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病女兒，以後就指望你了

1

2016年2月的一天，彭中時獃獃地站在馬路邊，懷裏抱着幾件衣服，腳邊扔着一條毛毯。

他的妻子杜英此刻正全身赤裸着，一邊喊叫着一邊在車流中穿梭。所到之處，全是尖銳的剎車聲和急促的喇叭聲。被逼停的司機降下車窗，沖她怒吼着：“想死啊，傻X！”

我和同事在車流中追逐杜英，情況危急，我喊彭中時一起追，可他就像聽不到我的聲音一樣，依舊呆立在那裏。

五分鐘后，杜英迎面撲倒在一輛被她逼停的SUV上，用力地拍打着發動機蓋。司機從車裏下來，又憤怒又驚慌，想去拉扯杜英，卻又不敢靠近，看到我們過去，趕緊連聲說自己車早就停了，是她自己撲上來的。

同事沖司機擺擺手，示意他這並非交通事故。然後一邊按住杜英，一邊回頭找彭中時，見他還站在路邊，同事就朝他怒吼：“站在那裏看熱鬧哪！快把毯子拿過來！”

彭中時這才反應過來，俯身去撿毯子。剛把毯子撿起來，懷裏抱着的衣服又掉了一地，再伸手去撿衣服，毯子卻又掉了。

“別管衣服了，趕緊先把毯子拿過來！”我也忍不住朝他喊。

我和同事一人按着杜英的一條胳膊，把她控制在那輛SUV的發動機蓋上。杜英一邊嘶吼着一邊扭頭沖我們吐口水。我扭頭看彭中時，他還在那裏不緊不慢地往我們這邊走，又沖他吼道：“快一點！”

彭中時這才跑了兩步。

我們把杜英暫時控制在派出所的醒酒室里，等待送往精神病院。

“你他娘的以後能不能動作快點？！”同事一邊在受傷的手背上擦酒精一邊訓斥彭中時。剛才在大街上，他的右手被杜英狠狠咬了一口。

彭中時默默地點點頭，也不說話。他的目光有些獃滯，頓了好一會兒，才開口問道：“怎麼辦？”

“怎麼辦？送精神病院啊怎麼辦！”我心裏也憋着火，就因為剛剛彭中時的磨嘰，我被杜英吐了一臉口水。

“沒錢。”彭中時撂下一句。

我早就料到他會這麼說。我們不是頭一次打交道了。

杜英是轄區在冊的肇事肇禍精神病人，一犯病就在街上裸奔，時不時還會出手打人，平均一年要送三次精神病院。三個月前我就出過一次警，也是送杜英去精神病院，那次彭中時同樣說沒錢，做了一下午工作才把他說通。

“這次你們啥也別說了，必須讓她娘家出錢，我一個月就那麼點工資，上次送醫院的錢還是我借的，到現在都沒還……”

我只好打電話給杜英的父親，杜英的老父親在電話里顫顫巍巍地對我說，現在彭中時是杜英的丈夫，也是“法定監護人”，他出這錢沒道理。好說歹說個把小時，杜英父親才同意拿錢，但也只答應出一半，剩下的一半還是讓彭中時自己想辦法。

臨掛電話前，杜英父親指責彭中時現在就是“卸磨殺驢”，我手機開的免提，彭中時聽到了，激動地衝過來朝電話大喊：“老X玩意兒你一早就給我‘做籠子’……”我急忙制止，趕緊掛了線。

就算只出一半錢，彭中時也不肯。杜英父親更是拒絕再與警方交涉，我們只好試着聯繫杜英的其他親屬。直到當天晚上，杜英的姐姐才同意趕過來，為妹妹交了另外一半醫療費。

杜英這才被送進了精神病院。

2

彭中時54歲，是廠里行政科的“退休”科長——按理來說，他遠不夠退休年齡，之所以提前“退休”，也是因為杜英。

和那些後天吸毒致幻的病人不同，杜英的精神病是先天的，發病很早。有上了年紀的同事說，杜英20多歲時就發過病，那還是20世紀80年代的事。這些年，只要是在派出所工作過的民警，或多或少都和彭中時夫妻打過交道。

