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民主

第三章

一、大民主

人生中，會有這一天。

就像一隊人長途趕路。在這天之前，你是一個被牽着走的人，跟在後面的人；在這天之後，你變成了一個攙扶別人的人，走在頭裏的人。

這是一個“成人禮”，卻沒有預告。

我的這一天終於來到了。

爸爸讓我牽住了全家人的手。但抬頭一看，前面的路沒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傍晚，夕陽凄艷，十分炎熱，我從學校回家。

爸爸小心地看着我，目光有點躲閃，嘴角有點笑意。好像做錯了事，又好像要說他沒有做，卻不知如何解釋。這神情，使我和他的關係突然產生了逆轉。

爸爸掃了我一眼。對祖母說：“阿堅揭發了我。”

“阿堅？”祖母問，“他揭發你什麼？”

爸爸支支吾吾地說，吳阿堅揭發的是歷史問題。說是共產黨剛剛解放上海的幾天之後，有一個人在路邊拿出小本子寫了一句反共的話給大家看，爸爸看了，卻沒有把那個人扭送到公安局。

爸爸說，阿堅已經把這個揭發寫成大字報貼了出來。

祖母立即問：“照阿堅的說法，他自己也看到了，為什麼不扭送？”

爸爸苦笑一下，說：“這是每次政治運動的規則：他一揭發我，自己就安全了。”

“這個黑良心，還是眼紅我家。”祖母說，“你先定下心，看他怎麼鬧。”

“沒法定心了。”爸爸說，“一人揭發，大家跟上。所有的老朋友都爭着劃清界限，大字報已經貼了一大堆。”

“老朋友？揭發什麼？”祖母問。

爸爸突然語塞，低下了頭。

祖母看了我一眼，輕聲問爸爸：“是不是真有什麼把柄？”

“沒，沒有！”爸爸連忙辯解。他以最快的速度掃了一眼媽媽，說：“也有大字報說我岳父是地主，是賭徒，還把大姐的公公判刑的事連在一起了。”

媽媽皺起了眉頭。祖母的眼光立即從媽媽臉上移開，緊接着爸爸的話頭問：“他們有沒有揭發你父親抽鴉片？”她要把話題從朱家挪回余家。

“那還沒有，恐怕快了，阿堅一定會揭發。”爸爸說。

“他揭發？那鴉片是在哪裏抽的？鴉片館是誰開的？你也該反過來揭發他！”

祖母說到這裏突然噎住了，搖搖頭，嘆口氣，說：“別，我家不做這樣的事，到死也不貼別人大字報。”

這時媽媽抬起頭來，問爸爸：“這麼亂貼大字報，大家都咬來咬去，胡言亂語，你們單位的領導也不管一管？”

“領導說了，這是大民主。群眾大鳴大放，任何人都可以站出來打倒別人。中央提倡的，誰也阻擋不了。”爸爸說。

“大民主？”媽媽疑惑地看着我，希望這個已經成為大學生的兒子能給她解釋幾句。

我看着媽媽，搖搖頭。這時我發現，爸爸和祖母也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我。

——在我家出現的，是一場當時被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來又被簡稱為“文革”的政治運動。

爸爸最想知道的問題，不是吳阿堅為什麼要揭發他，而是執政者為什麼要搞“文革”。

當時所有的報紙天天都在回答這個問題，說發動“文革”是為了“清除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赫魯曉夫曾是蘇聯元首，他清算了他的前任斯大林。這使中國元首產生了擔憂，怕在自己去世后也出現這樣的清算者。對於這種說法，爸爸就聽不懂。他想，既然睡在身邊，伸出手去就能一把抓住，多麼簡單的事，為何要把這麼大的中國都搞亂？

兩個自稱從北京來的高幹子弟，站在街邊的一條長凳上在發表演講。他們先介紹了自己的父親是誰，一個是副總理，一個是大將。接着他們甩了幾下拿在手裏的皮帶，就像甩鞭一樣。他們說，躲在中央的赫魯曉夫，由全國各地的很多小赫魯曉夫保護着。他們又說，共產黨的幹部絕大多數都爛了，對勞動人民實行法西斯專政，因此必須全國造反奪權，實行大民主。接着，他們又舉起拳頭喊了很多口號。

這些口號乍一聽全是“反政府言論”，但政府的報紙也都漸漸這麼說了。我聯想到叔叔寫信投訴的那些隱瞞災情的幹部，覺得真該用民主的辦法好好整治一下。但是，眼前的事實很快否定了這個想法。爸爸不僅不是赫魯曉夫，他連一個科長都不認識啊。

