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了，到底是誰在害我
2016年7月的一個傍晚，派出所受理了一起奇怪的警情。
一位中年男子忽然在行人如織的小廣場上，用隨身攜帶的水果刀，捅了一位路人數刀，傷者隨即倒地不起。中年男子並沒有逃跑，而是坐在受害人身旁，將水果刀插在身後的花壇里。
民警接警到達現場后，行兇的中年男子也沒做任何反抗，跟着民警乖乖鑽進了警車裏，傷者則被隨後趕到的120救護車送去了醫院。
中年男子叫謝江，時年33歲，本地人，無正當職業。傷者叫劉德，與謝江年紀相仿。
“謝江他有精神病，這是之前的鑒定書，按照法律規定，他不用承擔任何責任。”隨後，一行人趕到派出所，其中一位自稱是謝江繼父的人，向我們出示了謝江的診斷材料。
受害人躺在醫院裏生死未卜，嫌疑人家屬倒是先想着推卸責任，同事忍不住懟了他一句：“哪條法律告訴你精神病人不負法律責任？”
謝江繼父便把手機伸到我們面前，說這是網上說的。
我懶得看他的手機，只告訴他：謝江是否負刑事責任，要通過司法鑒定判斷，另外，不管他負不負刑事責任，民事責任都跑不脫，“你們趕緊派人去醫院，給受害者交一下醫療費，這對他以後的量刑有好處”。
謝江繼父愣了一下，問我什麼是民事責任。我說就是賠錢：“把人捅成這樣，醫藥費和之後的賠償都不是小數，你們抓緊去籌錢。”
他還想拉住我說些什麼，但同事在辦公室里有事喊我，我便沖他擺了擺手，說：“你提前去給謝江找個律師吧，以後用得上。”
1
根據警綜平台上的記錄，謝江確實是個精神病人，但他坐在派出所的訊問椅上時，神情正常。他自己也說，“那個精神病鑒定是以前的”，現在他沒有任何精神問題。
以往我們遇到的大多是嫌疑人堅稱自己患有精神疾病、妄圖藉此逃避法律制裁，還從未遇到過這種明明持有精神病鑒定，還非說自己沒病的例子。
謝江告訴我，他作案的動機很簡單：劉德是他的高中同學，讀書時欺負過他。
我問他：“高中時的事你到現在還記恨人家？”
謝江點頭，說之前找不到劉德，“不然早就報仇了”。
我又問謝江扎了對方几刀，他想都沒想就脫口而出：“三刀！”
從他臉上，我看不到犯罪嫌疑人通常會有的惶恐、緊張和焦慮，說出“三刀”二字時，竟然還露出一絲興奮。
我開始懷疑謝江現在的精神狀態了，請示領導，領導建議我先和他聊聊，確定精神狀態正常再繼續做筆錄。於是我離開電腦桌，搬了把椅子坐在謝江身旁，讓他詳細講講“報什麼仇”。
按照謝江的說法，事情發生在1999年。那年謝江16歲，劉德17歲，同在本市某高中讀高二。
謝江說，他那時只是理科班的一名普通學生，和劉德的生活原本沒什麼交集——劉德是學校的“名人”，高二年級的“扛把子”。當時，高中每個年級都有一個“扛把子”，而想成為“扛把子”，必須“打架狠，兄弟多，還要不怕事”。
劉德完全滿足這三個條件：
高一時，他原在省城一所學校就讀，因在課堂上和老師互毆被開除，家裏找了關係才把他轉到了這所中學。
連老師都敢打，同學自然不在話下。轉學過來沒多久，劉德的身邊就聚集了幾個本校的學生，都是好勇鬥狠的角色。不僅如此，他在校外的“交際面”也很廣，他的表哥是本市叫得上名的混子之一，經常來學校找他，時不時還會帶人幫他“收拾”一些敢於挑戰他“權威”的同學。
至於“不怕事”，劉德更是名副其實，剛轉學來，他就因在校內打架被處理了，據說當時政教處副主任在辦公室打了他一拳，他便立刻對副主任叫囂，說要“辦了”副主任。三天後，當升旗儀式結束時，一向嚴厲的政教處副主任竟當著全校學生的面宣讀了自己的“檢查”，自我批評“教育方式不當，體罰學生”，當眾向劉德認錯——那天之後，政教處副主任就辭職了。
師生們開始盛傳，劉德的父親是省里的大官，家中其他親戚也多在本市當領導。雖然學校後來出面闢謠，稱政教處副主任辭職純屬個人原因，但從此之後，即便劉德依舊在學校耀武揚威，也很少再傳出他受到處分的消息了。
