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個辦公室
國內國外許多有名有影響的人都著文說：“無疑，周恩來是這個世界上工作最忙，工作最多的一個人。”
跟隨總理幾十年，我最強烈的感受也是這一點。工作忙主要體現着他的奉獻精神，而工作做得多，則不但體現了奉獻精神，同時也體現出他過人的聰明才智。
總理忘我工作的文章人們寫過很多很多，我不想重複。我只想講講總理的“六個辦公室”。不要誤會這“六個辦公室”是西花廳、人大會堂、釣魚台、新6所等等不同地點都有總理辦公的地方。我要講的六個辦公室，是我們身邊工作人員根據總理的生活及工作規律，自己總結出的六個“辦公室”。
被我們稱為總理的“第一辦公室”的，是廁所。建國后叫得文明些，是衛生間。
總理的生活規律：睡覺醒來，第一件事就是上廁所。他是兩眼一睜就開始工作的人，所以廁所就成了他的第一辦公室。就我所見，早在1940年，從我調到他身邊開始，就發現是這樣。
那時在重慶，沒有坐式馬桶，“第一辦公室”的條件很簡陋。我們在房東的菜園子裏，距住房10米左右搭個小棚子，在棚子下挖個地坑，再墊兩塊蹲坑時腳踏的磚，這就是“第一辦公室”的全部建築和設施了。周恩來起床后，抓起報紙和臨睡前準備待辦的文件就直奔廁所，也就是第一辦公室。他在坑上一蹲好，開始解手也就開始了辦公。
總理解手時間比較長，不像有人能3分鐘“解決戰鬥”。總理快則半小時，慢則一個多小時，這麼長的時間若不辦公，一生將損失多少？所以他進廁所時總要帶很多報紙和文件。在“第一辦公室”里辦公的時間長短，取決於解手時間長短；同樣的，解手時間長短，有時也取決於公事辦完投辦完。
有些人把上廁所叫去1號，而我們這些人，特別是部隊和機關里一些同志，把上廁所叫作“辦公事”。典故就出在周思來這裏。
周恩來在解手時辦公事，也是有個順序：先處理那些急件急電，然後看報紙。有時邊看報紙還要邊聽秘書及工作人員的彙報，並同時作出各種指示。一般看完報紙或沒看完報紙，解手就已經完成了。偶爾報紙看完了，解手還沒“完全徹底”，那就按輕重緩急繼續批閱文件。
記得我剛調周思來身邊任警衛時，由於同時來了不少人，所以他並沒直接同我個別談話，就由延安出發了。到重慶后，我去“第一辦公室”報告事情，才作了個別談話。
“你是叫何樹英吧？”
“是的，周副主席。”
“原來在哪個部隊？”
“385旅。”
“噢，你是四方面軍的。”
我有些不自在。四方面軍出了個張國燾，搞得我們都好象比別人差了點什麼。
周恩來像是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說：“四方面軍就是張國燾不好，廣大指戰員還是好的么，中央是信任的。張國燾這個人不會打仗，又指揮得很具體，連營一級都要去插手。”周恩來講到這裏搖搖頭，然後對我說：“歡迎你到我這裏工作。”
他沒有因為我是四方面軍出來的而不信任，留我在身邊，不久又提我擔任他的副官，建國后又先後任他的機要秘書和衛士長。
進城后，“第一辦公室”的條件得到改善。過去蹲坑式，周恩來辦完公事，站起來半天邁不了步，腿蹲麻了。進城后改為坐式馬桶，坐時間長了雖然還會腿麻，畢竟比蹲着要舒服省力，辦公效率也提高很多。
由於奪得了政權，周恩來必須總理整個國家，所以進城后比戰爭年代不但不輕鬆，反而更忙了。需要在“第一辦公室”里處理的事情也比過去複雜，比過去多。
總理如果是凌晨3點上床，那麼7點多便起床了。當然，並非總能這樣規律地睡眠，睡眠問題後面專門談；他起床后，帶報紙、文件、大參考直奔“第一辦公室”，在廁所馬桶上一坐，一天的工作便開始了。
我們秘書都十分重視這一小時左右的辦公時間。一年之計在於春，一天之計在於晨么。為這一小時的辦公時間，我們秘書都是預先有準備和協商的。
首先，我們秘書將各自負責的急件拿出來，“爭奪市場”，誰先送誰後送，要爭一爭，排排順序。往往是那些立即需要批辦的電報放在前面。這麼大的國家，總理只要睡下3、4小時，就會發生一些急事要辦，何況還有國際風雲，瞬息萬變；何況地球是圓的，我們是黑夜，那半個球正是白天；戰爭、談判、大選、政變、地震、水災、空難、車禍，沒有一分鐘清閑。這一切都連着總理的“第一辦公室”，要在坐馬桶之時就加以處理和決策。
總理前腳進“第一辦公室”，我們後腳便跟入，環立他左右，將急電、急件、急需批轉的報告，按輕重和事先協商的順序呈遞上去。總理這時處於高度興奮狀態，他的辦公效率是超人而又驚人的，但凡見過總理辦公的人，無論你自己本身也是怎樣的超群，怎樣的出類拔萃，都不得不拜服在總理之下，嘆為觀止。
我們常說；總理有3個腦子同時工作，彼此通氣又決不紊亂。世人可能難以置信，但有條件者可以隨便問總理哪個秘書；他們無不強烈地感受到這一點。
具體些說，總理是同時進行三項工作。他的眼睛在看電報、文件，並且不時在上面作出批示；他的耳朵同時在聽我們的彙報，這個彙報往往與他批閱的文電毫無關係，因為有些電話請示及我們總結出的問題是常需口頭彙報的，該彙報而沒彙報就要挨批評；在我們彙報的同時，總理還會不時將自己夜裏考慮好的一些重要決定及指示，口述給另外一個秘書。我不知多少次見他手裏批閱着外交部的急件，耳朵里聽着財經方面的請示彙報，嘴裏交待着國防軍事上的指示。三方面的工作可能風馬牛不相及，但總理樣樣記得牢，批得明，說得准；條條件件分清楚，彼此不紊亂，事事有着落。
對此，有人不相信，我並不責怪。是難以置信，但又千真萬確是事實。且不說聽的人難相信，就是工作在總理身邊的人，那些初來不久的秘書，開始都曾驚疑這樣的辦公，以為總理正在批閱文件肯定記不住自己的彙報，或以為總理三心二用，跟別人交待工作肯定對自己的文件批閱不清。往往是經過多次實踐證明，經過時間和事實的考驗，才終於驚呼一聲：“服了服了，總理真是神人啊！”
現在國家檔案館裏有數不清的總理墨跡，其中的急電急件，大量的是在“第一辦公室”里批閱，你可以從前查到后，再從后查到前，看有哪件批得不清？看有哪個錯字或是使用不當的標點符號總理沒有改正過來？總理一生嚴格、細緻、謹慎。舉個批閱文件的例子：
總理閱讀文件，除逐一圈點外，當看完一頁時，必要將這一頁掀起；以此頁末行壓在下頁首行之上，看完上頁右下角末一個字，再看下頁首行左角第一個字，這樣來保證兩頁連接處不會多字缺字。
我搞的文件曾多出字來，軍事秘書王亞志、郭英會等同志缺漏過字，問題都出在兩頁連接處，被總理在邊聽彙報，邊交待工作的緊張狀態中，同時批閱文件而同時發現改正。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成普同志，給新來的同志介紹情況時，有幾句話每次都要講，所以大家都記住了，並在實際中很快得到證實：你們不要從一般常識出發去想總理、看待總理，他有個特殊的腦筋，不可思議的能力；他有驚人的記憶力，非凡的洞察力，無比機敏快速的反應力和嚴密的邏輯思維能力，；所有這些能力可以同時在幾個方面充分發揮，表現出來就是工作的高效率、條理層次明晰，互不紊亂，件件周密、細緻、精確。
我們全加起來也趕不上他……我們報批的文電及彙報，一般是外交和軍事排在前，這兩個方面突發性事件多，急情況多，而農林系統一般靠後，除非發生了災情。有重大災情就要首先報。