夫妻倆沒有孩子。彭中時說剛結婚時，他們也曾想要個孩子，但杜英一直沒懷上，後來，杜英發病越來越頻繁，便沒法再懷孩子了。醫生也說，杜英的病可能會遺傳，建議他們放棄要孩子的想法。

彭中時的家在小區靠近馬路邊的一棟六層公房裏，二人本來住在六樓，2004年，杜英在家中犯病後爬出了陽台，差點兒墜樓，後來彭中時就和單位領導申請換了房，搬到了一樓。

每次清查轄區肇事肇禍精神病人時，我都要去彭中時家。他家永遠亮着一盞昏暗的白熾燈，零星幾樣老舊傢具，除了一台舊式綠皮冰箱外，幾乎沒有任何家用電器。

2011年，我剛接手社區時，第一次去彭中時家，問起他家的生活狀況。彭中時無奈地回答我：“都砸了，還談什麼‘狀況’……”大到以前家裏置辦的電視機、影碟機、洗衣機、空調，小到窗玻璃、鍋碗瓢盆、茶杯暖瓶，只要杜英一發病，這些東西便都難逃厄運。

“冰箱還是結婚時買的，用了20多年了，夏天漏水冬天漏電，但就是抗砸，結實。”彭中時指着嗡嗡作響的電冰箱自嘲道。電冰箱上傷痕纍纍，一側底座的腿斷了，墊着厚厚的紙殼子。

“這麼多年都沒有起色嗎？”我問彭中時。

他搖搖頭，說“時好時壞”，好的時候就在家睡覺，壞的時候就跑出去打人、裸奔。

“她這病是遺傳性的，天生的，沒得治……”彭中時告訴我，杜英的小姨當年也是精神病，和她現在一模一樣，不過十年前掉進河裏淹死了。

“結婚時知道這件事嗎？”我又問。

他頓了頓，說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話，怎麼可能和她結婚？”

那時我剛參加工作不久，聽他這麼說很不解，又問他，既然杜英家婚前隱瞞了她有精神病的事實，婚後發現了為什麼不離婚？彭中時當時並沒有直接作答，只是笑了笑說：“一日夫妻百日恩嘛。”

我被他這話打動了。從那之後大概有半年的時間，我一直在儘力幫助彭中時。有幾次杜英深夜跑丟，我就開着車帶着彭中時四處找人。有時送杜英去精神病院，彭中時說自己錢湊不夠，我還給他墊過幾次治療費，前後大概有四五千塊。

3

但後來，有人告訴我，關於杜英，彭中時對我說的話並不都是真的。

2012年8月，我去居委會辦事，大家聊起了彭中時，我感慨說這些年他真是不容易，放一般人身上早就離婚了，“真是個好男人”。

居委會的幹事聽完就笑了：“你怎麼知道彭中時沒想過離婚？他光來居委會開證明就不下三次，要求居委會證明他和杜英的夫妻關係已經破裂，他好拿着證明去協議離婚。”

這的確出乎我的意料。看我不信，居委會幹事翻了半天，找出一張紙遞給我，說這是以前彭中時留在居委會的證明複印件，後來因為不符合規定，再沒給他開過。

“兩口子都正常才能協議離婚，像他這種老婆是精神病的，協議不了。”幹事告訴我，杜英屬於“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法律規定不能協議離婚，只能走法院訴訟。

“那他去過法院沒？”我問幹事。

她搖搖頭，說不知道，“應該是去過吧，當時看他離婚的態度還是蠻堅定的”。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只得替彭中時打了個圓場：“畢竟婚前不知道妻子患病，結婚後又照顧了這麼多年，於情於理也說得過去。”

“他不知道杜英以前有精神病？”幹事反問了我一句，瞪大了眼睛，“他彭中時跟你說結婚前他不知道？”

我被她問得有些蒙，只好點點頭，幹事意味深長地笑了。

“結婚前他知不知道杜英有精神病，這我們不清楚，但他肯定知道杜英的爹是誰。”幹事撂下這麼一句便走了。

回到派出所，我把杜英父親的名字輸入警綜平台，頁面中的杜英父親就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老頭：時年72歲，還有一個67歲的老伴。