那時，謝江經常在放學后看到劉德和一群“兄弟”在學校門口的小賣店“聚會”，有時也會聽說某位同學因為得罪了劉德在放學后被“收拾”了——所謂“得罪”，可能僅僅是與劉德相遇時的一個“不夠尊重”的眼神，或是傳到劉德一夥耳中的莫須有的一句“壞話”。
謝江家境普通，生父早逝，母親在商場做售貨員，繼父開出租車。因為家離學校很遠，他每天中午都會在校外小吃街買飯，有時會與在此“聚會”的劉德一伙人相遇。謝江說，他一直很小心，生怕自己哪個動作或眼神被劉德一夥誤會，給自己帶來一場無妄之災。
可惜，謝江還是惹到了劉德。
2
謝江記得很清楚，1999年3月的一天中午，他照例去小吃街買午飯。出了教學樓，謝江遇到了一位學校領導。領導以前是謝江的化學老師，兩人便一起同行了一段路，領導還問了謝江幾句關於學習的事情。
出校門后，兩人便分開了。謝江拐向了校門左邊的馬路，而校領導則徑直向校門外的兩輛麵包車走去。這本是一件平淡無奇的事情，當時謝江正琢磨着自己中午要買些什麼吃，並沒有在意校領導之後的動作。
然而，等到飯後午休時，謝江便感覺到了些許異樣：先是不斷有學生來到他們班的教室門口四處張望，最後把惡狠狠的目光落到他的身上；之後他去教學樓外的廁所時，又被人無故推搡。
終於，下午上課前，謝江的同桌悄悄告訴他：“你惹到‘扛把子’了，趕緊想辦法吧！”
謝江當時被嚇了一跳，他想不出自己究竟哪裏惹到了劉德，央求同桌幫他打聽一下。同桌說，你中午向學校領導舉報劉德的事情已經被他知道了，劉德放了話，要“廢了”你。
摸不着頭腦的謝江四處打聽了好久，才打聽清楚劉德要“廢了”他的原因——那天中午，劉德本來是邀約了他表哥一起，要去隔壁職校“收拾”一名與自己在網吧里發生衝突的學生。那兩輛麵包車裏坐着的，就是他表哥叫來的社會人員和幾個劉德的“小弟”。這夥人本來正在車上一邊等人一邊商量着如何對那名職校學生下手，不料，學校領導卻突然出現，沒多久，連警察都來了，把他們全部帶去了派出所。
警察發現劉德表哥叫來的“社會人”中竟有一名在逃人員，當即將其收監，劉德表哥也被留下“協助調查”，其他人因為行為暫時夠不上違法犯罪，被教育一番後放出了派出所。
離開派出所后，劉德越想越氣，認為肯定是被人“點了”，不然怎麼會被學校領導發現？劉德四下查找告密者，有同學便跟他說，中午午休時看到那位校領導在出校門之前一直和謝江同行，兩人聊了一路，然後一出校門，謝江便“躲”去了左邊那條馬路。
“劉德信了？”我問謝江。
謝江點點頭，說跟劉德說這話的同學，是劉德的一個“鐵杆”，劉德一夥在被校領導和警察堵住前，就是在車上等這傢伙，他和校領導同行時，這個同學就走在自己後面。這傢伙信誓旦旦地告訴劉德，自己親耳聽到謝江跟校領導的對話中有“劉德”“打架”等詞彙。
那天中午午休時來謝江班裏四處張望的陌生學生，全是劉德派來核實謝江身份的，他們不但知道了謝江的姓名、班級，連他父母的情況、家庭住址都打聽得一清二楚。後來，傳說連劉德表哥也一度放話出來，要讓謝江“讀不下去”，因為他害自己的“兄弟”被警察抓了。
3
“你向學校和家長求助過嗎？”我問謝江。
“求助過……”謝江雖然承認了，但臉上卻滿是憤怒。
他想先托同桌去跟劉德說情，說明這只是一場誤會，自己並沒有舉報他。同桌去了，但回來之後告訴謝江，劉德說他並沒有說過是謝江舉報了自己，謝江這是“不打自招”。
兩節課後，謝江實在忍不住，自己去找了劉德，想要向他解釋，但劉德壓根兒不理他。劉德身邊兩個五大三粗的同學，直接把謝江推出教室外，還惡狠狠地威脅謝江說，劉德已經“安排”好了，“今天晚上放學后別跑”。他們還威嚇謝江，說他在這所中學“待不下去了”，讓他趕緊回家找一所能轉學的學校，“最好是外地的”，免得劉德表哥帶人去“辦他”。
謝江嚇得驚慌失措，猶豫了很久，決定向學校老師求助。
