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息與娛樂
毛澤東太忙,但是有自由;不想忙時可以不忙,去休息娛樂。周恩來太忙,而且沒自由;不想忙時也常常被具體事務纏身而脫不開。我跟隨總理幾十年,他只是在1951年去大連養病,休息了幾十天,就這麼一次休息。
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周恩來當然需要休息娛樂。我的感覺,他對休息娛樂採取的是積極有效、“公私兼顧”、目的明確的態度。
概括起來講,總理的休息娛樂,主要有三種方式和內容:朋友聚會、文娛活動、體育鍛煉。
朋友聚會被周恩來稱作是“最好的休息”。
進城后,我見總理不休星期天,曾勸他:“總理,星期天你盡量少安排一些活動,多休息休息……”
周恩來噓我一聲,眯着眼搖搖頭,用這個孩子氣的動作表示。我講的不通,沒道理。
然後才睜開眼望着我說:
“你們對我還不完全了解。什麼叫休息?我和文學藝術界朋友談談心,吃頓飯,與民主黨派的人士喝酒飲茶聊天,這對我就是最好的休息。”
想一想,總理講的也有道理,這種休息往往比看一台節目還要心情愉快,甚至留下幾十年難忘的美好印象。
記得1946年在上海,國共談判已經無望,周恩來為爭取和平日夜奔忙,心力交瘁,我們都勸他休息一下。
我說:“該做的我們都做了,該想的也都想盡了,現在急也沒用,索性休息一下靜觀形勢變化。”
周恩來搖搖頭又點點頭:“該做的都做了,還不能這麼講。永遠有該做的事情,沒有都做完的時候。不過,急也沒用,講得有道理。我們去串串門,休息享受一下。”
於是,周思來和鄧大姐帶我去了上海靜安寺路廖夢醒的家裏。
這是很小很小的一套公寓,小得叫人想到玩具。好象一間住房也就幾平米,肯定不過10平米,卻又設施齊備。卧室、廚房、衛生間應有盡有;衛生間可以洗漱也有廁所馬桶,給人“家”或是叫“窩”的感覺極濃。
周恩來到了這裏很隨便,確實象到家了一樣,洗手擦臉,該坐就自己坐,該幫就幫一把女主人,只有我像個客人需要別人關照。
廖夢醒叫周恩來阿哥,叫得親切、自然、隨便。她的女兒叫李梅,文靜漂亮,一看就是大家庭里出來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影響。
廖夢醒請我們吃陽澄湖的螃蟹,鮮美極了。說實話,過去我從沒享受過這樣精美的食物。不過,也有不適應的地方,就是上什麼飯菜都是小碗小碟,小得叫人不敢大張嘴,不敢“如狼似虎”地大嚼大咽地過過癮。到了這樣的小窩兒,面對小碗小碟,特別是見到周恩來、廖夢醒細嚼慢咽的文明樣子,我不知不覺也就“文明”起來。過去當兵吃糧,大海碗也不過癮,恨不能盆盆罐罐地吃飯吃菜才舒坦,才受用。現在,我也一點一點朝嘴裏夾食物,慢慢地嚼,細細地。品;這種吃菜吃飯法,在嘴裏嚼就嚼得消化吸收完了,幾乎沒有舒服痛快的吞咽感覺。天哪,這得哪一年才能吃飽?
周恩來平時吃飯比我還快,可是到了這樣的環境,他卻像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一樣,表現得那麼瀟洒、優雅、自然、適宜。我相信,他過去一定過過這樣的生活。
這種吃飯,最適合聊天了。談形勢,談奮鬥,談前途;政治風雲,戰場風雲,在這不到十平方的小天地里隆隆地卷過來,盪過去;有憂愁,有歡樂;有激昂,有憤怒;有熱血,有溫情,轉眼間2個小時過去了。
告辭之後,我隨周恩來離開這一方小天地,返回思南路周公館。
“你吃飽了嗎?”周恩來忽然問我。
“嘿嘿,”我難為情地笑笑,“碗太小,不敢吃,怕一口不滿就吃光了。”
“吃光了還可以盛么。”
“一口一碗我得吃多少碗?回頭傳出去,說周副主席的副官能吃30碗50碗飯,那多糟糕呀。”
“哈哈哈,”周恩來把頭朝上仰去,開心大笑。然後說:“廣東人吃飯是最講究的,都是小碗小碟。不過,我相信你不會再餓。”
我下意識地摸摸肚子,真的,沒有餓的感覺。
“不餓了。”我說,“可是也沒覺飽。”
“什麼叫飽了?不餓就是飽。”周恩來換上一副略帶憂傷的神色,思考着說:“幾千年了,中國的老百姓在飢餓線上掙扎,肚子整天是空的,好容易吃一頓飽飯,這一頓的標準一定要把肚子撐得圓圓的才叫飽。什麼時候天下百姓再無飢餓,那就不需要吃一頓把肚皮撐得圓圓的了。撐得太多和飢餓過度一樣,都不利於健康。我們的奮鬥,就為了有這一天啊。”
這一頓飯,這一番聊天,給我留下終生不忘的美好記憶,誰能說這不是最好的休息娛樂?
