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的致命酒

前言

從警以來，春節是我最期盼卻又最忌憚的日子。

期盼節日的假期和團圓的快樂，又忌憚喧囂后的一地狼藉。俗話說“過猶不及”，春節期間豪飲宿醉成風，難免引發一些讓人唏噓的悲劇。

時值新春佳節到來之際，特此冒昧分享三個與“春節飲酒”相關的真實警情，以期對正確世風的樹立有所提示。

二十四年終得扶正，他倒在慶功宴后的雪地里

2013年臘月二十五，大雪，老雷失蹤了。

報案大廳里圍着十幾號人，老雷的愛人和孩子一遍遍撥打他的電話，一直都是關機。

“你說這大過年的，老雷跑到哪兒去了！”他愛人不住地抱怨，手裏反覆按下重撥鍵。

“小年”那天下午，老雷跟老婆孩子打招呼說：“晚上和朋友聚聚，不回來吃飯了。”四點半，他穿好外套離開了家，自此便杳無音信。

“嫂子你別著急，雷哥可能是有別的事兒忙去了，恰好手機也沒電了……”一個朋友勸老雷的愛人道。

這個勸慰明顯難以奏效：一個工作穩定、家庭美滿的中年男人，顯然沒有理由在寒冬臘月里一聲不吭地“忙別的事兒去”。老雷愛人自然不會接受，反而沖那個朋友發起了脾氣：“就是你們，大過年的叫着老雷喝喝喝，他要出點事兒，我們這個年還咋過！那天跟你們喝完酒，他去哪兒了？你說啊！”

我這才明白，原來站在報案大廳里的，除了老雷的愛人和孩子外，其餘都是那晚與老雷“聚聚”的朋友。

我要過老雷的身份證號，在警務通上輸入，系統顯示他這兩天既未出行，也未住宿。

“親戚朋友那邊你們問過沒？”我問老雷的愛人。她雙手一攤，說能找的地方全都找遍了，都說沒見過老雷，不然他們也不會興師動眾來派出所報警。

我抬起頭，窗外還飄着雪花，路邊的積雪已經有些厚度了。“這雪，應該已經斷斷續續下了三天了吧……”一旁的同事小聲嘀咕着，我心裏也有種不好的感覺。

“你們喝了多少酒？”我拉過老雷一個還在報案大廳的朋友詢問道。

他說十二個人，除了一個不喝酒的司機外，其餘十一個人一共喝了六瓶白酒，雖然總量不多，但老雷一人就喝了一斤半。

“他平時酒量怎麼樣？”

“馬馬虎虎吧，平時能喝半斤。”

“那天為什麼喝那麼多？”

“高興啊，那天他可是主角！”

老雷48歲，在市裏的一家國企工作，一個月前剛剛當上科長，“小年”那天是他擺的“慶功宴”，地點在轄區的川菜館，到場的都是老雷身邊平時交好的同事朋友。

“席上有沒有發現他有什麼異常？”我問。老雷朋友搖搖頭，說那天老雷就是高興，特別高興，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異常。

“他也確實壓抑，蹲了二十四年副科，終於把那個‘副’字去掉了，能不暢快一把嘛！”他說。

我笑笑，想來老雷估計也確實如他所說。一般到了老雷這把年齡，干到處級也不稀奇，更何況他年紀輕輕就提了副科。一個位子蹲了二十多年，終於遂願，也該慶賀一番。

“老雷有沒有什麼特殊的‘癖好’？”我繼續詢問。以前遇到過類似的“失蹤”，我們滿世界翻了幾天，最後當事人卻大搖大擺地從娛樂場所走了出來。

老雷朋友搖搖頭，說老雷平時黃、賭、毒一概不沾，下班準點回家，除了愛喝酒，沒有什麼不良嗜好。

“他在外面有沒有什麼仇家或‘不一般’的關係？”我又問。

老雷朋友還是搖頭，說這方面他也不太清楚。但以他對老雷過往的了解看，老雷為人平和、講義氣，之前沒聽說他得罪過誰，生活作風方面也沒出過什麼問題。

“他這快五十的人了，沒錢沒權的，自己日子都過得委委屈屈，哪還有心思‘札喬子’（搞外遇），說句不好聽的，就算他有那心思，也不見得有女人肯跟他……”雖然我問得很隱晦，但老雷朋友還是理解了我的意思。