他先把當天中午的遭遇和同桌的話原原本本地講給了班主任，班主任帶他去了中午那位校領導的辦公室。那天下午校領導很忙，手裏一直處理着月底迎接上級教學管理評估的事，他一邊整理材料一邊聽謝江講述，中途還接打了幾個電話。
聽謝江講完，校領導把謝江同桌叫來問話。不料同桌當場矢口否認自己聽說過劉德要報復謝江。這讓謝江十分憤怒，但在班主任和校領導面前又有口難辯。
後來，謝江質問同桌，為什麼在校領導和班主任面前撒謊？同桌不滿地對謝江說：“你是因為‘舉報’得罪了‘扛把子’，現在又讓我去校領導那裏‘舉報’他，這不明擺着要拉我下水嗎？”
轉頭來，同桌生怕自己被謝江拉去校領導辦公室的事被劉德一夥“誤會”，又跑去跟劉德一夥報告說，謝江又一次在校領導辦公室“舉報”了他們。
那天下午，因為沒有從謝江同桌嘴裏得到劉德計劃報復謝江的“證詞”，校領導大概認為謝江是在故意誇大事實，便提醒謝江說：“注意團結同學，要相信學校，要以學習為主，不要想東想西。”
情急之下，謝江直接對校領導說，劉德一夥是學校的“黑社會”，在校拉幫結派欺凌同學。沒想到這話竟然激怒了校領導，他批評謝江：“不要聽風就是雨，學校里都是同學，哪有什麼‘黑社會’！”校領導還告誡謝江，學校馬上要迎接市裏的評估，作為實驗班的學生，這個關口說話應當“注意影響，不要給學校抹黑”。
之後，謝江便被校領導打發出了辦公室。
“你班主任呢？她也不信你？”我接着問謝江。
謝江說，班主任倒是沒說不信，但也只是跟他說：“既然校領導都這麼說了，你就放心上課吧。學校會保護你的，如果還是擔心被打，可以通知自己父母放學之後過來接一下。”
謝江也想讓父母來接自己放學，但不知該怎麼開口——母親每天晚上9點鐘下班，工作地點離中學很遠；同母異父的弟弟是下午5點鐘放學，開夜班出租車的繼父一般都是將出租車交接班的地點定在弟弟學校附近，這樣每天接班后的第一趟“活兒”就是接弟弟回家。
繼父雖然也曾跟謝江說放學后可以給他打電話來接，但謝江晚上放學的時間是8點半，正是出租車“活兒好”的時候。他以前也給繼父打過電話來接自己，繼父人雖然來了，但臉色明顯不好看。
那天下午，謝江思來想去，決定還是打電話給繼父。電話接通之後，謝江問繼父晚上有沒有空來接他。繼父說，晚上有個去機場送機的“大活兒”，下午6點就要出發。
謝江知道這種“大活兒”繼父平時很少接到，猶豫了一番，就沒有把被劉德一夥威脅的事情講給繼父。
4
放學后，謝江一直在學校里待到幾乎沒有人影了，才戰戰兢兢地走到校門口，探查有沒有人在外面“等”自己，確認沒有看到劉德一夥后，他才走出校門。但不承想，他剛剛走到小賣店門口，劉德一夥就從小賣店裏沖了出來，幾個上半身穿校服、下半身穿“閃光褲”的學生，一臉壞笑地攔住了謝江。
謝江嚇了一跳——這幾個人都是平時和劉德關係密切的學生，他經常見他們聚在一起。謝江轉頭就往學校跑去，但被他們攔住了。
“周圍人有沒有出來制止？”我問謝江。
他搖搖頭，說那時小賣店門口只有零星的幾個同學，但可能都知道劉德的“勢力”，不敢幫他。他曾向另外兩個人求助過，一個是小賣店老闆，人就站在小賣店門外，面對謝江的求助，非但無動於衷，還報以微笑；另外一個是學校保安，一個60多歲的老頭，在被劉德一夥追逐時，謝江曾反身跑向校門求助，但老頭卻在他面前關上了校門，隔着柵欄對謝江說，放學了，學校下班了，要鬧出去鬧，不要影響他休息。
最後，謝江被幾個同學抓住，拉扯進了校門外的一個小衚衕里——劉德和他表哥就等在那裏。
謝江說，被拉進小衚衕的那一刻，他就感覺自己“完了”。
劉德讓謝江跪下，謝江跪下了；劉德和另外幾個學生便上前輪番抽謝江耳光，謝江不敢反抗；劉德表哥說手打耳光不夠狠，脫下自己的皮鞋，用鞋跟狠狠抽打謝江的臉，一鞋跟下去，謝江的臉腫了。
毆打足足持續了20分鐘，直到謝江趴在地上、滿臉是血，七八個人才停手。最後，他們剝光了謝江的衣服，把衣服和書包一起拋到小衚衕兩側的平房上面，說是給謝江一個“教訓”，便罵罵咧咧地離開了。