建國后,廖夢醒又曾請過我和我愛人去吃飯。這種親切宜人的氣氛我又享受過幾次。
雖說每次都不敢大張嘴,放開肚皮過癮,但每次都能感覺到一種休息娛樂的舒適安逸。
於是,我又想起總理的話:不餓就是飽。想起總理的期望:願天下人都能過上這樣放鬆的生活,不要餓一年,才撐死飽死在春節那幾天。
進城后,廖夢醒常給“阿哥”周恩來送些吃食。東西不多,有點送點,經常送點,據說廣東人習慣這樣。
宋慶齡也知道總理喜歡吃陽澄湖的螃蟹。她每年8、9月份,都要帶些陽澄湖的又大又肥的螃蟹來北京,帶來了就給我打電話。
若是宋慶齡親自來送螃蟹,那就是周恩來親自接。但大多數都是由隋副官送,由我接。他們不託人代送,我們也不託人代收,因為這是入嘴的食品。那時受蘇聯影響。蘇聯對於食品都嚴格要求經化驗之後才能送領導人吃,我們對於食品也有嚴格要求。
總理收到螃蟹,有時同我們工作人員一道吃,有時請陳毅、張茜一道來吃。
周恩來喜歡交友,可以說朋友遍天下;他喜歡與朋友聚會,吃飯、飲酒、品茶、聊天。
黨內幹部,在我的印象中,朱德、陳雲、董必武、陳毅、李富春、王稼祥以及在他直接領導下工作的王震、陳郁(曾任煤炭部部長)、喬冠華、王炳南、章漢夫,以及地方負責人陶鑄、歐陽欽、曹獲秋、潘漢年等,都是他的座上客,聚會來往較多。其中,與陳毅關係更密切些。
比較而言,與文藝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這種朋友聚會更多些。這種聚會交往的朋友多得我都數不清,其中,文藝界人士以郭沫若為最密切,民主人士中以張治中、傅作義來往最多,友誼更深些。
周恩來喜歡陳毅的性格,說他剛烈而不失瀟洒,豪俠而不乏文雅。周思來推薦陳毅頂替自己擔任外交部長。陳毅講話常常熱血沸騰,任由激情自由奔放,有些話按照官方標準來衡量,難免講得有些出格。就有人向周恩來報告,說陳毅講話像放炮。
“不要怕放炮么,放炮才能吸引人,震撼人。”周恩來很欣賞地說:“他比我講得好,大氣勢,很符合我們這樣一個大國的國威軍威。”
“可是有些話走嘴,講得不很恰當,不夠準確……”
“句句準確,句句恰當,就不會有這樣的大氣勢,也不會這麼吸引人,震撼人了。”
周恩來加重語氣說:“要看整體效果。他講的很好,比我有氣勢,比我講的效果好。”
周恩來不但肯定、支持陳毅,還約請陳毅一道出去遊玩,一道吃飯。這對陳毅是極大的支持。
那天,陳毅興緻極好,嗓門大、笑聲高。周恩來見朋友高興,自己更高興。
“陳老總,你興緻來了。”周思來高聲提議:“你能不能來首詩啊?”
“總理來,總理來。”陳毅忙不迭謙讓總理。
“我不行,”周恩來搖頭,“我對詩沒什麼研究。”
“總理是一定要叫我出醜喲……”陳毅作出一副被迫無奈,勉為其難的可憐樣兒,其實他心裏早就鼓湧起詩情,想找機會“發泄發泄”了。總理再了解他不過,所以根本不再多說,該走就往前走,該看就往前看。果然,沒多大工夫,陳毅在他旁邊放開了嗓門,以四川人那特有的富於音樂色彩的聲調,抑揚頓挫地誦起一篇新作。這種新作,即席即興之作,往往粗糙一些,但情真意切,常會博得總理喝彩或誇讚,個別地方也有所提議指正。陳毅回家后肯定會對這種即興之作再來番“細琢磨”,“精加工”,然後寫成文字送主席、董必武、朱德、葉劍英等詩友看。
公開發表的陳毅詩選有不少就是這樣一個過程出來的。
總理喜歡陳毅,陳毅也了解總理,並且知道總理喜歡自己。別人不敢跟總理講的話,不便提的要求,就來找陳毅,請陳毅出面幫忙。
比如我遇到幾次,賀龍元帥想請總理去看看他的體育健兒,不好張口,就去找陳毅。
“主席和總理不是剛去看過的嗎?”陳毅問。
賀龍與陳毅關係深,根本不作解釋,兩個手指捏着陳毅的衣袖,扯一下說一句:
“幫幫,幫幫。晚上見。”
賀龍丟下陳毅就走,不給陳毅叫難的機會。陳毅也了解賀龍。戰爭年代,賀龍是有名的愛兵如子,當了體委主任,只要他的“兵”想見見毛主席、周總理,他一定想方設法滿足這些“兵”的願望。自己不好出面請時,就讓陳老總出面。在我印象中,只要陳毅出面去求請周恩來,周思來沒有不答應的。
我們也都喜歡陳老總,因為他常能幫助我們做工作。比如陳毅愛看川戲,愛聽音樂,常來拉總理一道去看。友情深,陳毅的嘴巴又會講,常搞得總理再忙也得跟他去看看,這就達到了我們做多少工作也達不到的目的。
