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住行
周恩來出訪亞非歐14國時，有個很能眨巴眼的記者問：“周先生，你已是65歲的人了，為什麼看上去還顯得這麼年輕？你都吃什麼了？”
這個問題，不乏挑釁味道，但也不乏好奇。
尼克遜對這種問題的看法是：權力使人年輕。
一首歌唱的是：革命人永遠是年輕，他好比大松樹冬夏常青。
有位老幹部回憶說：“只有愛心才能使總理老是那麼年輕。”
不過，總理當年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我是一個東方人，我是按照東方人的生活習慣生活的。”
總理是按照怎樣一種東方人的生活習慣去生活的？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探尋的興趣越來越濃，甚至有些醫生也開始研究，研究總理長壽的秘訣。
絕大多數人會說：你講錯了。總理不滿78歲病逝，這不算長壽。現代人78歲實在是太普遍了。
但你不要忘了，如果人“醒”着才算活着，那麼總理的壽命絕對超過120歲的壽星；一些很有研究的醫生對我講，像總理那樣的勞心勞力，鞠躬盡瘁，換其他任何人也不會活得比諸葛亮長。“總理是累死的。如果作一項試驗，選10萬人在總理那樣的重負下經受總理那樣的勞作，不出一年會倒下1萬，不出5年會倒下3萬……”
這種試驗雖然不可能進行，但我相信他講的話。當我們20多個秘書對總理1個人，晝夜實行車輪大戰時，我就曾想過：換我處於總理的位置，我一年肯定徹底躺倒，而且不大可能再爬起來。
回到原來的話題：總理是怎樣按照東方人的生活習慣生活的？工作已經講過不少，本章講講衣食住行，下章講講休息娛樂，然後還有“夫妻之間”……衣周思來信奉並遵循“人靠衣裝馬靠鞍”的東方文明。
人靠衣裝，周恩來必然要有各種“講究”。我替他總結了4條：講究選料，講究款式，講究穿衣保密性，講究作衣的時機和理由。
首先談談在作衣置裝的選料上有什麼講究？
一進城，周恩來就跟我談話：“進城了，以後你就不要叫副官了，當行政秘書吧。”
當時也沒什麼正式命令，總理談了話，就從上到下都改稱我何秘書，並負責總理的生活。
談話后，總理交給我一項工作：“我參加活動多，儀容是否整潔，國內國外都注意；給你們提個要求，我的衣服一定要能表現出中國人的臉孔。”
那時，北京裁縫手藝最好的大約就是“紅都”了。五六十年代，只有外國使館和中國高級官員才能在那裏做衣服，用現在話講，是中央首長做衣的“指定廠家”。
我陪總理來到“紅都”，有關服務人員迎來，見到總理的激動喜悅自不必說，他們都知道總理的衣裝關係中國人的形象，將各種高級衣料向總理介紹：“為滿足出國人員需要，我們進口了一些英國呢料和澳大利亞毛料；各型各色比較齊全……”
總理搖搖頭：“不要進口的，要國產的。”
服務員馬上理解，向總理詳細介紹國產衣料。總理向我們交待：“今後我做衣，無論毛料布料，必須用國產的。”
總理仔細選擇了衣料。他對衣料和顏色大致是這樣選擇的：首先選了上海產的法藍絨，又選了青色粗呢毛料各做一身中山服。剛進城主要就是這件青色粗呢毛料中山服當“禮服”，接見外賓和參加重要活動都是穿這件衣服。接着又選了藍昧嘰布做一套夾衣；又選了普通的斜紋布、平紋布作夏裝。記得平紋布是灰色的，總理喜歡淺灰色，也是做成中山裝。做內衣都是選擇普通白市布，他不大喜歡穿棉毛衫，棉毛褲，都是用普通白布做成襯衣襯褲。
以後再為總理做衣，就是由我帶人選料了。按照他的習慣，無須再請他過目。比如有了國產毛的確良后，我們曾用這種料為他做夏裝。
我們還為總理做了兩件大衣。一件是用灰色昧嘰布做的夾大衣，春秋穿；一件是淺青色海軍呢大衣，冬天穿。
總理從不戴帽子，無須我們去挑選製作。
總理喜歡穿普通單色的線襪子，有了尼龍襪子后，據說毛澤東不喜歡尼龍襪，仍然穿線襪子。總理接受了尼龍襪子，60年代開始穿尼龍襪。
總理喜歡穿黑布鞋和黑皮鞋。他外出活動多，走路快，要求鞋盡量合腳。我曾陪他去東安市場買鞋，圍觀群眾很多，事後公安部門很緊張，怕安全出問題。總理不以為然，說：“那也得到群眾中去嘛，進城了又不是進了禁閉室，那就危險了。”我插話：“人太多，影響秩序也是實情。以後還是我們給你買回來。”
總理和我腳一般大，身材也差不多，鞋可以互相換着穿，汗衫和大衣有時他也穿我的。那次在東安市場沒買到合適的鞋，總理又到同春和鞋店去選了選，還是沒合適的。
雖然是晚上，人仍然不少，認出了總理，圍觀造成混亂，怕影響營業秩序，總理就回來了。後來還是定做了一雙皮鞋。並且特別關照：“要用國產牛皮。”
總理佩戴的東西也都是國產貨。小到手絹大到手錶。剛進城時，實行供給制。我國還不能生產手錶，中辦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從香港買來手錶，每人一塊，給總理的那塊是瑞士產的勞萊司自動表。總理欣賞一番那塊表，發出一聲感慨：“什麼時候能讓我戴上自己生產的手錶呢？”
上海首先使總理實現了願望。記得總理聽說上海生產出手錶的消息后，無限欣喜，揚手遙指東南：“告訴他們，我買一塊。按市場價買。我給他們做廣告！”
那時人們對廣告的認識同現在遠不能比，若是人們有現在的頭腦和意識，總理給上海表作廣告的舉動，不知將被有頭腦者做多少文章，產生多大的影響，帶來多大的市場和效益呢。
上海手錶廠為總理精選了又精選，送來一塊上海表，要了120元。後來市場價就是元。周恩來以後參加各種活動，亮出手腕看錶時，就為上海廠作了廣告。隨着上海手錶廠的發展，後來又換了帶日曆的上海表。
總理從貼身所穿背心汗衫到外衣、外褲、鞋襪、手錶、睡衣、手絹、牙具等所有物品，都是表現中國人臉孔的國貨。他曾對我們說：“進口是必須的，國外許多東西比我們先進么，拒絕學習利用是錯誤的。但我作為總理，代表着中國人的臉孔，中國人的骨氣。只要我們國家能生產的，我就要用國貨。都不用國貨怎麼能發展民族工業？我們時時都要想着為發展民族工業多作貢獻。”
不過，總理也遇到了兩大難題。
第一個難題是刮鬍子刀。
總理的大鬍子是很出名的，又多又硬還長得快，長征及初到陝北時，留下來一些蓄有鬍子的照片。總理曾撫着那一部美髯幽默地自嘲：“轉來嘴角無覓處，忽聞毛里有聲音。”據說這是蘇小妹挖苦蘇東坡的話…進城后，總理外事活動頻繁。他注重儀容，鬍子要天天刮。修面是北京飯店朱師傅負責，但不可能天天麻煩朱師傅，所以平常還是總理用安全刀自己刮鬍子。
其實，總理也不願刮鬍子那麼勤，他不只一次皺着眉頭，一手抓着刮鬍子刀，一手撫着刮疼了的下領，搖頭嘆氣：“咳，太浪費時間，太浪費時間。”
在我們的國家領導人中，總理可說是真正日理萬機的唯一的一個人，你想想，活動安排都是一分一秒地計算，連從中南海到人民大會堂這段路所需5分鐘都要算出來，刮個鬍子也要佔用5分鐘，總理能不急嗎？連呼浪費時間。
偏偏國產刀片質量太差，始終“疲軟”，不能痛快解決總理的鬍子問題。於是，矛盾越來越突出：刮鬍子修面直接關繫着中國人的臉孔，用外國刀片修出的中國人臉孔，即便外面不知道，總理內心總是不舒服的。所以他要用國產刀片；可國產刀片直到總理病逝，始終沒有爭氣，新刀片連一次都刮不完就變鈍了。也許是多數中國人的鬍子少？
對於鬍子少而軟的多數人，國產刀片是可以連續用一段時間的，可是像總理這樣的大鬍子，硬鬍子，確實沒有一次能痛快刮完。往往是還剩一些鬍子沒刮凈，兩面刀片已是都鈍了。總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用熱毛巾敷軟鬍子，再打些肥皂，再刮。
有時刮著困難，他蹙着眉頭忍痛，還要咬着牙加快刮臉速度。工作等着呢，時間不饒人啊！我們看在眼裏，難受在心裏；怎麼就煉不出好鋼，生產不出“過得硬”的刀片？
有一次到緬甸訪問，去之前，當時的衛士長成元功對衛士高振普說：“這次出去，咱們領10元外匯，給總理買幾個刀片吧！”
總理每次出訪，從來不領按規定應該領取的出國外匯，都替國家節約了，並且影響帶動我們所有隨行人員，也都不領不用，多為國家節省一些外匯。從沒像現在的出國人員，大件小件往回買；出一次國，提高一次生活水平。
我記得很清楚，去緬甸那次，買回4包刀片，每包5片，共20片。帶回國后，替總理裝好安全刀，總理匆匆刮臉時，很快有了感覺，臉上一喜：“噢，”他輕輕叫一聲，“刀片質量提高了嘛！”
我們可真狼狽了，抓着頭皮，說也不是，不說也不是。看着鏡面上總理那喜形於色，颳得輕鬆痛快的表情，真不忍心破壞他的情緒。
鬍子刮完了。總理用毛巾擦擦臉，旋開刀架，嘴裏喃喃着：“是上海的刀片嗎？”
看到總理擦抹刀片上的肥皂沫，我忙回答：“是在緬甸買的外國刀片。”
總理臉色一下子變黯淡，看着刀片上的外國字母，微微皺了皺眉，再沒說什麼。
唉，那時多麼希望我們能生產出自己的好刀片啊！
這20個刀片，維持了一段時間。用鈍了，就送到北京飯店的朱師傅那裏去磨一磨再繼續用。因為這種刀片磨過之後也比國產的新刀片好用。
總理確實時間太緊，刮鬍子又是不能少的一項內容，所以對這20個刀片例外地沒有批評我們亂花錢或是堅持用國貨。畢竟對工作有好處么。所以，當刀片確實無法再用的時候，我們就托外貿部副部長李強幫忙，請他出國時幫總理買幾個刀片，講了總理刮鬍子的難處。
“怎麼不早告訴我呢？”李強說，“放心吧，這事交我好了。”
李強用自己的錢給總理買了幾十個刀片。總理刮鬍子時，我們告訴了他這件事。
“上次沒說你們，這次怎麼又買了？”總理不高興了，“而且不經過我同意就隨便讓別人替我掏錢買！別人不了解我，你們不了解嗎？”
“這種刀片國內還生產不出來么，”我們解釋，“國產刀片刮不動你的鬍子，還影響工作。”
“刮不動，我可以去理髮館刮！”總理生氣了，扔下外國刀片，到理髮館修面去了。
我們可以理解，他真正不舒服的原因，還是國產刀片質量上不去。
沒辦法，我們就去找大姐，請鄧大姐替我們說情。
鄧大姐利用在一起吃飯的時機，慢條斯理勸說：“他們也是好意，你那個鬍子確實是個大難題，既然能節約時間，有利工作，這次就用吧，以後不再這樣搞就是了。”
總理沒再說什麼。他承認鬍子確實是個大難題，勉強接受了“既成事實”。這幾十個刀片真解決了大問題，總理用了好長時間。
後來，國外又生產出電動刮鬍子刀。總理又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忙得飯都吃不上，更不用說刮鬍子。他不接受也得接受電動刮鬍子刀了，因為活動緊張時，常常三天五天地處於公開場合，根本沒機會刮鬍子。這時候就只能利用在汽車裏或上廁所的短暫時間，用電動刮鬍子刀匆匆地把臉上冒出的胡茬“打掃打掃”凈。
總理遇到的第二個難題是怕熱耐寒，這使他不想突出也常常在一群領袖人物中鮮明地突出出來。
戰爭年代，總理穿過棉衣棉褲。所以，剛進城時，雖然知道總理不怕冷，仍然在秋涼時節，由我作主替他縫製了一身絲棉襖。接着是入冬，毛澤東去莫斯科談判不順利，毛澤東點名要周總理去談。我就向總理建議：“總理，蘇聯比咱們黑龍江省還要冷，聽說吐痰動作慢了就會凍在嘴唇上。”
“那是胡吹，”總理笑着搖頭，“我去過蘇聯，冷是比我們這裏冷點，沒那麼嚴重。”
“西伯利亞跟莫斯科還不同。整天講西伯利亞寒流，那邊來勝風，我們就能冷大半個中國，普遍降溫，可想不是吹牛。我們這次還要參觀他們的工業城市，在西伯利亞少不得要走走，那就到了寒流的老家了。”
“你講這些是什麼意思？”
“你需要一件皮大衣，和一頂皮帽子。”
“我不需要。”總理搖頭。
“有備無患。”我勸說，“你不是去觀光，也不是做客，是去做工作呢。萬一凍病了，躺倒了，就要影響黨和國家的大事……”
總理被我說動了。沉吟一下，表示同意：“那好吧，聽你的。”
於是，我們給總理做了一件皮大衣，一頂皮帽子。我以為這次是真做對了，莫斯科比北京冷得多，我們是毛衣毛褲，棉衣棉褲，再加皮大衣，仍然冷得不敢在野外長時間停留不動。特別是到西伯利亞，零下30多度還是好天氣，夜裏一颳風可真不得了，雖然不至於吐痰凍在嘴唇上，唇上也確實不敢沾唾沫，沾濕了就馬上有結冰的感覺。
我有點替總理擔心。因為一帶皮大衣，他就把毛衣毛褲，絨衣絨褲，棉衣棉褲統統丟下不帶了，上身除了外衣，只多一件夾背心；下身就是一層襯褲一層外褲。大衣是個皮筒子，上下通氣灌風，真怕總理凍出病。
這一層擔心很快就消失了。那是難以想像難以置信的，總理即便在零下30度的嚴寒中一站3小時，所有人臉上都會出現青灰的寒色或雞皮疙瘩，總理卻紅光滿面，從皮領口和帽沿下流出騰騰熱氣。不動還好，稍有運動，比如說走着參觀，工夫不大，他竟能流出汗來！
“上當了，上當了。”總理開始小聲發牢騷，“這傢伙又沉又熱，何秘書，我可是上你們的當了。”
總理不時地用手提提穿在身上的沉甸甸的皮大衣。他是極講儀錶的人，什麼衣服穿上身，決不隨便解開一個扣，再熱也要保持整齊。
我很納悶：“總理，我們毛衣毛褲，棉衣棉褲還要穿個皮大衣，你……”
“我怕熱，你又不是不知道！”總理心裏有氣。
“轉戰陝北到進京，你也穿過棉衣……”
“那是蓋棉被！”總理糾正，“那時走到哪兒，隨便一倒就睡一覺，棉衣是當棉被。
現在我又不需要走到哪就倒在哪兒睡……”總理搖着頭，朝我揮揮手：“上當了上當了，你忙你的去吧。”
在莫斯科，總理基本不穿那件皮大衣，只是多穿一條布襯褲，上身加件我的絨衣。
就這一身，到處走走看看，沒有事。
我不能不擔心。哪伯是穿上那件海軍呢大衣呢？偏偏帶了皮大衣就沒帶海軍呢大衣。