那晚謝江在地上趴了半個多小時，最後是被一個路過的行人救起來的。那人看見當時謝江的慘狀，幫謝江把衣服和書包從房頂上取下后，果斷報了警。
“你當時傷得重嗎？”我問謝江。
“後來去了醫院檢查，發現門牙斷了一顆，槽牙斷了一顆，鼻子破了，右耳耳膜穿孔，身上被打得多處瘀血……”
我心中算着傷情，想一群平均年齡十六七歲的孩子，對自己的同學下手竟然如此狠毒：“警察當時怎麼處理的？”
“當時事情鬧得蠻大……”謝江說，警察初步了解情況后，一面通知了謝江的父母，一面出警四處尋找劉德一夥，當天夜裏，就把參與毆打謝江的人全部帶到了派出所，不少人的父母也陪同而來。
看到兒子被打成那樣，謝江的母親既心疼又憤怒，她要求主辦民警一定要嚴懲施暴者。那位警官當時也承諾，謝江的傷情已構成輕傷，警方一定會給謝江討個公道。
參與毆打謝江的人中，除劉德外還有三名同校學生，因此派出所也通知學校方面來人處置。當晚，謝江在派出所見到了自己的班主任和另外一名學校領導。班主任見到謝江的母親時，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匆匆打了個招呼，便跟隨警察進了辦公室。不久之後，謝江母親也被喊去了辦公室，只留下謝江一個人坐在派出所值班大廳的沙發上。
在謝江的記憶中，那晚過得漫長又混亂。派出所值班大廳里不斷有人來往走動，其中不乏在小衚衕里毆打他的學生及其家長：有人走到他跟前來表示歉意，問他“還疼不疼”；有人只是瞥他一眼，一句話也不說；還有人就像沒看到他一樣，徑直從他身邊走過。
但那晚謝江很安心，他覺得派出所出面了，校領導來了，那些打他的人也都被抓進了派出所，自己之後就可以繼續安心讀書了。漸漸地，困意襲來，他便躺在值班大廳的沙發上睡著了。
被一夜未眠的母親叫醒時，已是第二天早上六點了。謝江迷迷糊糊地站起來，跟母親一起來到了主辦民警的辦公室，坐到辦公桌旁，面前擺着一份《調解協議書》。
謝江的班主任老師和校領導也在，他們再次向謝江表達了歉意，還向他保證，等回校之後一定開除那幾個毆打他的同學。謝江母親補充說：“不是嚴懲，而是必須開除！”校領導斬釘截鐵地說：“你放心，學校馬上開會研究，一定給你一個滿意的結果！”
謝江坐在那裏看《調解協議書》，上面寫着：“劉德等八人向謝江賠禮道歉並賠償謝江醫藥費、營養費共計2.5萬元，並保證今後不再騷擾謝江，雙方今後也不再因此事發生糾紛……”落款處，密密麻麻的，全是毆打他的學生以及他們家長的簽名和手印。
在警察和老師的催促中，謝江與母親也在《調解協議書》上籤下了自己的名字並按上了手印。
“就這麼結束了？”我問謝江。
謝江無奈地“嗯”了一聲。他說，當時16歲的他並不能完全明白那份《調解協議書》意味着什麼，但他依舊覺得，自己挨打這件事就這樣落下了帷幕。
5
一段時間后，謝江才從母親口中知道自己在派出所沙發上睡着的那晚，眾人在民警辦公室里討論了什麼。
劉德一夥承認了毆打謝江的事實，派出所原本是要給他們“走程序”的。但除了劉德表哥，其餘所有參與毆打謝江的人都是中學生，必須通知校方——正是因為學校的出面，使派出所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學校領導們一到場，就建議派出所民警“內部處理”，懇請派出所“給學生們一個機會”，換句話說，就是不希望事情鬧大，要息事寧人，這也是學校處理校園暴力問題的一貫套路。
涉事學生家長也不想警方按程序處理自己的孩子，派出所也不想和學校鬧得太僵——畢竟相鄰不遠，彼此之間平時也少不了各種交流合作。於是，學校領導又給謝江母親做工作，先是“承諾”一定嚴肅處理涉案學生，又“善意”地勸說道：“謝江還在學校讀書，明年就要高考了，這事兒鬧大了對雙方都不好……”
在各方的“配合”下，謝江的母親只好答應並接受了調解。
