞食了一大把安眠藥，自殺了。

造反派斷言嚴鳳英的自殺是一種挑戰，並由此做出決定，文化藝術界的鬥爭要進一步深入。

於是，同一個省的另一個黃梅戲劇團的一個“後補右派分子”，我未來的岳父馬子林先生，又一次被列為重點批判的對象。

他面臨的必將是眾目睽睽之下的當街批鬥。他只擔憂，自己的三個孩子看到父親被捆綁在大街的高台上受盡污辱，會不會對人世種下太多的仇恨？他與妻子商量很久，決定把孩子趕緊送到一個陌生的農村去，他們認識一個上街來的農民。

面對着別人強加給自己的巨大污辱，這對年輕夫妻只擔憂如何使自己的子女不要對人世種下太多的仇恨。我對岳父、岳母的當日高貴，肅然起敬。

孩子們被一輛牛車拉到了一個不近的村莊。最小的一個是女孩，才五歲，好奇地看着一路野花。那些日子，過得又苦、又野、又快樂，只是她一直奇怪：爸爸、媽媽怎麼把我們忘了？

這就是我未來的妻子馬蘭。

馬蘭漸漸長大，十二歲初中畢業，考上了省藝術學校。全部複雜的手續都由她這個小女孩自己辦完，但遇到了最後一道門檻跨不過去了：作為右派分子的女兒，政治審查通不過。

對此，岳父本人沒有發言權，站出來的是岳母。這天她正與劇團一起在一個山區演出，聽到女兒上學居然政治審查通不過，就悲憤交加，破罐子破摔，不演了。

當時正好有一個上級機關的官員在鄉里做調查，急急地找來了，對我未來的岳母說：“你看，遠近幾十里的鄉親們都舉着火把來看戲了，主角演員罷演，這可是嚴重的政治事件啊！”

岳母說：“那你們就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好了！我女兒考上了學校卻不準上學，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

官員又抬頭看了看暮色中的群眾，火把越來越多，遠遠看去望不到頭，像一條神秘而光亮的長龍。他覺得今夜如果不開演，真有可能釀成重大事端，態度就軟了下來：“這樣吧，你女兒上學的事，不難辦，我明天一定給主任說。”

“我很難相信你們。”岳母說。

“那我現在就向你保證，一定讓你女兒上學！”官員說。

“你說了不算數。”岳母還是很硬。

“那我現在就出發去找主任，你上台！”官員急了。

“那好，你出發，我上台！”岳母說著也看了看山路。

官員逆着火把的隊伍出發了，她也開始化裝。

幾天後，十二歲的小馬蘭拖着一個大木箱，裏邊塞着棉被和棉襖，擠上長途汽車向省城出發。岳父、岳母看女兒太小，想送一送，但所在的單位都不批准。

這次長途汽車，坐了整整八個小時。

十餘年後，馬蘭主演的長篇電視傳記片《嚴鳳英》播放時，全中國萬人空巷。這是一部迄今為止最徹底地揭示“文革”災難的影視作品，嚴鳳英自殺前頭髮飄亂、雙眼逼視，穿過屏幕質問着二十年後的山河同胞。這樣一部作品很難想像能夠被批准播放，但在八十年代卻奇迹般地被通過了。

全國觀眾和專家一次次投票，都毫無分歧地把全國電視“飛天獎”和“金鷹獎”的最佳女主角獎，授予馬蘭。

說回去，嚴鳳英去世時，五歲的小女孩馬蘭並不知道城裏的父母在受難。同樣，當時的我，也不知道安徽的叔叔在受難。

嚴鳳英、我的岳父、我的叔叔，幾乎都是同齡，又在同一個省。

媽媽親自到學院裏來囑咐我寫給叔叔的那封求助信，已飄飄蕩蕩地向叔叔飛去。家裏遭遇大難，現在已經斷炊，這會讓叔叔多麼心焦啊，但那時的叔叔，自己已走投無路。

叔叔所在單位的造反派，也因受到嚴鳳英自殺事件的波及，正在尋找文化藝術方面的“階級敵人”。可惜那裏完全沒有這方面的人物，因此就把經常喜歡向年輕人講述《紅樓夢》的叔叔，當作了“疑似敵人”。

這個地區的領導人就是叔叔的老朋友江斯達。當時江斯達還沒有被打倒，為了不讓造反派的矛頭指向自己，也出席了第一次批鬥叔叔的會議。後來有人說，江斯達此舉，可能還出於對叔叔幾年前舉報他隱瞞災情的不滿。

這次批鬥會的主題是“狠批封建主義大毒草《紅樓夢》”。當時，無論是造反派還是江斯達，都不知道毛澤東喜歡《紅樓夢》。當然，我叔叔也不知道。

按照慣例，批判一定引來揭發，一個與叔叔同樣着迷《紅樓夢》的朋友在會上高聲揭發，叔叔曾在一次讀書會上說到，《紅樓夢》的主角賈寶玉與書中寫到的一位演員蔣玉菡，可能是同性戀。當時的中國人基本不了解同性戀，斷定叔叔在散佈下流色情。