總理連呼上當，本來就不高興，所以穿得再少也不敢多勸了。
然而，離開莫斯科，到了西伯利亞就不能不勸了。有時氣溫能降到零下三四十度，再挨罵也得勸他穿上皮大衣。當時我可沒料到這一勸犯了多麼嚴重的錯誤。
那一路多次停車，參加地方黨政領導人舉行的宴會，參觀工廠。戶外活動時，總理穿了皮大衣。在客人面前，他不能說熱也不能嘀咕上當了，熱着熱着，忽然鼻子一濕，忙把頭轉向一邊，用手絹去堵。
糟了，總理流鼻血了！
從這次“血的教訓”，我才明白總理確實怕熱不怕冷。回到專列上，總理丟下皮大衣，又開始說“上當了。”大家面面相覷，都默認這是事實。
此後，這件皮大衣就壓了箱底，總理再沒穿過一次，直到他逝世。鄧大姐對我說：
“這件大衣基本沒穿過，還新着呢。總理逝世前有交待，那時是供給制，大衣應是公物，還是把它繳還公家吧。”
於是，總理1950年1月20日訪問莫斯科所穿的這件大衣，在25年後又新新地“完壁歸趙”還給了公家。
我們為總理做的那件絲棉襖，總理也從沒穿過。我們也接“血的教訓”，一次沒請他穿。每年冬天，總理下身就是一條襯褲、一條外褲，上身就是一件襯衣，一件呢子外套，偶爾加件夾背心。天氣最冷時，哪怕是去機場迎送外賓；所有主人客人都是一身棉又裹一身皮毛，只有總理一身單，外面穿件呢子大衣就可以在寒風裏一站兩個小時，紅光滿面，沒有絲毫寒冷之狀。這使許多人都驚訝不已。賀老總等幾位首長想學學總理，可是不行，在機場上一站就明白不是挺一挺能過去的。也只有總理是個例外。
總理不怕冷也不怕感冒。他極少感冒，偶爾有點感冒，嘴裏含口酒就可以好。常聽議論：蘇聯人在寒冷中生活慣了，特別經凍。還有一種說法：白種人比有色人種耐寒；白種人比黃種人耐寒，黃種人比黑種人耐寒。如果這種說法真有什麼科學根據，那麼周恩來肯定是個例外。他比絕大多數白種人都耐寒。記得1965年11月，總理去羅馬尼亞參加喬治·烏德治的葬禮。那天風雪交加，雪是那種顆粒狀的雪，不像那種輕盈飄落的雪花，而是像沙暴一樣橫掃一切。這種天氣的寒冷總是帶着鑽透力和齕咬力，總理在這樣惡劣的天氣里，不穿大衣，不戴帽子，站在一群皮毛裹身的各兄弟黨和國家領導人中，默哀，送葬。
墓地很遠，儀式又長，從早晨8點到下午1點，總理在風雪中整整站立、緩行了5個小時。
不斷有各國外賓驚訝地打量總理，關心地問幾句：“怎麼沒穿大衣？“今天變天了，你穿這麼少……叫人取些衣服來吧？”
一位外賓甚至批評起我們這些隨員：“哎呀，你們就是這麼保護你們的總理？天這麼冷！”
我們不想多解釋，多解釋怕嚇壞了他們；我們的周總理何止是沒穿大衣？他連毛衣毛褲都沒穿一件！
總理不但對穿戴的選料有講究，對如何穿戴及款式也是蠻有講究的。
總理這一生，多數都是在禮儀環境中度過，極少有隨便鬆弛，自由自在的時候。我們私下聊天，都覺得總理這一生太累太苦了。
毛澤東在穿衣方面很與他的性格有關：寬鬆隨意，無拘無束，漫不經心。他穿衣往往由衛士幫忙，自己並不動手，也不會注目在他面前手忙腳亂的服務人員；他的目光落在你身後很遠的地方，可能正在看赫魯曉夫幹什麼或美國人跟越南人打成了什麼樣？這個時候，你給毛澤東穿什麼衣服？紐扣是少了一顆還是扣錯一個眼？胸襟上的菜湯是否洗去了？他都不管。你怎麼擺弄他怎麼動，聽話得很；衣服給他穿成什麼樣就是什麼樣，扣子扣錯一個眼，衣服左高右低，歪一天沒人說他也不知道。
周思來的穿衣也反映出他的性格：規矩嚴整，清潔平展；認真仔細，一絲不苟。他不叫衛士幫忙，穿衣脫衣都要自己動手。就寢時，他每脫一件衣褲，都要疊放整齊，從不亂扔，更不會胡亂一揉一堆；他從外衣褲到內衣褲，從下往上一件件疊放好，第二天起來，又從上往下一件件取來穿上；按部就班，順序明確。他不但衣服一上身就要系好每一個扣子，神展每個衣角袖口領口，而且注意不能有一點點污漬。一旦發現，哪怕只是米粒大的污漬，他也會馬上用濕毛巾仔細地擦去。我不只一次被他那種愛好清潔，仔細揩拭去濺到身上一點污漬的專註神態所打動。那神態常使我聯想到愛惜羽毛的勤於梳理功鳥兒。
毛澤東喜歡“亂”，屋裏的書，床上、椅上、桌上、沙發上“隨便”扔，越亂他越好找，誰若不經他允許而破壞了他的“亂”，越歸置得整齊有序越會挨他批，惹他發脾氣。他會由於這種人為的整齊有序而無法一下子找到自己要找的東西。
周思來卻是講究條理順序的人。一天到晚無論多忙，都忙得有條不紊，生活和工作井井有序。辦公桌上的文件按輕重緩急排放得清楚規律，閉上眼也不會拿錯；紙墨筆硯文具眼鏡各自就位；舉手就能拿對；就連衣服口袋也都分工明確，永遠不亂揣東西。手絹是固定裝在右邊的褲兜里，左邊的褲兜裝手紙；右面衣袋裝眼鏡盒，盒裏還放兩支圓珠筆，左邊衣袋裏永遠是裝筆記本；上衣袋裏只裝別人遞來的名片或彙報條，涉及機密的材料就放入貼身的內衣袋中。這種條理性和規律性保證了總理的工作效率，從來不會發生手忙腳亂找不到東西的情況。一有事，他說走就走，不像一般人，越急越丟三落四地邁不開步。
由於長期生活在禮儀環境中，時時要面對照相機，攝影機鏡：頭，時時要面對外賓、內賓和廣大群眾的注目，他養成了穿制服的嗜好。他多次對我們講：“衣着整齊是一種禮貌，表示對人家的尊重。
一旦養成嗜好，就不容易去分場合。所以，總理即便在家裏，四周圍沒有外人，也總是衣着整潔，連領扣也不放鬆，好象面前有個攝相機隨時記錄著他的一舉一動，他理應永遠保持自己的形象，保持好中國人的臉孔。
前面講了總理怕熱不怕冷，那只是一個方面，是對冬天而言。
到了夏天，總理就變了，比我們任何一個人都不懼暑熱。
記得進城后，總理做的布料服，都是淺灰色的中山服，有斜紋布，也有平紋布。他認為孫中山“發明”的這種中山服是最能表現中國人臉孔的，當時的幹部制服都是中山裝。夏天無論多熱，總理穿的也是布稍稍薄一些的平紋布中山裝，而且太“正統”太“制式”，中山裝里還一定要穿襯衣，衣領整齊地露一圈白邊。當天氣熱得人恨不能脫光了再泡在涼水中時，總理也堅持“全副武裝”，他甚至不肯赤腳穿拖鞋，一定要穿雙短襪子。
公開場合這樣嚴整還有一定道理，回到家，沒有外人，仍然保持這種“嚴整”性，我們可有點受不住了。總理辦公，哪怕熱出一身汗，決不會脫下那身制服，連領扣都不肯鬆開。他這樣表率，我們就不得不跟着注意。在自己辦公室還可以悄悄脫下制服，隨意地只穿件汗衫或圓領衫，赤腳踩雙涼鞋。但電鈴一響，就趕緊穿制服，全身嚴整地去見總理。
記得有次熱浪襲擊北京，熱得人要死要活，張開嘴喘氣。總理開會回來，汗水濕了全身。他匆匆去沖涼，從衛生間出來，已，經又是全身披掛，制服領扣都系嚴了。在辦公桌前坐下，還認真戴上工作袖套。
我們幫他開了電扇，電扇前還放盆涼水。但那風仍然是灼人的熱風，總理剛坐下，汗水已經又流出來。
“總理，”我終於忍耐不住，打斷他的辦公：“我想給您提條意見。”
“噢？”總理抬起頭，由於汗水不斷被電扇風吹乾，臉上變得粘濕；他認真望住我：
“說吧，有什麼意見？”
“天氣這麼熱，”我朝辦公室外望一眼，在聒耳的蟬鳴聲中，空氣熱得浮動波顫，“你不脫外衣，我們也就不好脫，太受罪了，影響辦公啊。”
鄧大姐很少有地也走進了總理辦公室，支持我的意見：“是啊，這麼熱。你那是幹嗎呀？又是背心又是襯衫，外邊還要套制服，穿那麼多！”
總理打量自己：“我覺得還可以……問題不大。”
“等覺出不可以就晚了。再說，大家都捂着……”
“你們可以脫，不要跟我比。”總理還不肯放棄“形象”。
“你不脫，我們怎麼好脫呢？”我拿定主意要讓總理解脫些，輕鬆些，“在家裏又沒什麼影響問題，完全沒必要受那個熱罪……”
這時，許多秘書和衛士也進來勸說，提意見。總理見眾口一詞，才勉強動手去解領扣、衣扣。
從這天開始，總理在辦公室才不再堅持穿制服，穿上了汗衫或香港衫，但他一次也不穿圓領衫，更不肯赤腳穿涼鞋。
記得1954年英國工黨領袖艾德禮來華訪問，天氣熱得厲害，艾德禮穿上了短袖衫，總理卻仍然保持他的禮貌，整整齊齊地穿：着制服，並且認真扣嚴了領扣和每一顆紐扣。
總理在公開場合一直嚴整地穿制服，偶爾在遊覽時穿過西服；他有一身西服，基本沒怎麼穿，好象只在日內瓦會議和出訪非洲時穿過那麼幾次。
總理自己禮貌嚴整，對周圍人也這樣要求。有次，某國大使館舉行國慶招待會，總理去參加了。雖然時值盛夏，總理依然制服加身，嚴格齊整。他向使館內走去時，目光在跟隨的政府官員中一掃。政府官員受總理影響，也都注意外事活動中的形象，個個衣冠楚楚。唯有黃炎培老先生不大在意，穿着一條西裝短褲就來了。
總理招招手，叫來禮賓司一位同志，小聲吩咐：“你去提醒黃老，怎麼穿短褲來了？
主人會誤以為對他們不尊重。你請他趕緊換條長褲再來。”
但是，這種禮貌要求也有不得不放一邊的時候。
總理出訪越南，胡志明主席到他下榻處來看望。面對閃光燈和照相機鏡頭時，胡志明腳踏“陸海空”膠鞋，身穿制服，保持了他平日的形象。記者拍照一結束，胡志明馬上脫衣換綢衫，一邊催促：“都快把制服脫掉，我先脫。”他特意關照老朋友周恩來：
“我知道你禮貌多，可也得分在哪兒。到這兒就是到家了，沒那麼多禮。”
胡志明歷來沒那麼多“禮”，在他的總統府里也是這樣，新聞記者一拍照完，他就忙脫衣服，寬鬆一下自己。周恩來出訪的原則是“客隨主便”，到這裏也就只能隨胡志明緊着脫制服了。
回國后，這個故事從我們3組傳到1組(負責毛澤東的衛士組叫1組，劉少奇的為2組，周思來的為3組)，又傳到毛澤東耳朵里。毛澤東聽后一笑：“恩來也能被脫了制服。”
毛澤東進城27年，在我的記憶里只去過西花廳一次，小坐片刻就走了。他習慣召人來，沒有或極少有串門的時候。他見到的周恩來自然都是“制服形象”，不能想像他還會在外事活動中被動員脫下衣服。
也巧了，周思來訪問過越南，胡志明又來訪問北京，也趕上個大熱天。毛澤東一候拍照告一段落就脫衣服，一邊脫一邊催促胡志明：“脫脫，到我這裏來就是到家了，放開些，隨便。”
那天也確實悶熱，毛澤東脫得剩下個背心時，仍在催促胡志明：“脫脫，脫光了談話舒服。”
胡志明脫下制服就想停，見毛澤東脫得剩個背心，只好繼續脫。等他只剩件背心時，毛澤東已經光了膀子，笑着催促：“都脫了。到家了，隨便。”
胡志明怔了一下，手撫長須呵呵笑了。他笑起來很像孩子。把手中的摺疊扇用力合上，客隨主便，一下子脫光了膀子，兩位領袖人物就這麼光着膀子高談闊論天下大事。
這件事傳到總理耳中，我們開玩笑說：“幸虧總理沒去，總理要是去了可該怎麼辦？”
總理只是笑，未了說一句：“也許就誰都不用脫了。”
總理穿衣還有個大講究，是只有我們這些身邊人才知道的，外界難以知曉。就是講究保密，有時甚至是“嚴格保密”。
從莫斯科到阿爾及爾，從日內瓦到雅加達，許多國家的服務員都知道周思來總理有個皮箱子，警衛人員看守很嚴，裏邊不知藏有多少重大機密或錢財。特別是到第三世界國家，一旦決定給他們援助，有的服務員就指指那箱子，悄悄問我們的同志：“你們援助我們的錢都鎖在那個箱子裏面吧？”
每逢這時，我們只能笑着搖搖頭，但馬上又感慨萬千地點點頭，心裏別有一番酸澀的滋味。實在說，給他們的每一項援助，都與這個皮箱有着最直接的關係。
這其實是總理的行李箱，裏邊裝有他的生活用品。
有一條總理在家使用的棉被。這是出於衛生和安全上的考慮，也是因為總理用慣了自己的被子，所以出國不使用賓館的高級被褥。總理這條被子的被面是綠色平紋布，被裏是粗糙的白市布，中間一個薄薄的棉花套。還有個養麥皮枕頭，進城后始終是這個枕頭，很舊了。
有件睡衣，進城時就穿着，早磨光了絨毛。由於總理睡前有辦公習慣，背部着床多，所以那裏首先磨薄磨破。先破小洞，我們就動手補，漸漸磨成大洞，補不勝補，就將整個後背換掉，破了再補，補丁摞補丁，一直穿到去世也捨不得買新的。
有三雙襪子，沒一雙不帶補丁，特別是腳掌部分，幾乎每星期都要由我們拿去補一次兩次。衛士成習慣了，總理一上床，就檢查他的襪子，發現新洞，馬上拿走去補。第二天早晨再提着襪子進來交給總理穿。這種情況直到有了尼龍襪子后才稍好些。尼龍襪子結實，不那麼容易破。
總理的毛巾更不好見人。擦臉巾磨得沒了絨毛，漸漸像了紗布，漸漸磨出洞，洞越來越大時，總理就將毛巾從中間剪開，將兩邊換到中間對縫起來繼續用。因為毛巾都是中間使用多，先磨破，而兩邊很少磨損。
總理的擦腳巾更不好說，是用廢紗布縫起來當腳巾，幾十年就是這樣用紗布。
總理用的牙杯上，印有“保家衛國”，這個牙杯用到去世。無須多說，“保家衛國”
個字，就說明了這個杯子的年頭和質量。
總理使用的是豬鬃牙刷，白玉牙膏，力士牌香皂。那時的力士牌香皂沒有香味，鹼性大，我曾幫他買過一塊檀香皂，結果挨了頓批：“你是不是還想買些香水頭油回來？”
從此，再沒人干這種“討人厭”、“討人嫌”的傻事。
總理的內衣內褲，件件補丁摞補丁。因為怕國外有傳染病，我們要保證總理的安全，所以他的內衣內褲不能拿到街上去洗。何況總理的內衣褲補丁那麼多，拿出去影響未必好。萬一是用攪洗機，這樣的衣服肯定會被攪破。在家我們可以幫總理洗衣，在國賓館顯然沒辦法，沒法拿出去晾曬，萬一被照張相，還不知會引出什麼故事來？所以，出國就只能交大使館，請館裏的女同志幫忙洗。每逢這時，都是大使夫人親自動手為總理洗，許多大使夫人都是邊洗邊哭。記得總理在馬里訪問時，大使賴亞力的夫人看到總理穿的衣服，有的補丁摞補丁，有的布都糟了，稍一用力就破個洞；所有這些襯衣，只有領口袖口是換了新，露在外面一圈不會被人發現裏面的內衣破舊成什麼樣。她一邊洗一邊流眼淚，輕輕喃出幾聲“總理……”就是說不出一句完整話。
