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益友 ——我的責任編輯何啟治 四

老何很快復過信來，他將安排兩位同志於3月25日左右到西安。果然，3月24日下午，作協機關辦公室把電話打到我所在地區的灞陵鄉**，由一位順道回家的幹部傳話給我，讓我於25日早8時許到火車站接北京來客。

給我捎信傳話的鄉上幹部剛出門，村子裏的保健醫生攙着我母親走進門來，說我母親的血壓已經高過二百以上，必須躺下。母親躺下后就站不起來了，半邊身子麻木僵硬了，就發生在我注視着的眼皮底下。醫生很快為她掛上了用以降血壓的輸液瓶兒。我的頭都木了，北京來客此時可能剛剛乘着火車開出京城。真是湊巧了，傍晚時分還有夕陽霞光，天黑以後卻驟然一場大雪。我幾乎一夜未曾合眼，守護着母親，看着院子裏的雪逐漸加厚到足可盈尺。離天明大約還有一個多小時，我請來一位村人照看母親，就踏着積雪上路了。大雪真好，從我家大門口起始，走過兩個村莊和村莊之間的原野，我給處女的雪原和村巷踩出第一溜腳印。我趕上了第一班遠郊公共汽車，進入作協大院時尚未到上班的鐘點。我要了一輛公車趕到西安火車站，等候許久，高門樓里來的尊貴的高賢均、洪清波終於走出車站來，時間大約8時許。

高賢均和悅隨意，一見面就不存在陌生和隔膜，笑起來很迷人的。洪清波更年輕，卻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鏡，不大多說話，笑起來有一縷拘謹的羞澀，顯得更加迷人。我當時想，從高門樓里出來的人怎麼到了地方省份還會有拘謹的羞怯？我把他們安排到招待所，由他們自己去找飯吃找風景玩，就匆匆趕回鄉下去了，只說還有兩章沒有“通”完，沒有告訴他們還有突然躺倒吊著藥瓶的母親。我當時家分兩地，夫人和孩子住在城裏，我住在鄉下老屋寫我的書稿，母親是過春節時從城裏回到鄉下，尚未回城卻病倒了。這樣，我一邊守護着母親監視着吊在空中的藥液的降速，一邊在隔壁書房審閱最後兩三章手稿的文字。想到高、洪兩位朋友正住在西安等着拿稿子，我第一次感到了心理緊促和壓迫，這是《白》書從起頭到完成四年以來從未有過的催逼感。

過了兩天，我一早趕到西安，包里裝着這部書稿。在遠郊公共汽車上，我一直抱着這摞書稿，一種緊張中的平靜和平靜里的緊張。我一路上都在斟酌着把這摞書稿交給高、洪時該怎麼說話才合適，既希望他們能認真審讀，又不想給他們造成壓力，所以以不提任何寫作的構想和寫作的艱難為好。這樣，在作家協會招待所的客房裏，我只是把書稿從兜里取出來交給他們，竟然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時突然涌到嘴邊一句話，我連生命都交給你們了，最後關頭還是壓到喉嚨以下而沒有說出，卻憋得幾乎湧出淚來。其實基於一種自己對文學的理解，只需讓編輯去看書稿而無須闡釋。下午，我又匆匆趕回鄉下老家照看母親，連請高、洪兩位新結識的朋友品嘗一下葫蘆雞的機緣也沒有，至今尚以為憾事。

我由此時開始進入一種完全的閑適狀態。我不讀任何小說，有了平生里從未發生過的、拒絕以至逆反閱讀現代文學書籍的奇怪的心理狀態。卻突然想讀古典詩詞，我把塞在書架里多年未動過的《詞綜》抽出來，品嘗那些古色古香的墨痕之中的韻味而驚嘆不已。按常規我把《白》書書稿的審閱過程設想得較長，初審、複審和終審，一部近五十萬字的書稿走完這個輪番審閱的過程，少說也得兩月以上，因為編輯們不可能只看這一部書稿，他們要開會要接待四面八方的來訪者還要處理家務事。在他們統一結論之前，估計很難給我一個具體的說法。所以，我就在少有的閑靜中等待，品嘗一個個詩詞大家的妙句。決然出乎意料的是，在高、洪拿着書稿離開西安之後的第二十天，我接到了高賢均的來信。我匆匆讀完信后嗷嗷叫了三聲就跌倒在沙發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時沒有流出的眼淚傾瀉出來了。

這是一封足以使我癲狂的信。信中說了他和洪清波從西安到成都再回北京的旅程中相繼讀完了書稿，回到北京的當天就給我寫信。他倆閱讀的興奮使我感到了期待的效果，他倆共同的評價使我戰慄。我由此而又一次檢驗了自己的個性，很快便沉靜下來，進入一種前所未有的舒緩靜謐之中。我也才發現此前二十多天的閑適之表象下隱藏着等待判決的緊張和恐懼，只是明知那個結果尚遙遠而已。這個超出預料的判決詞式的信件的提前到來，就把深層心理的恐懼和緊張徹底化解了。我的全部用心都被高、洪理解了，六年以來的所有努力都是合理的，還有什麼事情能使人感到創作這種勞動之後的幸福呢！隨後對唐詩宋詞的品嘗才真正進入一種輕鬆自悅的心理狀態。

老何隨後來信了，可以想像的興奮和喜悅，為此他等待了幾近二十年，從1973年冬天小寨街頭的鼓勵鼓動到1992年春天他在北京給我寫《白》書的審閱意見，對於他來說是太長了點，對於我來說，起碼沒有使這位益友失望，我們的友誼便不言而喻。隨後便是如何處理書稿的種種瑣細的事，我都由他去處理，我完全信賴高門樓里的這一幫編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