叔叔被拉上了一輛垃圾車，掛着牌子遊街示眾。牌子上寫着六個字：“《紅樓夢》，同性戀。”在當時，民眾看遊街示眾是一件樂事，每一次都人山人海，一個個踮着腳，伸着脖子，指指點點，像過節一般。這麼愛乾淨的叔叔坐在垃圾車上被那麼多人觀賞，他覺得是奇恥大辱，便把頭低下，卻不小心發現街角有一個年輕女子在觀看。

這位年輕女子，就是叔叔給媽媽提到過的那位演員。此刻她態度冷漠，沒怎麼看叔叔的臉，卻目不轉睛地看着叔叔胸前牌子上的六個字。

叔叔的目光快速從這個女子身上移開，心想幸好這個女子最近沒有來給自己洗衣洗鞋。叔叔抬頭注視街邊密密層層的民眾，突然不覺得有什麼奇恥大辱了。他從上海西郊一個丹麥人住宅的地下酒窖出發來到這裏，家裏的親人都不知道這裏什麼樣，卻都知道這是他的地方。他為這裏的民眾做了多少事，這個秘密只有一個人清楚，那就是江斯達。但前幾年，他又為了這裏的民眾，把這個人得罪了。他冒險上書北京，只想把這裏的民眾拉出災難，但眼下，他們全都興高采烈，成了自己的災難。他閉上了眼，任垃圾車搖搖晃晃，滿腦子都是那個丹麥人住宅的地下酒窖。

叔叔那天晚上就割脈自殺。那個揭發他的朋友正從窗前走過，發現情況不對，與別人一起破門而入，把叔叔送到醫院。搶救回來才三天，叔叔第二次割脈，又被搶救，因此有了第三次割脈。

叔叔是一個血性男子，悲懷壯烈。他三次割脈，完成了三次最決絕的政治抗議和文化抗議。他讓我想到我們的余家先祖，在一片血泊中舉起了最後那面旗。

當時我寫給他的求援信，他沒有收到。幾天後，他們單位通知了我家。媽媽和祖母決定瞞過我們下一代，兩個人坐火車去料理後事。

我一定要讓這幀照片單獨佔據一頁。叔叔余志士先生，我心中永遠的英雄。他是天生的革命者，但在一九四九年之後沒有參與政治，奔赴安徽做了一個工程師。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他先通過我的手向北京直陳安徽災荒災情，幾年之後，他又三度自戕，用鮮血抗議“文革”。我一直把叔叔的剛烈形象存在自己心底。後來我在“文革”災難中一次次與造反派暴徒的近距離對抗，以及近三十年來對傳媒間一切文化歹徒的蔑視，都因為我有過這樣一位叔叔。

祖母怔怔地看着自己最小兒子的遺體，又橫了一眼四周密密麻麻看熱鬧的人群，拉了拉媽媽的手，要她別再哭下去。

沒有人理她們，在一片冷臉中操持完火葬事務，媽媽捧着叔叔的骨灰盒，與祖母一起走在寒風凜冽的江淮平原上。祖母臉色木然地看着路邊的蓑草荒村，心想，這就是他的土地。老娘我夜夜做夢都在猜測這片土地的模樣，猜測他不願離開的理由。現在，終於離開了，還是跟着娘。

祖母對媽媽說：“讓我捧一會兒吧。”

媽媽猶豫了一下，恭恭敬敬地把骨灰盒遞到祖母手上。祖母抱過後停住了腳步，對媽媽說：“你看我這個女人，一輩子都在送走一個個兒女，現在連最小的一個也捧在手上了……”

“姆媽！”媽媽輕輕叫一聲，雙手扶住了她。

祖母還是無淚。她說：“現在只剩下志敬一個了，千萬要讓他活下來。”

她們一腳高、一腳低地走到了火車站。

火車開動后，她們從車窗里看到，有一個男人慌忙從月台上跑過來，看着這趟列車，雙手拍了一下腿。

祖母說：“這個人很像江斯達，他怎麼會這樣老了？”

“江斯達？”媽媽問，“他跑來幹什麼？”

後來馬蘭聽我講叔叔在安徽自殺的事，每次都心事重重。她覺得，應該為叔叔做點事。

“他太孤獨了。”馬蘭說，“這片土地不應該這麼對待他。”

就在叔叔去世二十五周年的祭日裏，黃梅戲《紅樓夢》在安徽隆重首演，產生爆炸般的轟動效應。這齣戲獲得了全國所有的戲劇最高獎項，在海內外任何一座城市演出時都捲起了旋風。

全劇最後一幕，馬蘭跪行在台上演唱我寫的那一長段唱詞時，膝蓋磨破，鮮血淋漓，手指拍擊得節節紅腫，每場演出都是這樣。

所有的觀眾都在流淚、鼓掌，但只有我聽得懂她的潛台詞：剛烈的長輩，您聽到了嗎？這兒在演《紅樓夢》！

馬蘭主演的《紅樓夢》。

馬蘭主演的《紅樓夢》。

謝晉導演說，馬蘭主演的《紅樓夢》，是第一部成功的“中國音樂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