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那個冬天

三、那個冬天

叔叔的死亡，使余家的生計失去了最後一個希望。

祖母與媽媽一起，想到爸爸單位去，要求他們看在全家要活下去的分上，多發一點生活費。但她們一去，正遇上批鬥爸爸的群眾大會。

她們從門縫裏看到，爸爸站在台上被一個正在發言的批判者推了一個踉蹌，台下所有的人都暢懷大笑。坐在第一排的是爸爸的老朋友們，祖母和媽媽都認識。平常來我家，他們都輕鬆得像自己家裏人一樣。但這下讓祖母和媽媽吃驚了，因為他們笑得最開心。

“都是奸臣！”祖母在回家的路上氣鼓鼓地對媽媽說。這是她一生用過的最壞詞彙，是從老戲裏看來的。她說：“這幾個老朋友，明知我們全家有那麼多人，已經活不下去……”

我聽媽媽說了這個過程，覺得申請增加生活費的事，應該由我來做。

我打聽了一下，爸爸單位的造反派歸屬於“工總司”，全稱“上海市工人造反總司令部”。這個“工總司”可厲害了，幾乎已經掌管全上海的各行各業。它的司令叫王洪文，後來高升為中國共產黨的副主席。當時“工總司”的成員號稱有上百萬人，但我家裏人一個也不認識。

百般無奈，我只得去找那兩位來往較多的中學老同學。他們說，曹老師的那個“紅薯造反隊”地位太低，領導他們的最高司令部設在上海師範學院。如果疏通了關係，可能與“工總司”說得上話，幫一把我家，每月增加幾元生活費。

我想到中學裏還有一位不同班的張姓同學考上了上海師範學院，可以找到他問問看，認識不認識司令部的任何一位首領。當時這些首領，其實也是學生。

到了上海師範學院，很快找到了那個張同學。他告訴我，造反司令部今天正在禮堂里召開批判大會，他可以領我去看看。他還說，有一個姓金的首領聽起來有點學問，可能與我談得上話。

那個批判會氣勢不小，禮堂四周的走廊上都擠滿了人。張同學告訴我，他們學院的造反司令部管得了全市十多所大學，因此台上那個女主持人並不是他們學校的。

我抬頭一看，台上那個女主持人雖然穿着一身假軍裝，還戴着軍帽，卻非常漂亮。漂亮是一種遮蓋不住的能量，再遠再隔，也能立即感受到。可惜她參加了造反派，看上去還是一個首領。

我所在的戲劇學院由於專業原因，美女雲集，但居然沒有一個美女是造反派，真是奇怪。後來造反派掌權，她們也只是跟着跑而已。怎麼這個美女在這兒破了例？

我帶着這個疑問盯着她看了一會兒。她嘴裏吐出來的也是流行的豪邁詞句，不同的是，她的嗓音並不尖厲，而是用了中音，這就立即使語流顯得寬鬆了。身邊的張同學還在向我介紹，這個人是財經學院的造反派首領，學英語的，所以作風比較自由，大家都喜歡聽她講話。

美麗的女主持人講話不多，她的任務是引出今天批判大會的主角，那個姓金的首領。主持人說他是造反司令部的常委，但說出來的名字聽起來很奇怪。我便扭頭問張同學：“他叫什麼？怎麼聽起來那麼特別？”

張同學笑了，說這個人就喜歡玩詞彙。“文革”一來他改名為“金文革”，後來又改成“金立新”，一個月前改為“金奪權”，今後還不知會改成什麼，所以大家乾脆叫他“金萬名”。

金萬名上台了，戴着塑料眼鏡，看上去年齡比高年級學生還大一點。他一開口就說：對於學校里的反動學術權威，我們過去主要批判他們的“反動”，而沒有戳穿他們“學術權威”的假象，這種情況到今天結束了。他說，他要從幾個文科教授的著作中找出一大堆文史差錯，讓他們原形畢露。

