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史的溝與壑

從道德一詞的瘦身說起

按舊說法，書分四類，“經、史、子、集”。以前的讀書人主要讀經史，經史是課本，子集是輔助教材，是課外讀物。經史也有分別，經是基礎講義，史是專業課程，先習人事，再練世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指的就是這層意思。經是常道，世事變遷，但人的基本東西不會變，且會持久鮮亮。讀經就是衛道，找天地人的大道理。讀史是找德，德是什麼？“德者得也”，行到有功便是德。“天之大德曰生”，繁衍後代是最大的德行。但德也是有局限的，比如那個“好”字的結構，女有子為好，婦人得了兒子才是好。還有明人陳眉公的那句話，“女子無才便是德”。這是德的舊觀念。籠統地說，德是高尚行為的結果，在一個朝代里，哪些行為是高尚的？哪些行為是卑劣的？不是這個朝代里的人可以定論的，有權有勢也不行，皇帝說了也不算，這就是史的價值所在。道和德這兩個字最初是分開來講的，不是一個詞。到了唐朝，因為一部書，才把這兩個字黏合在一起，唐朝尊崇道教，把《老子》一書奉為《道德經》，到唐玄宗李隆基時期達到頂峰。李隆基是很會戀愛的皇帝，也很智慧地熱愛老子，他把《道德經》視為自己的“紅寶書”，作為治理國家的理論根基，不僅隨身讀，還御筆註疏。他的智慧之處在“取之於真，不崇其教”。他喜歡老子的三句話：“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為所欲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李隆基一度是有為的賢明皇帝，他創造了“開元盛世”，政治清明，百姓殷實富足。但到了晚年，又背離了老子這三句話，才有“安史之亂”暴發，強大的唐朝由此走向下坡路，漸行漸衰。

道德一詞進入現代漢語，被徹底瘦身了，專門指人的修養，傳統文化里的有機成分被擰乾，僅剩下一個皺巴巴的皮囊，除了一點點液體，什麼也裝不進去了。

歷史的學名叫“春秋”

歷史的學名叫“春秋”，這是聖人的譬喻，“仲尼厄而作《春秋》”。孔子為什麼把歷史叫“春秋”，而不叫冬夏？我琢磨出這麼幾層意思。

一、當時是小國政治年代，叫諸侯國，只是比今天的縣稍寬敞些，人口也稀疏。據行家估算，當時全國僅二千萬人口，比今天的台灣人口還要少四分之一。但是國家數量多，西周時期最多將近八百個，僅山東境內就有四十多個，周室東遷后，《左傳》有記載的仍超過一百二十個。小國寡民在弱肉強食的環境裏過日子，如危地里的莊稼，春種秋收，得一茬是一茬，說不出可持續發展的松心話。如果當年也是今天的一統天下，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地大物博，憑孔聖人的智慧，不會叫春秋的，會換另外的視角，可能會叫天空，或海洋什麼的。

二、冬夏兩季表層的東西多，春秋兩季深層的變化多，不確定因素多。物如此，人和社會亦如此。

三、春天是播種，是開始，是動機。孔子很看重動機，他在《論語·為政》裏說詩，“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與政治貌似不相關，但有一個關鍵處是相通的，就是“思無邪”。心術要正，動機要純，出發點要端莊。秋天是收穫，是結果。從動機里看居心，在結果中察得失。一個朝代是怎麼拉開帷幕的？又是怎麼謝幕的？“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蘊藏其中的東西才是這個朝代留給後世的最大遺產。用劉知幾《史通》裏的話說，“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俱”，亂臣賊子所懼的，正是“春秋”筆法，明察秋毫，微言大義。

四、依農曆天時，冬夏叫至，春秋稱分，老話叫“日夜分”。分是分明，指的是晝夜平分，白天和黑夜基本持平。審視歷史要一碗水端平，要公允，不能挾私用假。“臨流無限澄清志，驅卻邪螭凈海波。”

五、上邊寫的四款，都是我的瞎琢磨。據王力先生考據，西周早期，再溯以前，一年只分春秋二時，講春秋，就意味着全年。鄭玄箋注“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為“春秋猶言四時也”。