原來，政治口號只是一種引爆，僅僅幾天，就成了一種全民性的互斗互咬。

全民性的互斗互咬，是天下最大的人文災難。政客和政策可以起起落落，並不重要，我看到的是，人性深處的邪惡獲得了全面的鼓勵、釋放、凝聚、擴散，並固定為生態習慣。這是人文災難的狂歡儀式，幾十年都清除不了。

與爸爸談話的第二天一早，我又回到學校。學校已經停課，很多同學開始造反，扎着塑料皮帶到處貼大字報，滿臉悲壯地宣稱“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好像明天就要拋頭顱、灑熱血。但是這種“造反”恰恰是中央發動的，而攻擊的對象卻是走投無路的弱者。

我今天走進教室，心裏忐忑不安。不是怕別的，是怕一句粗話。“文革”爆發以來，造反派對父母親被打倒的同學，都叫“狗崽子”。從此，由人類學進入動物學。我低着頭，不敢看別的同學，只敢慌張地看我的鄰座李小林一眼。

李小林也看了我一眼。我立即直覺到，她也恐懼着，而且恐懼的內容和我差不多。

正在這時，高聲喇叭突然震響，幾乎把所有的人嚇了一跳。喇叭里的廣播夾帶着不少“革命謾罵”，然後又全變成了“革命樣板戲”。

我正獃獃地坐着發愣，忽然高音喇叭停了。我這才隱隱聽到，教室樓下好像有人在扯着嗓子高喊我的名字，聲音有點耳熟。

到窗口一看，是高中的兩個老同學，一個姓許，一個姓萬。好幾年不見了，我趕緊下樓，拉他們到操場邊的草地上坐下說話。

他們很焦急，說是昨天回了一次母校，發覺我們中學裏的老師至少有一半都有了“歷史問題”，貼滿了大字報。

教英語的孫老師在抗日戰爭中擔任過美軍翻譯。大字報說，他很有可能順便做了美國特務；

教歷史的周老師的祖父考上過清朝進士。大字報推測，極有可能見過慈禧太后，既然見了就一定有政治勾結；

教地理的薛老師在課堂上說法國地圖像男人的頭，意大利地圖像女人的靴，卻獨獨把中國比作動物，說是像一隻大公雞，顯然是漢奸；

教生物的曹老師的“歷史問題”在時間上最近，那就是在飢荒年代偷竊過烘紅薯；

……

我一聽，說：“這一定是教師們互相揭發的。你們想，曹老師的烘紅薯事件，後來的小同學們怎麼知道？還有，什麼美軍翻譯、清朝進士……”

許同學說：“現在最麻煩的是孫老師，美國特務，不能回家了，關在生物實驗室的一個籠子裏。”

“籠子裏？”我驚叫一聲。

我們三人，花了一小時想出了一個營救方案，並立即實施。他們兩位到街上買了兩個造反隊的袖章戴上，回到中學，冒充畢業生要“揪斗”孫老師。中學生造反隊畢竟是孩子，看到兩個戴着造反隊袖章的老校友站在前面，已經矮了半截，提出可以用一百張寫大字報用的白紙換出孫老師。

我的那兩個老同學一聽有門，就假裝認真地與他們討價還價，結果只用了三十張白紙，孫老師就轉移出來了。

“好險！”事成之後的一星期，他們又來找我，慶幸地說：“如果再晚一天，這樣的事就做不成了。現在中學裏已經成立了教師造反隊，接管有歷史問題的教師。”

他們告訴我，教師造反隊的司令，就是曹老師。他實在受不住“偷竊烘紅薯”這個罪名，乾脆成立了一個“紅薯造反隊”。旁人一聽，以為是郊區農民揭竿而起。這在上海是稀奇事，因此在全市造反派聯合會議上讓人高看一眼。

曹老師當了造反司令，會怎麼樣呢？我們又為孫老師擔憂起來。萬同學的家離中學最近，我們要他常去看看。半個月後他又來找我了，說孫老師不僅沒事，而且也參加了紅薯造反隊。這麼一個上了年紀的老師戴着造反隊袖章，看上去非常古怪。

“是不是曹老師想用這種方法保護孫老師呢？”我問。

“有可能。很多老師都參加了紅薯造反隊，因此也有對立的造反派刷出標語，說紅薯造反隊應該改名為黑薯造反隊。曹老師厲害，到我們勞動過的青浦農村拉了一個老農民來做副司令。那個老農民站在凳子上用誰也聽不懂的鄉下話亂喊幾聲，對方就不吭聲了。”萬同學說。

