蝸角虛名身外事

蝸角虛名身外事

滿庭芳

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且趁閑身未老，盡放我、些子疏狂。百年裏，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思量。能幾許，憂愁風雨，一半相妨。又何須，抵死說短論長。幸對清風皓月，苔茵展、雲幕高張。江南好，千鍾美酒，一曲滿庭芳。

曾經有一隻蝸牛，蝸牛雖小，卻身負兩個國家。一個國家在蝸牛的左觸角上，叫觸氏帝國；一個國家在蝸牛的右觸角上，叫蠻氏帝國。兩個國家在蝸牛身上經常為爭奪土地而發生戰爭，戰況十分慘烈，常常伏屍數萬，勝利者追亡逐北達五日之久……

以人類的眼光和經驗來看，蝸牛角上的“帝國爭霸”是滑稽而可笑的。可是蝸角上兩個國家可不這麼看，他們肯定認為一毫米、一微米的空間都意義重大，每一場戰役、每一次戰鬥都是關鍵的轉折點。

“只緣身在此山中”，就是人也很難跳出置身其中的繁華世界去發現它的局促和狹小。這正是莊子所說的“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一個人一旦參悟了莊子的“小大之辯”，明白了再輝煌的成就都不過是海市蜃樓，他就不會再汲汲於名利了。可人還有一個本能，就是為一切既存事實辯護，沒人願意主動戳破華麗的偽裝，哪怕明知道它是虛假的。人們寧願自欺欺人地隨波逐流，也不會選擇直面白森森的真相，除非受到某種刺激。

蘇軾受到的刺激來自“烏台詩案”和其後的黃州之行，死裏逃生之後，他開始深思人生的意義。以前只是當作哲學反思和詩詞素材的老莊學說，此時成了剖破幻象、直抵生命核心的利刃。

蘇軾在《答李端叔書》中說：“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對他來說，讀書、作文、應舉、做官、進諫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人生必修課。他人如此，蘇軾亦如此。蘇軾做得還比他人要好，他從不會反思做這些事情有什麼不對頭。直到以言獲罪之後，他才第一次認真地重新考量以往的人生歷程。

自覺不自覺地，蘇軾產生了“改過自新”的想法。皇帝在把他貶到黃州的聖旨中本有要求：“黜置方州，以勵風俗，往服寬典，勿忘自新。”是讓他體會皇恩的寬大，自新以報。但蘇軾的自新與其說是為報皇恩，不如說是命運無常給他上了刻骨銘心的一課。在獄中，蘇軾的魂魄都被嚇得離竅而去，為了得到心靈的真正安寧，他轉向了佛教。他在《安國寺記》中寫道：

餘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也。

他反省過去一切的“舉意動作”皆不中道，未知今是已悟昨非。

於是喟然嘆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后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

為了從氣到習、由本至末徹底改過自新，蘇軾決心皈依佛家，一洗前塵。他的修行是誠心的：

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兩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凈，染污自落；表裏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

看樣子，他真的在佛法中尋覓到了清靜。物我兩忘，身心皆空，高僧證道也不過如此吧。

蘇軾接受了命定論，所以說“事皆前定”，今生的掙扎幻想、營營役役全是徒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一種樸素的達觀精神，不一定會導向犬儒般的消極待命。孔子就說過“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子知富貴不可求，故終生從其所好，傳道授業、周遊列國。蘇軾知“事皆前定”，故決心趁閑身未老，放自己一些疏狂。詩酒趁年華，百年醉過，不過三萬六千場。

細心讀這首詞，會發現其實蘇軾並未“物我兩忘，身心皆空”。在貌似達觀知命的述懷中，始終潛流着一股抑鬱不平之氣。填詞本身就落了窠臼，禪宗講“不立文字”“以心傳心”就是怕文字限制了佛性。蘇軾訴諸文字難道不是因為“不平則鳴”嗎？

若已看破紅塵，又何必埋怨“憂愁風雨”的相妨？“幸對清風皓月，苔茵展、雲幕高張”，一個“幸”字露了底。清風皓月、雲幕高張是幸，那必然還有蘇軾儘力逃避的“不幸”。天工造化的美景只是被他當作避難所，在這裏，他可以不理會世間俗務。但帶着逃避的心來，就意味着他只是做短暫借居的打算，而沒有做好安家的準備。

一直沒有離開紛紛擾擾的塵世，即使在黃州，他也曾上書太守，力廢本地的殺嬰陋俗。眼睛不離閑山逸水，心中惦記的總是人間冷暖。

求解脫，難解脫。黃州鮮有親朋，文酒之歡難得，幸有江南好風、美酒千鍾，一曲《滿庭芳》助興，自吟、自斟、自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