我問身邊值班的同事，杜英的父親是誰。

“是誰？杜英他爹唄！”

這話等於沒說。

2013年3月，杜英的父親報警，稱女婿彭中時來家裏鬧事，還是因為杜英醫療費用的問題。我和師父出警處置之後，我又問師父，這老頭到底是誰？

師父是局裏的老民警，從警近三十年，跟彭中時一家至少打了二十年的交道。

“杜英他爹？杜書記啊。”師父回答。

“哪兒的書記？”我問。

“XX廠，不過早就退休了，你問這個幹啥？”

我就把那次和居委會幹事的對話講給師父聽，師父聽完，也笑了笑說，彭中時和杜英這個事兒，確實有些複雜。

4

1983年，杜英23歲，曾談過一場人盡皆知的戀愛——當時，她的男朋友是鄰市公安局局長的兒子，兩人是中學同學。

那時杜英的精神狀態還算正常，只是脾氣比較大，喜歡發火。之前談過幾任男朋友，都受不了她的脾氣。但在周圍人看來，這也是正常現象，畢竟父親是廠里一把手，“長公主”有點脾氣是可以理解的。

杜英高中畢業后便被安排進父親的廠里上班，公安局局長的兒子退伍后也分到了這個廠里。兩人同在一個科室，每天一起工作，兩人父親的職級也基本相同——在外人看來，這可是一樁“強強聯合”、門當戶對的好姻緣。

但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時，杜英的“准公公”卻突然叫停了這門婚事。沒過多久，公安局局長的兒子便和別的姑娘結了婚，並很快調走了。為此，杜英氣得一個月都沒來上班。

沒人知道兩人分手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只知道兩家當時還為此大動干戈。甚至兩個單位之間日常的業務往來，多少都因為兩位一把手的“不和”而受了影響。

後來，就有人風傳，公安局局長之所以叫停這門婚事，是因為他通過“一些途徑”了解到杜英的家庭情況，杜英的二姨和小姨都患有精神疾病，杜英母親雖未患病，但也精神暴躁。局長是老刑偵出身，看人頗有一套，第一次見杜英時，就覺得她“有問題”，很擔心病情會遺傳，便強令兒子和杜英分了手。

小道消息不脛而走，很快就成了“杜英一家都有精神病，會遺傳，堅決不能碰”，以前那些和杜英處過對象的男人紛紛暗自慶幸，從那時起，就再沒人敢給杜英介紹對象了。

這話傳到杜英耳朵里，她又羞又氣，去公安局局長家鬧過很多次，但都於事無補。等局長兒子結婚後不久，杜英就真的發病了。

“杜英就是因為這件事情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原本，有家族精神病史的人不一定都會發病，但會有潛在的危險，一旦出現強烈刺激引發自我暗示，十有八九就會發病。”師父解釋說。

“那彭中時呢？他和杜英結婚，難道不知道杜英的情況嗎？”我好奇地問。

“他呀，唉……”師父也嘆了口氣，欲言又止，“有些路既然是自己選的，再苦再難也得走下去啊。”

5

師父和彭中時年紀相仿，他說當年自己差點兒和彭中時做了同事。

師父以前在農場開大貨車，1983年全國嚴打時被抽調到公安局，等嚴打結束，師父便留在了公安局工作。當年，彭中時是杜英父親廠子保衛科的臨時工，同樣也被抽調來到公安局幫忙。

“當時公安局人手不足，又怕抽過來幫忙的人不肯出力，所以上級就放出話來，所有抽來幫忙的人，無論在原單位是正式工、家屬工還是臨時工，只要表現好，都有可能留在公安局工作，局機關兩個名額，每個派出所一個名額。”

這話如同一劑雞血，一時間，所有被抽調來的人都幹勁兒十足。尤其像彭中時這樣的臨時工——他本來在原單位轉正的可能性就十分渺茫，要進了公安局，哪怕只是做一名“工勤人員”，鐵飯碗也算是抱穩了。

“當時，彭中時鉚足了勁兒要在公安局轉正，是我們那批抽調來的人中工作最積極、表現最好的。”師父說，“本來我這個名額應該是他的。”