說著，他一揮右手，大聲叫出一個我們以前似乎聽到過的名字：魏金枝。一個教授就被推搡着出來，低着頭站在台的一角。與此同時，有一個造反派學生搬着一堆書籍、雜誌、教材放到講台上，金萬名拿起其中一本，翻到夾着紅紙條的地方，開始“咬文嚼字”。每咬幾句就舉起手來喊口號：“魏金枝不學無術！”“魏金枝濫竽充數！”

但是，他把“濫竽”的“竽”讀成了“竿”，台下一片噓聲。

金萬名側着耳朵聽清了下面的叫嚷聲，決定不予回答，便厲聲勒令魏金枝教授下去。接着，他又大聲喊出了另一個要押上台來的教授的名字，我分明聽到：“余鴻文！”

余鴻文，我家遠親，我祖父和外公的同學，我爸爸媽媽的結婚介紹人，還是我已故叔叔的《紅樓夢》教師，是他嗎？今天的批判會是很多大學聯合舉辦的，他屬於哪個大學？

我踮腳看着台角，是他。他走出來的樣子，與剛才那位魏教授完全不同，顯得很平靜。金萬名看着他，覺得這神態有問題，卻又說不出什麼，只是用手指點着他，說聲“你——”，沒說下去。余鴻文先生朝他禮貌地點了點頭，等着他的批判。

“你這本《紅樓夢講義》，我翻了翻，至少有一百個問題！”金萬名開始了。

“這門課還沒有來得及給你們講。”余鴻文回答道，“什麼時候複課了，我可以幫你們一一解答。”

“我要你今天就講清楚！”金萬名厲聲說。

余鴻文先生說：“這門課需要兩個學期。你是說，今天就開始複課？”

全場一片笑聲。很多同學隨之起身，會開不下去了。

我連忙往前擠，想找到余鴻文先生，告訴他，我叔叔死了。

但是，人太多，我擠不過去。等到人散光了，我回過頭來找領我來的那位張同學，也找不到了。

在劇場門口不遠處，我看到有一堆人圍着，走近一看，是一批學生圍着那位美麗的女主持人。她已經脫掉軍帽，知道自己漂亮，不斷地左顧右盼，還朝我點了點頭。

我也朝她點了點頭，站住，想聽她在說什麼。她對眼前的幾個學生說：“你們的意見是對的，我作為主持人很抱歉。今天的會議證明，學生造反派已經無法把大批判進行下去了。所以我已經聽到消息，工人造反派即將進駐大學。”

說完，她以一個向後撩長發的大動作，捋了捋已經剪短了的頭髮。她被軍裝遮蓋着的婀娜身材，展現無遺。

這半天讓我明白，企圖托請高等學校的造反司令部去跟工人造反司令部聯繫，提高一點爸爸的生活待遇，是一個夢想。像金萬名這樣的人一旦遇上爸爸單位里戴黑邊眼鏡的圓臉小個子男青年，爸爸就沒有活路了。再說，聽那個美麗的女主持人講，工人造反派很快就會進駐學校。

說時遲那時快，工人造反派真的要進駐大學了。

最早證實這個消息的，居然是很久沒見的姨媽和益生哥。

那天他們敲開門，讓媽媽和祖母呆了好一會兒。

突如其來的災難會讓人全神貫注，徹底忘卻遠親近鄰。媽媽伸出手去抓住了自己姐姐的手臂，這是她過去沒有做過的動作，而且她的手還在微微顫抖。她怎麼能說得清，自上次分手之後，爸爸被關押了，叔叔自殺了，家裏斷炊了。所謂“恍如隔世”，就是眼前的情景。

姨媽是興高采烈地進來的，見到媽媽和祖母的神色，連忙問：“還好嗎？你們還好嗎？”

祖母掃了媽媽一眼，說：“好，好，來了就好。你們好些日子沒來，一下子沒回過神來。嘿，益生越長越登樣了……”