失蹤之前狀態正常，生活軌跡基本穩定，無特殊關係或癖好。這樣看來，老雷離家出走的可能性不大，但為什麼就是找不到人了呢？

“會不會是出什麼意外了？”同事在一旁提醒我。老雷的朋友也聽到了這句話，他看看我，眼神中充滿焦慮。我當然也想到過這種結果，只是當時不好說出口。

“那天喝完酒之後他是怎麼走的？”我接着問。

老雷的朋友說，那天他們從晚上六點開始吃飯，一群人興緻很高，一直喝到晚上十點半左右。之後他和離家近的幾個人一同步行回家，老雷因為喝得不少，所以是坐那位沒喝酒的朋友的車離開的。

我又找到那位當時開車的朋友，他說他們同車三人將老雷送到住所所在的小區附近，本來想直接把他送上樓，但老雷說自己喝多了，有點暈車，要下車走走。於是三人便放下老雷，目送他在通向小區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方才開車離開。

臨下車前，其中一位朋友還問老雷：“你行不行？”老雷揮揮手說：“沒得問題。”

一切都像以往聚會那樣正常，只是這次老雷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

“你們，跟我來監控室看看。”簡單的詢問之後，同事指了指老雷的愛人和其中一位朋友，示意他們一起來監控室查一下老雷失蹤那晚的錄像。

“老雷……不會出什麼事吧？”路過接警台，老雷的愛人拉住了我的衣袖。

我不好說什麼，只好寬慰她先別著急，看看監控再說。

路面監控最後拍到的，是老雷在離家一百多米的街口下車的影像。畫面中的老雷下車后扶着車窗，好像在跟朋友們說著什麼，過了一會兒，他衝車子擺擺手，轉身走出了監控器拍攝範圍。

剩下的路程沒有監控，小區門口的監控也沒有拍下他進入小區的畫面。街口轉身的那個背影，成了老雷失蹤前的最後影像。

老雷居住的小區位於城市邊緣，繼續向北跨過國道，就是郊區成片的農田和果園。我考慮了一下，一面安排值班協警繼續陪老雷的朋友在所里看監控，一面拉上老雷的愛人和孩子說：“走吧，我們去（小區）後面看看。”

雪一直在下，警車在路上走得有些艱難。開車的同事問老雷愛人，老雷以前有沒有出現過類似情況，他愛人點點頭。

“他呀，不喝酒什麼都好，一喝酒就像換了一個人……”他愛人說，老雷之所以蹲了二十四年的“副科”提不起來，就跟他這喝酒的習性分不開：

1999年，老雷年齡正好，要提正科，黨委會都通過了，他約人喝酒提前慶祝，結果把一個同事喝進了醫院，差點兒沒救過來，公司領導一怒之下取消了他的資格。

2006年，老雷業績突出，領導有心提攜他，已走到了公示這一步，可老雷又因為酒後在廠里耍酒瘋，鬧到了派出所，領導說影響不好，把他勸退了。

2011年，還是為了提正科這事，老雷說“拉拉關係”，請人喝酒，結果回來的路上掉進溝里把腿摔斷了，住了三個月醫院，硬生生地錯過了競聘。

“從那以後我就一直跟他說，你就沒有當科長的命，這個‘正科’咱不幹了。他本來也認了，但這次不知為什麼又輪到了他，他說再試一次，還保證說‘紅頭文件’下來之前絕對不喝了，結果現在科長是當上了，但是你看……”說到這裏，老雷愛人突然哭了起來。

我和同事帶着老雷的愛人和孩子，在漫天大雪中漫無目的地找了整整一個下午，眼看天已經黑了，只好回了派出所。

調看監控的同事也沒有任何收穫，所里只好向兄弟單位發了失蹤人員協查通報，把老雷的信息掛在公安網上，寄希望於兄弟單位在年關日常的巡邏排查中能有所發現。

老雷的愛人和朋友在留下聯繫方式之後，也只能失望地離開了。

轉眼到了臘月二十八，公安網上依舊沒有消息。

我家在外省，按局裏政策可以提前返鄉。臨走前，我特地去了老雷家一趟，想問問他們有沒有什麼線索。

一進屋，只見煙霧繚繞，客廳桌子上供着菩薩，屋門上貼着“靈符”，老雷愛人滿眼血絲，好像幾天沒睡的樣子。我問她這是幹什麼。老雷愛人說，自己實在沒辦法了，請了幾個算命的，說老雷現在被“魔怔”了，找不到回家的路，讓她在家裏供上菩薩貼上靈符，為老雷“指路”。