等到1984年年底，彭中時確實獲得了留在公安局工作的機會。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放棄了，公安局找他談話，他卻主動要求回以前的單位。周圍的人都為彭中時感到惋惜，甚至有人背地裏罵他傻——放着公安局鐵飯碗不端，偏要回去企業保衛處干臨時工。

師父那時和彭中時的關係不錯，問他為什麼要回去干臨時工，說就這麼走了多可惜。彭中時也沒多解釋，只說覺得自己不適合在公安系統工作。

但誰都沒想到，彭中時回原單位后不久，便抹去了身份上的“臨時工”三個字，成了一名“全民所有制職工”。

大家這才明白彭中時拒絕留在公安局工作的原因——那個年代還沒有“公務員”這個概念，國企與政府機關都是“鐵飯碗”，但在效益好的國企，職工每月、每季度、每年都有各種獎金，政府機關卻只有固定工資。

人們又開始紛紛感嘆彭中時本事大、路子廣、做人低調。一個20歲出頭的毛頭小夥子，從臨時工轉為正式工，還調了部門，這要沒有“通天的本事”，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師父跑去問彭中時怎麼做到的，但他仍是一個字都不肯透露，以至於有段時間師父覺得他很“不江湖”。等嚴打結束，各單位抽調來的人員紛紛返回原工作單位，師父和彭中時的聯繫慢慢也就斷了。後來，他只是聽說彭中時在單位混得很不錯，已經當上了部門領導。

到1993年年初，已經轉為派出所民警的師父接到一起警情，才又和彭中時見了面。

“那天轄區一家單位報警，說有個女的無緣無故在他們單位門口罵人，見一個罵一個，單位保衛科趕都趕不走，所以報了警，我們到現場處置，根本沒法交流，懷疑是精神病人，就找那個女人的家屬來，結果來的竟然是彭中時。”師父說。

那時師父才知道，原來彭中時和杜英已結婚七年了。

6

直到很多年之後，彭中時才向師父承認，當年之所以他能“轉正”，就是因為他和杜書記做了一筆“交易”——那時候，他已被杜英的情況折磨得焦頭爛額了。

彭中時17歲那年從本市周邊農村招工進城，一直在廠里保衛科做臨時工，主要負責夜裏在廠區巡邏，那些正式工不願做的、出力不一定討好的工作，全都由他來做。彭中時工作很認真，領導也很欣賞他，多次給他打氣，稱但凡廠里臨時工有轉正的機會，他肯定排第一位。

彭中時當然想轉正，除了眼饞正式工的工資，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農家子弟，要是能夠進城工作並捧上鐵飯碗，就能改變整個家族的命運。

只是，彭中時在保衛處幹了快五年，也一直沒有等到轉正的機會。在被抽調去公安局之前，廠里有同事好心勸他，這樣乾等下去沒有任何意義，還不如趁着年輕，趕緊自己想想辦法：“你也不看看，廠里多少家屬工都在等着轉正，裏面有多少是科室和廠領導的親戚，你一個臨時工，沒技術沒學歷，在這兒又無根無基的，什麼時候能輪到你？”

這幾乎是一語點醒夢中人。

也就是這一年，杜英發病了。

女兒的發病在杜書記看來既是意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多年來，他一直擔心女兒像自己的兩個妻妹一樣，因此杜英高中畢業后，他就把她直接安排進自己的工作單位，想着女兒離自己近一點兒，自己能顧得上，只要將來結了婚，自己的擔心便能卸了大半。

沒想到，女兒的一場戀愛讓自己先前的計劃付諸東流，現在婚沒結成不說，女兒也成了一塊燙手的山芋。

“這麼說，當年是杜書記騙了彭中時？”我問師父。

“現在想想，也不完全是吧……”師父說。

彭中時自己也跟師父說過，杜書記原本看不上他，但他卻一直堅持不懈地追求杜英。當年正是他自己主動向杜書記表達意願的。

當時彭中時在老家有個未婚妻，是村裡媒人給他介紹的，一直沒結婚。彭中時原本打算先在廠里轉正，然後把未婚妻調進來做家屬工，但是後來，彭中時雖然轉了正，卻做了杜書記的女婿，老家的未婚妻來廠里找他，他就躲着不見。