讀史講致用，溫故為知新。溫故講究讀史方法，溫這個詞用得恰當。歷史原本已經死去了，只有讀活了才可能出新價值。尤其是中國的歷史“課本”，有五千年的厚度，很難讀，城府深，色調沉，像一個人板著臉孔，古板，刻板，缺情少趣且苦辣，對，是苦辣。像冬天裏喝燒酒，要“溫”一下口感才稍好些。

我們的歷史不太好讀的原因，有兩點最具中國特色。一、歷史是斷代的。二、既有帝王術，還有宰相術，兩條線索并行，卻不是雙軌制，是連體的兩個人，既互動，也互相牽扯。

止於清朝，中國有兩種國家體制形態，一種是周文王、周武王建立的簡單的聯邦制——分封建國。周朝鼎盛的時候，有近八百個“加盟共和國”。還有一種就是秦始皇開創的帝國制。這兩種國家體制形態都是在陝西這片土地上開創的，陝西被稱為“三秦大地”，這個“大”字，陝西這片土地還是承受得住的。但秦朝以降，二十幾個朝代的更替不是禪讓，不是競選，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自然淘汰，而是革命，是流血犧牲，是槍杆子裏面出政權，是打碎了之後重建。這是中國歷史被稱作斷代史的原因。讀歷史讀到斷裂地帶要小心，要提高警惕，要記住兩句名言，“一朝天子一朝臣”“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革命年代是以勝負論英雄的，基本不管青紅皂白。

中國的皇帝，因為是家庭承包制，業務水平差距比較大，像拋物線，高和低的落差很懸殊。但中國的宰相們，基本保持在一條相對高的水準線上。好皇帝和劣皇帝，差別在業務能力上。好宰相和劣宰相，差別不在業務能力，而是心態、心地和心術。

政治里的好和劣是複雜的，心態、心地、心術更複雜，正是這些，愁煞着史官，但也彰顯着史官的眼力和人格魅力。

信的視角

有三個常用語，都是臧否人事的，排在一起看，挺有意思。“不三不四”“人五人六”“亂七八糟”。

不三不四，指一個人做人做事沒規矩。依南懷瑾先生的理解，易的卦理有六爻，初爻二爻喻地，三爻四爻喻人，五爻和上爻喻天。不三不四，就是不太會做人，做事情不守人的規矩。

人五人六，有兩種說法。一種是空有五臟六腑。五臟，心肝脾肺腎。六腑，膽、胃、小腸、大腸、膀胱、三焦。五臟六腑是人的核心內存，各司其職，各有其責。人五人六的含義是內存完好，但不正常工作。用坊間的大實話說，叫吃人飯，不屙人屎。另一種說法是五常和六藝表面化，徒具虛表。五常是仁義禮智信。六藝是西周時候的學校（庠序）開設的六門功課，禮（禮儀）、樂（音樂）、射（射箭）、御（駕車馬）、書（識字）、數（計算）。六藝在以前泛指人的基本才能。

亂七八糟，解釋起來要麻煩一些。女子“二七而天癸至”，男子“二八腎氣盛，天癸至”。這是《黃帝內經》裏的話，“天癸”是男女的基本東西，“天癸至”，就是男女成人了，可行天倫，有了生兒育女的功能。女孩子十四歲，男孩子十六歲，如果天癸未至，該來的不來，就是亂七八糟。七和八，還是中國人傳統生活里的大數字。七是神秘的，密切聯繫着人的生和死。胎兒在宮中孕育，七天一個變化，這是被現代科學證明了的，如今婦產科醫生給孕婦寫診斷書，也是以周計算。人命歸天，死後要“祭七”。亡人撒手人寰，走上不歸路，也是七天一個行程。從死的那天算起，每七天祭奠一次，“頭七”“三七”“五七”，依坊間的“老理兒”要重祭。“七七”叫“滿七”，也叫“斷七”，指亡人已過奈何橋，和人間塵緣已然了斷。七，影響着一個生命的開始和結束。八，也陪伴着一個人的具體生活。一個人才出生就有了生辰八字，八字是中國人的人生觀。《易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經典，用八種自然神態解釋世界的構成，乾坤巽震坎離艮兌，即天、地、風、雷、水、火、山、澤，這是中國人最早的世界觀。在上古混沌不太開化的年月里，能有這樣的世界觀，我們的老祖宗實在是了不起。以前科舉考試作八股文，有文采叫才高八斗，有城府叫四平八穩，處事圓滑叫八面玲瓏，人生得志會威風八面，生活不順叫倒八輩子霉，與人疏遠叫八竿子打不着。中國人過去使用的老秤是十六進制，半斤是八兩。七和八里，有自然科學，也隱着生命科學。一個人的生物鐘，也因循着這個規律，女子以七計數，男子以八計數。女子長到28至35歲，男子長到32歲至40歲，就到了生理的高峰值，再以後，就一點一點走下坡路。男和女到了56歲那個節點，生理上開始發生顯著的變化。男子是陽，陰開始增加了，一個男人以前不管怎麼滿世界跑，56歲開始就懶得動彈了，喜歡悶在家裏。相對應着看，女子56歲以後，陽氣升騰，晚上和早晨，去看在公園裏扭秧歌的人，女性是佔多數的。七和八不能亂，如果亂套了，就沒法收拾了。