“劉德的那個表哥呢？他不是在校學生，也不屬於未成年人，他扇你那幾鞋跟怎麼算的？”我追問謝江。
他搖搖頭，說好像也沒處理，劉德的家人找了關係，那事兒後來也就不了了之了。
“劉德一夥學校是怎麼處理的？”
“處理？”謝江冷笑了一聲。
很快地，謝江就等來了學校對劉德一夥的處理結果：留校察看。
從字面上看，“留校察看”的確是一個相當嚴重的處分，距離“開除學籍”僅一步之遙。但對劉德來說，這又是一個極輕的處分——此前，他因為打架鬥毆早就背着兩個“留校察看”，卻始終也沒能變為“開除學籍”，這反而成了他恐嚇同學的資本。
謝江母親向學校提出抗議，說之前校領導承諾過會開除劉德一夥學生。但那位校領導卻狡辯，說自己只是承諾“嚴懲”，並未承諾“開除”，“留校察看處分也是校領導們開會集體討論的結果，並非我的個人意見”。
謝江母親擔心兒子在學校會受到劉德一夥的騷擾，不依不饒，一再找學校，堅持要求開除劉德等人。一位校領導直接對她說：要開除可以，雙方都開除，“謝江與劉德一夥在校外打架受傷，如果只開除劉德等人，是不公平的”。
“被打”變成了“互毆”，謝江母親一怒之下把學校領導告到了教育局，但教育局的反饋卻是：要學校“妥善處理”。
6
謝江在學校的處境也沒有得到什麼改善。母親為他“討說法”的行為，反而讓學校方面開始反感。謝江說，母親把校領導告到教育局后不久，學校領導幾次在公開場合不點名地批評了他。
一次廣播操結束后，校領導專門到講話台上，憤怒地告訴同學們，這次全市的教學評估中，學校沒能拿到好成績，就是因為“有些同學自私自利，自己在學校處理不好同學關係，還唆使家長去教育局誣告學校，給學校榮譽抹黑”。
對此，校領導要求，各年級以班級為單位召開家長會，“加強與學生家長的溝通”，“所有學生家長必須參加”。
謝江班上的同學都知道他母親去教育局告狀的事情，紛紛向謝江側目。很快，謝江在班裏就被孤立了。
沒過幾天，繼父竟然出乎意料地來學校接他放學。謝江起初很高興，但在回家路上，繼父卻對謝江說，讓他回去勸勸母親，“不要再去教育局告狀了”。
“為什麼？”這讓我都有些出乎意料——既然是一家人，為什麼要讓謝江去開口？
謝江告訴我，那天他繼父並不是專程來學校接他放學的，而是被弟弟的班主任叫來學校談話的。弟弟的班主任“善意”地告訴他繼父，他母親的做法已經“給學校聲譽帶來了嚴重損害”，如果再這樣下去，謝江弟弟今後在學校的生活也可能會受到“影響”。
繼父一直認為是謝江要求母親去教育局告狀，早就對此事頗有微詞，一聽說可能會“影響”到親生兒子，心裏更加焦躁。由於怕引起誤會，他又不好直接阻止妻子，所以便想讓謝江去講。繼父還對謝江說：“同學之間在學校發生矛盾很正常，誰上學的時候沒經歷過這種事情呢？只要對方不再招惹你，這事就這樣吧，不要搞得一家人都不安生。”
話說到這個份兒上，謝江只得答應了繼父。
“實話說，雖然你繼父的出發點也許有問題，但他說的這話也有些道理，如果劉德一夥之後沒有再騷擾你，你也沒有必要追着他們不放不是？”我對謝江說。
“可是他們就是追着我不放啊……”謝江說。
從派出所回來后，謝江在學校見到劉德的第一面，劉德便陰笑着對他說了三個字：“你等着。”雖然事情已經過去了17年，但時至今日，想起曾經的場景，謝江依舊會感到些許恐懼。
謝江當即報告了班主任，班主任找到了政教處，政教處叫劉德來問話，劉德卻矢口否認。
與此同時，劉德的“小弟”們也放出話來，說“德哥”長這麼大沒給人道過歉，謝江別以為報了警就萬事大吉了，有本事讓警察天天跟着他，否則說不好哪天他還會“挨頓更大的打”。
謝江又去找學校報告，學校同樣找那些放話的人問話，但那些學生卻像劉德一樣否認說過那些話。
有幾次，劉德一夥故意用“不經意”的方式把一些話讓謝江聽到，比如“今天晚上有人在‘六眼橋’（謝江放學必經之路）‘收拾’謝江”，“XX學校的‘老大’聽說DP中學有個叫謝江的蠻牛X，今晚要帶人來學校‘教育’他”……
