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益友 ——我的責任編輯何啟治 二

幾乎在愛好文學並盲目閱讀文學作品的同時，就知道了北京有一家專門出版文藝書籍的出版社叫人民文學出版社，這是從我閱讀過的中外文學書籍的書脊上和扉頁上反覆加深印象的，高門樓的感覺就是從少年時代形成的。

隨着人生閱歷和文學生活的豐富，這種感覺愈來愈深刻。對於一個業餘作者來說，這個高門樓無異於文學天宇的聖殿，幾乎連在那裏出書的夢都不敢做。

就在這種沒有奢望反而平靜切實的心境下，某一日，何啟治走到我的面前來了，標着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牌子。

這件事的記憶是深刻的，因為太出乎意外而顯得強烈。1973年隆冬季節，西安奇冷。

我到西安郊區區委去開會，什麼內容已經毫無記憶了。會議結束散場時，一位陌生人攔住了我，操着不大標準的普通話（以電台播音員為標準），聲音渾厚，在他自我介紹之前，我已知道這是一位外來客了。

在我周圍工作和相交的上司同輩和工作對象之中，主要是關中東部口音口語，其次是永遠都令人懷疑患了傷風感冒而鼻塞不通說話鼻音很重的陝北人，那些從天南海北到西安來工作的外鄉人久而久之也入鄉隨俗出一種怪腔怪調的關中話來，我已耳熟能詳。

這個找我的人一開口，我就嗅出了外來人的氣味。他說他叫何啟治，從北京來，從北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來，找我談事。

我便依我的習慣叫他老何。以後的二十多年裏，我一直叫他老何，沒有改口。

我和老何的談話地點，就在郊區區委所在地小寨的街角。他代表剛剛恢復出版工作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來西安組稿，從同樣是剛剛恢復工作的陝西作家協會（此時稱陝西省文藝創作研究室，以示與舊文藝體制的區別）創辦的《陝西文藝》（即原《延河》）編輯部得到推薦才來找我的。

他已讀過我在《陝西文藝》發表的一篇短篇小說《接班以後》，認為這個短篇具備了一個長篇小說的架勢或者說基礎，可以寫成一部二十萬字左右的長篇小說。

我站在小寨的街道旁，完全是一種茫然，且不用嚇了一跳這樣的誇張性習慣用語。

我在剛剛復刊的原《延河》今《陝西文藝》雙月刊第三期上發表的兩萬字的短篇小說《接班以後》，是我平生髮表的第一篇小說，也是我自初中二年級起迷戀文學以來的第一次重要跨越（且不在這裏反省這篇小說的時代性圖解概念），鼓舞着的同時，也惶惶着是否還能寫出並發表第二、第三篇，根本沒有動過長篇小說寫作的念頭，這不是偽飾的自謙而是個性的制約。

我便給老何解釋這幾乎是老虎吃天的事。老何卻耐心地給我鼓勵，說這篇小說已具備擴展為長篇的基礎，依我在農村長期工作的生活積累而言完全可以做成。

最後不惜抬出他正在輔導的兩位在延安插隊的知青已寫成一部長篇小說的先例給我佐證。

我首先很感動，不單是老何說話的內容，還有他的口吻和神色，在我感到真誠的同時也感到了基本的信賴，即使寫不成長篇小說，做一個文學朋友也挺好，應該是我文學生涯以來認識的第一個北京人。

二十多年過去，我們已經相聚相見過許多回合，世界已經翻天覆地，文學也已地覆天翻，每一次見面，或北京或西安或此外的城市，都繼續着在小寨街頭的那種坦誠和真摯，延續着也加深着那份信賴。

我違心地答應

“可以考慮一下”，然後就分手回我工作的西安東郊的鄉村去了。老何回到北京不久就來了信，信寫得很長，仍然是鼓勵長篇小說寫作的內容，把在小寨街頭的談話以更富於條理化的文字表述出來，從立意、構架和生活素材等方面對我的思路進行開啟。

我幾乎再也搜尋不出推辭的理由，然而卻絲毫也動不了要寫長篇小說的心思。

我把長篇小說的寫作看得太艱難了，肯定是我長期閱讀長篇小說所造成的心理感受。

我常常在閱讀那些優秀的長篇小說時一回又一回地感嘆，這個作家長着一顆什麼樣的腦袋，怎麼會寫出讓人意料不到的故事和幾乎可以觸摸的人物！

好在這時候上級突然通知我去南泥灣五七幹校勞動鍛煉改造，我便以此為由而推卸了這個不可勝任的壓力。

我去陝北的南泥灣幹校之後，老何來信說他也被抽調到西藏去工作，時限為三年，然而仍然繼續着動員鼓勵我寫長篇小說的工作。

隨着他在西藏新的工作的投入，來信中關於西藏的生活和工作佔據了主要內容，長篇小說寫作的話題也還在說，卻僅僅只是提及一下而已。

這是1974年的春天和夏天，

“批林批孔”運動又捲起新的階級鬥爭的旋渦……這次長篇小說寫作的事就這樣化解了。

我因此而結識了一位朋友老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