中國人的生活里，還有一個核心字——信。信是傳統價值觀，人與人之間被“信”溝通着。臣子的最大心愿是取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想的也是如何取信於民。說一個人不三不四、人五人六，是說一個人活得沒有了信譽。亂七八糟更糟糕，是失了天信。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信近乎義”。這是孔子對信的態度，一個人活在世上要立信守信。佛門站在另外的視角說信：“信有是有，信無是無。”心誠則靈，指的是要持有信心。還有一個詞叫信根，信根有五個字：“信、進、念、定、慧。”沒有信，不能精進，不精進則無念，不念不定，不定不慧。《華嚴經》裏說：“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

信本是簡單的，因為被不斷地轉換視角，就複雜化了。

老百姓過日子看重的是言而有信，做事情是“靠譜”，還是“離譜”。有一段民間逸事，講原深圳市市長許宗衡被雙規后，家裏巨大的保險柜誰也打不開。一個中紀委官員見多識廣，說這是極品聲控密碼鎖，密碼多用八個字，專案組成員輪流測試，“芝麻開門，芝麻開門”“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老天保佑，百事平安”等等，無奈屢試屢敗，只好押解許宗衡過來。許市長對着保險柜，念念有詞，字正腔圓：“清正廉潔，執政為民。”櫃門應聲大開，裏面滿滿當當一柜子硬通貨。

《山海經》裏記載的魚和獸，有不少是根據它們各自的叫聲命名的，當時這些動物沒有名字，我們的祖先就臨摹它的叫聲稱呼它。“石者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題白身，名曰孟極，是善伏，其鳴自呼。”流沙河先生有一段文字，寫得很有趣味。“龍，繁體作龍，是形聲字。右旁象龍騰形。左上是童字的省略，童省聲，讀tó

g音。左下似月字者為肉字，表示龍是肉食動物。龍古音tó

g，正是揚子鱷夜鳴聲。揚子鱷名龍，古人說這是‘其名自呼’。”現實里的例子多的是，蛐蛐、雀、鴉、鴨、鵝、鳩、鷓鴣、貓、蛇、蛙，都是其名自呼。

清正廉潔，執政為民，不要成為官人的自呼。

兩個故事，一種風範

文天祥《正氣歌》裏的“在齊太史簡，在晉董孤筆”，含着史官守節，秉筆直書的兩個故事。

董狐是晉國的史官。

晉靈公荒政也暴政，“厚斂於民，廣興土木，好為遊戲”。在郊外建了一個別墅，大種奇花異草，其中桃花最盛，因此取名桃園。晉靈公荒政不荒園，終日在桃園裏取樂。據《左傳》記載，他有兩個暴政細節。桃園裏有一個高台，晉靈公在台上和寵臣搞“飛彈比賽”，靶子是園外的百姓。“中目者為勝；中肩臂者免；不中者以大斗罰之。”“台上高叫一聲：‘看彈！’弓如月滿，彈似流星，人叢中有一人彈去了半隻耳朵，一個彈中了左胛。嚇得百姓每亂驚亂逃，亂嚷亂齊，齊叫道：‘彈又來了！’靈公……索性教左右會放彈的，一齊都放。那彈九如雨點一般飛去，百姓躲避不迭，也有破頭的，傷額的，彈出眼烏珠的，打落門牙的。”（《東周列國志》）第二個細節是殺廚師。一天晉靈公想吃熊掌，酒熱了單等這道大菜，幾番催促后廚師終於端上來了，但肉不太爛，靈公“以銅斗擊殺之，又砍為數段”。當時趙盾是相國，因屢屢上諫引發晉靈公不滿，欲除之而後快。趙盾命大，得以逃亡在外。第二年，武將趙穿在桃園內設計殺了晉靈公，迎趙盾回都城。趙盾以相國之責，擁立新君，晉國開啟晉成公時代。