作為我們一個六七億人口的泱泱大國的總理，穿這樣破舊的衣服，叫外國服務員看到了會怎麼議論？他們不了解我們的國情，和我們的價值觀、道德觀也不同，難免不理解，所以還是向他們嚴格保密為好。所以，每天早晨總理一起床，首先由我們的衛士進去，該收的收，該藏的藏，行李箱鎖嚴實了，才放服務員進。到了晚上，總理再休息時，才開鎖取出卧具、牙具和衣物。
服務員見不到開箱子，自然以為裏面都是貴重之物。但是，以總理為代表，中國人民正是這樣節儉奮鬥，才盡自己所能省出了錢物支援那些第三世界的國家和人民。
當然，對於那個年代的許多援助應當怎樣評論？要有具體的分析，不能一概肯定，也不應一概否定。但其基本說法沒錯：援助是相互的。
總理的節儉不只表現在“補丁”上，主要還是腦子裏時時想着。
他的毛巾磨破了中間部分，就剪開來將兩邊縫到中間用。毛澤東也是這樣。總理還有個特點。我們用破兩三條毛巾，他的毛巾才磨破。我們都發現了其中的秘密，就是總理從來不兩手抓了毛巾用力擰乾，只是用兩手合力擠出毛巾里的水。這樣毛巾雖然不會擠干，擦着不如擰乾的毛巾舒服，但擠毛巾不會擠斷纖維，而擰毛巾會擰斷纖維，這是總理講給我們的道理，所以他的毛巾使用時間長。
他每次刷過牙，總要多甩一陣牙刷。我們納悶，先後有幾位同志問：“總理，你刷牙怎麼沒完沒了甩牙刷牙杯呀？”總理笑着問：“你看牙刷上的豬鬃怎麼扎在牙刷把上的？”
“當然是用線紮上去的。”
“水不甩盡就會把線漚斷的。”總理笑着解釋，“而且，這麼甩一甩也是運動，一舉兩得，何樂不為？”
總理對於他的制服，很講究，不允許有補丁。這麼大個國家的總理，穿着補丁衣服會客顯然不好。所以，他對衣服穿用都很仔細，減少磨損。比如辦公，一定要戴袖套，他每天批閱公文常在10個小時以上，袖底很容易磨破。即便戴着袖套，每件衣服最先磨破的仍然是袖底部位。既不能丟棄舊衣，又不能帶補丁，這時總理就把衣服交我拿到王府井去織補。富有經驗的老師傅們採用織補的辦法，衣服補好了，還不會叫人一眼看出補丁。
對於內衣內褲，總理不大講究補丁的形狀用料，但是，袖口領口是一定要搞好的。
有的確良布后，我曾建議把總理磨破衣領或磨得已經毛邊了的衣領，都換成的確良衣領，總理對這個建議很滿意，表揚我：“既節約，又能較好地保證我們中國人的臉孔。”
對自己人，總理不在乎“臉孔”。每次出國，大使館都是提個漂亮的小皮箱，把總理的換洗衣服裝走。洗凈晒乾后，再用漂亮的小皮箱裝回來。
年底到1964年初，總理計劃出訪歐、亞、非的19個國家，后因烏干達政局動蕩，減為訪問14國。當年這是一次很有國際影響的出訪。
記得到了埃及，大使館來人，也是用漂亮的皮箱把總理的換洗衣服裝走了。送還衣服時，陳家康大使的夫人徐克立親自來到賓館，一見當時的衛士長成元功，就開始發火：
“你們簡直不象話！”原來，她也是親自為總理洗了衣服。她不是邊洗邊哭，而是邊洗邊難過，邊上火，現在抖開總理的舊衣服朝着成元功發作了：：你看看，你們都看看這種舊衣服，連我們使館的工作人員也沒有誰再穿，你們就叫總理穿這樣的衣服？太不象話了！”
成元功苦笑說：“我們不想給他做新衣服嗎？可你能說服了他嗎？”
“那不行，後面還要走好多國家呢，我們六七億人口的大國，總理穿這樣的衣服怎麼行呢？”徐克立從包里取出三件外國襯衫，說：“我和老陳用自己的錢買了3件襯衫，我們知道總理的習慣，這不是花公家，算我們送他的還不行嗎？”
徐克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她知道總理從不肯讓公家花錢，不要出國補助，她可不知道總理對衣裝的第一要求應是能表現出中國人的臉孔，怎麼可能接受外國襯衫呢？
但我們跟她講不明白，最簡單的辦法還是叫她自己去碰碰壁：“那最好你自己去跟總理說吧？”
她去了。她碰了壁。
“我們是拿自己的錢給您買的！”徐克立強調她和丈夫是公私分明的。
“你們的錢又是哪裏來的？還不是國家的外匯嗎？我要是做衣服，在北京就做了，何必花外匯在國外買？”總理始終強調一條：帝國主義對我們搞封鎖，外匯尤其珍貴，要花在刀刃上，一分不能浪費。他只收下自己的舊衣服：“再說，我也有襯衣，破一點兒，還能穿么。”
總理到底沒有接受這3件襯衣。
總理“愛惜羽毛”是否過分了？注意清廉節儉是否過頭了？是否過猶不及，不值得宣揚了？我們這些“身邊人”從不這樣看。有次我們給他買來新襯衣，想造個“既成事實”，被他狠批一頓，命令退貨。事後，他有段話給我們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這樣做是不是有點過分？”他像是問我們，又像問自己，帶着沉思的表情停頓片刻才又說：“我看不過分。前提是我們國家還一窮二白。這裏有兩種考慮。六七億人口的中國，不就是我一個總理嗎？再窮也不缺我幾身新衣服，何況對外還有個影響問題。
這話不是沒道理。但我們不能少了另一個考慮：身為六七億人口大國的總理，我怎樣做不是我一個人的事，這表明我提倡什麼？六七億人口是應該提倡節儉，還是現在就不顧國情去追求享受？我更多考慮的是後者。”
總理的第4個講究，就是講究作衣置裝的時機和理由，或叫目的。
就我所知，總理進城后，大約做過5次衣服。
進城不久，他搞過一次“大規模基本建設”，就是前面講過的，做了大衣、夾衣、夏裝，都是青色、藍色或淺灰色的中山裝，要表現出中國人的“臉孔”。
年6月，周恩來第一次訪問印度，與印度總理尼赫魯發表聯合聲明，重申了中印兩國政府在4月29日的協定中首次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內政；(四)平等互利；(五)和平共處。
這5項原則現在已為世界最大多數的國家和政府所承認和擁護。這5項原則是由毛澤東最先提出基本精神和內容，由周恩來具體化成5項原則。據當年的外國記者報道，尼赫魯對簽署這5項原則曾有過猶豫。是年輕的甘地夫人被周恩來那亞洲最偉大政治家的翩翩風度所吸引，深深地受到感動，並為之“着迷”。她運用自己的全部影響和力量，“終於說服尼赫魯接受了周恩來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是當年國外報紙登過的報道，我雖然記不全具體文字，但大意是記得清楚並無法忘記的。
就是這次訪印歸來，我們接受了教訓。印度熱得受不了，總理穿的衣服都是布做的，太厚，熱得流鼻血，影響活動。訪印后又訪緬甸和越南，今後訪問東南亞、印度及印度支那的活動不會少，所以周恩來同意我們為他做了兩件綢衫。由此進一步考慮下鄉時也會有個穿制服不便參加勞動的問題，我們陪總理逛了趟天橋，為總理買回兩件襯衣，淺藍色，便於下鄉穿，便於參加生產勞動。
這算第2次買衣服吧。
第3次是去柬埔寨訪問前夕，因為柬埔寨國王去世，處於國喪期，總理下令，代表團全體人員每人做一件白色西服，帶有弔唁哀悼之意，總理自然也不例外。這次作衣的目的性很強，並非一般添置衣裝。為此，西哈努克親王很受感動，與周總理建立了深厚的私人情誼。
第4次作衣置裝是在1963年，周恩來訪問歐、亞、非的14國前夕。這是總理第一次訪問非洲，意義重大。
行前，我們工作人員討論這次活動的準備情況。有人說：非洲那地方沒人敢去，溫度特別高，蚊蠅又多又厲害，咬得人受：了。大家都沒去過，就有些緊張，把鄧大姐姐請來，商量辦法。
我說，要接受10年前訪問印度的教訓，聽說非洲比印度還要熱，應該預作準備。總理50年代做的衣服都已破舊，一旦熱得穿不住制服，襯衣沒有一件適合公開場合“亮相”，所以必須做幾套適合熱帶穿的衣服。
大家都是這個意見，鄧大姐也同意，並徵得總理認可，我們為總理的衣裝進行了自年代初以來的第一次“大規模更新”。所謂“大規模”是比較第2次、第3次那種有目的有限地添置一兩件衣服而言。這次趁14國之行，為總理做了幾件一百支紗的府綢白襯衣，做了毛的確良中山裝，那是淺灰色有暗格暗道的當時國內比較好的料子。總理腳上那雙黑皮鞋已經換過幾次掌，趁這次去非洲，我們為他做了一雙皮涼鞋，配淺色衣服，涼鞋選了棕色牛皮。這次“大規模更新”也許不如現在青年人的隨便一次換季，但對於我們的總理，卻是50年代到60年代的十餘年間，唯一一次認真的添換新衣。
年代到70年代，總理10年未添新衣。進城時做的那件法藍絨中山裝，雖有工作袖套保護，也多次破損，經我手多次送到“紅都”服裝店請王師傅織補。到70年代，已經有外賓看出了總理那身“禮服”是織補過的，並傳說出去。
於是，我有了理由，在基辛格訪華前夕，鄭重給總理提意見：“你那套衣服會見外賓實在不行了，再做一套吧，仿原來那套法藍絨的，不改變樣式，還是過去形成的一貫衣着形象……”
總理終於同意了。在基辛格訪華前夕，做了一身新的法藍絨中山服。這身衣服中國人都很熟悉，就是總理坐在沙發里照的那張半側像，被群眾廣為張掛，並被《周恩來傳略》一書選為封面；就是這張照片上總理所穿的那身衣服。
這件法藍絨中山裝，總理一直穿到1975年3月。根據總理一貫的意願，他去世后，我們選擇了這件衣服為他着裝，這在後文有所交待。
食周恩來愛吃什麼？平日吃什麼？吃東西忌什麼？這恐怕是許多人都想知道的內容。
有人說，周恩來祖籍浙江紹興，出生在江蘇淮安，自然是喜愛吃江浙風味。他的廚師桂懷雲就是江蘇人，說明他喜歡江浙風味的飯菜。
這話不準確。周恩來的一生，去過地方太多了，其中生活戰鬥過較長時間的地方，不但有東北、天津、江西、安徽、湖南、陝北、重慶、南京、北京等飲食風格迥異的中國各地，而且有日本、法國、德國、蘇聯等世界各國。總理是個很講究“入鄉隨俗”的人，不愛吃的東西吃幾次也就適應，慢慢變得愛吃。他愛吃的東西還會少嗎？
比如狗肉，這曾是總理最討厭的一種食物。
從我一到周恩來身邊，就知道他討厭狗肉。因為那時的革命隊伍中，江西出來的老紅軍很多。江西人是湖南人的老表，親戚，所以這兩地的人都愛吃狗肉。不但吃起來香，聊起來也香。周恩來一聽聊狗肉，就厭惡地皺眉頭：“那東西我連味都聞不得，想不出你們怎麼會饞狗肉？”
遇上江西、湖南的同志吃狗肉，周恩來一定避開，嘴裏念念有詞：“我才明白五台山的人為什麼都討厭魯智深；他本來不錯，就是喜歡吃狗肉……”
當時我跟隨周恩來在重慶，重慶周公館的“館長”就是龍飛虎。這個人的名字很反映他的性格，他就是個生龍活虎的人。從西安事變時跟隨周恩來，已經很熟很有感情。
龍飛虎特別愛吃狗肉，他不理解天下怎麼還會有人不愛吃狗肉？周恩來不吃狗肉是多大的誤會和不幸啊！
“太可惜了，周副主席一定是受騙了，誤會了。”龍飛虎對我們工作人員嘀咕，“怎麼還會不吃狗肉呢？這麼冷天，狗肉多暖身子啊。”
當時正是冬季，重慶潮濕陰冷。這種潮冷有時比北方的低溫更容易僵化人的肢體。
龍飛虎想個主意，做了聞不出狗肉味的狗肉，並給我們講一段假回民不吃豬肉的故事。
說一位同志雖不是回民，卻從來不吃豬肉。有次請他吃豬肉餡餃子，騙他說是羊肉的。
因為放的調味品濃，加上長期吃不到肉，太缺油水，所以這位同志一個勁說餃子餡很香。
吃完了，才告訴他是豬肉餡。從此這位同志就吃豬肉了。
龍飛虎用同樣的辦法，做了狗肉請周恩來吃。他也不多語，反正是紅燒肉，不說紅燒什麼肉。周恩來不知道，也就大口小口地吃了。
飯後，龍飛虎笑眯眯問周恩來：“周副主席，身上暖和了吧？”
“吃過飯當然身子暖了。”周恩來很舒適地回答。
“還是狗肉暖身子。”龍飛虎先含蓄一句。
“什麼？”周恩來睜大眼，接着打了一個呃。
“周副主席，今天請你吃的是狗肉。”
“啊？”周恩來勃然變色，將手按在了脖根，像有些噁心，可也吐不出去了。他發起脾氣，厲聲責問龍飛虎：“你怎麼強迫人哪？你就這麼個搞法子啊？胡鬧台！”
龍飛虎並不害怕，低着頭聽罵，也不多解釋。周恩來心地善良，發多大脾氣不會傷害人，所以聽他罵不會產生思想壓力。
周恩來顧不上多罵，忙拿了香茶水漱口，又連喝幾口，壓壓胃裏的翻騰。末了還捏幾葉茶片含嘴裏。龍飛虎已經溜跑了，我們都忍不住笑，周恩來也只剩了苦笑，對我們嘆口氣；“唉，龍飛虎這個人哪，侵犯人權，騙我吃狗肉。”
後來，周恩來多次說這個話。那時雖然不像現在某些國家的。大講“人權”，講濫了，講假了，但那時國民黨搞恐怖統治，侵犯人權的話常可以聽到。周思來就常說起“龍飛虎騙我吃狗肉。”其中當然不乏親昵。畢竟龍飛虎是出於關心愛護周恩來。
過了一段時間，周恩來接受狗肉了，並且漸漸吃出好味來。建國后，金日成首相常來中國訪問。朝鮮人更愛吃狗肉，周恩來多次請金日成到家作客，吃淮陽菜，也吃狗肉火鍋。
吃狗肉火鍋時，周思來和金日成吃得開胃開心。金日成說：“沒想到周總理也這麼愛吃狗肉。”周恩來說：“這要感謝我過去的一位秘書龍飛虎，他騙我吃狗肉，我當時還罵了他，可畢竟是從那一次開始，我漸漸能吃狗肉，愛吃狗肉了。可見接受一種新事物不容易喲……”
此後，周恩來多次為吃狗肉的事表揚龍飛虎，說幫助他接受了一樣新事物。
年，周恩來陪金日成到廣州參觀，廣東省的同志宴請金日成。周恩來事前向金日成打招呼：“今天廣東省委的同志請你吃蛇肉。這是廣州的名菜，你怕不伯呀？”
金日成笑笑說：“總理不怕，我有什麼好怕的？這也是接受新事物么。”
騙周恩來學會吃狗肉的龍飛虎，後來作了福州軍區的副司令員。有一次，他想總理想得厲害，就託人給總理送來一筐桔子，很新鮮，說請老首長嘗個鮮。
總理見到桔子，說：“我不需要。”
大家勸：“已經送來了，還能再送回去呀？”
總理說：“你們問問這一筐多少錢？”
趙秘書打電話問過之後，報告總理：“一筐25元。”
總理吩咐：“你給他寄50元去。”