師父還記得，那次嚴打，彭中時被抽調到派出所后，管第二人民醫院那塊地，負責街面巡邏。他總是時不時就“巡”到醫院裏去了，大家問他，他只說家裏有親戚在二院住院。

後來師父才知道，當時住院的並不是彭中時的“親戚”，而是杜英，就住在二院精神科。

“可能那個時候彭中時就有所打算吧。”師父說。

“他沒想過和患有精神病的杜英結婚意味着什麼嗎？”

“後來這事兒‘穿’了，彭中時才說了實話——他有個哥哥，在老家務農，當年哥哥幫他出主意，讓他娶了杜英，杜書記肯定會幫他解決轉正問題，不然的話，他終究就是個‘臨時’的，遲早有一天會被單位掃地出門。”

“可是杜英已經發病了啊，和她結婚，以後怎麼辦？”

“彭中時的哥哥說很好辦，結婚之後轉了正，找個機會調到其他單位去，杜書記就管不着了，到時再離婚就是了。哪怕離不了婚，還可以把杜英送回老家來，他負責看着。”師父說。

彭中時認為自己的哥哥不會害自己，這個辦法雖然有些缺德，但對於改變自己境遇而言，的確是個好辦法。但彭中時不知道的是，哥哥之所以給他出這個主意，就是為了讓他通過轉正拿到城市戶口——按照老家的規矩，如果他拿到了城市戶口，便失去了家裏老房子的繼承權。與杜英結婚之後，當不堪妻子精神病折磨的彭中時準備按照當年哥哥的提議，將杜英送回老家時，哥哥卻以“嫂子要喝（農）葯”為由拒絕了他。同樣，閱人無數的杜書記直到退休，也沒讓彭中時“調走後離婚”的算盤打響。

“按照法律規定，杜英是精神病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暫時不能結婚，但杜書記找了關係，還是給他們辦了結婚手續。”師父說，當時，杜家遲遲不願承認杜英得了精神病，只說她就是受了刺激，一直拖到彭中時和杜英結婚之後的1990年，杜英才第一次去做了精神鑒定。

杜書記的算盤是，只要結了婚，彭中時便成了杜英的法定監護人，只要確保自己退休之前兩人別離婚就好——等自己退了休，彭中時再提離婚，他就可以以自己“無監護能力”為由拒絕。雖然這樣做有些坑人，但為了自己百年之後女兒能有個歸宿，也是沒辦法的辦法。

“兩家就這樣相互算計唄。”師父笑笑說。

7

1998年，杜書記退二線，臨退休前兩年，把女婿彭中時扶上了行政科科長的位置，算是給女兒一個保障。

杜英的病情並沒有多少改觀，還是經常犯病，犯病後有時打人、有時在街上亂跑。彭中時雖然照看着，但早已是人心思變。

“老丈人退休之後，彭中時找過一些單位想調動工作，甚至還來過公安局。”師父說，杜書記雖然退了休，但在本地還是有一定影響力的，其他單位的領導既不想得罪杜書記，又不願調一個家裏有負擔、無法專心工作的中年幹部來自己單位，所以彭中時一直沒能成功。

“彭中時也來找過我打聽過精神病人離婚的事情，我雖然比較噁心他的為人，但還是幫他問了，很遺憾，像他這種情況的確有些難度……”

2000年左右，彭中時以“婚前不知杜英患有精神病，要求判決離婚”為由，將杜家告上了法庭，因為那時他已經確定，自己與杜英協議離婚無望，只能走訴訟離婚的路子。

一審法院先進行了調解，彭中時願意把夫妻名下的所有財產都給杜英，以換取和杜英離婚，但杜家沒有同意。彭中時提起訴訟，要求判決離婚，但因離婚後杜英找不到有效監護人，法院並沒有判決離婚。彭中時又提起上訴，二審法院也沒支持他的離婚請求。

日子還要繼續過，但經過這一系列風波，彭中時與杜家已是劍拔弩張，徹底撕破了臉皮。彭中時說是杜家吃定了他，要毀了他的一生。杜英的父親則稱彭中時喪盡良心，靠杜家上位，目的達成便要“甩坨子”，“純粹就是過河拆橋”。