姨媽這些年，不能提益生哥，不管是別人提還是她自己提，都會神采飛揚地滔滔不絕。她連忙接過祖母的話頭：“是啊，登樣是登樣，麻煩也來了。跟着我上一趟南京路，一路上女孩子都在瞄他，我走在後面一個個地看，沒有一個配得上他。上海的小姐怎麼越來越丑了？昨天他在廠里聽說，工人都要去領導大學了，裏邊有一所上海戲劇學院，正是秋雨的學校。我想，戲劇學院裏該有不少像樣的女孩子吧，所以今天來問問秋雨，去得去不得。”

姨媽這些年，說話，越來越靠近上海的小市民婦女了。照媽媽和祖母現在的心情，更是聽不下去。

益生哥沒有考上大學，而且成績差得很遠，這使姨媽非常傷心，曾經到我家來大哭一場。益生哥去年到了上海機床廠當了翻砂工人，照今天姨媽的說法，他要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員來領導大學了。

這是“文革”中的黑色幽默之一。所謂“工人階級進駐大學”，其實就是前兩年的落榜生到工廠轉了一圈，踏進校門成了領導人。領導人與被領導人的唯一差別，就是中學裏的成績。

“我媽是說笑。”益生哥看着我說，“我是想問問你，像我這種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到了你們大學能做什麼事呢？”

“領導階級鬥爭。”我說。

“那我不能去。”益生哥說，“階級鬥爭我最搞不懂。我爸爸一直算是不法資本家，我怎麼一年工夫倒成了領導階級？”

他又問我：“到其他大學也一樣嗎？”

我說：“一樣。都停課了。”

他說：“那我哪個大學也不去了，老老實實在廠里翻砂。”

就在這時，媽媽已經把姨媽拉到一邊坐下，把我們家這段時間發生的事簡單說了一下。

姨媽一聽，騰的一下站了起來，驚叫：“什麼？志敬關了，志士沒了？”

媽媽和祖母，一人拉一隻手，把她按回到椅子上。

姨媽臨走，還在媽媽耳邊嘆了一聲：“原來以為你的命運比我好呢，唉！”

姨媽和益生哥來過後不到一星期，工人果然進駐了我們學院。他們打的旗號是“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其實“宣傳”是假，掌權是真，他們一進來，學生造反派就沒權了。

與學生造反派不同，工人掌權者不打人，不罵人，但是極端主義的路線一點兒也沒有變，反而用一種平靜的行政方式固定下來。被學生造反派“打倒”的教師和幹部，本來還心存僥倖，這一下就完全失望了，因為工人掌權者對他們一一成立了“專案組”，開始了冗長的審查。

從這些工人，我常常聯想到益生哥。他沒有到我們學校來，在姨媽看來是少了一條求偶之路，因此我就比較留意這些工人在這方面的動向。讓我驚訝的是，男工人對於我們學院表演系的女生還只敢斜眼偷看，而那些從紡織廠來的青年女工對表演系的男生卻沒有那麼矜持，總是死死地直視着，還紅着臉，好像馬上就要談婚論嫁。這些青年女工，其實都是同廠的男朋友帶來的。那些男工人一生氣，就以更嚴厲的手段來對付學校里的所有師生了。

那些男工人大多把頭梳得很亮，叼着香煙，講一口帶着很多髒字的“上海里弄普通話”，即使在說一些革命字句的時候也是這樣。我很想舉例引述一句，但實在髒得無法下筆。不管是男工人還是女工人，從服飾到伙食都比學校師生闊氣得多。這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法定主角。

看着這些工人掌權者我想，人文災害和自然災害一樣，常常產生於“地球板塊的反常移動”。如果這些工人不到大學裏來當領導，至多也就是工廠里一群遊手好閒的浪蕩子，作不了那麼多惡。泥沙就是泥沙，揚到天上就成了公害。