趙秘書說：“是25元。你多寄他會退回來的。”
總理說：“就寄50元2多餘的錢叫他處理，不這樣做就制止不了他。我多付錢，他以後就不再送來了。”
果然，龍飛虎以高出一倍的價錢“賣”給總理一筐桔子，以後就再也不敢給老首長送東西了。他說：“送東西就等於敲總理竹杠，誰還敢送啊？”
不過，有些食品是無法像龍飛虎騙總理吃狗肉那樣行騙的。比如總理太累太熱了容易流鼻血，但有時鼻血流得也叫人莫名其妙，好象無緣無故就發生了。
鄧大姐特別相信中醫，堅信中醫比西醫更能“正本清源”。她請一位老中醫給周恩來檢查，老中醫詳細地望、聞、問、切之後，不慌不忙說出一番道理。中醫學裏那些玄奧的詞句我聽不懂也記不住，但那基本意思我是明白記住了。
老中醫說周總理“火大”，不能吃長翅膀的東西。比如雞，雞的正常體溫就比人高出2到3度。周恩來火大，怕熱，吃了帶翅膀的飛禽就容易上火流鼻血。他最後的結論是：
周總理忌食飛禽，特別忌食雞和雞湯。
鄧大姐很相信中醫的“正本清源”，便嚴格規定炊事員不要給總理吃雞和雞湯。這件事要換成毛澤東，大概馬上會頂牛唱反調，越不叫吃他就非吃不可。但周恩來不會專門唱反調。又非原則問題，他取“無所謂”的態度。
我當衛士長后，與衛士高振普商量。我們不信總理吃不得雞，但又不能當面跟鄧大姐唱反調，就採取“陽奉陰違”的辦法。在家從不給總理吃雞，總理也從不提出要吃雞；外出開會給總理安排點雞丁雞塊吃，總理也從不說他不要吃雞。我和小高終於得出結論：
總理吃帶翅膀的飛禽，並非一定要上火流鼻血。
但我們從不明說。還要尊重鄧大姐對中醫的相信，在鄧大姐面前，總是態度一致地向客人解釋：“總理不能吃雞，吃雞他容易上火流鼻血。”
先講了這樣兩個小故事，人們對總理愛吃什麼，平時吃什麼，忌食什麼就可以有大概的了解，也就好理解我下面所做的具體介紹。
總理愛吃的東西很多，可以點出一大串；不愛吃的東西極少，幾乎具體說不出什麼東西，只能比較而言。比如有人說：“總理愛喝豆漿，不大愛喝牛奶”就是比較而言。
其實總理既喝牛奶也喝酸奶，只是比起豆漿來，更喜歡喝豆漿罷了。
經過這種比較，這裏所說總理愛吃的，都是他點出名來索要過的飯菜。
總理愛吃冰糖肘子和紅燒鯽魚，常主動向我們索求：“弄個冰糖肘子吧？”或者：
“搞點紅燒鯽魚行不行？”
抗美援朝時，美國人對我們的運輸線狂轟濫炸，為對付美國人的轟炸，總理連續工作幾十小時，只是靠茶水麵包來支撐。
那天上午，聶榮臻、呂正操等同志走後，我忙去勸總理：“該吃點東西了，總理。
您已經兩天沒正經吃飯了。”
“嗯，是感到虛了。”總理疲憊地搓搓臉，手掌從臉上搓下來時，兩眼在手掌的上方睜開望住我：“能弄個冰糖肘子吧？”
我說：“你兩天沒睡了，還是搞點開胃的菜吧？”
總理開始拿桌上的電文，準備批閱，一邊搖搖頭說：“你不了解。我吃甜的也開胃。
我身體還好，活動量越大越需要補充熱量，冰糖肘子可以滿足我的需要。”
於是，我忙去吩咐桂師傅做冰糖肘子，並且懂了，總理每天消耗熱量多，吃冰糖肘子可以補充。
總理的客廳兼着餐廳，工作忙時，也常在辦公室吃飯。那天我們把總理請到了餐廳用餐，因為多少天了，他沒吃一頓正經飯，總是在會前會後或汽車上，隨便湊合著吃幾片麵包就算一頓飯。
看總理吃冰糖肘子真是一種享受，他吃得越香，我們心裏越甜。總理無論多累多困，食慾總是不錯，因為他需要能量。他不像毛澤東工作忙起來就把吃飯當成負擔；他不吃則已，只要吃到好東西，必要津津有味地品咂享受，真是吃得有聲有色，叫人看了打心眼裏跟着香。
可是，主席那邊來電話了，找總理。總理對我們有嚴格要求，只要是主席找，哪怕他剛吃了葯入睡，也必須馬上叫醒報告。所以，他放下沒吃完的冰糖肘子就匆匆往出趕。
一般情況，只要主席把總理找去，那就沒鐘點了。也許談事情討論問題很久，也許有什麼重大事情總理馬上去辦理，不會很快回來。所以餐桌上的飯菜就得收拾了。
總理的習慣，上頓剩了飯菜，下頓一定要熱來繼續吃，決不許倒掉。天氣熱時，怕食物放壞，我們工作人員就會吃掉。遇上好吃的東西，我們也會“幫忙”吃掉。總理下頓吃飯，必要問及上頓剩下的飯菜。如果聽說被我們吃掉了，他便點點頭：“只要沒浪費就好。”
“吃到肚裏不浪費”是他的原則，吃進誰的肚子他從不計較。然而，對於冰糖肘子和紅燒卿魚就不同了。
總理剛出門，又一溜快步地趕回來，對我說：“哎，忘了告你，冰糖肘子留給我啊。”他說到這裏，稍稍一頓，忽然像孩子一樣不好意思地笑了：“沒吃夠，我還想吃。”
不知為什麼，我心裏忽悠一熱。平時我更多的感覺是總理可敬，只有這種時候，那一貫可敬的感覺才會被另一種更強烈的可愛之感所替代。我笑着說：“放心吧，總理，我會看好。”
總理匆匆地走了。我向所有能接觸到冰糖肘子，有可能吃掉冰糖肘子的工作人員打招呼：“都老實點啊，冰糖肘子是留給總理，的，誰也不許犯饞！”
那以後，我和炊事員桂師傅為總理安排食譜時，隔幾天一禮拜的，總要安排一頓冰糖肘子或紅燒鯽魚給總理吃。
總理還愛吃紅燒獅子頭。“文化大革命”爆發前，17年的時間，逢年過節，總理和鄧大姐必要請我們工作人員一道吃頓“團圓飯”。這時，桂師傅就成了貴客，總理和鄧大姐總要親自下廚，做幾樣拿手菜。桂師傅笑呵呵地在一旁指點油鹽醬醋糖的擺放位置，幫手忙腳亂的總理打打下手，氣氛歡樂祥和。
抗美援朝停戰後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前，總理抽閑下廚的情況時有發生。他說“這是一種休息”，又說“做飯是一門藝術”，“搞藝術是一種享受”。
總理親自下廚做菜，必要請我們作客。過節請大家，平時抽閑下廚，也要請在場的人一道品嘗他的手藝。在我的印象里，總理下廚，紅燒獅子頭是必做的一道菜。每次做好了，會親自端盤子送到我們面前。他走路總是一溜快步，配上腰間系的圍裙，真有些像小飯館裏的勤快熱情的服務員，有時還要歡快地招呼一嗓子：“哎，紅燒獅子頭，這是我最拿手的菜。”
總理很少強調“最”字，但是對紅燒獅子頭用上了“最”字。“最拿手的菜”、“保留節目”、“看家的手藝”和“家鄉菜”，都是用於紅燒獅子頭。據說獅子頭屬淮陽菜系。
周恩來在春天的時候喜歡吃紅燒肉。周恩來的紅燒肉與毛澤東的紅燒肉有不同。毛澤東的紅燒肉就是肉，頂多是加些辣子，極少放菜的時候。周恩來的紅燒肉喜歡和蘿蔔一起紅燒。北京的“心裏美”和變蘿蔔可以和肉一道紅燒，但總理更愛吃的還是水蘿蔔，又嫩，味道又鮮。那時沒有“大棚菜”，不像現在不論季節地能吃到四季新鮮菜，那時吃菜季節性很鮮明。水蘿蔔是春天的重要鮮菜。所以，每到春天，總理就不忘提醒吃頓紅燒肉。
有次開會回來，總理沿路看到成堆的新鮮水蘿蔔擺在菜市場，心情很好，一到家就對值班衛士姜貴春吩咐道：“小姜，你和桂師傅說一聲，給我燒點紅燒肉吃。”
桂師傅一聽就明白，他自然是把小水蘿蔔同肉一起紅燒了。
總理還喜歡吃燒豆腐；抽閑下廚，燒豆腐也是他的一個拿手菜。不過，我們都把他的燒豆腐叫熬豆腐。並且懂得有句老話在民間很流行，叫做“錢油熬豆腐”。
起因是在三年困難時期，總理有天抽閑下廚，自己動手做飯招待幾位加班的同志。
每逢總理下廚，在“家”的工作人員都喜歡跟到廚房圍觀學習總理的手藝。(工作人員把西花廳稱作家總理抓着油瓶往鍋里倒油。他一點一點，小心翼翼地傾斜油瓶，油還沒滴出來時就幾次抬高瓶口，好不容易才滴出幾滴油進鍋。他看看鍋底，又看看油瓶，再小心翼翼地滴出兩滴油，就收起了油瓶子。
他掀起眼皮望望圍觀的“群眾”，笑着聳一下肩，自我解釋說：“放那麼多油幹嗎，現在這麼困難。油放少點，錢油熬豆腐嘛，這是老話了，民間都懂。”
豆腐做好了，燒豆腐成了熬豆腐，不過味道更嫩更鮮。那以後，我們都學會了“錢油熬豆腐”。
總理的工作餐喜歡吃大燴菜，特別是天冷時，白菜、豆腐、粉條，用肉湯一燉，別提吃得多香。每當他召集副總理們開會研究問題，或是找一些部長來談事，吃飯時，最經常最多的就是吃大燴菜。一大盆子燴菜，每人都要盛三四次，個個吃得紅光滿面，熱氣騰騰。至今一些在世的老部長，你問他總理家的菜什麼最好吃？個個都會回答：“大燴菜，再沒有比那更好吃的了。”
總理經常點名索求的還有小米粥、玉米面窩頭和高粱米飯。每星期—必要吃兩頓粗糧，忘了做就會點名要。每年還要請那些在延安生活過的工作人員到家裏來喝一次菜粥，小米粥里放點菜葉放點鹽，每人都能喝好幾碗，喝得心裏潮起浪涌，喝得兩眼濕漉漉，喝得多少往事又現眼前，喝得人人臉上泛起紅暈。
有一次，周恩來津津有味地吃着高粱米飯，對我說：“南方人柔秀，北方人蒼勁。
我的身子骨和好胃口，都是靠了東北的高粱米飯打下個硬實底子。東北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折點，我永遠感謝東北的高粱米飯、大風和黃土……”
還有一次，他要高梁米飯吃時，說：“我在東北上中學，就是吃高粱米飯。到現在還是饞這一口。”
從1958年開始，總理和鄧大姐規定：他們的主食至少要吃三分之一的粗糧。到困難時期，總理和鄧大姐又規定了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標準。而糧食又是將粗糧比例提到一半以上。國家完全渡過困難，到了1964年夏收之後，細糧的比例才提高，但也是只吃糙米，不吃小站稻等精米。
總理由於忙，是真正的日理萬機，吃飯談不上規律，也論不得習慣。不過，能夠在家吃三頓飯時，還是可以說出點“規律”或“習慣”的。
總理的早餐應該叫“早點”，就是“點到為止”。不像現代科學研究所提出的“早飯要吃好吃飽。”
總理的早餐多數是在中午前後吃。先喝碗稀的，一般是小米粥或豆漿。偶爾也喝過一碗奶或一杯酸奶。這種喝奶的時候很少，除非是我們為了給他補足熱量而規定了食譜，只上牛奶不上小米粥或豆漿，他也就喝了牛奶。
如果喝小米粥，他會就點鹹菜吃。他喜歡的鹹菜就是大頭菜，切成絲，嚼起來咯吱有聲。
喝過稀的，還會剝一顆煮雞蛋，沾點鹽吃。經常是邊吃邊進了辦公室。工作太忙就不進飯廳，把早點拿到辦公室，他一邊批閱文件一邊“點到為止”。
這個“點”，應該是點心。總理有時以雞蛋當點心，有時也吃片麵包片或蛋糕之類點心，吃得很少，他說：“點心點心，就是一點兒么。”
午飯在晚上七八點鐘吃，晚飯在夜裏12點前後吃。如果不是忙得進不了餐廳，那種正式用餐是兩菜一場。如果同鄧大姐一道用餐，或臨時有客人一起用餐，就是四菜一場。
這種正式用餐，食譜是由我同保健醫生及炊事員根據營養保健，所需熱量及口味變化來調劑安排。
主食以米飯、麵條、炒麵、饅頭、烙餅、玉米面貼餅和小窩頭幾樣為主，變換着給總理上。比較而言，午飯吃米多，晚飯吃面多點。
主要的調劑還是在菜上。除了冰糖肘子、紅燒鯽魚、紅燒肉、紅燒獅子頭、大燴菜、錢油熬豆腐之類前面點到過的菜，值得一提的還有：豆類菜；像蠶豆、豌豆、綠豆芽。
南方的綠葉菜；像空心菜、筧萊、雞毛菜總理都很愛吃。
油菜、長白菜、圓白菜、油菜苔、肉末雪裏紅、素炒菠菜、栗子燒白菜，都是總理愛吃常吃的菜。
總理也喜歡吃一些小菜：煮鹽水黃豆、炒鹹菜、豆腐乳等等。如果喝酒，受歡迎的下酒菜永遠有花生米。
愛吃是一回事，平日吃上吃不上又是一回事。我跟隨總理幾十年，他大量的時候是不能坐在餐桌旁正經吃飯的，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在汽車上，會場休息室或匆匆的走路中吃飯。
在汽車上的飯，最多的時候是喝一杯玉米麵糊糊，吃兩片麵包。麵包里或夾幾片香腸，或抹些果醬。有時也喝杯麥片湯。比較而言，總理更愛喝玉米麵糊糊。
如果是在會場休息室，我們常給服務處的李維信同志打電話，叫他準備一碗熱場面，總理可以在會議休息時，邊聽彙報邊吃面，有湯有面，吃着還可以。國家經濟情況好時，面里放些肉絲菜葉；經濟困難時，麵湯上只漂幾片蔥花。
如果總理太忙，按我們的安排連三兩分鐘時間也抽不出來，那就通知人大會堂或有關人員準備幾個素餡包子，在總理從一個會場趕去另一個會場時，拿在手裏邊走邊吃。
特別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總理邊走邊吃的情況幾乎天天都有。
如果遇上突然的情況，臨時增加的活動，總理吃不上麵包、素餡包子，喝不上玉米麵糊糊或麵條，那就“餓了糖也能充饑”。他多次吃兩塊糖作一頓飯，或條件允許時要一把花生米或煮黃豆當飯。這種情況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更多了，那期間總理能正經坐在餐桌旁吃飯的時候可以說連五分之一也不到。且不說我們身邊工作人員，就是偶爾接觸總理的領導幹部也無不發現了這個問題。鐵瑛曾經掉過淚，他就親眼目睹了總理要一把花生米，邊吃邊喝茶，這一把花生米就頂了兩頓飯！
我們不會掉淚。因為天天見，天天是這樣。如果哭，淚也早就流幹了……總理吃飯有三忌，這是不同於忌吃帶翅膀的飛禽的另一種忌。
一忌公私不分。
西花廳院子裏有不少空地，老花工周師傅便利用來種了豆角、白菜、蘿蔔、茄子之類蔬菜。到了夏季，各種菜蔬陸續下來，大家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請總理嘗個鮮。
那天，衛士姜貴春給總理端飯，上豆角菜時，順嘴說一句：“這是咱院子裏自己摘的豆角，很嫩。”
總理條件反射似地閃出警覺的目光：“給錢沒有？”
“自己種的，往哪兒給錢？”姜貴春納悶、驚奇，搖一搖頭：“沒處給。”