我們尤其喜歡陳毅的是,他來了常常不談工作,專挑輕鬆愉快的話題聊,常聊得總理輕鬆愉快,甚至開心大笑。所以,我們都支持總理和陳毅聚會聊天。總理常到陳毅家作客,陳毅也常找總理來小酌閑聊。
每次這樣的聚會聊天之後,總理都像剛度假回來一樣顯得精神煥發。
有人說,朋友聚會一定要同性情相投的人在一起才好,否則很累。
總理則不然。只要是同志、同事、朋友,儘管千人千性,脾氣作風各不相同,他都談得來,都願意儘可能多交往,多相聚。像國家主席劉少奇是位勤奮嚴肅、組織紀律性極強又不苟言笑的人;朱德是溫和寬厚,慢條斯理;董必武一身古香古色;彭德懷威風嚴厲又血性十足;陳老總熱烈坦率,經常發個牢騷提點意見;黃克誠不修邊幅卻又只唯實,不唯上;陳賡、劉亞樓驍勇善戰又大大咧咧,不拘小節;所有這不同性格、不同風采的人,周恩來都談得來,處得感情深。
有幾次,周恩來迎客時,粲然笑道:“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他那愉悅開心的樣子使我漸漸體會深一些,就是人有社會性,所以這種歡聚當然帶了休息娛樂的性質。然而,真正使我認識更深,還是在同志、同事、朋友遇到困難、麻煩、甚至危難時,周恩來仍然堅持相見、歡聚,這才使我有了新的感受。
熊瑾玎是周恩來的朋友。在重慶地下黨工作時期,他擔任《新華日報》的“老闆”,被大家稱為“熊老闆”,久而久之,成了專用詞。好象我們共產黨內只有這麼一位“老闆”,被大家叫到去世。老闆兩字也表現出了他為黨所作出的特殊貢獻。他的夫人朱端綬自然成了“老闆娘”。
周恩來、董必武、熊老闆十幾年堅持鬥爭在國民黨統治區,風雨同舟,友情極深。
比如周恩來父親去世,痛哭而發脾氣時,只有董必武、熊老闆敢去勸說;董必武跟兒子賭氣,發火打兒子時,夫人不敢勸,就請周恩來和熊老闆來勸,一勸就靈。30年代末,年代初,他們朋友相聚的機會最多,次數也最多。建國后,忙裏抽閑,也常有聚會之樂。
年,熊瑾玎和他的夫人都被打成了“資產階級大老闆”和“資產階級老闆娘”。
就在他們最困難的時候,周恩來沒有忘記友情。
那天,周恩來連續工作30多個小時,體力精力都漸漸不支……我們勸他:“總理,該休息休息了。”
連勸幾次,總理停下工作,“昭”一聲,搓搓臉立起身。他沒有繞辦公桌快走,也沒到室外運動,而是朝枱曆俯身伸手過去。
“休息休息。”總理一邊說一邊翻着枱曆:“熊老闆該過生日了……”
他朝日曆盯視片刻,掀起眼帘對我吩咐:“你準備兩瓶茅台,我們去看熊老闆。”
東城區大典衚衕,熊瑾玎的門前,除了大字報大標語的殘痕,真是門可羅雀。那時“抄家”的風潮已過,這裏對紅衛兵失去吸引力,便再沒有什麼人對這裏感興趣了。
我們上前輕輕敲門,總理走過來,緊挨院門站好。工夫不大,門被打開,熊老闆夫婦一前一後站在門內愣住了,痴痴地望着總理。
“這個時候你怎麼還到我們家裏來呀!”熊老闆終於冒出這麼一句,不知是擔心總理的處境還是為自己的處境感到怨懣。
“同事加朋友,怎麼能不來?”總理像平時一樣親熱隨便,毫無運動中普遍發生的那種“一覺醒來全陌生”的情景和感受,進門同老闆、老闆娘握手:“我來看看你們。
順便給咱們老闆過個生日么!”
“過生日?”熊老闆喃喃。
“我沒記錯吧?”總理笑容可掏,“我帶來兩瓶茅台。”
“周公……”熊老闆哽住了。他用重慶時候的稱呼來叫總理,當年的情誼一下子全在眼前重現,淚花便在眼眶裏閃爍起來。
一向熱情好客的老闆娘激動地不停搓手:“可我們現在什麼都沒有,吃什麼呀?”
“哎,你不是很會煎荷包蛋么,在重慶我們也沒什麼東西呀,老闆娘。”總理興緻勃勃地說:“花生米,花生米總有吧?”
“有有,你就愛吃花生米,還是沒變。”老闆娘高興得淚水一個勁往下淌,卻又笑得合不住嘴,腿腳變年輕地往廚房走:“我這就去給你們炒!你們聊,你們先聊……”
總理握住熊老闆的手,含義無窮地望着他點點頭:“老闆,要多保重啊,看遠一些,很快就會好起來的…;”
熊老闆臉上出現了紅暈,用力地點頭,那雙陰鬱的眼睛重新煥發出光彩。
這次朋友相聚,給熊老闆注入了生活的希望和力量,帶來了慰藉和歡樂。而總理呢?
