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益友 ——我的責任編輯何啟治 三
老何再一次到西安來組稿，大約是剛剛交上80年代的夏天，我從文化館所在的灞橋古鎮趕到西安，在西安飯莊——“雙十二事變”中招待過周恩來的百年老店——招待老何吃一頓飯。那時候尚不興公款請客吃飯。我剛剛開始收入稿費（千字十元），大有陳奐生進城的那份高漲的心情，況且是從小寨街頭一別七八年之後的第一次共餐。我要了西安飯莊的看家菜葫蘆雞，老何直說好吃。多年以來的幾次相見相聚中，老何總會突然歪過頭問我：“那年你在西安請我吃的那個雞真不錯，叫什麼雞？”
他是為創刊不久的《當代》來組稿的。我仍然畏怯這個高門樓里躍出的為文壇矚目的《當代》，不敢輕易投寄稿件。直到我從短篇小說轉入中篇小說的第一部《初夏》寫成，才斗膽寄給老何。這個中篇小說是我的寫作生涯中最艱難的一部，歷經三年多時間，修改重寫四次，才得以在1984年的《當代》刊出。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回味過這個至為重要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令人感佩的是《當代》的編輯，尤其是老朋友何啟治所顯示出來的巨大耐心和令人難以敘說的熱誠。他和他們的工作的意義不單是為《當代》組織了一部稿子，而是促使一個作者完成了習作過程中的一次跨越，得到了屬於自己的一次至為重要的藝術體驗，拯救了一個苦苦探索的業餘作者的藝術生命。”我說以上這些話是真誠的，更是真實的。《初夏》歷經三年時間的四次修改和重寫，始得以發表，不僅是鼓舞，最基本的收益是鍛煉了我駕馭較大規模、較多人物和多重線索的能力，完成了從較為單純的短篇小說的結構到中篇小說結構形式的過渡。此後我連續寫作的幾部或大或小的中篇小說，不論得失如何，僅就各自結構的駕馭而言，感到自如得多了，寫作過程也順利得多了。正是從自身寫作的這個意義上，我是十分欽敬老何這位良師益友的。
《初夏》之後，我正熱衷於中篇小說各種結構形式的探索，老何在一次見面中問我，有長篇寫作的考慮沒有。我很直率地回答，沒有。這是實話實說。由他的突然發問，我立即想起十多年前第一次見面在小寨街頭的那一幕，心裏竟是一種負壓感，天哪！他還沒有忘記長篇小說的事。他卻輕鬆地說，你什麼時候打算要寫長篇的話，記住給我就是了。
再後來的一次聚面，他又問到長篇小說寫作的事。我覺得對他若要保密，是一種有違良知的事，儘管按着我的性情是很難為的事情。我便告訴他，有想法，僅僅只是個想法，正在想着準備着，離實際操作尚遠。我那時候確實正在做着《白》書的先期準備，查閱縣誌、黨史、文史資料，在西安郊縣做社會調查，研讀有關關中歷史的書籍，同時醞釀構思着《白》書。我隨即叮囑他兩點：不要告訴別人，不要催問。我知道我的這部長篇小說不會在“短促突擊”中完成，初步計劃實際寫作時間為三年。我希望在這三年裏沉心靜氣地做這件大活兒，而不要在人們的議論，哪怕是好朋友的關心中寫作，更不要說編輯的催逼了。過多的談論過分關心的問詢以及進度的催問，都會給我心理造成紊亂造成壓力，影響寫作的心境。按着我的性情，畏怯張揚，如同農家婦女蒸饃饃，未熟透之前是切忌揭開鍋蓋的。
然而還是有壓力產生。我已經透露給老何了，況且是在構思階段，便覺得很不踏實，如果最終寫不成呢，如果最終下了一個“軟蛋”又怎樣面對期待已久的老朋友呢！甚至產生過這樣的疑問，按照我當時的寫作的狀況，中短篇小說雖已出版過幾本書，然而沒有一篇作品產生過轟動性效應，我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分量和位置，而老何為什麼要盯着我的尚在構思中的長篇小說呢？如他這樣資深的職業編輯，難道不知面對名家之外的作者所難以避免的約稿易而退稿尷尬的情景嗎？因為我在構思中的《白》書沒有向他提及任何一句具體的東西，我自己尚在極大的不自信無把握之中。直到今天，我仍然不得其解，老何約稿的依據是什麼？
後來的幾年裏，證明着老何守約如禁。每有一位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到西安組稿，都要帶來老何的問候，進門握手時先申明，老何讓我來看看你，只是問個好，沒有催的意思，老何再三叮囑我不要催促陳忠實。我常常握着他們的手說不出一句話。直到1991年的初春時節，老何領一班人馬到西安來，以分片的形式慶祝人民文學出版社建社四十周年，在西安與新老作家朋友聚會。這個時候，《白》書書稿已經完成三分之二，計劃年底寫完。見面時老何仍然恪守約律，淡淡地說，我沒有催的意思，你按你的計劃寫，寫完給我打個招呼就行了，我讓人來取稿。我也仍然緊關口舌，沒有道及年底可以完稿的計劃，只應諾着寫完就報告。
這一年的夏天，先後有兩家大出版社向我邀約長篇小說稿，一位是在艱難的情況下給我出過中篇小說集子《初夏》的上海文藝出版社的老張，我忍着心向她坦誠地解釋老何有話在先，無論作品成色如何，我得守信。另一位是作家出版社的老朱，她到西安來組稿，聽人說我正在寫一部長篇，我同樣以與老何有約在先需守友道為由辭謝了。我堅守着與老何的約定，發端自十七八年前小寨街頭的初識，那次使我着實嚇住了的長篇小說寫作的提議，現在才得以實施了，時間雖然長了點兒，卻切合我的實際。
直到1991年末寫完全部書稿，直到春節過後的1992年早春的某天晚上，可以確定《白》書手稿複閱修飾完成的時間以後，我終於決定給老何寫信報告《白鹿原》完全脫稿的消息了，忐忑不安地要奔文學書業出版界的高門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