總理緊跟着搖頭的姜貴春搖頭：“你說的不對。公家地，公家水，長出東西就全成自己的了？回頭你算算清，吃了多少豆角多少白菜，按市價該是多少錢，把這筆錢交了，分兩部分交。一半交機關，是土地和用水錢；一半分給花工，是花工勞動所得。”
姜貴春回來一講這個情況，我們都服氣：這就叫公私分明。
也有不大服氣的時候。
我跟隨總理參加了第一次日內瓦會議。那是1954年，像我這樣自小跟着共產黨長大的人，既有政治上的無比堅定性，又有思想上的局限、狹隘和教條性。用現在青年人的話講：沒見過世界還整天談世界革命。1954年的國際兩大陣營的對立正尖銳激烈，在我腦子裏，不是太陽就是月亮，不是光明就是黑暗。所以，一旦接觸高層次的談話，諸如聽到周恩來說“資本主義不是鐵板一塊”，“社會主義也不是鐵板一塊”時，誰能想像我是怎樣的驚訝，目瞪口呆啊！
最讓我目瞪口呆的是英國首相艾登在一家旅館請周恩來吃飯。前後上了三道菜：炸牛排是最好的，剩下兩道也就是土豆白菜之類的水平。首相請總理吃飯才三道菜，簡直無法相信，小器到家了。
更讓我驚訝的是，總理居然大誇英國首相，回國后還到處為這個“敵人”作宣傳：
“你看人家首相吃飯就三道菜，夠吃就行，從不那麼講排場。他們請客都是自費，公私分明，不搞奢侈，這點非常好，值得我們學習。”
現在說這種話可以時髦了，50年代說這種話可不得了，也就是“久經考驗”的總理這樣講沒事，換成我們哪個說這種話，肯定落個“經不起考驗”，立刻能成反革命。抓起來關兩年算輕的。
那時，以蘇聯為榜樣，所到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宴會多，排場大，氣氛熱烈。而資本主義國家的領導人，都很平淡、小氣，吃東西隨便簡單。總理顯然是贊成英國首相不贊成蘇聯。他給自己規定：請客自費，吃飽吃好就行。
身為總理，周恩來宴請客人的時候很多。國宴、政府宴會，那是國家和政府拿錢。
如果是總理以個人名義請客，無論是在家宴請在外宴請；無論是宴請工農兵代表，身邊工作人員，還是宴請國務院各部委領導，各省市自治區來的客人、親友，或者是宴請外賓、國際友人，總理一概是自己掏錢。
總理2級，鄧大姐6級，在當時來說工資都不低。他們的錢是由我掌管；我管大帳，管理員管小帳。他們除了工資收入，沒有任何其他收入。因為稿費總理和大姐從來不要，一律交公，交幫助整理文章的同志。總理逝世后出版的文選，曾給鄧穎超2萬元稿費，鄧大姐把這2萬元稿費都贈送給了延安。總理在世時親筆書寫的稿子，稿費來了就交機要組秘書保管，根據工作人員的家庭情況支援生活困難的同志。
總理的收入只有工資，這個帳就好算了，他定期檢查帳目。每月拿出100元救濟生活困難的親屬，根據身邊工作人員的情況，隨時發話叫我們拿出錢來支援家裏遇災或死傷親人、生活遇到困難的同志；交黨費、房租，私人用車交費等都要記帳。其中就有吃飯的帳目。家裏買米面菜油自然有管理員記錄的詳細帳目，所有的請客也都要列帳，包括出去跳舞或參觀，所有人吃冰激淋喝汽水的錢，總理都要自己掏錢。他要求我們記帳就是伯忘了付錢。一旦忘記付錢，那是要挨克的，並且會命令你馬上去補交。
有一次，總理在北京飯店接見外賓。接見結束后，總理感到有些餓，就跟值班衛士張永池說：“有點餓了，咱們吃點便飯吧。”
那是一般客飯，很快就吃完了。張永池一算帳，吃了兩元八角。不要以為這是優待價，總理從來不允許優惠，嚴格要求按市價收付款。那個年代的錢同現在不同，5分錢就能買回一臉盆西紅柿，1角錢就能在食堂吃到肉炒白菜。
可是，張水池這次糊塗了。心裏算了帳，楞是忘了給錢，追在總理屁股後邊上了車。
還沒坐穩，總理就問：“給了錢沒有？”
“哎呀，”張永池叫一聲，“糟糕，忘給了！”
“快給我把錢送去！”總理生氣了，大聲訓道：“要會算經濟帳，公私算分明，不然怎麼行？”
類似的批評，我們都碰到過。剛進城時，我記帳交錢還不夠認真，挨了幾次批，認真了。我們在總理身邊工作的同志們議起這方面的事，人人都能說出幾件例子。我們共同回憶后，確實敢向全國人民保證：總理一生奉獻，即便日常生活也從沒佔過公家一分便宜。那個年代，幹部基本都清廉，但未必都心細；總理既廉潔又心細，公私分明，一絲不苟。1961年，中央辦公廳曾組織專人到各省市自治區調查中央首長身邊的人下來時有沒有拿過吃過公家的東西而未付錢。調查后，毛澤東很生氣，命令從他稿費中拿出萬元退賠他身邊l組吃用的帳。周恩來身邊的3組最清廉，沒有此類問題。
這是總理以身作則又嚴格要求，既清廉又細心的結果。
總理吃飯，二忌鋪張浪費。
記得有次我們隨總理去廣州，他連續工作40多個小時，只睡了4個小時就起床了。
工作與睡眠的時間比是10：1。負責接待的同志怕總理身體吃不消，想叫他吃多吃好，早餐時多加了幾碟地方小菜。總理剛來到餐桌旁就不高興了，把我們叫去，厲聲批評道：
“我在北京早餐的習慣你們不是不知道，為什麼搞這麼複雜？撤回去！”
我們知道總理的脾氣，在此類問題上歷來說一不二。忙去找服務員。服務員不肯撤：
“這算不得複雜，廣州人吃早茶就是這樣。再說，首長叫端上來的，已經端了還能再撤下去？”
我們把服務員的話向總理彙報，然後提議：“這次已經端上來了，先吃吧，下次不搞複雜就行了。”
總理要走：“那好，擺在那裏吧，我可以不吃早飯。”
這下子大家都慌了，服務員趕緊往下撤菜。軍區領導聽負責接待的人彙報后，很難過。他們都知道總理的作風，難過的是怕總理的營養跟不上，這樣幾十小時連軸轉地工作，累垮了身體。想了半天辦法，後來決定挑幾樣小菜，每樣取一點，合在一個碟子裏端上去。一碟菜很容易吃完，說不上鋪張，也不會浪費，總理沒再說什麼。
總理曾多次向我們隨行人交待：“一切按標準吃，按標準付錢。”他定有具體要求：
“不準吃山珍海味，不許擺水果擺糖，發現擺了要撤回去。”他還說：“搞複雜了就是鋪張，鋪張本身就是一種浪費，這種情況一定要杜絕。”
記得有次去長春，我們照例把總理的一貫作風及要求講給了管理員。管理員以為是說說而已，仍然超標準地上了菜。這下子惹總理生了氣，鄧大姐找來管理員，在他面前親筆寫了各項要求，並一一作了解釋交待。
當時，管理員和廚師都很激動。廚師跟我們說：“我幹了這麼久廚師，大官見多了，沒少為他們掌勺。有些人也說這不準吃，那不準上，也只是說說而已。還沒有見過像總理這樣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絲折扣都不許打的首長。我算真服了。”
總理的不許鋪張浪費，吃飯時處處可以使人感受到。比如吃米飯，他一粒米也不肯浪費。在那時的條件下，這種不浪費一粒米的精神尤其重要。偶爾灑到桌上一粒米，他必要撿起來放嘴裏。他拾桌上的米粒與毛澤東不同。毛澤東可以用手拾起米粒放嘴裏。
總理不用手，堅持用筷子。哪怕灑桌上的米粒較多，他也是用筷子一粒粒夾起來，一粒粒放入嘴裏。我常見這種情況，印象特別深，有時總理連夾幾次才能拾起一粒米，放回嘴裏去。當他發現我在旁邊看着出神時，便微微笑了笑，點着頭說：“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喲！”
總理吃飯還有個習慣，就是盤子裏剩的菜湯要用開水沖一衝喝掉。即便餐桌上擺了湯盆，他也要把盤子裏的菜汁沖沖喝掉。在他影響下，我們這些身邊工作人員也都養成了這種習慣。家裏吃飯，剩下菜汁總要在飯後用開水一衝，當湯喝掉。這種湯往往比做的湯還好喝。
現在，我們的這個習慣又影響到孩子們也養成了這種開水沖湯喝的習慣。
總理吃飯，三忌特殊化。
總理愛吃南方各種綠葉蔬菜，越綠得濃越吃着香。記得中央開杭州會議時，當地交際處的同志發現總理愛吃綠菜，就在我們臨離開的前一天，提來一筐菜請我們給總理帶上。
“不行不行，”我們在場的人幾乎同時搖頭擺手，“總理對我們有嚴格要求，這種事討不來好。”
“我們也知道總理嚴，公私分明。”交際處的同志拿出了發票，“你們給錢不就行了？按市價。”
“那也不行。”我們還是不收，“搞特殊總理也不答應。”
第二天上飛機，成元功發現飛機上放了兩筐菜，立刻急了，趕緊找送行的交際處同志：“飛機上那兩筐菜是怎麼回事？”
“不是專給總理的，是托你們帶到北京給中央幾位領導的，有發票，讓首長們都付錢好了。”交際處的同志早想好了對策。給總理一個人是特殊，給中央領導同志每人一份就不顯特殊了。
我們也這麼想，何況菜拉來再拉回去也不合適，就帶到北京，把兩筐菜交給了供應處。供應處將菜賣給每位首長一份，按杭州的市價收錢。我們交供應處的菜，我們又拿了錢去供應處買回一份，這實在是清明廉潔之舉了，理直氣壯交炊事員給總理做了吃。
誰想到呢，總理進餐廳，一眼看見菜，臉色立刻變了，大聲喊：“把成元功給我叫來！”
成元功慌慌趕來，剛進門就聽到嚴厲的一聲責問：“這菜是哪兒來的？是不是杭州給帶來的？”
成元功把經過如實彙報一遍。
“我和你們講了多少次，不許往回帶東西，為什麼不聽？”總理聲色俱厲。
“這不是專給我們一家，是帶給中央首長的，每家買了一份，我們又沒搞特殊……”
“北京的老百姓能吃到這樣的菜嗎？”
“……吃不到。”
“你還敢說沒搞特殊嗎？”
“我……沒想全面。”
“我能吃到，群眾吃不到，他們會怎麼說？想事辦事眼光首先要看到群眾，要和我本人聯繫起來，和我的職務聯繫起來，和政治影響聯繫起來。飛機是接送我辦公事的，不是拉菜的。我們自己制定出的規矩自己不遵守，讓下面遵守，別人遵守，那不成了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了嗎？和國民黨還有什麼區別！”
總理氣得飯也沒吃，給我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教訓。
事後，總理情緒平靜下來，又召集我們工作人員，語重心長地對我們說：“你們不要以為我要求得過分，我處的位置不同。這類事情最搞不得下不為例，讓一步就會開了口子，開了口再堵就不那麼簡單，你花千倍百倍的力氣也不一定堵得住。一筐菜事情小，從一筐菜開了口事情就說不清有多大。我在這個位置上決不許開這個口！”
國家進入困難時期，人們都到處找吃的，相當一級高幹也不能不把吃飽飯當作一件事來對待，都吃不飽肚子。群眾在互助互濟，親友在互幫互救，許多高級幹部也開始互相關心愛護。非常時期么，有些重災區很有些“活過來就是勝利”的悲壯氣氛，許多過去所信奉的神聖原則現在都似乎可以靈活一些了。
青海省委書記見總理生活太清苦，心裏很難過，回去后，派人送來一些黃魚。這種黃魚並非我們平常所說的海里那種黃花魚，是青海湖裏產的一種顏色發黃的魚。這種魚不太好吃，但在那個困難時期，就格外顯得珍貴了。
周恩來馬上知道了這件事，立刻把管理局局長高登榜叫來，嚴厲下令：一、照價付錢。二、批評青海，並通報全國各省。今後一律不準送！
實在說，總理也靈活掌握。魚如果退回去，勢必腐爛，在那樣的困難時期，一口糧能救一條命，無論如何不能把這些黃魚糟蹋了。但是總理說：“一省送，數省就會效法送；收一份，就會有更多人把東西送來，所以必須有斷然的措施。”
這個措施就是嚴厲批評，立刻通報各省區。
總理外出，無論住交際處、招待所還是賓館，都要求我們不許在小賣部買東西，他自己當然更不會去買。因為那是清廉的時代，也是物質匱乏的時代。建國后，我們開始模仿蘇聯的經濟模式，搞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後來又摸索自己的路子，卻始終不能擺脫物質匱乏的陰影籠罩。直到鄧小平來設計這份藍圖，才終於擺脫這一陰影，走上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繁榮之路。
物質匱乏的年代，商品分配是個大難題，配發幾十種票證也解決不完這個難題。於是，各省、市、自治區的交際處都設立了小賣部，賣緊俏商品，將質高價廉的商品供應首長和外賓。總理對這種小賣部是很有看法的。
記得有次去昆明，總理自己掏錢請我們隨行人員吃了頓炒鱔魚絲，飯後大家說說笑笑在院子裏散步。
“小賣部開了。”有人說，“進去看看吧？”
“你們不要去那裏買東西，那裏面有名堂2”總理皺起眉頭說：“什麼內部價格呀，你們不要佔這個便宜，要買什麼到街上去買。”
“街上沒有。”不知誰小聲嘀咕一聲。
“有就買，沒有就不買，幹嗎非買不可？”總理指指小賣部，“搞了這種特殊，再講清廉也是虛假的。人家5元錢買不到的東西，你l元就買走了，你的100元工資就變成元了么。你再跟群眾說你只有100元工資，那算清廉還是算騙人？”
總理的不搞特殊自然使我們受感動，受教育。但對我觸動大，感動不已的，還是他搞特殊化的時候。
周恩來夜間常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接見、處理國際事務或國內大事。按當時制度規定，夜裏11點以後，可以吃夜餐。夜餐兩菜一場，有夜餐補助，每級幹部補助多少錢有明確標準，按這個補助標準，夜餐實際上可以不交錢。
不到夜餐的鐘點，在人大會堂就餐都應交錢，並且定有交錢的標準。高級領導人交角，我們秘書工資低，交2角5分錢。
可是，總理在人大會堂吃夜餐，堅持照白天的標準，交8角錢。我們不好辦，人大會堂也不好辦，因為夜餐有補助，明文規定了的，交錢也不好下帳。
我去向總理彙報解釋：“總理，夜餐補助是明文規定的，你不要補助堅持交錢我們不好辦。你一向反對特殊化，你這麼做也是搞特殊呀。”
