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精神與民間立場

最近讀到幾個文章，是談“五四”的，有長有短，有深有淺，很是得些啟發。“五四”是中國文化傳統的分水嶺，因為啟后，所以也是承前。這些文章的作者和我年齡差不多，都是1949年以後出生的。按理，這個年齡階段的人看待“五四”，該和1900年前後出生的人不一樣，對“五四”的理解要簡練一些。“五四”以其現代精神革掉了封建舊制式的命，拆除了老圍牆，前後左右貫通了思路，進而在文心上真的雕了一個龍，而且是飛舞起來的巨龍。但從散文角度看，“五四”另一個“大成就”正是把散文從正統席位上推了下去，得以使小說、戲劇（乃至後來的電影）升帳掌門，光彩文路。“五四”之後給散文分別了不同名稱，雜文、隨筆、遊記、小品等等，雖然有這些小名，新文學中這一領域的成就還是相當巨大的，較之以前的“散文”，有着更廣泛的社會內容，究其小卻是偉大的原因，恰在於這些作品內涵着豐厚的作為“五四核”的現代精神，一些作家正是因着這種進步精神而熠熠發光。

我讀到的那幾個文章是談“民間立場”的，雖然冠以“五四”的名望，我以為是有悖於“五四”風貌的。

譬如，有個身體結實的人走進一個村子，四處打聽，問：“你們這裏誰最厲害？”有人告訴他是某某，於是，這人便提着拳頭上門把某某打了一頓，之後又轉悠着去下一個村子了。我覺得，這種行為不是“民間立場”。

藝術上的“民間立場”和政治上的“在野黨”不一樣，它是獨立的精神品格，不為對應物而存在。古代的文人是有這種“在野”心理的，我們有“天子呼來不上船”的傳統，文人們看待仕途比其他行當的人沉重，要麼“學而優則仕”，要麼退隱鄉野研修學問，以彰顯民間的呼聲，一俟金裱的詔書下達，立即如衣服口袋裏的繡花針堂而皇之脫穎而出。此外，也真有一些高人，放野心於山水俗市之間，游刃心性，之乎者也。這些人也不是那類厭了官場昏暗而“不為五斗米而折腰”的，他們是真實的“不愛江山愛什麼”的另類。但也正因為如此，浩瀚的“正史”里，他們僅在冊頁中留了些“薄姓名”。“五四”的現代精神恰對應着后一種“士大夫胸襟”，解決了“天子呼來不上船”這一取向，不屬氣節行為，不在達與不達之列，僅與個人情趣愛好相關。章太炎說得實在：“守己有度，代人有序，和理其中，孚尹旁達。”梁實秋說得通俗：“有個性就是可愛。”

最近一個文章很風趣，作者的態度是天子呼啞了嗓子，他也堅決不上船，“我輩豈是蓬蒿人”。這好像離“五四”精神有點遠，事實上，“時刻準備着”不上船挺麻煩的，細想想看，天子真的呼了，意氣風發一番，長河咆哮三百里堅持“不同流合污”尚好，萬一天子不呼，這等待的痛苦中又平添了一份懊惱。如一個足球運動員，教練偏不給上場發揮的機會，這太累人。另一個文章指責一位農民出身的作家業餘收藏不應該賞識石頭，這更不像話了，簡直和“五四”精神背向而馳，看來“老子英雄兒好漢”，農民出身的作家書房裏該掛着一把鋤頭的。

有一出傳統戲叫《除三害》，雖然叫傳統戲，我覺得挺有現代精神。那個叫周處的上山殺虎，下淵斬龍，忙活了幾年才知道老百姓更大的心愿是再把他自己處理了。我小時候很不理解這些百姓，現在想通了，周處的出發點還真是有些問題。

總之，把文壇弄成武林不妥，再退一步說，即使是在武林，真正的武士也是不佩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