坐上車時,輕輕地舒了一口長氣。他來給熊老闆過生日,本身就是無言的表態,誰再說熊老闆是資產階級大老闆,就不能不有所顧忌,因為他們必須把周總理和熊老闆加在一起來考慮分量。
總理坐在車上,始終帶着一種靜溫無言的遐想和憶念的神情,並且為自己做了一件應該做的事而獲得一些平靜。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老詩:使別人歡樂的人自己最歡樂,使別人幸福的人自己最幸福。
於是,我對總理把朋友聚會看作最好的休息和娛樂有了新的理解:你能把歡樂和幸福帶給別人,你自然會得到歡樂和幸福,只有心性溫和、慈愛、善良的人,才會產生這種感覺和追求。
再進一步想,中國還有句老話是“不責人小過,不發人私隱,不念人舊惡”。總理就是這樣待人交友。
我想起梁漱溟。1946年國共談判時,周恩來曾由於梁漱溟的“不講信義”,“對不起朋友”而聲淚俱下,痛加斥責。但是,1953年梁漱溟公開頂撞毛澤東時,周恩來又千方百計代為緩頰,保護其過關。
我想起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先生。周恩來在南開學校讀書時,與校長張伯苓關係親密融洽,星期天總要到張校,長家去請教並長談,張伯苓很喜歡他,常留他吃飯,吃天津風味的貼餅子,煮稀飯,熬小魚。張伯苓常對親友同事說:“周恩來是南開最好的學生。”可是,這位最好的學生卻參加了共產黨,而張校長卻以社會名流參加了國民黨政府。共產黨被罵作“共匪”時,這位老先生把他當校長時的學生周恩來從“同學錄”中刪除。共產黨坐天下后,他給周恩來寫信,說“正在閉門思過”。周恩來不念人舊惡只念人舊情,派飛機把張伯苔由重慶接回天津,表示慰問。張伯苓先生去世時,周恩來親自趕往天津弔唁,悼念這位母校的老校長。
我想起……善良使人心平,慈愛使人氣和。
心平氣和就是一種休息,就能帶來快樂。
同文藝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聚會更多些,因為這種聚會不僅是休息,本身就包含有統戰工作的意思,何況聊天時還可以更具體更有針對性地做工作,解決一些問題。
在中央領導人中,周恩來結交的文藝界朋友最多,舉凡有些名氣或雖然名不見經傳但確有所長或有某種代表性的人物,他幾乎都認識,並且多數都交了朋友。像郭沫若、茅盾、巴金、艾青、曹禺、蔡楚生、田漢、陽翰笙、夏衍、白楊、張瑞芳等等文藝界老戰士,無不與周恩來建立起深厚友誼。
比如張瑞芳,在我記憶里她的入黨都是周恩來介紹的。那是1946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周恩來把我叫去,單獨囑咐:“何副官,你去陵江門接一下張瑞芳,要注意安全還要保密,決不能帶尾巴。”
我記得張瑞芳當時是住在陵江門一座國民黨修建的公寓裏。我去之前,首先設法甩掉國民黨特務,確實證明沒尾巴了,才猛插公寓接走張瑞芳。帶張瑞芳到周恩來那裏,她高興得不得了,我記得是批准她加入中國共產黨了。
周恩來在重慶結交的這批朋友,來往密切,友誼深,彼此很隨便。直到建國后,周恩來當上總理,與這些人仍是朋友相交,相互之間的感情和關係從沒因為地位的變化而變得疏遠或冷淡。
從我的感受,周思來和鄧大姐老兩口的生活太單調,太寂寞,尤其是逢年過節的時候。他兩個人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要說沒有一點空閑時間也不真實。
逢年過節,老兩口有點空閑時,那種單調寂寞就會顯得突出。總理害怕這種寂寞,寂寞往往會使人生出莫名的孤獨與憂傷。所以;年前節前,只要估計有點空閑時間,我們必要給總理安排一些活動,不能叫他“閑”。
總理自己也注意不發生“閑”,一得空兒,必要提出名單,請客人到家來聚會,特別是文藝界人士,他們一來,西花廳就熱鬧起來,活躍起來,總理就會忘掉寂寞,快活起來。
有子女的首長們,勞累之後巴不得有兩天清閑,與孩子們共享天倫之樂。沒有子女的首長,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總理。比如彭德懷,在軍營中過慣了硬梆梆、簡單明確的制度式生活,對於總理喜歡與文藝界人士交往,就產生一點看法。說過一句兩句難聽的話。不過,他本來就是厲害人,敢罵娘,敢為民請命,也難免敢翻臉把人鬧個難堪。有些高級領導高級將領因此對他意見大些,周恩來卻從來沒有為個別一句兩句話生出意見或看法,相反,對彭德懷更加喜歡,常對我們工作人員說:“那才是個好同志呢,有啥是啥,怎麼想就怎麼說,你叫他裝假他都裝不出來。”
周恩來常去彭德懷住所串門看望,同時也繼續與文藝界廣泛結交來往;他不因為彭德懷的難聽話而疏遠彭德懷,更不會因為彭德懷的偏見誤解而斷絕與文藝界的朋友聚會。
周思來是按照自己對生活的理解和認識而生活,不是按照別人的議論或想法去生活。
正因為如此,文藝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什麼事,發生什麼矛盾,首先想到的都是周恩來,請周恩來幫助解難。
記得有次接到一個電話,大聲說要找總理。
“總理正忙,請問您是哪位?”
“我是張治中。請你向總理報告一聲,我找他有急事。”張治中的聲音有些異常。
想起當年軍事3人小組的活動,天天一道坐飛機,想起“不要忘了我張治中3次到延安”,我決定報告總理。
此類事,只要我們報告,總理是不會不馬上接電話的。
“文白兄嗎?”總理聽到報告,馬上接電話:“我是恩來呀。”
“哎呀,總理啊,”張治中剛聽到周恩來的聲音,立刻像個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樣叫起來:“請你轉告郭,要筆下留情啊!”
“怎麼回事啊?文白兄,你不要急,慢慢講么。”
“我已經給總理寫去一封信,就是郭沫若先生那個洪波曲,請他筆下留情!我張治中罪該萬死,遺臭千年,也還不敢有計劃有預謀地加害恩來兄。我若是這種人,以後還好見總理嗎?……”
看來張治中是真惱火了,不稱郭老、郭先生,讓轉告“郭”。原因是郭老寫的那部“洪波曲”,裏面寫到了抗戰開始時長沙那場大火,說這場火是國民黨有計劃有預謀地要燒死周恩來。燒這把火時,張治中是湖南省主席;要說有計劃有預謀,這個計劃者、預謀者自然少不了有湖南省主席這位地方政府最高長官。
“文白兄,郭先生決不會是要傷害你,他寫的是小說,文學作品,不是史料,不是作歷史評論。不妥之處,我馬上轉告郭先生,設法補救,文白兄這邊也要息怒,互相多諒解……”
周恩來放下電話就又給郭沫若先生打電話。郭沫若先生叫屈說,寫這件事時,腦子裏出現的只是蔣介石,並沒閃過一點張治中的影兒。何況書已經出來,無法再改,只能請總理代為緩頰了。
張治中和郭沫若都屬於總理最親近的朋友這一圈裏的人物,無話不好談。總理便去張治中家作客,不送東西,送東西就見外了,就是看望,吃頓飯。
飯後,總理說:“文白兄啊,要說有計劃有預謀燒死我,我再不怕死也不敢來討飯吃。這段歷史還需要多解釋嗎?”