記得有次彙報，負責農業的秘書對負責外交的秘書打招呼：“喂，你快點啊。今天國務會議上，總理聽農林口彙報，基本情況我得先報給他。”
等進了“第一辦公室”，外交和軍事方面的秘書很快完事，留時間給農業秘書彙報。
可農業秘書有些猶豫，因為總理正在批閱文電，並且不時交待機要秘書發電，口述電文。
等在農業秘書後面的還有負責文教體育的秘書，見農業秘書猶豫，就想先彙報。農業秘書知道總理永遠是忙，等是不行的，只好彙報了。
也難怪農業秘書猶豫，那時是計劃經濟，他彙報有一連串的數字，比如糧食、棉花、油料等等的產量數字，徵購數字，已完成數字，分配數字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彙報總理怎麼可能記得住呢？
讓人目瞪口呆的是，到了國務會議上，總理聽彙報，居然給彙報者糾正了一個念錯的數字2而且在問答中，一涉及數字，那位副部長就得重新翻材料，而總理就很不耐煩地幫他說出準確數字。事後這位副部長說：“我們沒法跟總理比。那麼多數字，我們只能記到紙上，總理全能記在心裏。”我說：“你還不知道呢，總理就是早晨聽了一次彙報就全記住了。”
我沒多說。我要是說總理聽彙報記數字時，手裏還在批閱文件，他肯定不相信。還會錯誤地以為總理不重視他們的工作呢。
當然，全國報來的文電和情況每天多似海，不可能全叫總理看，全向總理彙報，首先要經過我們秘書的篩選過濾，有選擇地呈送，有選擇地彙報。
有次國務會議結束后，一位副總理問周思來有關黃河水利的問題：“總理，這個文件我們報上去了，不知您有什麼意見和指示？”
總理馬上搖搖頭，肯定地說：“這個文件我沒見到，也沒聽秘書講過。”
他找來有關秘書李岩，果然，是被李秘書篩選下去了，沒報總理。但凡報上來的，總理都是“過目不忘，過耳不丟。”此後，為避免篩選出差錯影響工作，我們改變了作法。就是對篩下來的文件報告，得空時便向總理嘮叨幾句。不要小瞧這幾句嘮叨，總理聽過就不會忘，萬一哪位負責人向總理問及這件事，總理就不會不知道。
由於“第一辦公室”的特殊環境，便難為了陳浩、楊純她們這些女秘書。她們不便進，有了急件只能求我們男秘書代勞往裏送。如果可能，她們也把那些十分緊急的電報預先送進“第一辦公室”，等總理起床后，進了衛生間就能及時發現處理。那種特別重要的電報，收到就要馬上送總理，如果總理已經進了“第一辦公室”，就只能喊人，請我們往裏遞，一刻不能耽誤，耽誤了就要挨批。有次陳浩收到某駐外大使館發來的一份關於邊界問題的電報，電報上註明是特急。陳浩考慮總理正在休息，沒有馬上送，也沒事先送到“第一辦公室”，結果挨了總理一頓嚴厲的批評。那以後，再沒人敢耽誤急電，“第一辦公室”在秘書們的心目中也有了特殊的位置。
總理“第一辦公室”里還準備了茶几和椅子，放材料，放報紙文件。椅子是因為有領導同志需要立即見總理時，能坐着彙報，接受指示。所以，有時總理坐馬桶，對面椅子上就坐了副總理或部長，這邊彙報，那邊指示，迅速解決一些緊急事務。
有一次廖承志趕來見總理，值班衛士說：“哎呀，總理今天的活動全排滿了，實在找不出一點空兒，恐怕談不成。”
“這事很急，不見不行。”廖承志着急問：“現在總理在哪？”
“在廁所大便呢。”
“好，好，”廖承志也知道這個“第一辦公室”，立刻放下心，說：“不要緊，不要緊，我去去就出來。”
說著，不管衛士是什麼意見，自己就闖入了“第一辦公室”，在總理對面的椅子上坐下來，開始請示彙報。
事後，廖承志也只說他去了總理第一辦公室，已經請示彙報了，而不會說去廁所向總理請示彙報。
由於我們這些秘書常說“第一辦公室”，漸漸地，國務院及各部委辦的許多同志都知道了，都把總理的衛生間稱呼為“第一辦公室”。
一般情況下，總理在“第一辦公室”只處理急電急件，大事要事。那種日常性公事，不能拿到這裏辦。因為總理還要看報紙，可以說一次也沒缺過。
總理主要看四種報紙：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和解放軍報。他讀報速度比一般人快3到4倍，至少是比我們這些秘書快3倍。這是在長期接觸中我們悄悄對比過的。
他的目光飛快地掃過字裏行間，耳邊嘩嘩地響着翻報紙聲，他對每個版面登什麼內容，有哪些專欄，了如指掌；有的看標題，有的粗讀，有的細讀，一陣工夫，天下大事基本都了解了。
從“第一辦公室”出來，若沒有緊急會客或毛澤東電話約見，總理可以做5分鐘的操。由於作操不屬於辦公，所以卡時間很緊，多半分鐘也不行。
不過，無須人監督時間，他作的是一套自己編練的保健操，作完全套動作準準是用分鐘，動作的節奏速度他很有數。
這套自編的保健操主要動作有：雙手卡腰，兩腳站立與肩同寬，然後左右扭腰，然後旋轉腰，然後左右扭頭，然後仰頭低頭，然後伸臂，然後擴胸，然後抬腿，然後踢腿，然後收式結束。
做完操，他用兩分鐘的時間洗漱，然後就進入了“第二辦公室”。
所謂第二辦公室，就是總理的餐桌。說餐桌不說餐廳，是因為總理無論在哪裏吃飯，都不停止工作。有人間，宴會也不停止工作嗎？不停止。無論宴請外賓內賓，本身就是做工作。
當然，我要講的還不是宴會談話那種工作，我講的工作仍然是指處理各種公務。包括讀報、看文件，批電報、聽彙報，開小會，作指示等等。所以，“第二辦公室”主要還是指他家中的客廳兼餐廳。
第二辦公室遠不如第一辦公室名聲大，因為趕早不趕晚，急事大事都趕在第一辦公室處理了，沒有特殊情況，不是臨時發生急事大事，秘書們輕易不忍心在吃飯時間去打擾總理。何況鄧大姐是為此發過話的：“你們20多個秘書對着他一個，輪番作戰，也得給他個吃飯喘氣的時間啊。”
話是這麼講，我們還是無法給總理安排出吃飯時間。總理的辦公桌上擺有枱曆，值班秘書事先都將總理一天的活動安排記在枱曆上，枱曆的正反面都記得滿滿的，寫不下還有一塊小黑板，小黑板也常寫得滿滿的，所以總理的工作也排得滿滿的。開會、匯。
報、談話、會見、接見、批閱文件、作報告，時間是以分鐘來計算。比如毛澤東主席約周恩來下午4點見面，我們可以把總理的活動表一直安排到3點58分，剩2分鐘是總理走路的時間。他走路快似一陣風，從西花廳到菊香書屋，兩分鐘就一溜小跑地趕到了。
年1月20日，鄧大姐到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將周恩來總理留下的20多本工作日曆交給了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
這是周恩來1950年1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所使用過的日曆，叫作工作日曆。因為記滿了26本日曆零8頁日曆紙的內容，全部都是工作。翻遍日曆，一分鐘追一分鐘，一天接一天的，只是各種工作，唯獨找不到吃飯時間安排在哪裏？
因為總理吃飯多數是見縫插針，因為總理吃飯從不脫離工作。
毛澤東吃飯沒有規律，周恩來吃飯也沒有規律；毛澤東吃飯手不釋卷，周恩來吃飯也手不釋卷。周思來主要是看報，在第一辦公室末及細讀的文章，都要在第二辦公室細讀一遍。