讓工人來管大學，其實就是否定大學。果然，那些工人宣佈，所有的大學生都下鄉勞動，中學生也要去。去多久？回答是一輩子。

從此不用讀書了？回答是，農民就是教師。

這是中國自從四千多年以前進入文明社會之後，第一次因為非戰爭原因而全面廢學。中國人歷來重視文教傳代，這下，家家戶戶都痛徹心扉。

但是，就在這時，上海的一個話劇團突然上演了一出叫《邊疆新苗》的戲。這齣戲，用一串生動的故事證明學校是害人的，文化是坑人的，教育是騙人的，年輕人應該全部到邊疆去，那裏是比任何家庭都溫暖的地方。

這齣戲被當時上海造反派中管文化的頭目徐景賢看中，下令每個家庭都要觀看。

上海的絕大多數家庭都不了解農村，更不了解邊疆，看了這齣戲，很多家長雖然將信將疑，卻也鬆了眉頭。不久之後，孩子們在荒無人煙的窩棚邊朝着上海方向哭喊着爸爸、媽媽，再哭罵著那個劇作者的名字。但是，呼嘯的大風，把他們的聲音全堵住了。

我們家是從鄉下來的，當然不相信戲裏的胡言亂語，但是並不拒絕下鄉，因為在上海已經活不下去了。到農村，總能吃到一口白飯。

我們家第一個下鄉的是表妹，到安徽的一個茶林場。怎麼又是安徽？全家人心裏一顫。二十年前叔叔從殯儀館把她抱回余家的情景誰也沒有忘記。叔叔當時曾許諾為了養活她寧肯終身不婚。果然終身不婚，已經死在安徽，而她居然又到安徽去了。

媽媽、祖母，包括還被關押着的爸爸，都把表妹去安徽的事當作大事。好像是在告慰叔叔，全家把能夠摳得出來的最後一點點物資，都塞在她簡陋的行李中了。

表妹走後，家裏更沒吃的了。未成年的大弟弟余松雨經一位老師傅的幫助，出海去捕魚。兩個年幼的小弟弟下鄉“學農”，家裏只剩下了媽媽、祖母和我。我下鄉的日子也已經定下，還要過兩個月。

但是，這兩個月，我又何以為生？媽媽、祖母只能靠大弟弟的捕魚所得餬口了，但那是極其微薄的，我怎麼能去搶這一口？

學院裏一位姓王的工人給我介紹了一個去處。說是復旦大學中文系有一位叫胡錫濤的青年教師要給《文匯報》社寫一篇評論俄羅斯戲劇表演理論家斯坦尼的文章，但他不懂表演，想請我們學院的徐企平老師提供一點資料。我如果陪着徐老師一起去，說不定能夠在報社食堂免費吃飯。

與預期的不同，報社食堂吃飯不能免費。二十歲的我實在熬不過那種要把人逼瘋的飢餓，猶豫再三，做了很丟人的一件事：紅着臉向徐企平老師、胡錫濤先生和報社的編輯借飯票，我心裏知道，這種“借”不可能償還，其實是乞討。胡錫濤先生還曾經要我為他的評論文章寫一個初稿供他參考，我“借”了人家飯票很難拒絕，但又不會寫當時流行的那種批判式字句，因此一拿出來就被胡錫濤先生“槍斃”了。這是我意料中的，而真正無法對付的是每天的飢餓。因此，一天天扳着指頭計算着下鄉的日子。有時實在餓得頭昏眼花了，就到陽台上大聲朗讀英語。那時候，如果朗讀我喜歡的中文文章，很可能被誰揭發批判。

終於熬過了兩個月，下鄉的日子到了。我到家裏與媽媽、祖母告別，祖母拉着我說了一段話。這段話，使我“霍”地站起身來，對這位已經七十六歲的老長輩看了又看。

祖母說：“既然都到別的鄉下去了，為什麼不回自己家鄉？都是農村，為什麼分散到天南地北？你爸爸以後放出來，也不會有像樣的工作了，乾脆都回去一起務農。上海是來錯了，算是繞了一圈，我再帶回去。”