“你見到曹老師了嗎？”我問。

“我到他的司令部去找過，沒見着。”萬同學說，“只見那個老農民縮在牆角打呼嚕。”

這幾天下來我突然明白。“民主”前面加一個“大”，就變成了“群眾運動”。“群眾”聽起來很大，誰也不敢阻擋，其實又很小，每一個人都有資格這麼叫。結果，一種“以小變大”的魔術出現了：任何人只要一說自己是“群眾”，什麼行為都被允許，旁邊的人一起鬨，更是成了“民心”、“民情”、“民意”。

我眼前的一切殘暴、死亡、荒唐，都這樣產生。如果想自保，只能像曹老師，加入這種風潮。

我老實的爸爸，怎麼能領悟“大民主”的這種秘密？

他狠命地要把老朋友們揭發的“歷史問題”一個個說清楚，每天寫着交代，一沓沓地交給造反派。造反派收下后叫他再寫，卻從來沒有看過一頁。他早就患有糖尿病，眼睛本來不好，這下眼疾大大發作，沒法再寫了。他要我代他寫，我本想勸阻，卻擋不住他近乎懇求的目光，就拿起了筆。

爸爸在我面前慢慢敘述着。我覺得，這已經不是爸爸向造反派的交代，而是上一代向下一代的交代。我現在寫這本書，能記得那麼多細節，都與爸爸當年的詳細敘述有關。爸爸在敘述時，因眼疾要不斷地用手帕擦眼淚，但也有可能是真哭。那些舊事，那些辛酸，那些死亡。

媽媽和祖母都在裏屋。有時她們會突然說出一個短句來糾正爸爸的回憶。爸爸一怔，說：“你們還沒睡？”

那時節已是深秋，窗外常常響起很大的風聲。即便在家裏，也已經冷得要抱肩。

一沓沓交代材料絲毫也沒有改變爸爸的處境。後來有一個叫趙庸的同事揭發他十四年前曾為私營企業家說過好話，爸爸辯解說那話是當時的陳毅市長說的。造反派說，陳毅也要打倒了。爸爸順嘴說了一句，對這樣的老人不應該“過河拆橋”。

爸爸的話剛落音，造反隊裏一個戴黑邊眼鏡的圓臉小個子男青年突然站起來，用尖厲的聲音問爸爸：“你這句話，主語是誰？你是說誰對陳毅這樣的人不能過河拆橋？”

這個戴黑邊眼鏡的圓臉小個子男青年經過層層分析，嚴密地證明：有資格把陳毅這樣的大人物當作一座橋可搭可拆的，只能是最高領袖。

因此，爸爸的罪名重了，當即就被關押起來。

好一個“主語”！

當造反派一戴上眼鏡，語法也就變成了刑法。

這種“刑法”有一個最大的特點：一個人一關押，“廣大人民群眾”在一天之內就能提供大量罪證，而且條條都“怵目驚心”。連平日看起來最木訥的老大爺，都能隨手扔出好幾顆定時炸彈。

媽媽去探望爸爸后回來說，爸爸的問題非常嚴重，看來已經沒救了。至於到底什麼問題，造反派不肯說。

爸爸被關押在他們單位的一個小房間裏，只有星期天看守人員休息時才被允許回家拿點衣物。

工資停發，每月發二十六元人民幣的“生活費”，這是當時全國“被打倒對象”的統一標準。為什麼是二十六元？很可能是每天一元，再扣去四個星期天。

當時我家是八口人。祖母、爸爸、媽媽、我、三個弟弟，再加上表妹。用每月二十六元要在上海這樣一座城市裏養活八口人，將會出現什麼情景？首當其衝，當然是極度的飢餓。

媽媽每天都在尋找着家裏一切可賣錢的物件。這樣的物件不多，主要是她當年的陪嫁。其中有一些，還是外公、外婆結婚時留下的。媽媽知道每一件東西的來歷，晚上背着祖母，摸着、掂着、捂着，有的還在自己的被窩裏放一夜，第二天藏藏掖掖地去了舊貨市場。那時候舊貨市場的收購價低得難以想像，媽媽常常在那裏放下、拿回，再討價還價好幾次。每次都以失敗告終，她極其疲憊地走進了食品店。

