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同一個省

二、同一個省

二、同一個省

因“樣板戲”而入罪的事,上海不止一件,報紙都報道了。大家一看才明白,這場帶着“文化”之名的政治運動,現在果真猙獰到了文化。

當時上海的報紙是直接覆蓋鄰近省份的。安徽,我叔叔所在的安徽,聽到風就是雨,比上海更猙獰。

有人揭發,那位主演了電影《天仙配》的黃梅戲演員嚴鳳英,也曾經“攻擊樣板戲”。嚴鳳英在觀看樣板戲《沙家浜》時說,這個戲後半部分“太長,有點悶”。就是這短短的評論,引來了同一個劇團演員們的輪番批鬥。

她沒做任何答辯,吃驚地看着這些天天一起演唱“樹上的鳥兒成雙對”的小兄弟、小姐妹,不知他們怎麼突然變成了這副模樣。

幾次批鬥會後,她看了看院子裏密密層層的大字報,回家抽了一堆香煙,然後拿起水杯,吞食了一大把安眠藥,自殺了。

造反派斷言嚴鳳英的自殺是一種挑戰,並由此做出決定,文化藝術界的鬥爭要進一步深入。

於是,同一個省的另一個黃梅戲劇團的一個“後補右派分子”,我未來的岳父馬子林先生,又一次被列為重點批判的對象。

他面臨的必將是眾目睽睽之下的當街批鬥。他只擔憂,自己的三個孩子看到父親被捆綁在大街的高台上受盡污辱,會不會對人世種下太多的仇恨?他與妻子商量很久,決定把孩子趕緊送到一個陌生的農村去,他們認識一個上街來的農民。

面對着別人強加給自己的巨大污辱,這對年輕夫妻只擔憂如何使自己的子女不要對人世種下太多的仇恨。我對岳父、岳母的當日高貴,肅然起敬。

孩子們被一輛牛車拉到了一個不近的村莊。最小的一個是女孩,才五歲,好奇地看着一路野花。那些日子,過得又苦、又野、又快樂,只是她一直奇怪:爸爸、媽媽怎麼把我們忘了?

這就是我未來的妻子馬蘭。

馬蘭漸漸長大,十二歲初中畢業,考上了省藝術學校。全部複雜的手續都由她這個小女孩自己辦完,但遇到了最後一道門檻跨不過去了:作為右派分子的女兒,政治審查通不過。

對此,岳父本人沒有發言權,站出來的是岳母。這天她正與劇團一起在一個山區演出,聽到女兒上學居然政治審查通不過,就悲憤交加,破罐子破摔,不演了。

當時正好有一個上級機關的官員在鄉里做調查,急急地找來了,對我未來的岳母說:“你看,遠近幾十里的鄉親們都舉着火把來看戲了,主角演員罷演,這可是嚴重的政治事件啊!”

岳母說:“那你們就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好了!我女兒考上了學校卻不準上學,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

官員又抬頭看了看暮色中的群眾,火把越來越多,遠遠看去望不到頭,像一條神秘而光亮的長龍。他覺得今夜如果不開演,真有可能釀成重大事端,態度就軟了下來:“這樣吧,你女兒上學的事,不難辦,我明天一定給主任說。”

“我很難相信你們。”岳母說。

“那我現在就向你保證,一定讓你女兒上學!”官員說。

“你說了不算數。”岳母還是很硬。

“那我現在就出發去找主任,你上台!”官員急了。

“那好,你出發,我上台!”岳母說著也看了看山路。

官員逆着火把的隊伍出發了,她也開始化裝。

幾天後,十二歲的小馬蘭拖着一個大木箱,裏邊塞着棉被和棉襖,擠上長途汽車向省城出發。岳父、岳母看女兒太小,想送一送,但所在的單位都不批准。

這次長途汽車,坐了整整八個小時。

十餘年後,馬蘭主演的長篇電視傳記片《嚴鳳英》播放時,全中國萬人空巷。這是一部迄今為止最徹底地揭示“文革”災難的影視作品,嚴鳳英自殺前頭髮飄亂、雙眼逼視,穿過屏幕質問着二十年後的山河同胞。這樣一部作品很難想像能夠被批准播放,但在八十年代卻奇迹般地被通過了。

全國觀眾和專家一次次投票,都毫無分歧地把全國電視“飛天獎”和“金鷹獎”的最佳女主角獎,授予馬蘭。

說回去,嚴鳳英去世時,五歲的小女孩馬蘭並不知道城裏的父母在受難。同樣,當時的我,也不知道安徽的叔叔在受難。

嚴鳳英、我的岳父、我的叔叔,幾乎都是同齡,又在同一個省。

媽媽親自到學院裏來囑咐我寫給叔叔的那封求助信,已飄飄蕩蕩地向叔叔飛去。家裏遭遇大難,現在已經斷炊,這會讓叔叔多麼心焦啊,但那時的叔叔,自己已走投無路。

叔叔所在單位的造反派,也因受到嚴鳳英自殺事件的波及,正在尋找文化藝術方面的“階級敵人”。可惜那裏完全沒有這方面的人物,因此就把經常喜歡向年輕人講述《紅樓夢》的叔叔,當作了“疑似敵人”。

這個地區的領導人就是叔叔的老朋友江斯達。當時江斯達還沒有被打倒,為了不讓造反派的矛頭指向自己,也出席了第一次批鬥叔叔的會議。後來有人說,江斯達此舉,可能還出於對叔叔幾年前舉報他隱瞞災情的不滿。