不過，周恩來與毛澤東也有不同。當年去莫斯科同斯大林談判時，毛澤東帶的一班人基本都是搞哲學的，所以談判中，有關援建項目和中國經濟生產的現狀，毛澤東和他帶的一班人都講不清。在場的同志曾告訴我，斯大林對毛澤東說：“談生產和援建項目你不行，你叫周恩來來談。”周恩來隨後帶了一班人馬趕到莫斯科，他帶的一班人都是搞經濟的。宴會上，毛澤東講過一句：“現在，我們搞上層建築和搞經濟基礎的全套人馬都來了。”
搞哲學可以擺脫大量具體事務的糾纏，搞經濟就必須解決具體的實際問題。所以，總理吃飯不但要看報，還得批閱文件，隨時聽我們的彙報並作出指示。總理每天吃什麼飯，我們基本都知道。因為20多個秘書，總得有幾個碰上吃飯時間找總理請示事情。
只有遇上總理和鄧大姐一道吃飯時，我們盡量避免去請示問題。總理吃飯沒規律，極少和大姐一道吃。但要是真碰上了這種時候，也確實讓人為難。
有一次，秘書楊純就遇上了這個難題。有篇關於農業政策的稿子要見報，定稿時有幾處改動，需要總理審定。她拿了稿子找總理，正碰上總理和鄧大姐一道吃飯。等等再來吧？那邊又盯着立等回話，她可真作難。在門口轉磨似地走幾圈，忍不住朝門裏探一下頭。臉孔在門邊剛閃過，恰巧被總理看見了。
“進來嘛，”總理馬上招呼，“有事就進來嘛。”
楊純只好走進去，看看總理又看看鄧大姐，樣子很是尷尬。
“唉，”’鄧大姐笑着搖搖頭；“吃飯你們都不饒過他啊！”
“嗯，嗯……”楊純可真狼狽了。
總理笑着瞟一眼鄧大姐，又看看楊純，溫和地說：“沒關係，你說么。”
楊純就趕緊說，趕緊送上稿件請總理審批。由於總理的時間太寶貴，我們秘書都養成說短話，說快話，說“是”或“不是”的講話習慣，一切客套話、寒喧語，甚至不十分必要的解釋話都不要，連形容詞都一律刪掉。有人評價我們總理秘書說話是“開門見山於巴巴，單刀直入赤裸裸。”其實，越這樣越能直接明確地說清事情，為總理節省一點寶貴的時間。
吃過早飯(其實往往不在早晨)，總理漱着口便走進第三辦公室，那漱口水往往是吐在第三辦公室的痰盂里。
總理的第三辦公室，才是一般人們概念中的辦公室。這是佈置簡樸實用的一個房間，牆壁由於年代久而發黑，到了夏天泛潮，牆腳會轉圈出現鹼花，直到我因為修房子挨批評那次，才在牆上噴了漿，把鋪磚地變成木板地，使整個辦公室顯得亮堂些。這個辦公室里有塊舊地毯，其他卧室等房間都沒有地毯。總理說辦公室里接待客人多，鋪塊地毯可以大家共同享受，所以同意了。
辦公室正中，靠牆立個自製的木架子，鋪着解放前使用的一塊舊毯子，上面擺放着毛主席像，是石膏作的半身像。兩邊靠牆是書架，主要是馬恩列斯著作及毛澤東選集。
另外就是辭源辭海之類工具書多。
總理的辦公桌四面不靠牆，是解放前那種兩面抽屜的辦公桌。開始為他配置的是一把轉椅，他坐不習慣，改換成沙發椅，是解放初期最多見的那種燈芯絨布面的彈簧軟坐椅，現如今，這種老式坐椅在各地都不易見到了。除了這張辦公桌，還有一張不帶抽屜的長條桌，鋪塊綠呢子布，每邊四個凳子，兩頭還各有一個凳，共十個硬木凳。總理常在此召集副總理或某些部長談話或開小會。
總理的辦公桌上整天整月整年地堆滿待審批的文件，只剩下坐椅前不大一方小桌面供他批閱文件用。這一方小桌面除有筆墨之類辦公用具外，還有枱曆，還有三件“寶”，就是袖套、老花鏡和清涼油。
總理曾經感嘆他的這間辦公室不如在延安辦公的窯洞。延安的窯洞是冬暖夏涼，總理的“第三辦公室”相反。天越熱，屋裏也越熱；天越冷，屋裏也越冷。
那時沒有空調，夏天只有一個小電扇，天熱得止不住汗，手臂濕得沾紙，便在電扇前放盆涼水或放盆冰塊，算是我們土法製作的“空調器。”冬天我們就怕刮西北風，一刮起來，“第三辦公室”就冷得沒法呆，手凍僵了寫不成字。這時，總理就會抱起文件轉移到“第一辦公室”，因為廁所沒有朝西北方向的窗子，溫度。相對高一些。
總理每天走到辦公桌前，第一件事是仔細戴好袖套。那是和工廠工人常用的工作袖套完全一樣，藍粗布縫成筒，兩邊有鬆緊。帶。這樣可以保護衣袖不要磨破不要弄髒。
他一邊戴袖套，一邊俯身，眯細眼看看枱曆上所記錄的一天活動安排。
戴好袖套，總理便坐下來，一手將老花鏡往鼻樑上架，另一隻手已經去搬文件，在“第三辦公室”里的辦公就開始了。
每天最大量的辦公，特別是批閱文件，主要是在“第三辦公室”完成。從總理辦公開始，我們這些秘書也都跟着運轉，跟着忙起來；隨時準備總理叫去提問，隨時把手中較重要的文件送去，隨時把情況報告上去。
一般情況下，總理白天的活動“節目”多，要開會、作報告、接待外賓、視察等等，所以在“第三辦公室”坐下來的時間不多，也不會長。“第三辦公室”真正緊張熱鬧是在晚間10點鐘以後，總理結束了在外面的活動，匆匆趕回西花廳。汽車停在外院，他一邊清嗓一邊走進第三辦公室。
聽到清嗓聲時，我們秘書們已經紛紛朝第三辦公室聚集，人人手頭一堆文件、電報、材料，都是總理外出活動這段時間報來的國內外大事，急等批示。總理當年搞地下工作，用咳聲作暗號來叫門，久而久之養成了習慣，進任何門之前，都要條件反射似地清清嗓，咳幾聲。於是，這聲音就成了我們上班的“鈴聲”，聽到這聲音我們就知道總理回來了，就往第三辦公室聚。
總理跨進辦公室門，習慣動作是目光繞屋一掃，看見來的秘書多，滿屋晃來晃去，就知道今天的事一定多。我多次觀察過，即便疲勞到家，只要眼前晃動的人影多，他肯定是深吸一口氣，然後猛地從鼻孔里噴出，雙肩同時用力地向下一頓，精神立刻振作起來：“給我泡杯濃茶1”
這幾乎都成了慣例，看見我們秘書就要濃茶，就興奮。鄧大姐曾不止一次對我們說：
“總理有個脾氣你們不知道，他一看你們秘書呵就興奮，就控制不住自己；眼前人影一晃，他就靜不下來。你們能不能只留值班秘書，有文件的留下來，交持給值班秘書，總理一看人少了，就可以鬆弛點。”
我們盡量照大姐說的辦，但有些事非口頭彙報不行，人往往還是少不到哪裏去。
這個時間總理的辦公有幾個特點。
首先是亢奮，帶着一種燃燒的力量；使整個第三辦公室熱氣騰騰，但有時也會灼疼你。特別是在辦公剛一開始時，先報的都是大事急事，常常聽到總理急切的聲音：
“電報什麼時候收到的？”
“中午。”
“為什麼現在才送來？”
“您一直在忙，我看沒有空閑……”
“這是不允許的！我說過多少遍，主席有事要立刻報，有災情有重大事件要立刻報，不管我是休息還是忙，必須立刻報，為什麼拖了半天？”總理目光始終盯着電文，邊訓斥邊審批，交還秘書時，才掀起眼皮，語氣變緩和：“你們不要怕我忙么，我能忙過來。
以後再遇這種情況，不管我是睡覺還是開會或忙其他什麼事，都要立刻報來。”
嘴裏說著，手中已拿起下一個文件開始看。
那是一位副總理準備以中央名義批轉的文件。這位副總理是工農幹部，實踐能力強，文字水平差，二三百字的批語，結構、邏輯、文句都不大通順。總理看過幾句便皺起眉頭，目光從老花鏡的鏡框上邊閃爍，火辣辣地盯住站立辦公桌前的秘書：“這東西你看過沒有？”
“看過了。”
“你覺得行不行？”
“內容還可以，只是文字好象差點，需要調整一下……”
“既然知道，為什麼不調整好以後再送來！”總理將文稿擲還秘書。
“哎呀，”秘書一臉難色，“這是副總理寫的，我不好動……”