“無須再解釋。”張治中承認。
“我看文白兄不是怕郭先生的書,是怕老百姓議論猜測。人言不是史,人言不足畏;既然書已經出來了,文白兄還是要看其主要內容和思想,個別地方說法不準確不妥當,容他日後再版時修改,你看可好?”
“我並沒叫他焚書。”張治中終於諒解了。
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前,總理到民主人士家裏作客是常有的事。總理自己不過生日,但很樂於為民主人士祝壽作生日。比如給傅作義過生日,我就跟隨總理去過幾次。
那時傅作義住在小醬坊衚衕,總理去時,不送壽禮,就是看望、聊天、吃飯,與往日朋友聚會的那種親熱、密切氣氛一樣,只是多兩句加壽的吉利話而已。
這類朋友交往,總理始終保持了一諾千金。所以,只要答應去,哪怕臨時發生了再大的事,最後還是要趕去。比如前面章節里曾寫到總理答應去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家吃飯,大家等到晚上10點,總理仍然末到,就沒一個人腦子去想總理可能不來了,只想他一定遇了大事,要晚到。結果,總理10點多趕到了,原來是被主席叫去了。從毛主席那裏一出來,立刻趕往楊尚奎家。所有人都堅信:“總理只要說過,就絕不會忘,一定會來。”
總理這一生,答應過的事情忘記了,大概只有過一次。至少我們身邊工作人員在議論中,只扯出這麼一件事。我從1940年跟隨總理,到他逝世,再想不起第二件答應別人以後又忘記了的事。
那是1957年左右的事。在一次集體活動的場合,人很多,總理不停地與人招呼,不停地與人交談,各種信息都朝他這裏匯聚。其中就有傅作義部長,他說:“6月29日是我生日。總理,想請您到我家裏吃頓便飯,不知行不行?”
“62歲生日,對吧?”總理連連點頭,“好,我一定去。”
這一天收到的信息量太大,距博作義過生日還有兩個星期,到了那一天,總理恰好忙了23個小時,上床服了安眠藥,睡覺了。
傅作義深知周恩來一諾干金,從認識起,沒出現過失信,所以生日這天作了總理來參加的準備。工作人員提醒說:“當時只是隨口問一句,這都兩個星期了,總理會不會忘了?”
“不會。”傅作義充滿自信,“打從我認識他,他就沒忘過事,沒失過信。”
幸虧親屬和工作人員不像傅作義與總理接觸多,他們只按常理想事情。照常理,事隔兩個星期,總該再問問。就算對方沒忘記,兩星期前只能算打招呼,辦事這天還該再邀請一下才合禮。所以,他們在中午11點給總理辦公室打來電話,話講得很巧妙:“傅部長今天過生日,總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時間參加?”
那天成元功值班,他翻翻日曆又看看小黑板,沒有記錄這項活動,也就是說,事先沒作安排。所以總理連續工作23個小時后就上床休息了,沒有堅持28個小時,再參加一下傅作義的生日餐,然後才休息……不過,成元功是細心人,聽對方口氣,分明總理是答應過的,而總理又是一諾千金的人,所以他沒有因為總理已經入睡而回答不行,只說:“請等一下,我去報告。”
成元功向鄧大姐報告,鄧大姐明白總理一諾的分量,對成元功說:“告訴他們,總理去,稍晚點兒到。”
點半,鄧大姐將入睡不足1小時的總理喚醒。
以往,總理被叫醒,不是主席找就是國家出了大事。總理眼圈充血泛紅,一邊看錶一邊問:“有情況?”
“傅作義今天的生日,”鄧大姐問,“你是答應去吃飯了吧?”
“嗅,嗅,是答應了……兩個星期前就答應了。”總理一下子精神起來,匆忙穿衣服,“哎呀,糟糕糟糕,怎麼會忘,怎麼會忘了呢!”
總理匆匆驅車進往小醬坊衚衕,參加傅作義將軍的生日聚餐后回來,兀自歉疚地喃喃不已:“我活了這麼大歲數,這還是第一次忘事情!”
我說:“反正又沒誤。”
總理不自安地說:“答應了人家的事情又忘記了,就算沒誤也是對不起人家呀,答應了怎麼能忘記呢!”
總理就是這樣的朋友交往,一諾千金!