最無辜的只有杜英，由於丈夫與娘家鬧得不可開交，她的日常看護一直是個大問題。有時候連按時吃藥都保證不了，以致發病越來越頻繁。

“後來彭中時有些事做得過分了，還差點兒把自己‘折進去’。”師父說。

2004年，彭中時見離婚無望，索性不再回家，在外過上了“家外有家”的生活，將杜英一人丟在小區的住所里。結果那年四月份，被獨自鎖在家裏的杜英攀上六樓陽台企圖出門，差點兒墜了樓。

公安機關找彭中時談話，彭中時拒絕見面，公安機關只好聯繫彭中時所在單位，讓他們向彭中時轉述，說如果再這樣下去，可能會涉嫌重婚罪和遺棄罪。

見不管不行，彭中時只好搬回家繼續和杜英過日子，但他又想了一些別的“點子”。

“不知道誰跟他說的，精神病人觸犯刑法後會被強制送醫，費用由政府承擔。2005年年關前後，不知他是有意還是無意，給杜英完全停了葯，結果杜英犯病，上街打了人，對方輕傷。警察出警之後確實給她強制送醫了，但彭中時卻發現，自己作為法定監護人，還要負責賠償受害者損失……”

“杜英娘家那邊呢？杜英總歸是他們的女兒，也不能就這麼坐視彭中時亂來吧？”我問師父。

“杜書記說了，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自己現在也確實無能為力了，一是自己的大妻妹因為有病一生未嫁，岳父母過世后自己和妻子還要負責照顧大妻妹；二是自己和老伴年紀也大了，身體也不好，確實沒能力再把杜英接回家了。”師父無奈地搖搖頭。

居委會、街道辦、派出所，甚至杜書記以前所在單位的退休辦都去杜家做過工作，但杜書記那邊也是鐵了心吃定彭中時了，只說除非有人主動承擔杜英的監護義務，不然誰說也沒用。

“我跟這家人打了半輩子交道，現在社區歸你管了，他家的事兒，唉……”師父最後又嘆了口氣。

8

2015年2月，全國兩會召開前夕，公安局要求重新匯總轄區在冊精神病人的情況。當時，杜英精神狀態已經極不穩定，我找彭中時要求他加強看護，但彭中時卻說自己最近肝臟出了問題，要去武漢住院，照顧不了妻子。

無奈，我只好又去找杜書記。

在杜家，我一提到彭中時，杜書記便忍不住開口罵了起來。言語中倒也不避諱，直說自己當年看走了眼，本以為彭中時是個踏實厚道的人，自己幫他轉了正，提了干，想給女兒留個可靠的託付，沒想到他竟是這種人。

“彭中時現在對外說當年結婚的時候不知道杜英有精神病，這純屬放屁！那時候杜英有病這事兒，全廠都知道，就瞞着他一個？結婚之前我還問過他，他說么斯一直就暗戀杜英，只是覺得自己配不上她，之後願意照顧她一輩子……

“杜英這病好好控制的話，根本不會發展到現在這個地步，都是因為彭中時這個狼心狗肺的東西，壓根兒不想好好給杜英治，她才走到現在這個境地……

“他彭中時當年就是個看大門的臨時工，要不是我幫他，他這輩子也就能看個大門了，全廠三百多號臨時工，憑什麼讓他轉正？憑什麼！”

杜書記罵得停不下來，我幾次想插嘴打斷都沒能成功，只好耐着性子繼續聽他說。直到他終於說累了，我才試着問了一句：“如果當時沒有彭中時的主動追求，你打算怎麼處理杜英的事情？”

杜書記愣了一下，沉默了一會兒，嘆了口氣，沒再說下去。

而彭中時那邊，同樣也是一腔怨氣。

2015年6月，看護杜英四個月的杜書記找到派出所，說杜英在家犯了病，要求我把彭中時“找出來”送杜英去醫院。

我聯繫彭中時，他先說自己在武漢治病，又說自己在長沙辦事，所里有同事恰好當天過早（吃早飯）時遇到過彭中時，拆穿了他的謊話，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他才不情不願地來了派出所。