“你在我這裏，就首先要對我負責！”總理分秒不松地又拿起新的文件審批，嘴裏兀自批評着：“不成熟的東西重複看，這是浪費我的時間！”
總理就是這樣緊張亢奮、熱烈激昂地進行着工作。但精神上的亢奮熱烈，決不影響他態度的嚴謹、認真。
總理辦公的第2個特點就是謹慎細緻。
他辦公，離不開辭海、辭源等工具書，為求一字準確，有時甚至要翻到康熙字典。
我就曾幫他翻過康熙字典，翻到之後他還要親自查閱核對一遏。凡屬見報或下發的文件，更是嚴格把關，有引用經典著作的內容，他一定要找來原著核對。我們秘書幫忙核對之後他仍不放心，仍要親自核對一遍。對生產建設上的數字，對計劃項目，每個數目字他都要親自再算一遍賬。我們秘書隨時都帶有計算尺，遇有審查計劃或財政預決算時，還得把手搖計算機搬到辦公桌上，幫助總理計算核對。
有次，我見總理太辛苦，拉計算尺一個數字一個數字地核對，後面還有那麼多文件，難免又是整天整夜不得合眼，便勸說一句：“別人都算過了，差不多總理就不要再算了……”
我的話沒講完，因為總理一下子掀起眼帘盯緊我，並且眉頭皺起來：“怎麼又講差不多的話？”
我自知失言，尷尬地閉了嘴。總理最聽不得“估計”、“大概”、“差不多”一類泛泛之辭，他作什麼事都追求一個精確。
“這是多餘嗎？”總理舉舉計算器，“要我簽個字很容易，提筆一劃就行。可是事關國計民生，國家的資金，人民的血汗，我是提筆千斤啊，不敢不慎之又慎！”
總理這種謹慎細緻事必躬親的態度，確實發現了不少問題，避免了許多失誤。記得中印、中緬邊界談判時，總理查閱了大量資料、地圖，還向許多專家請教。一次，送呈文件所附的地圖上少了一個對方的據點，還有一段邊界線畫彎了。這本是具體技術工作人員的責任，下面各級負責人也看過，都未發現。總理審閱時就發現了這個問題，使那些具體責任者既感動又慚愧，受到一次很深的教育。
總理辦公的第3個特點就是極端的認真負責。他常常在辦公桌旁一坐十幾個小時，修改各部門送來的文件。記得有次他放下筆，搓搓臉又揉揉發木的手指，望住我，忽然發出一聲感慨：“唉，我這個總理，簡直是一個語文教員，天天在這裏改卷子……”
總理說得很形象。不過，我們秘書們議起來，又有另一種形容，我們看總理批閱文件，就像雕刻和繡花那樣精細、那樣一絲不苟。他的責任心容不得任何粗枝大葉，拖拉推諉；一旦發現這種情況，他就會聲色俱厲地加以批評。
有次，外交部報來個案子，不算大成熟。秘書陳浩接到報告，沒有完全查清就送給了總理。總理一看報告裏許多事情提法不準確，問題沒弄清楚，立刻火了，嚴厲問陳秘書：“這個案子你問清楚了沒有？”
陳浩不安地說：“哎呀，我也沒弄太清楚。”
“怎麼這個樣子就給我送來了？”總理把報告摔到桌上：“不行！快去，把他們叫來！”
陳浩忙去打電話，把外交部主管副部長和有關司的負責同志叫來。總理嚴厲批評之後，把案子打回去，叫他們重新搞。
總理辦公的第四個特點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沉浸於習慣性的忘我勞作之中，真正是堅韌頑強，鞠躬盡瘁。
正常情況下，總理的睡眠時間也往往只有三四個小時。在那長達十幾小時的連續勞作中，給我們留下的印象不但有精力超人，更有堅持和苦撐的感人毅力。
我曾長期觀察總理辦公過程中，精力和身體所歷經的幾個階段。開始是亢奮激昂，緊張熱烈；在把那些重大的和緊急的公事處理完后，總理和秘書就像打完一場衝鋒仗，可以稍微喘息一口。這時，總理必要藉機喝幾口濃茶，然後就進入了連續持久的帶有一定節奏的繁忙工作。這個階段很長，可以四五個小對，也可以七八個小時，我們這些秘書當時普遍是30歲上下的盛年，常感不支，有心往下沉和眼睛困澀的感覺。但總理在這段時間，一直顯得朝氣勃勃，熱情洋溢。正因為這樣，他才給我們留下了精力超人的強烈印象。
然而，繼續往下批閱文件，勞作超過10小時后，總理就進入了“堅持”和“苦撐”
的疲勞期。他疲勞的程度也是分幾個階段的。
他工作太投入，處於一種忘我的境界，所以疲勞開始襲來時，他並不自覺，完全是出於生理上的自衛本能，打個哈欠或抬起頭作一下深呼吸。
疲勞在悄悄加重，終於影響到辦公效率，並且迫使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抬起頭來深呼吸。這時，他意識到累，第一個反應就是大口大口喝濃茶，以刺激漸漸麻木的神經重新興奮起來。
這樣堅持一段后。似乎茶鹼已失去效力，總理會煩躁地突然站起身，圍繞辦公桌快速地走幾圈，並配合著揉揉眼窩和太陽穴，然後坐下繼續辦公。
他終於感到這樣也不解決問題了，便拿起辦公桌上放的那件“寶”，打開鐵盒，用手指擦點清涼油，抹在額頭和太陽穴上。這時，彷彿冥冥中有什麼天靈感應，鄧大姐會出現在總理辦公室的門口，悄悄地在門外轉圈，憂慮而心疼地朝裏面伏案勞作的總理投去一瞥又一瞥。她輕易不進總理辦公室，不去干預總理的公事，這是結婚時就有的協議。
總理的辦公室有三把鑰匙。一把在警衛手中，警衛交接班時，鑰匙屬於交接內容之一。
另一把在秘書手中，一般是放在機要秘書那裏。總理自己有一把，睡覺時放枕下，起床時揣兜里，從來不離身。鄧大姐沒有鑰匙，總理不在，她就進不了辦公室；總理在，她也極少走進去，在門口轉了一陣，終於向著門裏輕輕喚一聲：“恩來呀，該休息一會兒了。”總理掀起眼皮，目光從鏡框上方望一眼鄧穎超，點點頭，卻馬上又伏進了文件堆，繼續他的批閱修改。
片刻，鄧大姐又輕喚一聲：“恩來呀，起來活動活動吧。”
總理再次掀起眼帘，似有所震動，雙手在桌上一撐，便立起身：“好的，我活動活動，你去休息吧。”
總理又開始繞辦公桌快走，這種活動更多的是為了安慰鄧大姐。快走兩圈，便朝大姐揮揮手，叫她放心休息去。當鄧大姐的身影在門口消失時，總理便重新在椅子上坐下來。習慣地擦一些清涼油。
這樣又堅持一段時間后，疲勞便達到了難以克服的地步。眼皮會不知不黨地耷拉下來，手中的筆在總理瞬間的迷糊瞌睡中，在文件上留下一些點或道的墨跡。出現幾次這樣瞬間的迷糊磕睡，總理會痛苦地拍拍額頭，搓搓臉，猛地丟下筆，朝後仰身靠在椅背上，大聲吩咐：“給我一條熱毛巾！”
一邊用熱毛巾拚命地擦臉，揉眼窩，一邊繼續批閱文件，總理是在儘力聚集全身僅存的一點熱能，投入到勞作中去。這樣堅持一會兒，又會大聲吩咐：“誰有煙？給我一支煙吸。”
總理的辦公桌上放有一塊“請勿吸煙”的牌子。他不吸煙，我們也自覺地不吸，以保證室內空氣不受污染。但他睏倦極點時，就會自己破壞自己的規定，吸燃一隻香煙，以便給神經強刺激。
彷彿還是冥冥之中存在的那種天靈感應，或者叫生物電？我多次遇到這種情形，總理吸燃香煙不久，電鈴忽然響了。這是睡醒一覺或難以入睡的鄧大姐在按鈴，她的卧室有個按鈕，她那邊一按，總理辦公室這邊的鈴就響，是專為她和總理之間聯繫而裝設的電鈴，目的就是讓鄧大姐督促總理休息。而且，不久就有衛士進來，傳達鄧大姐的吩咐：
“總理該休息了。”