如此這般，讓謝江整日處於惶恐和不安之中。起初幾次，他找老師報告，學校還頗為重視，放學專門派人陪他回家，但都沒有遇到“傳言”中的那些威脅。學校再反過頭去查那些恐嚇的源頭，都沒有人承認。
這種情形一連持續了幾個月，謝江的成績一落千丈，下滑到了年級300多名。
學校對謝江的不滿越來越大，非但不再專門調查他所受到的威脅是真是假，反而認為他是在無事生非。一次，當謝江又去政教處舉報自己受到劉德威脅時，政教處的老師黑着臉對他說：“謝江你有完沒完了？不想讀就算了！不就是和同學發生點摩擦嗎？這都多長時間了你還沒完沒了，之前你媽去教育局，告沒了學校的優秀獎，現在你還要把學校翻過來嗎？！”
謝江被罵呆在那裏，他忽然意識到，自己已經成了老師們眼中的“撒謊者”“誣告者”和“唯恐天下不亂的人”。而在同學們口中，謝江也早就成了“神經病”“被劉德嚇破了膽”“傻X”“打報告能手”。
“你嘗試過不理會那些威脅嗎？你沒覺得那是劉德一夥給你做的‘局’嗎？”我問謝江。
謝江點頭，說想過。後來有段時間，謝江似乎也不在乎那些威脅了，畢竟已經到了2000年年初，還有半年就要高考了。關鍵是，那些威脅僅僅停留在口頭上，並沒有一次發生在自己身上。
謝江重新開始整理心情，準備迎接當年7月的高考。經過努力，他的成績有所上升，雖然距離之前的最好成績還有不小的差距，但他相信自己就這樣努力下去，最終還是能夠考上理想大學的。
然而，2000年7月初，高考前兩天，謝江又一次被打了。
7
那天傍晚，謝江騎車回家，就在他經過六眼橋的時候，幾個“社會青年”攔住了他。幾個人不由分說將謝江暴打了一頓，把他的書包和自行車丟到橋下的河裏后，揚長而去。
謝江又一次進了醫院。醫生查看了傷情之後，幫他報了警。
警方首先聯繫了劉德，但劉德當時不在本市——他家裏已經給他安排好出國留學的事宜，案發前半個月，人就被父親接去了省城。警方派人去了省城，面對警察，劉德一口否認自己參與或謀劃了此次對謝江的毆打。劉德父親對民警上門更是十分不滿，要求他們“做事要講證據”，不要“聽風就是雨”。
警方又傳喚了劉德表哥，他同樣也不承認自己參與了此事。由於當時六眼橋附近沒有監控，案發時天色昏暗，謝江也沒有記下施暴者的長相。警方發佈了協查通告，請求當晚路過那裏的行人提供線索。有人提供了一些線索，但經警方核實后，都一一排除了嫌疑。
兩天後，謝江勉強參加了高考，但因傷痛和情緒失衡，他最終沒能完成考試，成績只有200多分。
從考場出來之後，謝江的精神狀態便出現了問題，他下意識地認定，一切都是劉德一夥乾的，他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了“毀掉他”。
他先是經常自言自語，家人湊近細聽，全是咒罵劉德的話；後來便開始疑神疑鬼，一再說身邊有劉德的“小弟”在害自己；最後竟然發展到毫無緣由的暴力行徑——會突然動手打人，指責對方是劉德“派來的”。
有時謝江還會自戕，用美工刀把自己的胳膊劃得鮮血直流，家人上前制止，他只說這是劉德的胳膊，自己是在報仇。家人將謝江送往醫院，經診斷，他的精神真的出了問題。
學校賠償了謝江家裏一筆錢，因為謝江是在放學路上被打的，學校聲稱那筆錢是“本着人道主義精神”賠付的，條件是今後謝江家人不再找學校的麻煩。
謝江在家中治療、休養了整整兩年，精神狀態才終於穩定下來。但不能受到刺激，有時還會間歇性地發病。
2004年前後，家人試圖給謝江找份工作，可他只有高中學歷，又患有間歇性精神疾病，絕大多數單位不肯要他，最後只能託人找了一份看倉庫的工作。幹了幾個月，謝江就因“經常神經兮兮的”被老闆婉言解僱了。之後便一直賦閑在家，偶爾出去干點臨時工，大多也不過是發傳單、搬貨物之類的工作。