那一點點食品，放在飯桌上誰也不動。祖母乾脆說生了胃病，躺在床上。我怕面對這種情景，盡量賴在學院裏不再回家。

這天，一個同學告訴我，我的媽媽找到學院來了。我連忙朝同學指的方向趕去。媽媽連我中學的門也沒有進去過，怎麼到大學裏來了？我有點驚慌。

當時的學院一片混亂，高音喇叭仍然在播放着刺耳的“革命樣板戲”，到處都是標語、大字報。這是我天天熟悉的環境，但此刻只想快速穿過，不要讓媽媽看到這一切。

路邊有一位瘦瘦的老教師站在凳子上示眾，口裏不斷說著“我諷刺，我諷刺……”已經第二天了。我希望媽媽千萬不要走過來。

這位老教師姓徐，早年是美國耶魯大學的留學生，“文革”一來自然也成了“被打倒對象”，每月領二十六元生活費。那天他突然貼出一張大字報，說對於自己這樣需要改造思想的人，一個月發二十六元的生活費實在太高了，根本用不掉，不利於改造。他詳細列出了前幾個月自己每一項生活開銷，一算，每月只要十八元。

按照當時的風氣，這張大字報一定會引來一個新標準，每月生活費會減為十八元，從我們學院推廣到全上海、全中國。幸好，徐先生讓造反派嫉妒了。“怎麼，他比我們還要革命？”於是，造反派命令他站在自己貼出的那張大字報前，不斷地說自己是“諷刺”。

媽媽沒有迎過來，她靜靜地站在一道竹籬下。竹籬上纏着藤蔓，藤蔓下是一排泛黃的青草，青草間有不少很大的鵝卵石。這讓人想到家鄉。朱家村、余家村的路邊，都有這樣的竹籬，那年媽媽出嫁，轎子走的就是這樣的路。

現在，她一個人站在竹籬邊，等着她的兒子。

媽媽見到我的第一句話是：“你沒東西吃了，我知道。”說著就把一張早就捏在手裏的紙幣按在我手上。

我不敢問這錢是賣了什麼東西換來的，只把它擋在媽媽手裏。媽媽沒再推，也沒把手縮回，兩隻手就這樣隔着一張紙幣握在一起了。

媽媽說，她今天到學院來找我，是因為昨天晚上與祖母商定，只能向安徽的叔叔求援了。

“家裏斷炊那麼多天，不得不開口了。但這信不能我寫，由你寫，下一輩，方便一些。”媽媽說。

很快她又加了一句：“不能讓他太着急，你寫得委婉一點。”

我說，我很快就寫。

媽媽抬起手捋了捋我的頭髮，說：“那我回去了，我實在受不住你們的高音喇叭。前天我到關押你爸爸的隔離室去看他，窗外也全是這個聲音。說是樣板戲，鬧死了！聽戲是開心的事，哪有拎着別人的耳朵強灌的？”

我知道，媽媽心中的戲，是她喜歡的越劇《碧玉簪》，是叔叔喜歡的越劇《紅樓夢》，更是全村喜歡的黃梅戲《天仙配》。那些清澈神秘的夜晚，悠悠揚揚的聲音。

媽媽走了一會兒，我突然想起忘了關照她，千萬不要在鄰居面前說“樣板戲”的長長短短。

媽媽一定不清楚，由極左派扶植的“樣板戲”已經不是戲，而是“文革”的圖騰、政治的祭器，不能隨便指點。就在媽媽來學院的半個月之前，我的忘年之交、著名戲曲史專家徐扶明先生，好心地從藝術上評說了一句，“樣板戲中《紅燈記》不錯，《海港》不行”，就被一個叫曾遠風的文化界同行揭發，說是“攻擊樣板戲”，立即遭到關押，情景比爸爸還慘。

好在，媽媽沒有地方可以議論。自從爸爸出事後，她與鄰居不再交往。

災難的來臨毫無預兆。這張“合家福”照片拍於一九六四年秋天，祖母表情安適。她終於把這個家帶出了戰亂血火，深感安慰。誰也無法想像，僅僅兩年之後，這張照片將徹底破碎。站在後排左二的叔叔，將被逼死；站在後排中間的爸爸，將被關押；站在後排右一的我，將被發配到軍墾農場；家裏無以為生，站在左一的大弟弟，那麼年輕就要出海捕魚；坐在叔叔和爸爸前面的表妹，將被發配到安徽農場；祖母認為全家落難，遲早會返回家鄉，就以巍巍高齡獨自回鄉請人打理；兩個小弟弟也要去農村“學農”；家裏只剩下媽媽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