看着總理疲憊已極的樣子，我們這些秘書都心痛。可有時掂掂手中的文件又感覺為難，那邊都等着回話呢！即便可以拖一天，可明天還有明天的事，說不定比今天還要忙啊……總理疲勞過度的最嚴重表現，就是鼻子裏突然地流出血來。淡紅色的血液有時滴在文件上，用棉球擦不及，堵不贏。這時，我們會不由分說奪下他手中的筆，配合衛士把他拉到沙發那裏坐下，仰靠沙發，用涼水浸過的毛巾覆蓋在他前額和鼻樑上。我多次見總理勞累過度大流鼻血。為中國向蘇聯爭取156項援建項目，為抗美援朝，為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為擺脫三年困難，恢復國民經濟的發展，為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成功，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為減少損失，保護幹部，維持黨和國家各方面工作的繼續運轉，苦撐危局，都曾大量流血。那場面令多少人心碎神傷，熱淚哽咽！
每次總理累得流鼻血時，我們只能默默地幫他用冷毛巾敷額，找棉球止血，卻不能強迫他去休息，那樣只會讓他着急生氣，反而流血更多。這是有教訓的。我永遠忘不了抗美援朝時發生的那次流鼻血。
那是抗美援朝打得最殘酷的階段，美國飛機狂轟濫炸，給我們的運輸造成極大困難，加上放毒氣，撤細菌，無所不用其極。總理連續工作，三天三夜沒合眼，那天夜裏連續兩次流鼻血。第二次流鼻血時；斜靠在沙發上，敷了冷毛巾，堵了棉球，血仍然止不住，滲出棉球繼續往下淌。我們又痛又急，再三勸說他去休息，就是勸不動。他堅持要等前線的一個特急電報。
我見總理臉色灰白，呼吸問，不但有血水悄悄流出；而且還有無數纖小的血粒隨着出氣成星狀地濺灑在鼻孔下方的各個部位。我心痛得受不了，再次過去勸說：
“總理，你必須休息了！”
“不行，這個電報很重要，我必須等。”
“我得為你負責。”我招呼衛士，“來，扶總理回去休息。”
我扶住總理肩膀，想強迫他去睡一會兒，可是，總理忽然發火了：“胡鬧台！你怎麼就想不到要為我們的志願軍戰士負責？”
我被嚇退一步，看到總理網滿紅絲的，眼睛惱火地盯緊我，由於生氣動怒，鼻血淌得更厲害了。
“總理！”我叫了一聲，我哭了，“你，你別生氣啊……”
總理下意識地擦一下流到唇際的鼻血，皺着眉頭，放緩一些聲音；“我可能嚴厲了一些。可你想過沒有？我們有4萬志願軍戰士在朝鮮前線流血犧牲，我流這點鼻血又算得了什麼？我現在去休息，耽誤了電報，對得起志願軍戰士嗎？”
“總理，我錯了，我考慮不周。”我流着淚說，上前替總理換棉球止血，“你別生氣了，不然血流得更厲害，你不要說話了……”
總理一直堅持在辦公室，直至收到前方來電，又口授了複電內容，簽發了複電，然後才服藥休息。那以後，再逢總理累得流鼻血，我們決不敢強迫他去休息，只能忍着心疼相機勸說幾句。總理根據情況，有時不聽勸，鼻血稍止便又起身繼續工作；有時情況不那麼急，沒有重要的事非辦不可，他就聽大家的勸，隨手抱幾份文件，走進他的卧室。
總理無論怎樣疲憊不堪，上床后必要辦一會兒公，否則無法入睡。就像有些人上床后不看一會兒閑書就難以入睡一樣，已經養成習慣。所以，這個卧室可以算作總理的第辦公室。
總理的床頭也是三件“寶”：紅藍鉛筆，老花鏡和清涼油。如果總理主動停止辦公睡覺，那就會心裏有事，難入睡，睡着也不踏實。他經常是看啊看，眼睛困得睜不開了，就抹清涼油，繼續看，直到“失去知覺”，也就是在無意中自然入睡為止。
值班衛士隨時注意着卧室內的動靜，一旦總理入睡了，便輕手輕腳進去，將燈熄滅，再輕手輕腳出來，關嚴門，小聲對值班的秘書們說：“回去吧，總理睡了。”
當然，有時總理是自己關燈睡覺，這是主動有意地要睡覺，一般是沒什麼放不下的事情了，或者是頭痛得無法看東西了。總理用腦過度的痛苦之狀我們都見過，微蹙眉頭，不敢睜大眼；這時他要服安眠藥，並由護士人員幫忙作些頭部按摩，促進血液循環。
總理主動熄燈睡覺，常發生睡不踏實的情況。一見他關燈，值班秘書就可以走了。
可是工夫不大，總理“第四辦公室”的燈又亮起來，這是他又想起了什麼事，叫衛士再把秘書找來，或詢問，或交待一件事，或對某項工作作出指示。
這種情況經常發生。總理見秘書跑來跑去，心裏不安，就說：“唉，真麻煩你們了。
還是給你們寢室安部電話吧。”
於是，值班秘書的床頭就安了一部紅機子。總理床頭也裝一部紅機子，這部紅機子沒有撥號也沒有鈴，拿起話筒就可以讓總機找人，可以打出去，外面打不進來，因為不響鈴。怕響鈴驚擾住隔壁的鄧大姐。
有了電話，我們就可以少跑許多腿。有些事，在電話里就可以說了，回答總理的詢問或接受某項指示，而不必再從寢室跑到總理的“第四辦公室”。
我們有時開玩笑，西花廳是電鈴的世界。總理的4個辦公室都裝有按鈴，從廁所衛生間到餐廳到辦公室到卧室，隨時按響鈴召喚秘書。
辦公條件都是逐步提高。比如總理的“第四辦公室”，開始條件簡陋，總理抱着文件上床，在身邊一放，就將背靠在了床頭上。他批閱文件時，就將兩腿弓起來，文件放在腿上，邊看邊批示。這樣是很累人的，而且文件放在腿上，寫字不易寫好，還吃力。
衛士見了這種情況，就幫忙找來一個硬紙板，讓總理墊在腿上。
這樣寫字方便些，但人仍然很累。鄧大姐見了，心有不忍，動了動腦子，把木工請來，親自講了設想。木工就按大姐的設想做了一張小桌子，帶傾斜面，剛好能卡在床上。
這樣，總理辦公就可以減輕些勞累。
這張小桌，平時只放三樣東西：紅藍鉛筆、老花鏡和清涼油。60年代，總理勞累過度患了心臟病，小桌上便又加了一瓶預防心臟病淬然發作進行救急的藥品硝酸甘油。現在，這張傾斜的小桌子就陳列在中國革命博物館中。
總理在“第四辦公室”里的辦公，經常是處於強撐、苦撐的狀態。有幾個場面給我留下印象很深。
一次是在困難時期，由於中央領導都堅持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標準，總理那麼大工作量，怎麼受得了？他身體素質明顯下降，瘦得眼窩都凹了進去，並且患了病。
那天，總理連續工作17小時后，從“第三辦公室”轉入了“第四辦公室”，身子靠在床頭，毫無休息的意思。大家勸幾次不起作用，見保健護士鄭淑雲給總理送葯，就請小鄭幫忙勸勸。
鄭淑雲15歲參軍，18歲進中南海，長期在總理身邊服務，是很有感情的。總理晚年曾深情地對鄭淑雲說：“我從你黃毛丫頭，看到你白毛丫頭……時間不饒人啊！”
鄭淑雲勸總理是有辦法的。50年代中美華沙會談期間，有次總理一連工作22小時，仍然坐在“第三辦公室”不肯轉“第四辦公室”，當然也就更談不上休息。鄧大姐已經按響過4次電鈴，就是催問總理休息沒有？活動了一下沒有？我們勸不動總理，就由小鄭去勸。
鄭淑雲勸總理另有一招，用老百姓開玩笑的話講，叫“耍賴皮”。勸總理幾句，總理不應聲，鄭淑雲索性站在辦公桌前不走了。總理不動，她也不動，她相信總理不能看着她這樣永遠“罰站“。
果然，時間一久，總理從文件堆里抬起頭：“啊，還沒走？
鄭淑雲站着不動，說：“你不睡，總得活動一下啊，你不活動我就完不成任務；總理不完成任務不睡，我完不成任務也不能走啊。”
“啊，好，好，我動，我活動。”總理站了3次才站起身，兩手抖個不止，鄭淑雲眼裏一下子含了淚，這全是累的啊！總理就在她的“監督”下，繞辦公桌走幾圈，喝口濃茶水就又坐下了……這一次又是由鄭淑雲“勸駕”，讓總理早些休息。她進入“第4辦公室”時，見總理在床頭墊個枕頭，靠在上面，戴着他那副老花鏡，正在算賬；床上到處是寫滿算式和數字的稿紙。小鄭同我們一樣，對於總理的“事必躬親”，又受感動，又有一些看法。