從精神病院返程的路上，彭中時又開始訴說自己這些年來看護杜英的不易，我有一句沒一句地搭着話，直到他把話引到警察頭上：“你們警察每次也就跟着送送，從來不說幫助解決一下費用什麼的。”

我開始沒搭理他，但開車的同事沒忍住，和他吵了幾句。彭中時一直不住嘴，我也火大，便問他之前送杜英去醫院時幫他墊付的幾千塊錢什麼時候還我。

彭中時不吭聲了，半天沒說話。

同事說：“那是李警官自己的錢，幫忙還幫出仇人來了？彭中時你也是每月有工資的人，至於這樣嘛。”

彭中時嘆了口氣，又抱怨起來：“還不都是杜英害的，早知道家裏有個精神病人是這種情況，我寧願打一輩子光棍！”

我索性把他和杜英以及杜書記當年的事情挑明了，原以為他要辯解一番，不承想彭中時並沒洗白自己，只是低着頭說，自己這些年已經為杜家做了很多事，足以報答當年杜書記對他的“栽培”了。

“我現在就是後悔啊，為了個么X‘全民所有制職工’身份，娶了他家閨女，結果把這輩子都搭進去了……”彭中時又開始絮叨個沒完。

他說，自己的“仕途”就止步於杜書記退休——他34歲當上行政科科長，此後再未升遷。一是由於背後的“大樹”退休了，二是因為妻子杜英的病始終讓他無法專心工作，動不動就要請假陪護，單位幾任領導對他都有意見。

2008年，廠里實行“幹部競聘”，46歲的彭中時落選了。領導找他談話，安慰他說：“這些年一手抓行政科工作，一手抓家屬病情，着實辛苦，退下來也是好事，一方面給單位年輕人一個機會，另一方面也可以專心給妻子治病。”

從此之後，彭中時幾乎就成了單位的“編外人員”，開始時彭中時還耍脾氣不去上班，領導打過幾次電話之後，就再也沒人主動找他了。他的收入也只剩下基本工資，單位的各種獎金、補貼、福利都和他無緣了。

彭中時說，當年廠里有些和他一樣的臨時工，後來看轉正無望，紛紛另謀了出路，有的外出打工，有的做點小生意，現在大多家庭和睦、有車有房，其中有幾個還發了財，舉家搬到武漢去了。現在看看自己，“要啥沒啥，連個孩子也沒有，以後自己老了，誰來送終”？

“你看，我留在廠里幹了五年保衛科，結果走了的人都發了財；當年我把留在公安局的名額讓給老宋（我師父），結果後來他趕上了‘公安改革’，從開大車的司機變成了公務員，‘金飯碗’！老家那個女的，後來聽說嫁了個有錢的，生了倆孩子，在荊州做買賣；就我，娶了個領導閨女，本以為能搭上順風車，結果賠上了半輩子……”

彭中時說自己也無數次動過“一走了之”的念頭，但思來想去，又怕真的背上一個“遺棄罪”坐牢，那樣的話，原單位會毫不猶豫地把自己開除，連現在每月那點兒基本工資和以後的退休金都沒了。

“你當年也有機會來公安局工作，如果你過來了，現在鐵飯碗也端上了，也不用這麼麻煩了不是？”同事說。

“那時還不是杜老頭攛掇的？他說杜英的病就是那個公安局局長給弄出來的，我要是去了公安局工作，這輩子也別想進他家門……”彭中時說。

“你他娘的非得貼着他嗎？你來了公安局他還能管得到你？”

“那個……”彭中時可能還有話要說，但半天沒有說下去，之後便沉默了。

尾聲

2018年年初，師父退休。那時我已離開派出所，回去參加師父的退休宴，哪知去酒店的路上，竟又遇到了杜英在街上犯病，原單位的同事小顧和老楊正在處置，彭中時依舊在一旁呆立着。

下車幫了一下忙，又回到車上，師父沖我打趣說：“我還以為你也會跟他家打上20年交道呢，沒想你走得倒是快。”

“你走了有我，我走了有小顧，哪天小顧走了還會有別人。對我們來說就是份工作，但對彭中時來說……”幾年過去了，我忽然有些可憐他的境遇。

“路都是自己選的，咬着牙也得往前走不是？”師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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