太史董狐在史書上記述這件事是“趙盾弒其君”。趙盾知道后大驚，反覆解釋這件事和他沒關係。董狐堅持自己的觀點：你是相國，雖然出逃在外，但沒出國境。返回都城也沒有討伐弒君之賊。如果說和你沒關係，誰會相信呢？“是是非非，號為信史。吾頭可斷，此簡不可改也。”（《東周列國志》）孔子對這件事的評價是：“董孤，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在齊太史簡”，寫的是齊國一家三兄弟，一樹三枝，同為太史。

崔杼是齊莊公倚重的大臣，倚重的方法有點偏，只因齊莊公和他的愛妾有私情，還拿這件事奚落他。崔杼把齊莊公殺了。

齊國太史在史書上記，“崔杼弒其君”，崔杼大怒，把太史殺了。命太史弟弟重寫，還是“崔杼弒其君”，崔杼再怒而殺之。又命太史的小弟弟寫，見仍然是“崔杼弒其君”。崔杼害怕了，刀槍入鞘，知道硬骨頭的史官是殺不完的。

由史官而史館

中國是最重視史的國家。著史叫治史，和治理國家一樣的分量。也叫修史。修史是什麼意思？從字面理解，歷史不完整、有漏洞，要修補；錯訛的地方，要修正；醜陋的地方，要修飾，要裝修。史被修來修去，找它的真面目就越來越難了。

最初，史官的地位很高，像爵位，由皇帝授受，可世襲，可家傳，真正“德藝雙馨”的人才有資格擔任。倉頡是黃帝的史官，早晨造字，晚上記事。但這是傳說，無據可考。中國自商朝開始設立史官制度，史官的職責是如實記錄天子的言行，“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那個時候，歷史是個人寫作，史官的良心有多厚，史書的分量就有多重。春秋以降，直至秦漢、兩晉，出產了一批才高八斗，肝膽正氣的史官，董狐、齊太史、司馬遷、班固僅是其中的代表。

從前的規矩嚴，史官“據跡實錄”，帝王是不能御覽的，這是“硬性規定”。其中的要義是“君史兩立”“以史制君”。但皇帝也不是吃軟飯的，為防患“以史制君”，唐太宗李世民在貞觀三年推出“史館”制度，歷史由個人編撰“升格”為集體創作，並由宰相領銜，“總知其務”，史修成后要“書成進御”。史館的“規格”大了，但史的亮度和信度也開始大打折扣了。“史館修史，書成眾手，史才難覓，職任不清，所修史書，文蕪體散。”這種說法不過是一種推辭，最大的弊端是“書成進御”。

“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的時代是在唐朝結束的。但史館制度實行的初年，“君史兩立”的遺風還在。貞觀十六年四月里的一天，李世民想看看記錄他日常行為的《起居注》，遭到了負責述錄《起居注》的褚遂良的直拒，當時君臣間的對話很有意思，問的直接，答得了當。

“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

“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

“朕有不善，卿必記耶？”

“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

李世民富有明君作派，才有了褚遂良的賢臣骨氣。或者反過來說，有褚遂良這等大臣，才有了改變世界的李世民。

諸葛亮防“以史制君”有他自己的一套辦法，就是不設史官。魏蜀吳三國，只有蜀史官空缺。陳壽在《三國志》裏的評價是：“國不置史，註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

