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益友 ——我的責任編輯何啟治 五

《白鹿原》先在《當代》分兩期連載，之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書，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西安人民廣播電台差不多同時連播，在讀者和文學界迅即引起反響，這在我幾乎是猝不及防的。

書稿寫完時，我當然也有一種自我估計，如若能夠面世，肯定不會是悄無聲息的，會有反應的。

然而反應如此之迅速如此之強烈，我是始料不及的；尤其是社會各個階層，非文學圈子的讀者的強烈反響，讓我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感受到讀者才是文學作品存活的土壤。

1993年8月，《白》書在京召開的研討會，也是我平生所經歷的最感動的一次會議。

會後某天晚上，老何和高賢均找到我住的賓館，主動與我商議修改原先的出書合同的事。

按原先的出書合同，千字三十元，是90年代初人民文學出版社執行的最高稿酬標準了。

按這個標準算下來，近五十萬字的書稿可得稿酬約一萬五千元，這是從簽訂合同時便一目了然的計算，我也很興奮一次可以拿到萬元以上的大宗稿酬而跨越進入萬元戶的行列了。

現在，何與高給我在算另一筆賬，如若用版稅計酬，我將可以多得三四千元。

《白》按計劃經濟的征訂數目近一萬五千冊，這在1993年的新華書店發行征訂中已是令人鼓舞的大數了。

按10%的版稅和近十三元的書價算下來，比原合同的稿酬可以多得三千多元吧。

他們已經對比核算過了，考慮到我花六年時間寫這一本書，能多得就爭取多得一點兒吧。

我尚未用版稅方式拿過稿酬，問了半天才算明白了其中的好處，自然是樂意的。

然而更令我感動的是他們替我所做的謀算，以至於如此細心。作為一本書的作者，面對這樣體貼入微的編輯，說什麼感謝之類的話都顯得多餘而俗套。

在《白》行世之後的幾年裏，有一些認真的或不甚認真的批評文字，無論我無論老何、老高或人文社的其他編輯，尚都能持一種平和的心態，這是文壇上再正常不過的事。

然而有一種批評卻涉及作品的存活，即

“歷史傾向性”問題，我從聽到時就把這種意見看成是誤讀。在被誤讀誤解的幾年裏，涉及《白》書的評論和幾種評獎，都發生過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煩。

在這些過程中，老何、老高們堅守着自己對《白》書的觀點，當我事後了解某些情況時，真是感慨而又感佩，甚至因為《白》書給他們添麻煩而負疚，反倒勸慰他們。

他們均表示，此種事已經不屬和我的友誼或照顧關係的庸俗做法，而是涉及關於文學本身的重大話題。

大約是1997年酷暑時月，某天晚上老何打來電話，告訴我一個消息，說陳涌對某位理論家坦言，《白》書不存在

“歷史傾向性”問題，這個看法已經在文學圈子裏流傳開來。我聽了有一種清風透胸的爽適之感，關於

“歷史傾向性”問題的釋疑解誤，最終還是有陳涌這樣德高望重的文學理論家坦率直言。

老何便由此預測，茅盾文學獎的評獎可能因此而有了希望可寄。約在此前半年，我和他在京見面時，老何還在為我做寬慰性的工作，說茅盾文學獎評獎的可能性不大，對《白》書而言評不評此獎意義不大，有讀者和文學界的認可就足夠了。

我也基本是這樣心態，評獎是一碼事，而

“歷史傾向性”問題是另一碼事。我和他在評獎這件事上仍然保持着一種平常心理。

現在，陳涌的話對《白》書評茅盾獎可能出現的轉機僅只是一種猜估，對我來說解除

“歷史傾向性”問題的疑慮和誤讀才是最切實際的。我也忍不住激動起來，評獎與否且不管，有陳涌這句話就行了。

有人說過程不必計較，關鍵是看結果。在《白》書終於評上茅盾文學獎這個結果出來以後，我恰恰感動的是那個過程。

尤其在誤讀持續的幾年時間裏，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老何老高小洪等一夥堅守着文學意義的編輯，才構成了那個使我難以磨滅的動人的過程。

至此，這個高門樓在我的感覺里融入了親切溫暖的感覺。高門樓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憑着一幫如老何老高小洪這樣的文學聖徒撐着，才撐起一個國家的文學出版大業的門面，看似對一個如我的作者的一部長篇小說的過程，透見的卻是一種文學聖徒的精神。

作為一個自以為文學神聖的作者，我結識老何老高小洪們，是自以為榮幸也以為驕傲的。

2001年2月20日於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