“是有點特殊化。”總理點頭承認，“這是因為我的情況特殊。我一般是白天休息夜裏辦公，人家是夜餐我是正餐么，怎麼能享受夜餐補助？”
“總理，我不能接受你這個道理。”我堅持意見，說：“你睡眠那麼少，一天只有三四小時。如果夜餐算正餐，那麼白天就餐應該算夜餐了？那以後白天享受夜餐補助。”
“白天怎麼冒出來了夜餐？講不通么。你不要給我搞特殊。”總理揮揮手，“你去吧，就照我說的辦。”
“就許你搞特殊，不許我搞特殊……”我小聲嘀咕着退出來。有啥辦法呢？只好按總理的要求去付款。在我跟隨總理的幾十年中，這是總理唯一一次“強詞奪理”地鬧特殊。
隨着年齡的增大，總理工作量不減，飯量不減，但是變化還是在悄悄發生……總理喜歡和群眾一道吃飯。在田間地頭，他與農民一道吃飯；在工廠礦山，他與工人一道吃飯；在招待所、飯店，他喜歡和服務員一道用飯；在水庫工地，他和民工一塊啃窩頭鹹菜……這種故事太多了，公開出來的文章也不少。我這裏講的可能與以上的故事有些不同。
那是“文化大革命”中，總理陪外賓外出參觀。那幾天他吃飯很費力，吃得慢，吃得少。我認為這是睡眠太少，過於勞累造成的，心裏很犯急。
記得是在參觀大寨的前後，在一次行動前，我感覺他有什麼事要說，但沒最後拿定主意。想到他吃飯的費力，我忙問：“總理，你身體不舒服吧？”
“不，我身體很好……”總理說得肯定。但我太熟悉他了，我能感覺出那種看不見聽不出的異常。
“總理，你有什麼事吧？”
“嗯，”總理略一沉吟，望住我，用商量的語氣說：“這次活動，吃飯要一起吃。
你看，能不能設法把我碗裏的飯弄軟一些？”
“可以。飯都是盛好了才端上來么。”
“搞特殊了。”總理笑了笑，有些不安和苦澀。他忽然輕輕嘆出一口氣：“唉，我的牙齒已經全鬆動了……”
總理髮出這聲輕嘆時，我看清了他變得灰白了的頭髮；曾經英氣勃勃的臉孔已經血肉耗盡，臉孔和脖頸的皮膚鬆弛下墜，並且出現了老年斑；他那威武明銳的雙眼也深深地凹陷下去……我鼻子一酸，眼前模糊了，趕緊把臉轉向一邊。
“我的牙齒已經全鬆動了……把我碗裏的飯弄軟一些，”這就是總理猶豫再三才說出的“特殊”要求啊！
我沒有忍住淚，慌忙退出屋。
我哭了。一個人悄悄地哭了……住年毛澤東進京后，為防止敵人飛機襲擊，住在香山雙清別墅。周恩來有大量具體工作要做，住在城裏。就住在中南海豐澤園裏的菊香書屋。
隨着形勢漸漸穩定，毛澤東可以下山進城住了。總理親自為毛澤東選住處。在中南海看了各處的房屋，感覺還是菊香書屋的綜合條件好些。於是，周恩來決定自己搬出菊香書屋，請毛澤東來住。自己再去另找住處。
那天我是跟隨總理一道去選住處的。總理對中南海的建築情況已經很了解，知道有個西花廳還空着，抽空兒去看看房子。
西花廳，名字不錯，條件卻不好。位於中南海西北角，我跟總理剛進前院，就聽到一陣隆隆的馬達聲，腳下便鮮明地感覺出地顫。看房子時，不時聽到一驚一乍的汽車喇叭聲，聽管理人員說，夜靜時連車輪駛過的沙沙聲都可以清楚地聽到。
正說著，玻璃忽然響起來，那是被汽車馬達引起共振的原因。
“周副主席，這裏不行，太吵了。”我和大家一道發表見解。
“我住下吵，別人住下就不吵了？”周恩來邊看房間邊說，末了做個手式：“就搬這裏了。”
這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式的建築，兩面臨街，隔一道牆就是大馬路，用總理的話講，隨時可以聽到市聲，感覺上離人民群眾近些。這是西花廳最大的優點。
西花廳分前後院。後院的北屋，有周恩來一間卧室，鄧穎超一間卧室，兩人合用一個客廳。吃飯時，客廳又作了餐廳。接待內賓在這裏，看電視、文化娛樂也在這裏。
房間質量比較糟糕，主要是年久失修，房子太舊。地是鋪了青磚，年頭多，到夏天泛潮泛鹼，牆角一圈白鹼花印。
那年代沒有壁紙，牆壁雖然噴了漿，由於泛潮，不到兩年就都變灰暗。房間像一切老式房屋一樣，都存在一個採光不好的問題，那種陰濕昏暗的感覺就更濃了。天花板也很陳舊，像上了年紀的老人的皮膚一樣缺少光澤。我們多次提議翻修，他總是說：“我們經濟還困難，又在抗美援朝，怎麼能為我花這個錢？你們想都不該這麼想！”
剛進城那幾年，總理在這樣的條件下辦公，落下個腿疼的毛病。
那是深秋時節，幾種不利情況全擠到一起：房子潮濕，地泛潮，又逢秋雨綿綿，總理又是夜間辦公的習慣，我記得他批閱文件時，兩腿總是沒完沒了地上下顫動。那也許是下意識動作，不少人坐久了有這種習慣，但總理還常常把左膝藏入右膝窩，這樣坐一陣兒，又將右膝藏入左膝窩。我觀察一段時間后，判定總理不是“翹二郎腿”，這是用兩腿輪替捂暖膝頭。
於是，我找來一塊小毛毯，輕手輕腳過去，蓋在總理的腿和膝部。
周恩來停下手中的筆，望我一眼，沒有反對，說了聲：“謝謝你了。我這裏沒什麼事了，你休息去吧。”
以後，每年春秋潮冷之季，供應暖汽前後，值班衛士都要在周恩來夜間辦公時，替他在腿上蓋塊毛毯。
朝鮮停戰，我忍不住提建議說：“總理，鋪塊地毯吧，其他首長都鋪了地毯……”
“不要，我不需要。”周恩來擺手。
“可是，屋子太潮，你又不讓翻修。首長們到你這裏來開會。坐久了都容易腿腳受寒受潮，特別是一些老人，會鬧腰腿疼。”
周思來似有所動，想了想說：“那好吧，辦公室可以鋪地毯，來客人共同得益。卧室不許鋪，卧室只我一個人住，鋪了浪費。”
這樣，周恩來的辦公室里有了一塊地毯。但是卧室始終沒有鋪地毯。
周恩來的卧室陳設簡陋。他睡一張雙人木板床，上面墊一層棉花套，然後是一條普通棉布褥子。被子也是普通棉布被子。他不喜歡花布，喜歡素淡。被面是豆綠色的平紋布，被裏是普通白市布。開始他使用的是養麥皮枕頭，60年代，我們幫他買了個長方形海棉枕頭，替換下養麥皮枕頭。對於這一新事物”，所費無兒，他接受了。
木板床的兩邊很“熱鬧”。床頭兩把椅子，腳下兩把椅子，“四星望月”一樣圍拱着大木床。因為卧室里沒有衣服架，腳下放兩把椅子是睡覺放衣服用，床頭兩把椅子是上床批閱文件時，放置文件用。
前面講過，卧室是總理“第四辦公室”，他每天要在床上辦公3至6小時。躺床上辦公，吊燈顯然不適合，為了借光，周恩來不得不保持某種躺卧的姿式和角度，這樣是很疲勞的。
我們向他建議：“總理，買個枱燈或是落地燈吧，這樣有利於辦公。”
“嗯，是得搞一個，辦公需要。”
我具體提議：“打電話叫賓館送一套來，他們有儲備，不用花錢。”
“自己用，搞那麼高級幹什麼？”周恩來把手一擺：“不要麻煩賓館，這屋裏也沒人看你的枱燈樣式。”
“這不是變庫存積壓為有用么。”
“這件事還是按傳統辦；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總理比劃手勢：“一個落地燈，很簡單，稍微動動手就行。”
結果，他請中南海里的工人用鐵管子自己做了兩個落地枱燈；卧室床頭擺一個，辦公室擺一個。是30瓦的日光燈，用洋鐵皮打的燈罩。用了幾天，洋鐵皮反光，晃眼晃得厲害，他讓我們在燈罩上刷了層綠漆。從此，這兩個落地枱燈便再沒有動過地方，一直陪伴到他住進305醫院，卧床不起。
總理住所最不方便的是上廁所。現在的公寓，從床上爬起來就可以進衛生間。西花廳當年不行，從卧室到廁所，須出門走一段路。廁所是總理的“第一辦公室”，每天一離開床就進“第一辦公室”，在外面走一段路，特別是遇上壞天氣，對年齡大的人就實在是不方便了。
前面講過，我曾利用總理外出視察、開會的機會，組織工人對西花廳進行了一些較大的維修改建。雖然挨了嚴厲批評，不得不將沙發、燈具、窗帘、傢俱等物統統歸還公家，不過，廁所總算改建了，一改就不會再恢復原樣，解決了總理上廁所不方便的實際困難。
年，隨着國家經濟形勢逐步好轉，我又動了修修西花廳的念頭。
西花廳的前院有個水池子，有條小長廊。周恩來說：“我們號召人民節約一滴水，一度電，怎麼能為我一個人浪費一池水？”所以，那水池子從未放過水，成了我們種試驗田的地方。
小長廊更是破舊不成樣兒。油漆剝脫，木料乾裂。我同幾位同志商量后，找周恩來彙報說：“總理，西花廳的木建築必須保護，現在就需要修理一下。從愛護古建築講，也是應該修修了。水池子應該放水，改變環境，增加點空氣濕度，對木建築也能起保護作用。”
周恩來聽說保護古建築，痛快地點頭答應：“有道理，可以搞一下。但一定要自費，不準花公家的錢。這裏現在是我住么。”
我很高興總理能同意，馬上與有關部門聯繫。有關部門來看過後，算算帳，說需要萬元。
“什麼？2萬元！”
我楞住了。總理和鄧大姐的全部存款只有2干元，差一位數呢！
“總理，人家說維修一下要2萬元呢……”我想提議由公家修，到底沒說出口，改為請示：“你看怎麼辦？”
“咱們還有多少錢？差不多我可以先找陳老總借點。”
“差一位數，咱們只有2千。”
“嗯，差太多了……”周恩來沉吟一下，說：“我看暫時放放，形勢再好些時再說。”
但是，第二年就“天下大亂”，並且經濟形勢再沒好過。於是，西花廳也再未維修，周恩來在那裏住到病重入醫院，院子房屋都不曾修過。
周恩來逝世后，隨着經濟恢復並迅速發展，趙紫陽多次建議鄧大姐修建前廳、水池、走廊。鄧大姐不同意。趙紫陽反覆勸說，特別提到保護古建築的意義，鄧大姐才點頭：
“可以保護性地修修，但不能鋪張。”
然而，一旦動工便頂不住了。水池用水泥磨地，放水養了魚。長廊油漆一新，繪畫很漂亮；房屋也修建得氣派多了。大姐多次反對，沒有用。
中南海里，部分同志認為應該修；不僅因為鄧大姐應該有個好的生活與工作環境，更主要是經濟發展了，已經可以拿出錢來保護好古建築。
但許多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老人，再進西花廳，看到那高級漂亮的庭院，都有些想不通，接受不了。甚至有人心裏很難過。畢竟這是違背總理生前的願望和一貫作風。將來一旦對外開放，群眾看到那麼漂亮的庭院會作何感想呢？而實際上，總理何曾住過一天這麼豪華的西花廳？
且不論兩種意見各有多少道理，畢竟，一個時代過去了，又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
但是，我們永遠不能否定歷史，否定過去，否定老一代身上閃爍的理想和風尚的光輝。
周恩來在家住得儉樸，外出也住得儉樸。他不願住什麼高級賓館，喜歡住普通旅館，朝人群中“扎堆兒”。
年10月，周恩來根據與蘇聯赫魯曉夫達成的協議，去東北哈爾濱接收中長鐵路。
那天的會議和晚會結束后，已是夜裏12點。當地領導給他安排了高級賓館，他不去。他說：“我不住賓館，太冷清了，見不到人。我隨便找個旅館住好了。”
周思來乘車開到哈爾濱喇嘛台南邊，隨便看到一個旅館便找上門去。旅館經理不在，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歐陽欽找到一名服務員，像普通旅客那樣，臨時找一個空房間便住下來。
第二天一早，經理已聞訊趕來，要特意給總理做飯送飯，總理馬上拒絕，直奔餐廳，像普通旅客一樣買飯，同群眾一道邊吃邊聊家常。了解人民的生活與想法，了解社會動態。
年周恩來到西安，被安排在過去高桂滋的公館裏。他喝了一杯茶，不幹，要去旅館住。我勸說：“已經安排了，就住下吧。再說旅館裏也太亂……”
他說：“我不怕亂，就怕寂寞冷清。”
我說：“你住旅館，我們的安全保衛工作不好做。”
他說：“保衛不是把我和人民群眾分隔開，那不是保衛是傷害，傷害黨與群眾的關係。別忘了我們黨是靠了人民群眾才有今天。”
結果，他住到西安大廈，和群眾一道在食堂買飯吃，並且感慨地跟我說了兩句話：
“我就喜歡這種生活。進城后總缺少這種生活。”
然而，保衛制度是不允許總理喜歡什麼生活，缺少什麼生活，就去過什麼生活。更多的時候還是把他保衛在專門的院子專門的樓房裏。
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洪山飯店舉行；白天開會，晚上看戲跳舞。中央首長里有許多四川人，所以把四川劇團也調來了。演出結束后，興緻勃勃的毛澤東隨口講出一段話：
“這次會議的這種開法很好。過去中央全會都是在北京開，以後要到各省去輪流開，可以就地處理這個省的問題，可以了解當地情況，聯繫各方面。”
這話一傳出，各省爭相修建賓館，準備中央全會來本省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不同級別都有一定標準的住宅住房。毛澤東提倡游泳，中央領導們都喜愛游泳，所以這種供上層專用的賓館都要修游泳池。河南一馬當先修造了水晶宮，多少年空着用不上，偶爾住一個人就要燒起整個建築的暖氣，所以造成巨大浪費，而且是不住人浪費，住了人更浪費。這種各省爭相比賽的浪費，連內蒙、青海、甘肅這些邊遠省份也不例外。許多建築，直到實行改革開放后，才開始派上用場，才開始往回收取幾十年前的投資……周思來曾又難過，又氣憤；說多了不行，不說也不行地批評了一些省市負責人：
“正是國家困難時期，上馬這麼一大批脫離群眾的工程，很不好。人民會怎麼看？對我們的黨不利啊……”
對於另一種建設，總理就是積極提倡支持的態度了。
周恩來到過陝西、雲南和廣東的溫泉。每到溫泉，總理總要先了解當地居民是否有洗溫泉的地方？
在昆明，有關同志彙報時，談到溫泉給幹部療養院佔了，老百姓洗不上溫泉。總理聽后很生氣，把省市負責人找來，嚴厲批評說：“都知道洗溫泉好，能治病，有利有好處當幹部的就佔過來，祖祖輩輩生活在這裏的老百姓卻沒地方洗溫泉，你們說你們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老百姓會怎麼看怎麼想？我叫你們說！”