這看法曾由鄧大姐說出口，那是當我們眾人面說給總理聽的：“有些事別人能做的就請別人幫助做一些，不要事事自己動手才放心。”
於是，鄭淑雲照大姐的口氣脫口而出：“總理，像這些具體的：技術性工作，你不好讓別的同志幫你做一下嗎？”
類似的話，我和其他秘書也講過，前面的文章寫到過，總理是發了脾氣的。這一次對小鄭也不例外。總理從老花鏡的鏡框上邊看一眼鄭淑雲，不理睬，繼續算自己的賬，總理有時就是這樣來表達心中的不滿。
鄭淑雲明白，有了這種像孩子賭氣一樣的表現，肯定是葯也不會吃了。她還是老辦法，在床前一站，等着吧！這次“罰站”的時間可真不短，總理直到算完一組數字，才放筆，摘下老花鏡，揉揉疲勞的眼睛，緩緩扭頭望住鄭淑雲，一臉嚴肅：“你說這是具體的技術性工作，你這麼看對嗎？關係到億萬人民的吃飯問題，只是具體的技術性工作？
民以食為天，我不親自算一算怎麼能知道底細呢？國家遇到困難，不是糧食多得吃不了，我算準確些就可以少一些人挨餓，作為一國總理這不是起碼應該做到的嗎？”
總理停了停，抓起那一堆堆的算式紙和有關文件、資料，在手中掂掂分量，沉甸甸地說：“你看看，你看看這些，從城市到農村，男女老少的定量。還包括半勞力，各地區都有差異，我不親自算算怎麼能心中有底？怎麼會發現問題，糾正這裏的失誤？人命關天，非常時期，作為總理必須讓全國人民都渡過這一難關，這是小事嗎？只是技術性工作嗎？”
總理講到這裏，已是淚花迷離，像是看到了一股股飢餓的盲流正在全國流動，尋找一切可吃的東西，以維持那堅信還有美好明天的生命。
“前一段我們工作沒做好，人民遭了難，現在我們不能再出漏洞。我們共產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人民，有時難免好心辦了錯事，但為人民服務這顆心可是決不能少了絲毫。你懂這個道理，就能理解我的工作了。”
“總理……”鄭淑雲叫了一聲，再也說不出第二句，淚水一下子滾落下來。這就是人民的總理啊！她哭着用力點點頭。
“好了，你去吧。”總理把葯喝掉，又戴上花鏡抓起了筆：“我現在還不能休息。”
這一夜，總理又沒睡。天亮后，隨着清嗓聲和電鈴聲，總理從“第四辦公室”進了“第一辦公室”，向聚集來的秘書們髮指示，批閱秘書們呈遞的急電急件……新的一天新的工作就這樣又開始了。
在總理的“第四辦公室”還有一件事留給我極深印象。那是1966年，李宗仁先生從國外回來的時候。
那天，總理已是連續工作了60多小時，眼睛充血厲害，痛得再也無法看東西，不得不從“第三辦公室”轉入“第四辦公室”。但他還是無法入睡。事情太多，他堅持“事必躬親”，躺靠在床頭上，閉了眼，仍然無法省心，叫我們秘書來談工作。
醫生來給他治療，他放不下工作；連護士給他打針這點時間，他也不肯放過，吩咐張作文同志：“張秘書，李宗仁先生的講話稿你給我念吧，要念仔細，不要錯漏字。”
“總理，先把針打完……”
“念吧，這不影響打針。”總理用疲憊低沉的聲音吩咐。為了不讓總理着急，秘書張作文只好馬上念。
這是李先生在為歡迎他舉行的宴會上的一個講話稿，張作文念得仔細緩慢，竭力咬清每一個字。我在一旁聽着張秘書一個字一個字往出吐，看着護士手中的針葯一點一點注入總理虛弱的體內，淚水忍不住一滴一滴順了臉頰淌落在衣襟上……總理的生命就是在這樣的勞作中漸漸耗盡的。
與總理的這四個辦公室相比，他的“第五辦公室”可就是廣袤萬里的大氣勢了。天上地下，山頭海邊；農村、廠礦、機關、學校、街道、商場，無處不是他的辦公室。
話講到這裏，一般人都不難理解其中的含義了。總理一生，不允許一分一秒有虛度，要求我們秘書敢於並善於“見縫插針”。無論何時何地，抓住總理一點空閑，哪伯只是分秒之間，也要插根“針”。
這根“針”就是彙報條。
所謂彙報條，就是一張紙，將我們要呈報的事情或問題寫在紙上，有點空就隨時可以交總理看。總理看完作批示，如果反映的問題重要，還要轉呈主席看。這彙報條的分量就確實夠重了。
所以，彙報條要求我們要用深色墨水，不許用淺色；字要寫大些，不許草，也不能太小，怕主席看着費力。內容要簡明扼要，有骨頭有肉。所謂骨頭，就是事實；所謂肉，就是我們在調查了解中所形成的看法和意見。
彙報條不好寫；有用的話一句不能少，沒用的話一句不能多，而且要盡量讓自己站在總理的角度考慮哪些內容有用，哪些沒用。楊純雖然是女同志，但她早就擔任了地委書記，有很強的工作能力。就是這樣的同志，調來總理身邊當秘書，負責農業方面，她第一次寫彙報條，就寫了12次，後來還是在老秘書許明同志的幫助下才完成。
地委書記本身就配有秘書，還能不如秘書水平高？不要忘了，這是總理秘書，凡事要站在總理的角度去思考問題，這就是能當好地委書記未必能當好秘書的原因之一。
“事必躬親”，這只是總理的願望和追求，實際上不可能做到。所以我們這些秘書經常要代替總理去參加國務院各部委的會議。在會上只能帶耳朵和眼睛，只能動手記不能張嘴講，亂髮議論是絕對不允許的。聽了看了記下了，回來就寫彙報條，見縫插針，報給總理，總理批示后，就可以向各部委負責人張嘴講話，發佈指示了。
在飛機上，在輪船里；在火車和汽車上；在轟響的廠礦，在書聲朗朗的院校，在田間地頭，在沸騰的水庫工地，總理都曾批閱過彙報條。這個彙報條也不斷“完善”，開始只是一張紙，後來統一規格，變成專門印好的紙；抬頭印有“每日彙報”4個字，下邊一分為二，一半是寫彙報內容，一半是空白，留給總理寫批示。
我們每次外出參加會，回來必寫彙報條，開門見山，不容一句套話。比如：今日某某部部長會議議了幾個問題，1、2、3、4、5，不滿一頁紙，必須全寫清。
彙報條內容廣博繁雜，上至天文地理，下到雞毛蒜皮。比如秘書趙茂峰，至今保留着總理圈閱過的一張“小”彙報條：
“總理：
首先謝謝總理對我家裏的關懷。今晚接家信稱：這次地震，我家裏的房屋都倒塌了，由於救得快，人沒有發生大的事故，特此報告。並再次感謝總理的關懷。
趙茂峰”
就這樣一個彙報條，總理去邢台地震災區視察慰問時，專門接見了趙秘書的父母和伯父母。
遞彙報條，有時還需要有簡單的口頭彙報，回答總理的提問，特別是大事件和絕密事件。記得有次乘汽車，我見縫插針遞上彙報條。總理一看，先伸手按下起動電鈕，玻璃隔斷升上來，將前後座位隔開后，總理才提出問題，聽取彙報。有時，他向我們交待毛主席交辦的絕密事件，也要先將玻璃隔斷升上來，然後再開口。
當然，彙報條並非只能在“第五辦公室”見縫插針地呈送總理；在西花廳他的“四個辦公室”里，我們也可按正常工作程序呈遞，而且這樣呈遞的彙報條也是大量的。不過，由於彙報條可以在“第五辦公室”的廣闊天地里隨報隨批，確實提高了辦事效率，使總理在有限的生命里，為中國人民多辦了許多許多事。
記得“文革”期間，宣統皇帝溥儀病逝了。趙秘書得知這一消息后，當即寫了彙報條呈送總理。
總理在“文革”中有多忙，無須我再多講，公佈於世的大量文章已使人們有所了解，以致於工作人員寫了那篇著名於世的請求總理注意休息的大字報。我這裏只舉兩個小例子，就可以使人們更深切地體會到總理在“文革”中有多忙。