總理喜愛的文娛活動很多。他是個愛玩又沒時間玩的人;興趣廣泛又不能不壓制興趣,甚至忍痛將其窒息掉。
總理喜歡唱歌、跳舞、讀小說、作詩、看電影、看戲劇以及下棋打牌。
在人民大會堂,在建設工地,在許多群眾集會的場合,歷史都為我們留下了周恩來指揮大家高歌的鏡頭。
周恩來喜歡唱歌,也喜歡聽歌。他的聽歌、唱歌有一致之處,也有不同之處。
一致之處是,他喜歡聽喜歡唱民歌,不大喜歡“洋歌”,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美聲唱法。聽這種歌他從來不跟着唱,也不會像那樣用嗓。
他曾對我說:“這是一種很好的藝術,但不適合我。這種洋嗓子聽着不舒服,洋嗓子和我們革命的歷史聯繫不大,喚不起美好的回憶。”
周恩來畢竟是一位職業革命家,有他獨自的經歷,當然也就有他自己的愛好和選擇。
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可以成為好妻子,每個人還有其他性格、知識、經歷、交往等許多考慮。聽歌唱歌也是這個道理。
周恩來喜歡聽信天游,聽到這種曲調便會生出莫名的激動,兩眼閃出濕漉漉的波光,頭輕輕地點出節拍,神情里流露出一種靜謐無言的喜悅和舒心愜意的遐想。
但是,他很少唱信天游。從東北到雲南,從新疆到台灣,所有的地方小調他都喜愛聽,但極少放開喉嚨高歌,這就是聽與唱的不一致。
他喜歡高歌的是《我們走在大路上》、《社會主義好》、《長征組歌》、《洪湖赤衛隊》、《中華兒女志在四方》等等激情澎湃,熱烈奔放的歌。特別是《長征組歌》和《洪湖赤衛隊》,簡直可以說入迷上癮,時間久聽不到就難受,疲憊不堪而閉目小憩時,嗓子裏必要哼哼這些歌曲。
他愛看愛聽“長征組歌”,有演出盡量設法去看,獨個兒聽收音機,聽到組歌就會“入歌”用手輕輕擊拍,或哼曲,或小聲跟着唱。我的記憶中,他最喜歡“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這一句。無論是在劇場還是獨個兒聽收音機,聽到這裏便會擊出一個重音,無限感慨地把頭點一點。
有一次,我見他獨個兒在辦公室聽這支歌,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他身體各部位都隨着音樂的節奏有所動作,彷彿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我忍不住問:“總理,這一句有什麼特別之處嗎?”
他睜眼看看我,笑道:“不是經過長征,那是聽不出這一句的、美妙境界的。”
我是經過了長征的,但我在四方面軍,沒有跟中央紅軍行動,自然缺少總理這樣切身的體會和感受。
對於總理的聽歌和唱歌,有人形容為:“小氣候里遲逐流動,大氣候里震蕩奔放。
對各地民歌小調,總理喜歡沉醉一般悄悄欣賞;全身心地鬆弛,獨個兒追逐體會着那感情的跳躍,意識的流動,彷彿漸漸走入一個美妙而古樸的童話世界,充滿了花草的溫馨和泥土的芬芳。這就是“小氣候里追逐流動。”
大氣候里震蕩奔放,那是帶着登高一呼,萬眾響應的氣勢和力量,是一名職業革命家壯懷激烈,“仰天長嘯”的抒發情懷的表現。也是宣傳鼓動群眾與自己一樣激蕩起豪情和熱情,團結、奮鬥、向前的真情流泄。
周恩來是位感情非常豐富的人。在某些作品裏,常把周恩來工作中的嚴肅、謹慎、細緻,籠統到整個生活中。其實不這樣;休息時,哪怕是群眾場面,只要不是辦公事,他都是活潑又活躍。在老幹部中,“活躍分子”是有其特定含義的,往往指革命隊伍中上下組織,左右聯絡,出頭露面進行宣傳鼓動的同志。在中國的領袖群中,周恩來幾乎可以稱為唯一的“活躍分子”,再沒有第二個人能像他那樣常常按捺不住地放開歌喉,甚至要指揮起成千上萬的人一道唱。更沒有第二個人能像他那樣樂於自告奮勇,教同志們唱“志在四方”,唱“長征組歌”。
過去有許多影視資料和報道文章都記錄過周恩來帶領群眾放。聲高歌的情景,無須多講。我這裏想講一點的只是他這樣做,絲毫沒有什麼做作或工作需要,那確實是一種感情洋溢,需要釋放的再自然不過的表現、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1965年6月,周恩來出訪坦桑尼亞。這是中國民航第一次走出亞洲,走向世界。飛越天險喀喇昆崙山時,總理臨窗,放眼遠望:群山綿延,突兀顛連,好象維繫中華民族的古老文化一樣機妙玄奧,深不可測;又像鑒證着大自然不可思議的雄偉創造。冰峰林立,白雲徜徉其間;碧空萬里,與皚皚白雪上下輝映,幻化流轉着七彩光芒。
總理的眼裏像起了驚雷電閃,光彩照人。他的胸脯開始起伏,那是激情進發前的沉默。他連續幾次長長地嘆息,仍然無法平息心潮的起伏,便從胸腔里發出了渾厚的低沉的歌聲:“紅岩上紅梅開……”
他唱的第一聲像呻吟一樣帶着隆隆的胸膛共鳴音,並且馬上停住了,輕咳兩聲,好象有些不自然,目光朝我們一掃。我相信他是從陶醉里剛剛醒來,明白了自己是在飛機上,是在一群隨行人員之中;他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時,千仞冰峰在腳下蛻起、躍動;滾滾而來、層出不盡。於是,那無法按接的激情便第二次噴涌而出,並且一發而不可止。
那成了真正的引亢高歌;總理是徹底放開了嗓門,歌聲縈繞在機艙里,在我們每個人心頭引起強烈的經久不息的迴響。於是,總理的獨唱自然而然成了我們全體乘客和機組人員的合唱:
“紅岩上紅梅開,千里冰霜腳下踩。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
總理喜歡民族歌曲,自然也喜歡京劇及各種地方戲劇,喜歡看各種國產影片。
對於戲劇,我曾問過周思來:“總理,你喜歡京劇還是喜歡越劇?”