我不好說什麼，畢竟這算是家人的一絲希望，便問她外面找得怎麼樣了。

“他喝酒出點事，受罪的還不是老婆孩子……”老雷愛人嘆道，那幫一同喝酒的朋友幫忙找了兩天後，看沒有什麼結果，也就都散了，現在外面只有兩個親戚還在幫忙找。

她問我派出所那邊有沒有消息，我本想說沒有，但看到她和孩子期盼的眼神，有些不忍心，只好斟酌了一下語言，說消息已經放出去了，所里也安排民警專門跟進這事兒，“這種事情我們常遇到，一般當事人最後都平安回來了”。

老雷愛人神情有些放鬆，招呼我喝水抽煙，我擺擺手說馬上走了，晚上要去趕火車。她硬塞給我兩個蘋果，然後送我到門外，祝我新年快樂。

正月初四，雪終於化了。

新年輪班。早上七點多，我在早點攤上被同事拎上警車，手裏還攥着半個沒吃完的肉夾饃。

我說大過年的啥事這麼急，同事說，趕緊把肉夾饃扔了，出警去。我說大過年的又是么斯（什麼）警？同事說死人了，那個失蹤的老雷死了。

死亡現場在距離老雷小區向北不到一公里的農田邊上。當我趕到現場時，周圍已經圍了不少人。我撥開人群走進去，看到老雷側卧在農田排水溝里，身上只穿着秋衣秋褲，沒有任何外傷。

其他衣物鞋襪被整整齊齊地疊好，放在水溝岸上，手機、錢包和所有貴重物品都在，彷彿人不是躺在水溝里，而是躺在自家溫暖的床上。

老雷的愛人哭暈在現場，被120送去了醫院。我和同事把老雷的遺體抬上車，送去法醫那裏屍檢。

法醫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可能，說老雷是活活凍死的，死亡時間就是“小年”那天的晚上。那晚老雷應是酒後迷了路，跌進了農田的排水溝里，酒精迷醉了他的神經，讓他誤認為自己回到了家，便脫掉衣服直接睡在了溝里。

我問，這零下七八度的氣溫不會把他凍醒嗎？法醫說，他喝了那麼多酒，估計在溝里睡了很長時間。等酒勁醒了想爬起來時，可能發現自己已經不行了。

然後，漫天大雪便把他覆蓋，直到雪化了一些，遺體才被人發現。

正月初九，老雷愛人來派出所開火化證明，她面色蒼白，人整整瘦了一圈。

“節哀吧，大嫂……”我不知道再說點啥。她點點頭，說聲謝謝。然後問我，那幾個同老雷一起喝酒的朋友是不是需要承擔一些責任。我建議她找個律師諮詢一下。

“那幾個人，簡直狼心狗肺，老雷活着的時候關係那麼好，現在出事了，他們竟然沒有一個人來看看，連追悼會都不露面，生怕被纏上！”她說完，轉身離開了派出所，說要去法院告狀。

“老雷家這個年，是沒法過了。”我說。

“不只是今年，以後年年都沒法好好過了。”同事嘆了口氣。

愛情事業雙喜臨門，三頓酒後“過年”變“周年”

2015年臘月的一個深夜，我被帶班副所長從被窩裏“薅”了出來，所里剛接到指揮中心轉警，稱轄區一居民在家中非正常死亡，指令出警。

到達現場時，120急救車剛走，死者的一眾親戚坐在客廳沙發上發愣，死者父親見我們進屋，上來倒水遞煙。

客廳的桌子上還撂着沒打完的牌局，廚房的地板上放着沒來得及處理的餐廚垃圾和幾個空酒瓶——這並不太像非正常死亡現場，我先是有點不知所措，但隨即明白了。當事人走得太突然，家屬應該根本沒來得及反應過來。

醫院急診醫生給出的初步診斷結論是：酒精中毒合併心肌梗死，死者是在睡夢中離世的，具體死因需要公安局法醫做進一步屍檢。

大約凌晨兩點鐘，我正在卧室幫助法醫拍照留證，客廳里突然傳來一聲哀號，是死者的外婆，看來是死者家屬過了心理應激期。緊接着客廳便人聲鼎沸，有人在痛哭，有人在勸慰別人，也有人一邊勸慰別人一邊痛哭。