我跟隨總理幾十年，聽慣了他的一句口頭禪：“你們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你們怕什麼？我能忙過來。”
我曾目睹周恩來連續工作一星期，只休息了13小時。這是當時的總理衛士長成元功同志一分一秒計算出來的，從總理上床計時，到起床止，不論是否睡着，累計躺下休息小時。就這樣的勞作，總理仍是笑着說：“不要緊，我能忙過來。”他出訪亞非十四國時，我們一分一秒算計，他平均每天睡眠只有2小時，卻仍然精神抖擻地說：“我可以，我不怕忙。”
這樣超人的精力和忘我的精神，“文革”中卻自己承認忙垮了。
我清楚地記得，總理曾當我們好幾個人的面，說過兩句至今想起仍然止不住想落淚的話。
“文革”中總理忙得經常是邊走路邊吃點東西當飯。他來去匆匆地走過西花廳院子時，總是見到花工老周剪果樹、鏟雜草、修花壇，忙個不停。有一次，總理驀地停下步，不再咬手中那作為午餐的半片麵包，默默注視花工老周。老周直起腰，抹把汗，問：
“總理有事嗎？”
總理搖搖頭，不無傷感地嘆了口氣：“唉，咱們西花廳就是我們兩個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不久，曾經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喬金旺同志又調回總理身邊。見面時，一臉病容，憔悴不堪的總理，用顫抖的聲音說：“老喬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我們從沒見過總理說這樣傷心悲哀的話，真受不了啊，當時大家都哭了。
我常在報刊文章里看到“百忙之中”這個詞，那是被人用濫了。有幾個是真正的百忙之中？有哪個能像總理那樣百忙、千忙、萬忙？
就在這百忙之中，我們還要用彙報條見縫插針地填滿總理那一分一秒的“空閑”時間；我們不忍心這樣做，又不得不這樣做。
記得趙秘書將溥儀病逝的彙報條呈送總理時，總理正忙得一次又一次用清涼油揉太陽穴。他看到這張彙報條，稍稍一怔，馬上難過地蹙緊眉頭。他對這位末代皇帝溥儀始終是關心的，同溥儀和溥儀的弟弟溥傑都有多次的見面和交往，建立了感情。他在年曾經請愛新覺羅一大家人在中南海包餃子共渡除夕，彷彿那情景還在面前一樣。
總理放下手頭的工作，專門為溥儀的病逝作了指示，要求統戰部擬定一個具體的治喪辦法，並把結果報告給他。
中國末代皇帝溥儀及其一家人的命運，同十月革命時俄國沙皇一家人的命運是截然不同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們在處理這件事上也表現了“中國特色”；體現了毛澤東思想的特色和中國文化的特色。這種特色與我們中華民族的民族性一樣頑強，巨大，執着，即便在“文革”那樣天下大亂，無所不偏無所不激的形勢下，這種特色依然鮮明地保持並表現出來。
溥儀的喪事，是在總理的直接關心下辦理的。在當時條件所能允許的範圍內，儘早儘快盡好地處理了這件具有政治影響和歷史影響的事情。
總理的“第六辦公室”，只是為了介紹得方便，我自己按敘述順序這樣叫一下罷了。
此前沒人這樣叫過。
這是與前面介紹的五個“辦公室”含義完全不同的“總理辦公室”，是指一級組織機構，屬國務院編製，就像現在人們常提到的“鄧辦”、“陳辦”、“楊辦”一樣，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都在“總理辦公室”的編製內。
“總理辦公室”也泛指總理身邊的工作班子，因為辦公地點就在西花廳，所以常被人簡稱為“西花廳”。比如“總理辦公室來電話了”，常被各部委說成“西花廳來電話了”。
總理辦公室設有室主任、副主任；下面還曾設過綜合、外事、軍事、財經、行政等等組，有組長、副組長。不過，無論主任還是組長，工作職責主要是行政上的調度、協調，在業務上，主任、組長及每個秘書都是各管一個口或一個方面，都是直接同總理髮生關係。總理不允許那種層層上報下達的體制。他曾經對我們大家說：“你們的工作如果先經過辦公室主任、副主任、組長、副組長那兒，那主任、組長不是變成二總理、三總理了嗎？”
“總理辦公室”的“興衰史”大致是這樣：建國后，陸續從全國各地調來一些有文化有實踐經驗有專業知識的幹部到總理身邊工作，這套班子就叫“總理辦公室”，是政務院(后改稱國務院)的直屬機構。不過，我們這些人都叫總理辦公室秘書，那時還不叫總理秘書，因為我們還要負責陳雲、陳毅和習仲勛三位副總理交辦的事。當然，三位副總理自己也有秘書，一般不找我們。但總理講過話：“你們要為我們4個人服務，不能光為我一個人服務。”
很快，“西花廳”就成了“總理辦公室”的代稱。我們又把西花廳稱為“家”。比如“家裏來電話了”或“叫你馬上回家”，大家只會想到西花廳而不會想到其他什麼“家”。總理外出，我們也是說：誰誰跟總理出去，誰誰留下看家。“看家”就是留在西花廳值班。
這個家裏的成員真正是來自五湖四海。比如負責計委、經委的顧明來自鞍鋼(王鶴壽推薦)；負責交通的王伏林來自軍隊的第四高級步校(校長是林彪)；負責農業的楊純曾是松江地委書記，到1956年又調來國家計委的李岩；負責軍事的雷英夫是毛主席推薦的“洛陽才子”，1956年1月調來的周家鼎原在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麾下工作；我是年從385旅由張才千團長和王唯洲旅長推薦到總理身邊，建國后又由副官改為機要秘書；負責財經的秘書吳群敢來自上海工商局(局長許滌新推薦)；負責外事的陳浩和馬列，一個是1945年由王炳南“考試”合格而進入中共南方局外事組的青年黨員學生，一個是跟隨旅大區黨委書記歐陽欽作為周總理隨員到莫斯科參加中蘇談判，而後調來總理辦公室……大約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前後，我們就基本是只向總理負責了。從抗美援朝開始，雖然外交、軍事兩組的秘書不少，但畢竟建國後轉入以經濟建設為主，所以還是財經組秘書最多，多達六七人。“西花廳”建有黨支部，財經組人數最多，所以單獨組成一個黨小組，年輕的吳群敢任黨小組長，總理就在這個黨小組過組織生活。
年，國家經濟建設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總理辦公室也達到鼎盛時期，秘書多達20餘人。毛澤東批評“反冒進”以後，從1958年開始，總理辦公室開始減人，西花廳漸漸冷清。不過，這第一次精簡還不是因為“反右”，而是總理認為應該支援文教戰線。陳浩去兒童醫院任黨委書記；劉昂到機械部當司長；李琦到山西任省委宣傳部長；韋明到北京市委文化部任副部長……總理辦公室主任原來是由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兼任，到1958年開始精簡人時，就把統戰部秘書長童小鵬調回總理身邊任總理辦公室主任，而由許明任副主任。秘書的人數由20餘人減至10餘人，並且要繼續減。