同年，在律師建議下，謝江家人打算把學校告上法庭，要求他們承擔當年謝江被毆打一事的責任，但學校方面委託的律師要求謝江家人首先歸還之前學校賠付的那筆錢。可那筆錢除一部分被用作謝江幾年來的治療費用外，其餘大部分都被謝江的繼父用來給親生兒子在省城買了房。
謝江家人思考再三，最終沒有和學校對簿公堂。
2005年，父母告訴謝江，他們去省城找過好幾次劉德家，希望能討個說法，但都沒有什麼結果。
等到2006年，謝江精神狀態逐漸穩定，家裏又給他找了幾份工作，還是都做不長；2008年，謝江因精神問題屢次相親失敗，備受打擊；2009年，劉德婚禮，回本市宴請親友，謝江從以前同學口中得知了消息后，這才開始重新關注起劉德的動向。
這一年，謝江家人也打算從湖南給謝江買個媳婦，因此再次狀告學校索要賠償，但學校的回復仍與此前相同。諮詢律師后，謝江家人得知，即便勝訴，所得賠償款項也不會太高，因而又撤了訴。
每一次繼父和母親回來，跟謝江說的都是，之所以這麼多年都沒能討個說法，全是因為劉家勢力大，找人壓下了此案。“他家是當大官的，我們是小老百姓”，這句話也在後來謝江接受訊問時，不斷被提起。從那時起，謝江便開始尋求復仇的機會。
謝江開始經常在劉德家的小區以及小區旁的小廣場閑逛。有一天晚上，他還真碰到了劉德，但身上並沒有帶刀。
“我覺得劉德那小子肯定會回來，以前他家就住在小廣場邊上，他家房子一直沒賣，因為有幾次我看到了他媽從那個小區出來！”謝江說。
終於，他等到了2016年7月的這個傍晚，將刀子捅進了劉德的身體。
8
2016年8月，劉德傷勢好轉，我和同事在病房裏向他採集了筆錄。
雖然劉德是此案的受害者，但我對他的印象實在不太好，採集筆錄時也難免帶着些情緒。
我問劉德是否認識謝江，劉德點點頭，說認識。我又問他和謝江關係如何，他笑笑，說：“謝江之前應該都給你們說過了吧？”
我說：“他說歸他說，你說歸你說。你如果願意的話，咱就都按他說的為準，你就啥也甭說了。”
同事給我使眼色，示意我這是受害人，讓我注意態度。
“我讀書時和他打過架，畢業之後再沒見過面。”劉德說，“他為什麼要拿刀捅我？”
按劉德的說法，他高中畢業后一直在國外求學，幾乎沒有回過本市。回國后他一直在省城某國企機關工作，上個月才剛調回本市“積累基層工作經驗”，他不明白自己和謝江十幾年未見，為何一見面就動刀。
我心中冷笑，想劉德這傢伙着實可氣，明顯知道謝江恨他的原因，卻在警察面前故作姿態。
我自認為沒必要再跟他繞圈子了，便直截了當地把謝江之前的供述告訴了他。我剛一說完，劉德就陷入了沉默，許久，才嘆了一口氣說：“沒想到他這仇記了將近二十年。”
“這事換誰誰也忘不了，十六七歲的年紀，心懷夢想，成績優異，最後卻因為你們乾的好事落得現在這個下場，你倒是自在，當年的‘面子’也有了，‘仇人’也被你整瘋了，最後拍拍屁股到國外讀書了，回來還當上了‘儲備幹部’，有妻有子、生活幸福，可是……”
同事在病床下面踹了我一腳，我強忍着閉上了嘴。
沒想到劉德卻沒有生氣，語氣反而十分平和地說：“當年我是過分了，那時確實沒想到後果會這麼嚴重。那個年紀，很多事情說懂也懂，說不懂也不懂，只想着謝江舉報了自己，自己要出口氣，沒想到事情最後會發展成這副樣子……”
“你氣也出了，人也打了，至於在他高考之前整那麼一出嗎？你是不用高考，可他就只能指望着高考啊！”說完我就盯着劉德的眼睛，他應該明白我說的是哪件事。
“他高考之前的那事，還真不是我乾的，也不是我找人乾的。”劉德解釋說，自己那段時間正忙着辦理出國讀書的手續，根本沒有工夫去謀划那件事。
“那是誰幹的？”我有些意外。
“一個叫黃斌的人。”劉德說。
我和同事一下都愣住了。
劉德口中的黃斌，就是謝江第一次挨打時，麵包車上的那個在逃人員。
劉德說，黃斌被抓之後，因為尋釁滋事被判了八個月，之前家裏原本打算送他去當兵，可因為有了前科，他這輩子再也不可能踏入軍營半步。