斗轉星移，自唐以後，帝王不僅察看《起居注》一類的日常記錄，甚而直接主持修史，既當教練員，也當裁判，皇帝是越當越辛苦了。史書越寫越厚，但有了一個大缺憾，“史以醒世”的功能弱了，多了“粉世”的功能。皇帝修史，地方大員修志，史志成了皇帝以及地方官的專用化妝品。清朝雍正乾隆時期，一些讀書人鬧過一陣子“不讀史”的**，在書信和筆記里，把史寫成屎。《大清見聞錄》裏講了一個笑話：一天，老天爺捂着嘴竊笑，老天奶奶在一旁問：“笑什麼呢？你個老不正經的。”老天爺連笑帶咳嗽着說：“人間又造了兩個字，實在忍不住，不得不笑。”說著張開手，掌心裏寫着兩個字：信史。

班固的厲害處

班固的籍貫是陝西咸陽人，史載是“扶風安陵”，這裏要做個說明，“扶風”不是今天的扶風縣，安陵也不是戰國時候的安陵國。漢朝建都長安，都城周圍是畿輔要地，設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個特別行政區管理，時稱三輔。右扶風下轄咸陽、興平一帶。安陵是漢代第二個皇帝劉盈的墓地，劉盈即漢惠帝，呂后所生，一生性格軟弱，唯母命是尊。司馬遷著《史記》甚而不設《惠帝本紀》，而是設《呂太后本紀》。劉盈7歲為太子，16歲執大業，24歲山崩，葬安陵。安陵在今天的咸陽市渭城區內，東漢時候屬右扶風。

班固一生兩次坐牢，第一次坐牢使他名望大振，第二次把牢底坐穿，死於囚內。

班固世家出身，父親班彪是名太史，著《史記後傳》。父親亡后，班固歸鄉居喪期間修訂重著《太史後傳》，即《漢書》，被“明眼人”告發，以“私修國史”罪名入獄。“陷於斯，顯於斯”“如此總如此”，這兩句話講的是世事的大因與大果。班固“私修”的國史因才高言重被漢明帝賞識，特赦后授“蘭台令史”，正式修撰國史。這是班固第一次坐牢。

第二次坐牢要從班固追隨竇憲以後說起。

竇憲是“外戚專權”的一個典型人物，他妹妹先為章皇后，即漢章帝的正宮，章帝崩后，繼而為竇太后。竇憲以“國舅”之威顯赫當時，他最大的政功是兩次率軍北平匈奴，第一次出兵打到今天的蒙古境內，第二次率兵一直征討到新疆哈密以西。兩次出兵贏來了北方多年的和諧安定。班固與竇憲是“鄉黨”，都是右扶風人。班固追隨竇憲北征西伐，既是參謀，也是秘書，首次出征，大破匈奴，作《封燕然山銘》，記載北伐的赫然戰功。范仲淹詩中寫過的“燕然未勒歸無計”，指的就是這件事。幾年後竇憲居功欺主，失勢后自戮。班固被當作餘孽入獄，同年死於牢中，時年61歲。班固的一生，可以說是生的光榮，死的卻不偉大。

世上有兩種人，男人和女人。有兩件事，文事和武事。武將帶文採的，是增本事。文人有武藝的，也是增本事。但亦文人又武人的，看歷史上的一些人證，人生的結局多有**煩。茄子一行豇豆一行，什麼樹結什麼果。嫁接的果樹，比如那種叫“蘋果梨”的，只是暫時豐產，口感也特殊一些，但樹的晚景不保。

《漢書》是班固的突出貢獻，是中國第一部斷代史。班固的世界觀尚儒，守君臣父子道。他批評司馬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其實這是史家司馬遷世界觀里的開闊地帶。班固著《漢書》也有“出格”之筆，在寫法上雖說循《春秋》的萍蹤，但《春秋》是時政要聞概述那一類寫法，《漢書》則“言賅事備”，注重細節的飽滿與“殺傷力”。如開卷之作《高帝紀第一上》的開頭一段：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姓劉氏。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

做皇帝的，都不是一般人，不是父生母養的，是天子。做臣子的職責是努力找出天生地造的證據。班固是史官，雖守君臣節義，卻也因文心而文膽，寫劉媽媽的受孕過程，一個農婦的雨中“神交”，是劉爸爸親眼見到的。難得的“春秋”筆法，真是從心所欲又不逾矩。向班固同志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