總理辦公室的第二次精簡發生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當時一位領導同志的兩個秘書在外事工作上出現失誤，耽誤了大事。事情反映到主席那裏，主席生氣了，只說了一句話：“秘書太多會誤事。”
毛澤東歷來講話言簡意約，越是講得含蓄，分量越重，總理就緊張了。他回來說：
“秘書最多的當然是我這裏了。”當即決定精簡。
就在決定精簡的期間，在一次見面時，毛澤東說周總理：“你搞那麼多秘書幹什麼？
讓秘書牽着鼻子走。”
總理回來，便作出決定：撤銷總理辦公室。
年1月，童小鵬主任調中央辦公廳；許明副主任調國務院任副秘長；顧明到國家計委當副主任。總理辦公室撤銷，改稱總理值班室。秘書也調走一些，比如外事秘書馬列調往國務院外辦，李岩去了六機部辦公廳，戚建南調到財貿辦公室，總理值班室只剩了6個秘書。
西花廳門前清靜多了，但總理的工作還是那麼多；毛澤東只是宏觀領導，具體事都交總理辦。這樣一來，事無巨細，總理都得自己去問，自己撥電話，自己去聯繫。秘書少了，一個人負責幾個口，當然也更忙了。
湊合一段時間，實在忙不過來了，各部委就自己成立了一個小組或辦公室，專門與總理聯繫，向總理負責。這些人加起來，比原來的總理辦公室秘書多幾倍；真是精簡了一個機構，臃腫了整個國務院機關，實在得不償失。
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林彪、“四人幫”多次向總理髮難，總理值班室也撤銷了，秘書紛紛被下放，連老衛士長成元功也由於江青發難而被下放。最困難時，總理身邊只剩了一名秘書。而衛士的工作也只剩我和高振普，由我負起衛士長的職責。總理病重后，才又調來喬金旺，算是增加了一名衛士，照顧住院的總理……總理同秘書的關係非常親密，對每個秘書的經歷、品格、能力、思想及家庭狀況都了如指掌；他可以用眼色指示我們行動，那一種默契就像用生物電磁波建立了一條熱線。
實際上也有“熱線”，由我給每個秘書與總理之間安裝了電鈴，總理親自約定“聯絡暗號”。比如外事組的辦公室，總理約定：“我按一下就是叫馬列，兩下是找陳浩，三下呢，就是鄧光來。”接着轉向楊純：“你們辦公室呢，按一下是叫你來，按兩下是找許明……”
總理辦公室撤銷時，總理對秘書們說：“既然解散了，咱們就一塊吃頓飯，照個相吧。”
總理敬大家茅台酒，深藏心底的那種難言的複雜情感漸漸隨着酒力溢於顏色。他那濕漉漉的目光逐一在我們的臉孔上注視，然後緩緩滑過。末了，深吸一口氣，猛地把頭轉向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同志，用情緒起伏的聲音命令式地說：“從我這裏離開的同志，你一定要給予很好的安排。沒有安排好的不走，仍是我這裏的人！”
然而，感情深與“讓秘書牽着鼻子走”又怎麼能成為一回事呢？滑稽。
無論那時還是現在，確實存在“讓秘書牽着鼻子走”的幹部，特別是有的懶幹部，養尊處優的幹部，缺少文化知識和工作能力的幹部。總理是位“事必躬親”，無比勤奮的人，我們全體秘書加起來也無法比他的聰明才智，怎麼可能牽着他的鼻子走？
大凡當秘書的都不是傻瓜，知道有的首長好“哄”，有的首長好“唬”；有的事能“哄”，有的事不能“哄”。但是對周總理，何時何地，任何一件事都“哄”不得，“唬”不了。
有次總理同廖承志等討論港澳問題，談話中，周恩來隨口問一句：“香港和九龍的總面積是多少？”
廖承志跟總理那麼久，再了解不過。不知道就說不知道，理不生氣；不知道裝知道，總理准生氣。
迎着周恩來的目光，廖承志老老實實搖頭：“不知道。”
總理的目光轉向負責港澳工作的秘書。也許是見到在場的人都不知道，而總理的詢問只是隨便問問，並不是要寫到文件里？何況他腦子裏似乎有點印象，便回答一句：
“十幾萬方公里。”
“滑稽！”總理勃然變色了，“浙江省才有多大面積？啊！”
這位秘書立刻脹紅了臉，流水也似低下頭；過去只知道總理容不得“可能”、“大概”、“估計”一類詞，所以從彙報和回答里抹去了這一類詞。沒想到這一次更糟……“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這樣蒙哄是決不允許的！”周恩來聲色俱厲。
有這樣一次，下次誰還敢蒙哄？
有的秘書說，當翻譯的最好蒙哄首長，只要說流利點，翻譯不夠準確首長也不懂。
但是對周總理就不行。英、德、日、俄、法，這些語言總理都懂。外事秘書馬列就曾說：“你要是什麼地方漏譯或錯譯，總理馬上就能發現。這就是給他當翻譯的不易之處——你甭想矇混過關。”
有一次，馬列把“美帝國主義”譯成了“美國人”，總理立刻提醒：“錯了，是美帝國主義，不要譯成美國人，糾正過來。”
還有一次，總理講到“無神論者”，馬列一下子想不起來這個詞兒，卡殼了。只好老實告訴周恩來：“總理，‘無神論者’這個詞我一下子想不起來了，您用英文提個醒吧。”
正因為總理懂外語。所以了解翻譯的難處和苦衷，所以給他當翻譯也有容易之處。
比如毛澤東同外賓談話，仍然保持一貫的語言風格，成語典故隨手拈來，國人聽來生動、感人、深刻，翻譯可就苦了，常常無法用外語表達出來。總理同外賓講話，盡量不用或少用難譯的成語典故，句子造得平易、樸素、準確，甚至一些計量單位也換算成公頃、公斤、米來講，而不用畝、市斤、尺：等國內市制，以免翻譯作難。
總理有一次批評秘書韋明，講過一句很嚴厲的話：“你知道爾是幹什麼的？你是我的秘書！”這句話是1954年講的。那以後，這話像長鳴的警鐘一樣，伴着我們度過了跟隨總理的全部時光。每個秘書都不忘自己的職責，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什麼身分，應該站在什麼位置，或說只能站在什麼位置。
陳浩曾經對總理和秘書的關係有個總結，我認為是比較切合實際的。
總理對秘書的態度是10個字：信任、尊重、民主、培養、關懷。
總理對秘書的要求是：認真負責、準確、及時、扼要、有日報、有建議、嚴格保密。
秘書的工作內容是：
．傳達總理的指示、批示；2．篩選電報。特別重要特別緊急的，隨收隨送；十分重要十分緊急的，送“第一辦公室”(廁所)；重要的、緊急的，放“第三辦公室”的辦公桌上；一般的，晚上總理批閱文件時再交給他看。3．加工經辦的案子。按總理要求，通順文字，齊全附件，理清來龍去脈，檢查是否合乎政策。4.划《參考消息》，將外電重要內容用紅筆劃出來，送“第一辦公室”(廁所)。5．做文件摘要，為總理節省閱件時間。6．起草總理的口授電報；幫助查閱地圖、經典著作、歷史事件的時間地點等資料。7．將各地各部門打來的電話寫成彙報條或當面向總理彙報請示。8．輪流值夜班。
．通知有關人員來開會；準備材料、作記錄，必要時整理成文件，經總理改定印發。
．隨總理出訪。事前作準備工作，出國后理材料，擬電報、值夜班等等。
由此也不難看出，秘書是為總理服務，向總理負責，決不可能總理“讓秘書牽着鼻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