死者的父親相對鎮定，法醫拿出文書找他簽了字，副所長便要我趕緊把遺體搬離現場，然後示意死者父親上我們的車先去所里。

死者楊波，歿年32歲，未婚，武漢一家網絡信息公司的老闆兼技術主管，前一天中午剛剛抵達這裏，此行本是要回家歡度春節。

“我們家這是‘因福得禍’……”派出所里，父親老楊低聲說。楊波這次回家，帶回兩個天大的喜訊：一是他的公司年底談成了一筆生意，獲利頗豐，他準備在武漢為父母買一棟複式住宅，已經看好了樓盤，年後拿到對方預付金后便入手；二是楊波準備與談了四年的女朋友結束愛情長跑，年後就結婚，兩人已經定好去民政局領結婚證的“良辰吉日”了。

人生兩大喜事接踵而至，當晚，父親老楊就興高采烈地宴請了一眾親戚，大家推杯換盞，好不熱鬧。

大約晚上十點，家宴結束，親戚們意猶未盡，楊波又拉出了麻將桌，招呼喜歡打麻將的親戚們一起玩“跑晃”（一種麻將玩法）。

十一點左右，楊波說自己有些胸悶，要出去透口氣，親戚們正全神貫注玩牌，便由他去了。

過了一會兒，楊波從屋外回來，說自己有些累，想先去睡了。老楊看兒子的臉色有點不對，想楊波今天才從武漢開車回來，估計是累了，也沒多想便由著兒子去睡了。

凌晨一點，親戚們看時間不早，收拾東西準備離開。老楊本來打算叫楊波起來給長輩們道個別，進了卧室卻發現兒子的情況不對。

楊波悄無聲息地躺在床上，面色發青，身體冰涼。無論老楊怎麼拍打呼喚，始終沒有反應。聽到卧室里老楊異樣的聲音，已經走到門口的親戚們又都折返回來。

眾人折騰了一番，見楊波還是沒有反應，便打了120。親戚們還在商量着，如何將體重260斤的楊波搬上救護車，但醫生到達現場后做了一番檢查，便告知說人已經去世一段時間了，沒有去醫院搶救的必要了。

老楊立時蒙了，旁邊的親戚也都不敢相信這個事實。直到醫生提醒老楊趕緊給公安局打電話，不然楊波的後事不好處理，老楊才木然地撥通了110報警電話。

“一個大活人，兩個小時前還好好地喝酒打牌，怎麼說沒就沒了？他才三十二啊！”老楊這才哭出聲來。

據老楊說，楊波的酒量很好，平時一斤酒不成問題。楊波從小愛打籃球，身體素質不錯，除了這幾年工作壓力大、體重長得有點快，從沒聽說兒子的心臟有問題。

老楊始終不相信兒子會因飲酒而離世，執着地要求我們系統調查楊波死因。我們便找到楊波的公司，在員工們的敘述中，了解了楊波近一個月來的工作和生活軌跡。

楊波的公司規模不大，所有員工加起來不到三十人。楊波既是公司老闆，又幾乎一力承擔著公司技術研發層面的主要工作。那筆生意，楊波前後談了半年有餘，對方是一家北京知名的信息技術企業。本來對方並沒看上楊波的公司，是楊波費了很大週摺，才得到對方關注。

一個月前，合同談判進入白熱化階段，楊波一方面要關注技術層面的問題，另一方面還要不斷地參加各種應酬，辦公室的燈幾乎通宵達旦亮了一個月。終於，生意在年前敲定。放假前一天中午，楊波組織公司員工召開年會，席上的楊波激動異常，一連幹了六大杯白酒，員工們受老闆感染，也紛紛舉杯痛飲。

酒後，楊波提出請員工們K歌，一群人去了公司附近的一家KTV，又喝了不少啤酒。晚上，楊波興緻未盡，又把他認為在這筆生意中做出“突出貢獻”的幾位員工單獨留下來繼續喝。

次日，楊波開車趕回老家，中午剛到家便接到發小電話，又招呼他去喝酒聚會。老楊曾勸兒子“晚上家庭聚會，你中午就在家休息一下”，但楊波說自己沒問題，還是去了。

老楊不知道兒子中午喝了多少酒，但楊波下午回家后狀態還不錯，老楊便沒多想，晚上就由著兒子繼續喝了。

我們找到當天中午與楊波一同參加聚會的同學時，他們已經知道了楊波的離世。也許是擔心捲入糾紛，他們有的說楊波中午喝了一杯白酒，有的說喝了一瓶啤酒，還有的說楊波沒有喝酒。