這些幹部說不出話，只有趕緊採取措施，解決老百姓洗溫泉的問題。
在廣州從化溫泉，周恩來同廣東省有關負責人談話，也是先問：“群眾有沒有洗溫泉的地方？”
廣東的同志說：“暫時還沒有。我們考慮過這個問題，主要是經費不足，一時難建起來。”
“給領導幹部修，經費就能搞到，一給老百姓修，經費就難籌措，你們說這是為什麼？”總理不肯洗了，回到住處派秘書送去200元錢，轉告廣東省生活管理局的王局長說：“一定要給群眾修建洗溫泉的地方，這點錢是我和鄧大姐一點心意，表示一下我們對籌措經費的態度。”
管理局的同志覺得這筆錢不好收，不好作帳，又派人送還總理，說：“總理的心意我們全明白了，一定努力為老百姓辦事，這200元錢還是請總理收回。”
總理不收回，第二次派秘書送那200元給生活管理局，並且轉告他們：“下次我還要來檢查，看看到底修了沒修，是不是真為老百姓辦事了。”
王局長掉淚了，說：“總理這麼關心人民群眾，叫我很慚愧。我們再修不好，對不起群眾也對不起總理啊……”
像許多用腦過度的人一樣，總理入睡困難。無論住西花廳還是外出住旅館、賓館，他基本都離不開安眠藥。
毛澤東睡覺難，為了入睡可以二次三次地吃安眠藥，用藥量比較大。周恩來睡覺難，卻不敢多用藥，怕吃多了醒不來而影響辦公。他每次睡覺只服用一次安眠藥，服藥后如果還睡不着，那就苦不堪言了。因為總理壓力大，睡覺時間一般只安排4小時，晚入睡小時就少睡1小時，到鐘點就要立刻叫醒，所以有急於入睡的念頭；往往是越急於入睡就越難以入睡。痛苦厲害時，也請保健護士作作頭部按摩，促進血液循環，也算一種休息吧。
我們這些工作人員最盼過春節。一臨近春節，心裏總有個盼頭，暗暗喜悅。因為辛苦一年的總理，只有春節能充分睡兩覺。這兩覺可以不存壓力地自然入睡，自然醒來。
我跟隨總理幾十年，可以肯定地說，總理平時幾乎沒有自己自然睡醒的時候，都是到鐘點就由我們叫醒他。叫不醒就搖醒，搖也搖不醒時，就須兩人一架，把總理從床上攙扶起來，“強行”在屋裏轉幾圈，直到把他弄醒。那情景至今想起都忍不住要流淚。
他事情太多太多，工作太忙太忙，想多睡也不能啊。我跟隨他的幾十年中，他每天多則睡4小時，少則幾天十幾天連續工作，然後算個睡眠總帳。根據記錄，平均每天睡不夠2小時的時候很多很平常。
總理嚴重缺乏睡眠的情況，連越南的胡志明主席也知道。我曾經見到胡主席握住周總理的手不放，充滿深情又很不安地勸說：“多睡2小時，你得答應我，以後每天多睡小時，至少睡夠5個小時。”
周恩來苦笑着搖搖頭，說：“不行，2個小時確實做不到。折中一下，爭取多睡l小時吧。”
從那樣大量而繁重的工作中多擠出l小時的睡眠時間談何容？可以說基本不可能。
總理一般是在三種情況下被叫醒起床的。
第一種是正常情況。
正常情況下，周恩來抱着文件上床時，值班秘書已把起床后的全部活動項目排列好。
前面講過，活動項目是以分鐘為計算單位，一個接一個，中間沒有寬裕；一件事誤點，就要影響後面一串的活動項目。所以，叫總理起床必須嚴格按照鐘點，晚叫3分鐘就可能使一天的活動節奏都受影響，就可能造成手忙腳亂的情況。
總理的睡眠時間大多數是4小時，至於真正入睡的時間夠不夠4小時，那就說不定了。
也許夠，也許只睡著了二三小時，乾脆沒睡着的時候也有。
叫總理起床的那一刻，對總理對值班人員，都是一件痛苦、困難的事情。
一次，我和衛士小高準點來到他的大木床旁，連續輕聲呼喚；“總理，總理，到點了……”
我們先是站着叫，然後俯身叫，然後輕輕搖晃他身體叫。他先後三次閃閃眼皮，旋即又合上了，始終沒有醒。總理太累又苦太困了。我和小高難過地對視一眼：
“怎麼辦？”
“豁出去挨頓批吧。”
“我是不忍心了……”
於是，我們兩人眼淚汪汪地退出來，看着手錶守在門口。我們不時交換一下目光；不忍心……還是不忍心……就這麼一邊看錶一邊交換目光地拖延了一個小時。我把心一硬，說：“不能再拖了，叫醒吧！”
我們又來到總理的床旁，連續地輕搖輕喚，總理終於醒過來，兩手用力搓搓臉，像平日一樣，奮力坐起身，馬上以快節奏開始穿衣。
突然，他怔了一下，看到了表上的時間，臉上陡然變顏色，目光火辣辣地盯住我們。
我們忙低下頭。
“怎麼搞的？為什麼晚了1小時！”
“總理……”我哽住了。
“胡鬧台，這是不允許的！”總理髮脾氣了，把他批評人所習慣使用的兩句最嚴厲的話全用上了。
“總理，你批評吧。”我流下了淚，“我，我們實在受不了了……”
“唉，”總理嘆口氣，把嚴厲的批評轉為一種柔和的說理：“你們的心情我理解。
不要總想着我怎麼樣，要想到工作怎麼樣，我的工作，時間卡在那兒，到點必須叫。你們好心叫我多睡會兒，可工作還是那麼多，不幹行嗎？你們除了打亂我的工作節奏，影響一天的活動，並不能減少我的工作量，這不是好心幫倒忙嗎？我起不來，你們硬把我叫醒，這是對的；不叫醒，就是錯誤，以後不允許再發生這類事。”
有了這次教訓，以後每到時間，我們就狠下心來強行把他弄醒。有時叫醒，有時搖醒，好多次都是“殘酷”地把他從床上架起來，攙扶着在屋裏走，直到他完全醒過來，奮力地振作起來……唉，我們的總理啊：我一直感到世上沒有什麼語言能真正表現出我們總理的品格和精神。
第二種被叫醒的情況有所特殊。
進城時，總理就向我們規定：如果主席找我，不管我在幹什麼，要立刻報告。
一天，主席親自把電話打到我們值班室，是我接的電話，一聽就聽出是主席的聲音：
“恩來同志幹什麼呢？”
我回答：“睡覺了。”
那邊遲疑一下，又問：“睡下多久時間了？”
我說：“剛睡下，不到1小時。”
片刻，毛澤東在電話里吩咐：“兩個小時后你再叫醒他，到我這裏有事。”
兩小時后，我叫醒周恩來，把主席找他的事報告了。
“為什麼不叫醒我？”總理一邊匆匆穿衣，一邊嚴厲批評說：
“我是怎麼交待你們的？無論何時何地何種情況，只要是主席找我，必須立刻報告！”
“是主席叫我過2個小時再叫醒你……”
“這是不允許的2”周恩來用斷然的手勢打斷我解釋，“今後不論任何情況，只要是主席找我，哪怕是剛睡下也必須馬上叫醒2”
從此，我們又吸取一條教訓，只要毛澤東主席找，總理睡覺我們也不說總理睡覺，馬上叫醒總理，向他報告。
第三種叫醒周恩來的情況，是在一次邊境發來的急電未能立刻叫醒他報告，引得他嚴厲批評我們，宣佈了“這是不允許的”之後。從此，凡有重大事件發生，比如邊境衝突，水火災害，列車出軌，飛機空難，地震驟發等等，都必須立刻將他從睡眠中叫醒。
周恩來逝世前的最後十來天，多數時間是處於昏睡中。我守在他床邊的日日夜夜裏，不知流了多少淚：
睡吧，他這一生實在睡得太少了……行周恩來的行，無論走路、乘汽車、乘火車還是乘飛機，都有其特色和感人的內容。
凡是調到周恩來身邊工作的同志，鄧大姐在介紹情況時總要提醒一句：“恩來同志走路快哪，你們要跟緊了，小心不要跟丟。”
總理不會走慢步，跟人散步也像搶時間趕急事，他辦公疲勞起身繞辦公桌走幾圈時，也是快步帶起一陣風，扇動桌上文件能飄起紙頁。從西花廳到春藕齋，到菊香書屋，到頤年堂，到懷仁堂等處，周恩來那急促輕快的步子時常會出現；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都比他年輕20歲左右，卻走不過他，時時要小跑幾步才能跟上。
總理忙迫而匆匆地快步，與他的少睡一點，再少睡一點，無疑都是在搶時間，摳時間；多爭取一點工作，再多爭取一點……每當想起總理快速的腳步，不知為什麼，我總會聯想到一個數學問題。總理活了歲，這個78歲就是生命的極限值；總理匆匆的腳步，快一步再快一點；他的睡眠，少一點再少一點，就是有效的生命序列值；這個序列值在總理那裏是無限趨近於極限值，雖然最終也不會達到那個極限值，他卻以驚人頑強的毅力和決心，讓這個序列值無限地延伸下去，無限地接近於那個極限值。
這就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總理喜歡坐汽車，哪怕是在中南海里，路途稍遠他也可能坐汽車，這當然也是要搶時間，是為了儘可能地接近那個極限值。
周恩來坐汽車有4大特點值得一說。
第一個特點是喜歡坐國產車。
建國之初，他坐大吉斯車，是斯大林送給中國領導人的。那時我們還不會生產汽車。
這部吉斯車老化以後，有關部門準備再為他買一部，他當即拒絕。說：“不能再花外匯去買，要儘快研製出我們自己的紅旗車。”
紅旗車剛研製出來，他就將這種車定為自己的專車。他說：“別人不坐我坐，我喜歡坐國產車。”
我曾勸說：“這種車剛研製出來，各方面性能還不穩定，也沒經過實踐檢驗，還是等產品完全定型后再坐吧？”
周恩來笑着說：“我是試用，不保險才試用，保險了還談什麼試用？我坐上了，可以促進他們改進，促進我們的民族工業發展。我坐紅旗車就是為他們做廣告。”
這句話我熟悉，他也說過為上海表做廣告。周總理是第一個戴國產上海表的消費者，也是第一個乘國產紅旗車的中國領導人。
周恩來經常看望一些民主人士。由於紅旗車體型大，張治中、李濟深、齊白石等各屆民主人士都住在北京市的小衚衕里，紅旗車有時開不進去。在這種情況下，他才同意保留了一輛灰色吉姆車。據說這種車是以他的朋友，蘇聯原外長莫洛托夫的名字命名的工廠所製造，他也只是在需要鑽衚衕時才使用這種車，平時都是用紅旗車。
隨着我國汽車製造業的發展，國產轎車漸漸多起來。除紅旗車外，還大批生產了上海牌小轎車。從60年代始，凡屬大的活動，周恩來總是要求使用國產車，無論是共產黨代表大會還是全國人大，全國政協開會，特別是外交活動中，周恩來總是要求使用國產車。1990年。國家機關一位開上海轎車的司機說：“周總理在世時，逢上重大活動，最忙最露臉的是我們開國產車的司機，一出動幾十輛上百輛，在長安街上浩浩蕩蕩風光得很。到了80年代就不行了，趙總理看不上我們，越是重要活動我們越沒事幹，出風頭的全是外國進口車，好象我們出來就會丟臉似的……”
第二個特點是，坐車討厭前呼後擁。
周恩來是共產黨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按規定，他的外出有嚴格的安全保衛制度。外出路線、所經路口，住地及重點防備地區等等，有一整套安全規定。一般行動，頭天就做好了計劃，幾點幾分到何地，幾點幾分經何路口或經何路線，事先和警衛部門打招呼。出動時，前驅車，後衛車都要到位。
周恩來對此很反感，多次反對，甚至嚴厲警告不許前呼後擁跟隨他。
“浪費，沒有必要！”周恩來朝我揮着手說：“你去跟他們講，我不要這一套。像這樣還怎麼接近群眾？嚇也嚇跑了，影響很不好嘛！”
我沒有動步，提出不同看法：“不要警衛跟着，萬一路上壞了車呢？不說安全吧，也要耽誤時間，影響工作啊。比如外賓等候接見，你的車壞到半路上怎麼辦？”
“並不是每次外出都有外賓等候，可你們每次都要搞這種前呼後擁。有重大國事活動搞，這還可以；我去看個朋友你們也搞這種做法就很笨，缺少靈活性。我在重慶時做過這方面工作，不同的環境、不同的對象、不同的活動要有不同的措施和方法。比如我去看望民主人士，我去人民群眾中間了解情況，你們這樣前呼後擁是什麼影響？連自己的人民群眾都信不過還談什麼為人民服務！”
周恩來在某些活動中，明確警告不許警衛車跟隨。一般情況下只有我和衛士高振普隨他乘主車外出，警衛車雖然被嚴令不許跟隨，但為了安全，還是悄悄地隱蔽跟隨。周恩來是非常機敏的，警衛車隱蔽，仍然要被總理從汽車反光鏡中發現。
“你們不要搞這種‘盯稍’，我在重慶常被跟蹤，有經驗，你們瞞不過我。”總理又氣又煩又無奈，“說過了你們就該執行，為什麼還要悄悄跟着？浪費么，沒有必要。”
警衛人員聽着，不急於反駁，但也不說“改正”。畢竟他們有他們的制度要求。
總理也知道他們的難處。為了不叫警衛車跟隨，周恩來有時會突然行動，使他們根本來不及通知警衛，上車就走。這時，車上除了總理，只有我或小高，加上司機老楊共個人。這時周恩來會感到一種自由或愉快，會笑着說：“這樣不是很好嗎？我就是要擺脫這些形式主義。”
第3個特點就是喜歡坐快車，並且決不浪費車上的時間。坐在車上，或吃飯，或批閱彙報條，或聽取秘書口頭彙報，交待一些工作。如果沒什麼事，總理會抓緊車上的點滴時間打個盹。
總理正經睡覺困難，離不開安眠藥；打盹卻有超一流的能力和表現。這主要是在汽車上，如果沒公事沒陪客，短到兩三分鐘，長到幾十分鐘，他都可以打個盹；而且說盹就盹，說醒就醒。
我當副衛士長及衛士長時，仔細觀察過總理的打盹。他的打盹主要有三種形式或叫情況。一種是被動的，就是前面講過的在辦公桌旁疲勞睏乏到極點，身不由己地打起盹；頭一下又一下失控地耷拉；剛掙扎着抬起來，馬上又垂落，手中的筆也會失控地落下去，又沉落下去，在文件上留下點狀道狀的墨痕。當他的頭大幅度地垂落時，會突然驚醒，忙捏捏鼻子，揉揉眉頭，揪揪頭髮，然後抓起清涼油，用手指往太陽穴和額頭上擦抹，一邊望着文件上跑筆的墨污搖頭。
另外兩種打盹主要都是在汽車上。
一種情況是路程較遠，坐車時間稍長些的時候，比如在京時去機場接客，比如在廣州，從南湖到小島，總理上車剛坐穩便看一眼手錶，壓壓手勢吩咐：“都不吵，睡覺啊。”
聽到這聲吩咐，所有人便屏息靜氣，司機楊師傅警惕車開平穩，總理習慣地靠在沙發座的一側，頭向右一歪，很快就入睡了。這種時候，他不會失控地把頭向前垂，可以幾十分鐘一動不動，呼吸變得均勻綿長細微，是真正迅速有效的沉睡。