總理說:“都喜歡。”
我問:“比較起來,更喜歡哪一個?”
總理一笑:“比較起來我更喜歡話劇。我在南開學校讀書時,演過話劇。那時學校還不夠解放,男女分校,我們演劇沒有女角,就由我來扮……我們演得很成功。”
總理天天看報紙,天天必看各劇場的節目預告。無論哪一天,你隨便問總理:“今天吉祥劇院演什麼戲?”總理肯定可以馬上告訴你。
有一次我問:“總理,你看那些劇場節目預告幹什麼?”
總理笑着嘆口氣:“看戲是享受,想戲也是一種享受呢。”
我含笑作一個總結:“很少有總理沒看過的戲,也很少有總理看完全場的戲。”
總理聽罷哈哈大笑,頻頻點頭。因為我這一句話道出了實情。總理酷愛看戲,沒有什麼戲不想看,但他“官身不由己”,想看也看不完,太忙了。或者晚到;看個尾巴,或者早到,看個開頭就馬上要趕去參加會,有頭有尾地看完一場戲實在太少,有數的幾場而已。
有的老同志說我有辦法叫總理休息,其實這辦法就是“假公濟私”,“投其所好”。
什麼是“假公濟私”?就是把休息和工作搞得界線不分。凡有新電影,新戲劇出來,我們總要找出各種理由原因,安排總理去審查新片新劇,並且盡量“上綱上線”,說這是對文藝工作者是否關心、重視、支持的大問題,說作者和演員如何如何已經準備聽取總理的意見,如果不去看就會挫傷文藝工作者的積極性,甚至是不利於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云云。
這樣一來,總理就不審查也得審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幾個小時了。
所謂“投其所好”,就是按照總理對休息的解釋,滿足他的那種“休息”。比如把作者、演員請到家裏來,同總理一起吃頓飯,聊聊天;自然是聊戲,聊演員的生活。這樣聚會一次,解決了劇團的問題,也達到了讓總理休息一下之目的。
讀小說對總理也是一種很好的休息和娛樂。總理早在剛剛結束童年步入少年時,就讀完了《三國演義》、《水滸》等古典名著。他曾對我說:“讀小說和辦公,用的不是一個腦子;辦公辦累了,看看閑書也是休息。”
總理看電影看戲看小說的故事很多,特別是文藝界人士寫過許多回憶文章。我這裏只想講兩件事,說明我們的總理,即便休息娛樂,也保持着鮮明頑強的民族性。這對於剛剛結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命運的中國人民來說,是尤其重要的。
記得1950年1月20日,我跟隨總理趕赴莫斯科,參加與蘇聯的談判時,中蘇正號稱“磐石般的團結”,也就是鐵板一塊了。像我們這一層的人,單純熱情,一說蘇聯老大哥,那就一切光明,一切友好。記得那時斯大林的威望不得了,只要喊起他的名字,人們就可以前仆後繼,不惜任何犧牲地衝鋒向前。他在蘇聯人心目中是神,在中國人心目中也是神。但是,毛澤東與周思來與我們的心態顯然不同,思考問題遠不在一個層次一個水平線上。
毛澤東只跟斯大林談,不參加與莫洛托夫,維辛斯基等人的會談。這與其他任何社會主義國家都不同,是第一個當仁不讓地把自己放在與斯大林完全平等的位置上。
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所建立的崇高威望,使他原有的大國沙文主義表現更突出了些。毛澤東到莫斯科,離莫斯科,斯大林都沒參加迎送。這樣的結局毛澤東是不能接受的,他那強烈而鮮明的個性,使他當面向斯大林提出請求,堅持讓斯大林去自己所指定的地點參加中國舉辦的答謝宴會。斯大林說他從來沒有出去到別人確定的飯店去赴宴。
毛澤東堅持斯大林應該給自己一個例外。
結果,斯大林第一次屈從了別人的意志,這個人就是毛澤東。記得周恩來為此十分興奮,對宴會作了許多具體指導。我至今鮮明地記得那天的氣氛:歡快、隆重、莊嚴。
來賓非常多,有各國大使和蘇聯的高級將領及部長們。
顯然,這些部長、高級將領、大使們也是輕易見不到斯大林,都激動得不能自己,焦急盼望着能看一眼斯大林。
在一片喧騰中,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大使們議論中的兩句話:
“斯大林與毛澤東相見,在世界上是開天闢地的大事。”
“毛澤東厲害,能把斯大林請出來;羅斯福和丘吉爾也沒能做到,沒能如此。”
斯大林出現時,那些大使,那些部長、將軍們都像孩子一樣爭搶着一睹斯大林風采,並不像現在某些作品出於政治原因所描寫的那樣。我當時看到的情景,所有人都是發自內心地歡呼,夾道迎着斯大林鼓掌,拚命擠前一點,就是想多看一眼,那是真正的崇拜,沒有偽裝和做作,見到斯大林與毛澤東站到一起時,多少人流下了淚。真流淚假流淚,真歡呼假歡呼,真激動假激動我還是分得清,看得明的。比如“文化大革命”開始一年後,那種歡呼萬歲已是越來越假,越來越口是心非。豈止我看出來,絕大多數人都清楚,只是不敢說或不能說罷了。
現在沒有什麼不敢說或不能說的。實事求是講,1950年我見到的所有歡呼者,流淚者,都是至倩至性的真實流露,決無半點虛偽假裝。
就在這樣的中蘇友誼,這樣的熱烈親密中,總理卻沒有生出盲目性。去莫斯科的列車上,他連續閱讀獲斯大林獎金的小說《旅順口》。一般人讀這本書,一聽獲斯大林獎金,便盲目跟着喝彩、叫好。周恩來沒叫好,越看越皺眉,最後把書一摔說:“滿紙胡說八道,這種書居然還獲斯大林獎金,可見蘇聯也並不是什麼都好,什麼都對。”
到了1950年底,抗美援朝戰爭緊張進行之際,周恩來的軍事秘書雷英夫擔心敵人在遼東半島登陸,利用工作之餘讀這本《旅順口》,想從中得到一點在遼東半島設防的啟示。
在一次聊天中,周恩來聽說雷英夫對照地圖看《旅順口》,就問:“你讀這本書感覺怎麼樣?”