但無論如何，楊波是在自家酒宴后出的問題，究竟是哪杯酒導致他的離世，早已無從查證。

楊波是家中獨子，他的離世讓父親老楊幾乎一夜白頭，母親因受不了打擊，整個人變得有些神經兮兮的。

事後我們得知，楊波的去世使他生前費盡心思談成的那筆生意付之東流。由於楊波是其中關鍵項目的主要技術負責人，缺少了他項目就無法進行下去。北京的合作方撤回了投資，但鑒於楊波的家庭情況，慰問性地給了老楊一筆錢。

談了四年的女朋友在楊波去世之後，來他家裏看望了幾次曾經的“准公公”和“准婆婆”，之後便再沒來過。當年十月便跟別人結了婚。

2015年年底，做社區孤寡老人和留守老人家訪時，我又一次來到楊波家，年關將近，整個社區都沉浸在濃濃的年味中，唯獨楊波家一片寂靜。

開門進屋，正對面客廳桌子上供着楊波的遺像，兩邊是白色蠟燭，中間是香爐和瓜果，唯獨沒有白酒。老楊夫婦情緒低沉，有一句沒一句地和社區幹部說著話。

我勸老楊說兒子走了一年了，你們老兩口也要試着走出來了，日子還得繼續，快過年了家裏佈置一下，楊波泉下有知，也不想看父母這副樣子。

老楊扭頭看看楊波的遺像，眼睛有些發紅：“別人家過年，我們家過周年，以後年年都是這樣了……”

為了給領導留下好印象，他擋酒搭上了命

2016年正月初五清晨，我奉命在市殯儀館“看守”一具遺體。

彼時，我和同事守着冰櫃，死者親屬正在殯儀館院子裏鬧得不可開交，殯儀館工作人員被堵在人群之外。我看看冰櫃又看看治安支隊抽來的同事，嘆口氣說，大過年的在殯儀館蹲着還真是不太好受。

同事也嘆了口氣，說自己當年在派出所工作時，這種事兒一年一次，“年年到這裏過年”。我問他這回又是咋回事兒，他無奈地說：“還能咋地，又是喝酒喝出人命唄。”

中午，外面同事送來兩盒速凍水餃，說今天“破五”，在哪兒過都是過。我問他外面處理得怎麼樣了，他搖搖頭，說死者單位來人了，正在和家屬談判，但勢頭不太好，雙方各不相讓，估計下午還得守着。

傍晚，我們還在冰櫃旁邊。外面同事又送來兩盒速凍水餃，我心中暗自叫苦，問他外面談得怎麼樣了，他說依舊談不攏，要做好今晚在殯儀館加班的準備。

“這次到底又是啥事兒？”早上我被上級一個電話叫到了殯儀館，只知道家屬要把遺體搶出去擺到死者單位，其他情況一無所知。

大概是覺得當晚下班的可能性不大，治安支隊的同事便給我詳細講述了這件事情。

死者姓王，是本市報社的一名記者。歿年26歲，風華正茂的年齡，父母俱在，本人去年初剛結了婚，妻子當時正懷胎三月。

半個月前，王記者接到了一項採訪任務，去外地一處建築工地採訪跨年，要表現出當地工人新年期間放棄休假、加班趕工期的勞動熱情。

眼看年關將至，王記者本不太想去。但這次任務是報社的一位主要領導帶隊，加上自己還是新人，沒有拒絕的資本，只能硬着頭皮去了。

採訪非常成功，報道以“新年特刊”的形式刊出后，收到了良好的社會反響。承建工程的建築公司總部就在本市，公司老總為答謝報社，在大年初二採訪組返回當晚，就接了帶隊領導和採訪記者一起吃飯。

建築公司老總這邊四個人，報社方面是帶隊領導、社辦公室主任、同去採訪的一位50多歲的老同志和王記者。宴席上，賓主雙方開懷暢飲，八個人一晚喝了八瓶高度白酒。

“一人一斤高度酒，確實有點兒過，王記者就這麼……”我問同事。

“這倒不是最嚇人的。”同事繼續說，“主要是報社這邊，帶隊領導說自己晚上回去還要‘趕二場’，只喝了一杯；辦公室主任說這幾天自己‘不在狀態’，喝了三兩，50多歲的老同志說自己年紀大了不太能喝酒，被勸了半斤。”

“王記者呢？”我追問。

他想了想，說：“三斤。”