她又說：“可惜家鄉的老屋太舊了，住不得人。我先回去張羅張羅。憑這張老臉，請村裏的後生補磚、添瓦、換梁、塞漏。這事有點急了，但現在家裏拿不出錢買火車票。要是再年輕一點，我走都走去了。”

我連忙對祖母說：“再等幾天。聽說我們到農場勞動，會發幾個錢。我只要拿到一點，就立馬寄過來，給您買火車票。”

整個談話，媽媽都沒有搭腔，兩眼看着窗外。這時她突然轉過身來，看着祖母，想說什麼又頓住了。

媽媽從椅子上站起身來，祖母也站起身來。

媽媽叫了聲祖母“姆媽”，然後說：“那年我們結婚，您特地陪我到鄉下去住，一住十年。這次志敬還關着，我不能陪您到鄉下住了。您，一個人，沒有錢，七十六歲……”

媽媽是想忍住不哭的，但哪裏忍得住。沒有大聲，只是嗚咽着，整個後背都在抽動。

祖母撫着她的背，我也過去按着她的肩。只是我自己也站不住了，抽出一隻手捂着嘴。

三個人，只有祖母穩穩地站着，卻不再說話。

我知道，這麼冷的天下鄉，至少要準備一身厚一點的棉衣，一雙橡皮底的棉鞋。自從表妹下鄉后，家裏連一個小棉團都找不到了，但媽媽還在無數次重複地翻找。

那天我把自己喜歡的兩沓書捆了起來，媽媽按住我的手說：“這不能賣，我再想別的辦法。”

祖母走過來說：“不賣就買不來棉襖。要讀書的人，總會有書。”她又轉過頭來關照我：“你再挑挑，留下幾本吧。”

我挑了幾本留下，還是捆了兩沓送到廢品回收站去了。稱書的是位老大爺，瞄了我一眼，問：“下鄉？”我點頭，他稱完說：“二元八角。”隨手遞給我三元，還捂了捂我的手。

聽說八仙橋一帶有便宜的衣物賣，就匆匆趕去。問了幾家，我既要買棉襖，又要買棉鞋，最便宜的也要四元。那天正下雨，上海冬天的雨，最讓人受不了，濕黏黏地滲透到骨頭縫中，渾身存不下一絲熱氣。我在冷雨中從八仙橋往西走，希望能找到一家更便宜的，但是，一直走到徐家匯，還是沒有找到。

徐家匯有一家第六百貨商店，門口掛着油膩膩的黑色棉帘子。我已經走得很累，心想這是最後一家，如果還是買不到，只能到了農場再說了。

撩簾進去，找到賣棉衣的櫃枱，正想彎下腰來看標價，一個女營業員就衝著我叫了一聲：“啊呀，你都淋濕了，要感冒的，趕快擦一擦！”說著遞過來一條幹毛巾。我接過干毛巾，說聲謝謝，便抬起頭來看她。

她比我媽媽稍微年輕一點，一臉平靜，就像廟裏觀音菩薩的雕像。“下鄉？”她也只問我兩個字。

簡短有一種奇怪的力量，我立即對她說：“我只有三元錢，想買一套厚棉襖，一雙橡膠棉鞋。”

她微微皺了一下眉頭，想了一會兒。突然她問：“工廠的野外工作服可以嗎？是次品，我給你配。”沒等我回答，她就轉身去了倉庫。

那天傍晚我提着不小的衣包離開時，還幾次回頭。記住了，冷雨中的徐家匯第六百貨商店，那油膩膩的黑色棉帘子。

一個不知名的營業員，無意中救了一個處於絕境中的大學生。

一切仁慈都有後續。試想，既然有第六百貨商店，當然還有其他標有“第幾”、“第幾”的號碼商店，上海至少有十幾家吧，後來都到哪裏去了？只有它還在，擴展成了徐家匯商城。

黑色棉帘子掩藏下了一個古典哲學：仁者壽。

好，還是讓我們回到那個極寒冷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