黃斌父母氣得暴跳如雷，黃斌出獄后，家人對他也沒什麼好臉色。黃斌“痛定思痛”，把仇恨全放在了謝江身上，於是才和他人一起謀劃了謝江高考前的那次施暴。
“黃斌現在在哪兒？”我問劉德。
“很多年沒見了，幾年前聽表哥說黃斌因故意傷害被判了重刑，現在應該還在哪個監獄服刑吧。”劉德說。
“既然你知道是黃斌乾的，2005年謝江家人去你們家時，為什麼不告訴他們？”我接着問劉德。
“那次他爸媽在我家鬧得很厲害，當時我在國外，我爸專門給我打電話說的，我爸為這事還把我表哥從上海叫回來做證。後來，聽說他們一起去找過黃斌……”劉德說。
“啊？！”我大吃一驚，“這麼說，謝江父母知道當年下手的人是誰？”
劉德點頭，說當年沒告訴上門找他的警察，是怕那事兒也有表哥的份兒，後來得知這事兒和表哥也無關，他們就沒有必要再隱瞞什麼了。
“後來呢？謝江家屬找到黃斌了？”
劉德說，找到了，那時黃斌正好因為涉嫌重傷害被警方處理，但因身體原因“取保”在家。黃斌承認了當年報復毆打謝江的事情，黃斌父母擔心這事兒鬧出去再給兒子加刑，所以提出給謝家五萬塊錢，讓他們放棄追究，謝江父母當時沒同意。
根據劉德的說法，當時謝江父母要求的賠償金額大概在20萬，但黃斌犯下的那起重傷害案需要賠給受害者一大筆錢，黃家拿不出另外的錢來賠給謝家。此後，黃、謝兩家就一直扯不清楚，後來黃家索性不賠了，讓謝江父母去找警察，“大不了讓黃斌多蹲幾年”。
兩家最後達成了何種協議，劉德不得而知，但他說，雖然謝江父母找到了當年的真兇，但也一直沒有放過他：“他們還是時常來我家鬧，說謝江高二那年被我打的那件事也還沒完，我爸媽煩得不行，提出也出5萬塊錢了結，但他們還是不同意，尤其是謝江他爸。”
“他們想怎麼辦？”
劉德笑了笑：“他爸說謝江還有個弟弟，大專畢業了，讓我爸在省城給他安排個有正式編製的工作，這事兒才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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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劉德的父親一直沒有給謝江的弟弟安排一份“有正式編製”的工作，謝家和劉家的矛盾這些年便一直沒有完結，直到謝江刺了劉德的這三刀。
經過搶救，劉德性命無憂，但脾臟被摘除，傷情達到了重傷級別。
劉德的父母不相信謝江有精神病，認為他捅傷劉德一事是“有預謀的”，謝江父母依舊堅稱謝江有精神病。案情重大，公安機關組織進行了司法鑒定，結論是：謝江確實患有間歇性精神疾病，但犯案時並未發病，因此需要承擔刑事責任。
最後，謝江因涉嫌故意傷害致人重傷被收監。
本以為此案就此了結，但不久之後，劉德父母卻又找到了我。他們說，謝家只在劉德入院當天繳納了1萬元住院費，之後便拒絕再拿錢出來。劉德的妻子和母親讓我找謝江父母催繳醫藥費，我給謝江家打電話，謝江繼父卻說，之前劉德家“欠”他們家5萬塊錢，“就從那個錢里扣”。
我問他，劉德父母什麼時候“欠”的5萬塊錢，謝江繼父讓我去問劉德父母，然後就掛斷了電話。
我又給謝江母親打電話，告知她，積極賠償是對方達成諒解的前提，希望她為了兒子的刑期認真考慮一下。謝江母親很着急，但也很為難，說家裏的錢都在丈夫手裏，之前剛給小兒子在省城貸款買了房子，劉德被刺一案剛發生，丈夫便把家中所有存款都拿出去，提前還了房貸。
我只好原話轉達給劉德父母，他們向我抱怨說對方這樣做“純屬無賴”。
可我也只能告訴他們，警方只能追究謝江的刑事責任，至於民事賠償，也只能以後聘請律師、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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