我吃了一驚。同事解釋說，王記者平時至多喝三瓶啤酒的量，那天喝了三斤白酒，純屬無奈——社長要求王記者幫他“代酒”，以答謝建築公司老總的熱情款待；辦公室主任也不斷勸王記者，“多搞點，有前途”；而那位老同志是王記者在報社的“師父”，更是覺得讓年輕徒弟擋酒無可厚非。結果一來二去，王記者在飯桌上便只剩喝酒。

“真他媽不要臉，自己不願喝，猛勸別人喝！後來法醫做屍檢，那孩子胃裏什麼都沒有，全是酒！”同事忍不住罵了一句。

一邊是自己的領導，另一邊是自己的師父，兩邊的面子都抹不開，觥籌交錯間，王記者醉倒在桌子下面。

如果當時，同席的人能及時將王記者送到醫院救治，可能遠不至於落到今天這樣的結果。

可惜，當時同席的人只是招呼服務員，把王記者抬到隔壁包間裏休息一下，便繼續吃飯，等晚宴結束準備離開時，才想起王記者來。建築公司老總殷勤地派自己兩個跟班去叫醒王記者，準備去搞“二場”，結果兩個跟班跑到隔壁包房，發現躺在三個並排椅子上“睡覺”的王記者臉色發青，怎麼也叫不醒了。

在場的人這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慌忙撥打了120，王記者被送到醫院搶救。一個小時后，醫生說送來太遲了，腦血管破裂，人已經沒了。

“那孩子也是‘造業’，聽他家裏說當時報社建了一棟‘福利房’，沒產權的那種。但價格很低，員工們按照工作表現排號入住，他們單位內部搶得厲害。他結婚之後一直沒房子，也看上了那棟‘福利房’，按說他業績蠻好，但不知什麼原因排名卻蠻靠後，可能是想在酒宴上給領導留個好印象吧，所以拼了命地喝。”同事說。

“喝酒也算‘工作表現’嗎？”

“嗨，‘表現’這兩個字博大精深，好與不好，還不是他領導一句話的事情！”

年前，王記者的父母妻子送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年輕人，大年初三接回家的，卻是一紙醫院的《死亡通知書》。新年的喜慶戛然而止，他們跑到報社要討個“說法”。

喝酒喝死了人，報社緊急成立了“應急處理小組”，給出的善後措施是“一次性補償十萬塊錢”。王記者的家人顯然不能接受，報社的帶隊領導又說，自己以個人名義再出10萬，湊20萬息事寧人。

“報社的意思很明確，王記者是成年人，應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喝酒喝死了，和報社沒有關係，給10萬塊錢已經是‘本着人道主義’了。”

“那位領導也是害怕，現在上面查得那麼緊，他竟然喝酒喝死下屬，查下來他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同事說。

“那王家人的意思呢？”我問同事。

“他們家的意思很明確，王記者是出公差的過程中出的事，必須按照‘工傷死亡’條例辦。這樣的話，總的賠償數額在70萬左右，而且之後孤兒寡母每月也有一定的生活保障。”同事說。

但這一要求是報社絕對不能接受的——因為一旦給王記者報備工傷死亡，就意味着他的死因被公之於眾。這樣一來，不但那位同桌喝酒的帶隊領導跑不脫，連報社的黨政主管都得受處分。

“那我們現在這是幹啥？‘助紂為虐’嗎？”我跟同事開玩笑。

同事瞪了我一眼，說現在家屬要把王記者的遺體搶出來，放到報社大廳里去，報社則要求馬上火化，這兩樣都是我們不允許的。現在的任務是，保證在紀委調查結果出來之前，哪一方都不能碰王記者的遺體。

“今天中午，公安局已經通知了紀委，估計現在上面已經來人了……”

我和同事一共在市殯儀館守了三天三夜，直到市紀委全盤接手調查。

最終，王記者的家人通過司法途徑獲得了66萬元賠償，這筆錢由那天與他同席的其餘七個人分攤賠付。

那位帶隊喝酒的報社領導被開除黨籍公職，數名報社主管和分管領導被撤職，並受到紀律處分。

但王家人所期望的“工傷死亡”並沒有被認定下來，也就意味着孤兒寡母今後不會有每月的生活補貼。消息確認后，王記者的遺孀不顧公婆哀求，執意打掉了腹中胎兒，在一個雨夜離開了王家，從此不知去向。

王記者的老父親瘋了，他多次提着菜刀，滿街尋找那天和王記者一起喝酒的人，瞪着通紅的眼睛說要砍死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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