車到站，我們都是一動不動，只把目光投向沉睡的總理。總理像是有第六感官，像是具備生物定時器，每次都一樣，我們的目光一觸到他，他便微微一震，一下子睜開眼：
“噢，到了。”
說著，用力搓搓臉，便精神煥發地投入新的工作中。
如果路途近，坐車時間短，比如從中南海到人民大會堂，三五分鐘的時間，總理就不說什麼“別吵，睡覺”之類的話，也無須把頭朝右歪靠沙發座。他會坐正身體，全身放鬆，眼皮微微合上，像是意守丹田，像是“入定”一般。
總理是會氣功的。這不是那種劈石碎磚的硬氣功，也不表現在各種腹呼吸的運用，他的氣功是在意念上對靜的追求，由意念導引着全身血液的循環，肌膚神經的鬆弛，腦筋的高效休息。這種帶有極大調理性的休息，效果是驚人的。我常常感到，在各種緊張，繁忙，有時激烈有時枯燥的馬拉松式的無休無止的勞作中，當總理精疲力盡地完成一項工作，乘車去另一個地點繼續另一項工作時，就這短短几分鐘的“入定”，這幾分鐘的調理休息，就能使他在下車時重新神采奕奕，兩眼大放光輝。
當我們二十幾名秘書與總理經年展開車輪大戰，當全國所有的神經束都導向總理，源源不斷輸來各種信號，總理永不疲倦地作出及時準確的反應時，當總理常年累月超負荷運載，令人不可思議地睡眠少時，我便不能不想到總理那汽車上的打盹。沉睡幾十分鐘也罷，“入定”幾分鐘也罷，正是這見縫插針式的調理休息，維持着總理的精力和思維活動。
總理的一切生活習慣都是為了適應他的工作。他那超人的工作量，不僅是靠奉獻精神和頑強意志來保證，也是靠了幾十年艱苦奮鬥所鍛鍊出來的具有科學性的休息方法來實現的。
總理坐車喜歡提醒司機老楊：“慢點，開慢點。”他喜歡提醒這句話，是因為他喜歡坐快車。他一生搶時間搶速度，能坐飛機就不坐火車，那麼坐汽車當然希望車能開得“飛”起來，快一點就能多干一點工作。
基調是快，必要時就須關照司機放慢。
我的觀察，當路上行人車輛多時，總理會關照司機慢；天下雨下雪，地上積水結冰，總理會關照司機慢。我至今一合眼，就能鮮明如初地看到那一幕；雨小了，馬路上積了不少水。總理不肯仰靠坐椅，而是前傾着身體，雙手扶着前排椅背，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視着街上的倩況。馬路兩邊不但流動着雨水，也流動着自行車和行人。總理一邊觀察一邊不停地念念有詞：“慢點，再慢點，不要濺水，別濺水……小心，小心有水濺了人……”
總理就是這麼細心，時刻想着別人。
總理坐車多，遇到的事也少不了。
年夏天，我們跟隨總理，乘一輛嘎斯69吉普車去河北平山縣的崗南水庫。汽車飛快地駛在野外的公路上。突然，前面出現了一輛馬車，一個老農民趕着一輛兩匹馬拉的大車。那時的牲口見汽車少，馬被汽車驚了，亂奔亂跑翻到路邊的溝里。
“停車，快停！”總理下令。司機剎住車，總理跳下車就奔去搶救人。那個老農民已經爬起身，看樣子傷得不算重。可是總理不走了，下命令說：“趕快用我的車送老漢上醫院檢查，我們就在這裏等吧。”
我說：“總理，汛期快到了，崗南．水庫那邊還等您去彙報……”
總理擺一下手：“來得及。你們不要說了。”
一直等到送老漢的車從醫院回來，報告老漢沒什麼危險，總理才上車繼續趕路。
年在北戴河，總理的車經過一座木橋時，隆隆的木橋震動聲驚了河對岸一輛馬車。驚馬朝橋旁的斜坡衝去，把車上拉的一名病號給掀了下來。總理馬上下令，又是跑去病號旁。那病號長了一身毒痂，觸目驚心，總理卻像父親一樣毫不嫌惡，仔細察看了農民的病情，馬上命令送醫院。
到住地后，我們后怕的是，如果驚馬衝過來，把總理的車撞擠到河裏該多危險，總理想的卻是那個病號，一進門就給醫院掛電話，詢問病情傷情……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比如有次總理外出，車開到府右街時，一個女孩子騎自行車猛地從臨街衚衕里衝出來，撞到總理的車上。女孩子是自己撞到汽車上，當時總理的車已急剎住，所以女孩子沒受什麼傷。但是細心的總理髮現女孩子衣服掛破一塊，馬上叫警衛去買件新衣服給那個女孩子送去了……然而，總理坐快車也是遇過危險的。
記得那是1961年6月15日下午，淅淅瀝瀝的小雨下個不停。
總理定於下午2點半到釣魚台看望來訪的越南總理范文同，然後陪范文同到人民大會堂參加萬人歡迎大會。
總理的時間以分秒計算安排，外出都是選最近的路以能夠允許的最快速度行駛。那天行駛的路線是：府右街——西四——阜成門——釣魚台。
按以往習慣，總理坐右排左側，成元功坐後排右側，我坐前排司機旁位置。司機楊金明技術一流，兩手在駕駛盤上大幅度地滑來滑去。那時北京城裏汽車不多，我們的車速很快，箭一般駛出了阜成門城樓。這時，道路變寬，行人更少。視野遠闊，楊金明加大油門，車像要飛起來一般。
就在這時，突然從路南一個大門裏鑽出一輛大卡車。按理說，這傢伙右拐東行，兩車各走一邊，互不妨礙，所以老楊並沒減速。誰料到呢，大卡車就像國民黨特務製造暗殺事件一樣，在兩車即將交會的剎那，突然駛入逆行道，既不開大迂迴指示燈，也不鳴笛，直向總理座車撞過來，在那間不容髮之際，老楊猛踩剎車，疾向右閃避。不料想，右前方正是一根粗大的水泥電線杆子，大卡車撞過來將把總理的座車在電線杆子上擠扁。
一切都是在剎那間發生和完成的。老楊驚叫一聲：“不好！”幾乎是在他喊叫的同時，我扭轉身子想撲過去保護總理，這完全是一種本能，在猛烈對撞中這個動作有多大意義就不得而知了。但座車是三排座，在我和總理之間還隔了一排活動椅，用不上力。
我絕望地叫一聲：“總理！”
說時遲那時快，成元功側身用自己身體去掩護總理並且用左手護向總理心臟部位。
總理的右手也用力支撐住前排座位的靠背，準備迎接那威猛劇烈的一撞。
也就是楊金明了，換別人簡直不可想像怎麼避開這種比蓄意謀殺還要兇狠的衝撞。
楊金明那聲：“不好”剛出口，方向盤已經快似陀螺地疾轉，車子敏如脫兔地竄向左，避開水泥桿，駛向左邊的逆行道。
現在的形勢是大卡車沖向右邊逆行道撞我們，我們向右避不開就沖向左邊逆行道，與大卡車對換了位置，都進入了逆行道。但大卡車似乎不死心，在我們左閃的同時，這傢伙也又扭頭沖回左邊，還是要撞！楊金明腳下死命一踏剎間，方向盤疾轉，座車猛甩了180度的大調頭，嘎然停住。這種大調頭產生的離心力，使總理我們3人都摔倒在座椅上。現在是車后屁股對着卡車，它要是撞，也只能撞着我們一道朝前沖，不會發生致命的危險了。爬起身看時，那輛卡車在大馬路中間來了個大迂迴，不再向我們追逐衝撞，不打燈不鳴笛，大搖大擺駛回它剛才駛出來的那個院子裏去了。好象什麼事也不曾發生過一樣，他也根本不在乎他的“謀殺”行動。
這樣重大事件，總理卻平平靜靜說一句：“快趕路，去釣魚台不能誤點。”
汽車又“飛”起來，直衝釣魚台。楊金明臉色蒼白，目光閃閃地警惕着路面，以最快的速度沖向釣魚台。駛入大門時，總理評論一句：“老楊技術高，處理得好，今天避免了一場大車禍。”
下車后，總理嚴肅地囑咐成無功：“你去查一查那個卡車是怎麼回事？”
我跟總理去看范文同，成元功去調查那個卡車。他很快查明了原因。
駕車者是電車一廠的一名維修工，既無執照又不懂交通規則，那傢伙是私自偷開車，跑出來玩的。真是混蛋透頂，差點當一個千古罪人。
總理卻仍然關心這個肇事者，讓成元功轉告廠領導，要加強制度管理，對這位工人要做好思想工作，按規章制度進行批評和處理，決不許因為是衝撞了總理的車而加重處分。
不過，人的素質太差時，你就是教育、批評、處分也未必起多少作用。這個肇事者闖這麼大漏子，仍然不吸取教訓，後來又違反規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電車壓死了。
經調查，責任全在他本人，是他違反了規程制度。
所以，現在我一看到電視和報紙上拿出來示眾的那些交通肇事者，心裏就一股火，總覺得對這些人處理應該再重些。
第4個特點是公私分明。
那天，周恩來要去人大會堂接見外賓，他乘車由西花廳開至北京飯店，理髮刮臉之後再驅車去人大會堂。
在北京飯店上車時，周思來輕輕拍一下司機老楊的肩膀，提醒說：“從西花廳到北京飯店算私事，從這裏到人大會堂才算公事，你不要又籠統搞錯帳。”
楊師傅說：“總理放心，我早記上帳了。”
周恩來在建國后，一直堅持私人用車要自費。工資發下后，錢歸我管，工資表他一定要過目，就是檢查是否扣除了用車費和外出用餐費等。他把看戲、跳舞、到公園散步、到飯店理髮算作私事，把去醫院看病人，到民主人士家拜訪及看望外國朋友這類亦公亦私的事也都算作私事用車，都堅持自費。他乘車的記帳，先由我記；後來嫌我記的帳有疏漏，轉交鍾步雲記。老鍾遇空難后，就直接交由司機楊金明本人記帳了。總理說：
“你開車你記帳，這樣不會出現疏漏。”
帳記下了，交通部門如果忘記或沒按時依照帳目從他工資里扣錢，交通部門要挨批，我們也會挨批評，責任是沒有提醒交通部門扣錢。在這樣嚴格的要求下，自然再不會發生用私車漏交錢的情況。
周恩來無子女，但侄子侄女及親戚並不少，這些人來看總理，那是坐公共汽車。周恩來曾明確規定：我的任何親屬都不許派車。
有次，他的一個侄子一個侄女相約來看望，同周恩來鄧穎超，一道吃飯談話。出來時，已是晚上7點多。我從門前過，見他倆正焦急地小聲議論：“唉呀，來不及了！”
“可能已經開演了，快走吧……”
我心裏一動，停下來問：“你們要幹啥去？”
“到工人俱樂部看演出，來不及了。7點半就開演……”
我看一眼表，說：“來來，我送你們去。”
我們這些人都會開車，我用車把他們送到工人俱樂部，回來正碰上鄧大姐的秘書。
秘書問：“你幹啥去了？”我心知不妙，還是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應付道：“沒幹啥。”
可是這位秘書還是猜到了，報告了鄧穎超。工夫不大，周思來和鄧穎超一同把我叫去，像這樣共同與我談話還是少有的，可見問題嚴重了。我不敢說謊，老實承認用車送人了。並解釋說：“這是特殊情況，不然就要誤了看演出。”
“你以為這是對他們好嗎？”周恩來皺着眉頭盯緊我：“晚到幾分鐘，少看一段有什麼了不起呀？你是幫助他們搞特殊，助長他們的優越感！”
我不敢回嘴，低下頭，赧顏地悶聲不響。
“記住，這是不允許的。”周恩來乾脆明白地警告一句。這一聲至今響在我耳邊。
我再不曾用車接送過周恩來和鄧大姐的親屬，我自己和我的家人也從未用過公車。我會開車，卻一次也沒用車辦過一件私事。就是辦公事，只要來得及，都堅持騎自行車，實在來不及了才開車。現在我離休了，老幹部局定期發給我公里數，但我仍然沒用過。沒那個習慣。我的習慣是受周恩來影響而形成的——凡事一定要公私分明。
周恩來離開北京去全國各地，按規定都是乘專列。專列由前驅車、主車及後衛車組成。這是安全部門規定的，不是周恩來個人所能改變得了的。
正因為如此，周恩來極少乘專列，除非視察各地，需要沿途了解情況，否則是不肯坐專列的。他只喜歡坐飛機。
他曾對我說：“坐專列太浪費，主要是浪費時間，工作不允許。”
周恩來乘專列時，很注意不要隨意停車。毛澤東對這一類事不大注意；專列行駛中，工作累了休息，並不在意專列行駛在單行線還是雙行線，到站還是沒到站？一旦想睡覺了就睡。他一睡覺。有關部門便會通知司機停車。有時專列停在單行線上，便會造成其他列車晚點。
周恩來對這些具體事是非常細心。有個說法不全面不準確，但確實反映了部分實際情況：毛澤東只想他所關心的大事，周恩來則還要時時想到關心到別人所遇到的事。
比如，他偶爾坐了專列，不到站決不許專列停車。他多次告誡我們：“要保持同司機和鐵路部門的聯繫，千萬不要因為我們搞得其他列車運行晚點。”
建國以來，周恩來只坐過有數的幾次專列；一般專列行動，容易影響其他列車晚點，但周恩來乘專列，從未影響過其他旅客列車的正常運行。
總理外出，主要是坐飛機。在重慶時，我就跟隨他乘坐到lOO多次飛機，前面講過，多次遇險，卻從未因此遠離飛機。建國后，他的專機是一架蘇制伊爾18型飛機，編號為“208專機”，國內外都知道，很有名。機長是張瑞藹，改革開放后出任中國聯航總經理，是一位非常有經驗，有技術，有膽量的優秀飛行員。
對於總理的喜歡坐飛機，張瑞靄曾開玩笑問總理：“總理，你是不是崇拜飛機？你怎麼那麼愛坐飛機呀？”
總理笑着說：“飛機好啊，它快嘛！坐飛機能節省時間，辦事效率高嘛。”說著，右手在面前輕輕帶過一下：“我喜歡坐飛機，可不等於不支持鐵道部的工作，不等於不關心鐵路建設喲。他們不要對我有意見喲。”
總理對於他的機長張瑞靄是很感自豪的。尼克遜訪華，要坐他自己的專機去杭州、上海訪問。總理不同意。
“你們在我們境內旅行，應該坐我們的專機嘛。”周恩來堅持道。基辛格深知中國人的民族自尊感，積極幫助斡旋，說服美國方面接受了總理的意見。尼克遜任總統期間，只乘過一次外國飛機，這就是周恩來的專機。
當周恩來的專機在上海虹橋機場降落時，尼克遜對周恩來豎大拇指：“飛得很好！”
總理榮然一笑：“這是我們自己培養的飛行員，我很信任他們。”
基辛格接過話頭說：“總統是第一次乘坐外國飛機，因為中國飛機是最安全的。”
總理乘飛機的故事很多，張瑞靄寫過回憶文章，我在前些章節也寫過一些，這裏不多講了。我只講這樣幾句話：
總理逝世后，有人計算他操勞天下事，乘飛機所飛距離，可以飛到太陽。當你計算這段飛行距離時，你是否想過？他那顆偉大的心就像太陽一樣永遠光照着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