這次批鬥會的主題是“狠批封建主義大毒草《紅樓夢》”。當時,無論是造反派還是江斯達,都不知道毛澤東喜歡《紅樓夢》。當然,我叔叔也不知道。

按照慣例,批判一定引來揭發,一個與叔叔同樣着迷《紅樓夢》的朋友在會上高聲揭發,叔叔曾在一次讀書會上說到,《紅樓夢》的主角賈寶玉與書中寫到的一位演員蔣玉菡,可能是同性戀。當時的中國人基本不了解同性戀,斷定叔叔在散佈下流色情。

叔叔被拉上了一輛垃圾車,掛着牌子遊街示眾。牌子上寫着六個字:“《紅樓夢》,同性戀。”在當時,民眾看遊街示眾是一件樂事,每一次都人山人海,一個個踮着腳,伸着脖子,指指點點,像過節一般。這麼愛乾淨的叔叔坐在垃圾車上被那麼多人觀賞,他覺得是奇恥大辱,便把頭低下,卻不小心發現街角有一個年輕女子在觀看。

這位年輕女子,就是叔叔給媽媽提到過的那位演員。此刻她態度冷漠,沒怎麼看叔叔的臉,卻目不轉睛地看着叔叔胸前牌子上的六個字。

叔叔的目光快速從這個女子身上移開,心想幸好這個女子最近沒有來給自己洗衣洗鞋。叔叔抬頭注視街邊密密層層的民眾,突然不覺得有什麼奇恥大辱了。他從上海西郊一個丹麥人住宅的地下酒窖出發來到這裏,家裏的親人都不知道這裏什麼樣,卻都知道這是他的地方。他為這裏的民眾做了多少事,這個秘密只有一個人清楚,那就是江斯達。但前幾年,他又為了這裏的民眾,把這個人得罪了。他冒險上書北京,只想把這裏的民眾拉出災難,但眼下,他們全都興高采烈,成了自己的災難。他閉上了眼,任垃圾車搖搖晃晃,滿腦子都是那個丹麥人住宅的地下酒窖。

叔叔那天晚上就割脈自殺。那個揭發他的朋友正從窗前走過,發現情況不對,與別人一起破門而入,把叔叔送到醫院。搶救回來才三天,叔叔第二次割脈,又被搶救,因此有了第三次割脈。

叔叔是一個血性男子,悲懷壯烈。他三次割脈,完成了三次最決絕的政治抗議和文化抗議。他讓我想到我們的余家先祖,在一片血泊中舉起了最後那面旗。

當時我寫給他的求援信,他沒有收到。幾天後,他們單位通知了我家。媽媽和祖母決定瞞過我們下一代,兩個人坐火車去料理後事。

我一定要讓這幀照片單獨佔據一頁。叔叔余志士先生,我心中永遠的英雄。他是天生的革命者,但在一九四九年之後沒有參與政治,奔赴安徽做了一個工程師。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他先通過我的手向北京直陳安徽災荒災情,幾年之後,他又三度自戕,用鮮血抗議“文革”。我一直把叔叔的剛烈形象存在自己心底。後來我在“文革”災難中一次次與造反派暴徒的近距離對抗,以及近三十年來對傳媒間一切文化歹徒的蔑視,都因為我有過這樣一位叔叔。

祖母怔怔地看着自己最小兒子的遺體,又橫了一眼四周密密麻麻看熱鬧的人群,拉了拉媽媽的手,要她別再哭下去。

沒有人理她們,在一片冷臉中操持完火葬事務,媽媽捧着叔叔的骨灰盒,與祖母一起走在寒風凜冽的江淮平原上。祖母臉色木然地看着路邊的蓑草荒村,心想,這就是他的土地。老娘我夜夜做夢都在猜測這片土地的模樣,猜測他不願離開的理由。現在,終於離開了,還是跟着娘。

祖母對媽媽說:“讓我捧一會兒吧。”

媽媽猶豫了一下,恭恭敬敬地把骨灰盒遞到祖母手上。祖母抱過後停住了腳步,對媽媽說:“你看我這個女人,一輩子都在送走一個個兒女,現在連最小的一個也捧在手上了……”

“姆媽!”媽媽輕輕叫一聲,雙手扶住了她。

祖母還是無淚。她說:“現在只剩下志敬一個了,千萬要讓他活下來。”

她們一腳高、一腳低地走到了火車站。

火車開動后,她們從車窗里看到,有一個男人慌忙從月台上跑過來,看着這趟列車,雙手拍了一下腿。

祖母說:“這個人很像江斯達,他怎麼會這樣老了?”

“江斯達?”媽媽問,“他跑來幹什麼?”

後來馬蘭聽我講叔叔在安徽自殺的事,每次都心事重重。她覺得,應該為叔叔做點事。

“他太孤獨了。”馬蘭說,“這片土地不應該這麼對待他。”

就在叔叔去世二十五周年的祭日裏,黃梅戲《紅樓夢》在安徽隆重首演,產生爆炸般的轟動效應。這齣戲獲得了全國所有的戲劇最高獎項,在海內外任何一座城市演出時都捲起了旋風。

全劇最後一幕,馬蘭跪行在台上演唱我寫的那一長段唱詞時,膝蓋磨破,鮮血淋漓,手指拍擊得節節紅腫,每場演出都是這樣。

所有的觀眾都在流淚、鼓掌,但只有我聽得懂她的潛台詞:剛烈的長輩,您聽到了嗎?這兒在演《紅樓夢》!

馬蘭主演的《紅樓夢》。

馬蘭主演的《紅樓夢》。

謝晉導演說,馬蘭主演的《紅樓夢》,是第一部成功的“中國音樂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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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家小史(余秋雨迄今完整家族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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