“不怎麼樣。”雷英夫說,“不像外面吹捧那麼好,我是為了研究戰爭參考着看一看。”
“這本書很糟糕。”周恩來評價說:“很糟糕的書還獲得斯大林獎金,獲得某些人喝彩,那就更糟糕,簡直是糟糕透頂。”
“總理看過這本書?”
“我是今年一月去莫斯科的路上看的,印象壞極了,有些地方簡直看不下去,真正的中國人都會有這種感覺,不會盲目地跟着去吹噓。”周思來很少有地掰了一下手指:
“第一,這本書是吹噓沙俄侵略戰爭;第二,旅順口陷落時,列寧有篇文章說這是掠奪性、反動性戰爭,這本書卻仍然大加宣揚;第三,極盡醜化中國人之能事,不是特務、奸商,就是妓女、騙子。第四,書中歌頌的英雄馬卡洛夫,是個擁護沙皇反動統治制度及其侵略政策的傢伙。有這4條,這本書是什麼貨色就很清楚了。他們就是改不了的大國沙文主義!”
在那個“一邊倒”的年代,張口閉口蘇聯老大哥的年代,總理講出這樣的話,確實給我們發熱的頭腦降了降溫。知道“斯大林獎金”也不能迷信;他們搞大國沙文主義,搞民族主義,我們也必須堅持自己的民族性,站起來的中國人民再不能有絲毫的奴顏媚骨。
正像周恩來所說,“我首先是一個中國人”。在娛樂中他也從不忘記。
年我隨周恩來去參加日內瓦會議,出發前,他特意關照,讓把我們新拍攝的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帶上。
會議期間,我們先放映了紀錄片《1952年國慶節》。這部紀錄片受到熱烈歡迎和讚歎,一位瑞士記者在報紙上報道說:“當全副武裝的中國軍隊和手捧鮮花的姑娘們邁着矯健的步伐,跨進日內瓦的銀幕時,西方和東方的無冕之王們都情不自禁地一起發出輕輕的讚歎聲。”
影片結束后,觀看影片的記者們紛紛圍過來和中國代表團的人握手祝賀,講了許多熱情洋溢的讚美話。連英國的記者也承認:“再也不能拿1949年以前的眼光來看中國了。”
但是,美國一位記者卻心懷敵意地說:“這部影片不能不叫我們擔心,中國是不是在搞軍國主義?”
情況彙報到周恩來那裏,周恩來早有準備地說:“他說我們搞軍國主義,我們就再給他們放一部《梁山伯與祝英台》,看他們還有何感想?”
大家聽了這個決定,心裏都沒譜。前些日子周恩來請卓別林看《梁山伯與祝英台》,客人都是文藝界或與文藝界有關的人士,這些專門人才都看懂了而且興趣很大,當時演出效果很好。但現在請政府官員和記者看,效果會怎麼樣?是否會應了那句話——洋鬼子看戲,傻眼了。
負責這項工作的新聞聯絡官是熊向暉同志,他對這件事有過回憶文章。為了洋鬼子看戲不傻眼,他請英文翻譯將劇情和主要唱段寫成了一本16頁的說明書,劇名也譯成英文《梁與祝的悲劇》。
熊向暉興沖沖地向總理彙報他創造性的工作。
“這才是黨八股呢。”周恩來沒有表揚他,反而批評說:“你也不看對象,在那裏對牛彈琴!”
熊向暉始料不及,被批得發怔發痴。
“十幾頁的說明書,虧你想得出來。”周恩來吁口氣,放緩聲音:“我要是記者,我就不看你那本說明,又不是上政治課,還要發講義。”
熊向暉眨眨眼,噗嗤一聲笑了:“叫我說,給洋鬼子看戲,本身就是對牛彈琴。”
周思來也笑了,笑得文明而又開心,不慌不忙說:“琴還是要彈,不但有政治意義,也是傳播我們的民族文化么。問題是你怎麼彈這個琴?你用十幾頁說明書去‘彈’,那叫‘亂彈琴’,我換個‘彈’法就能彈通,你信不信?”
“怎麼彈?”
“你只要在請柬上寫一句話就行。”
“什麼話?”
“請你欣賞一部彩色歌劇影片——中國的《羅米歐與朱麗葉》。”
“噢……”熊向輝似有所動,點點頭又搖搖頭:“這樣……行嗎?”
周恩來把手一揮:“你就這樣辦好了,保你不會失誤。如果失誤了,我送你一瓶茅台酒!”
“行,一瓶茅台酒!”熊向暉打賭似地說。如果總理的話真靈驗,輸一瓶茅台酒是完全值得的。
放映那天,各國記者早早就都來場了,座位坐滿,過道也站了人。看來,都想看看中國怎麼也有個羅米歐與朱麗葉?總理這個法子想得不錯,有懸念,吊胃口,可是,成功不成功還得看過電影才能下結論……開演幾分鐘后,奇迹發生了。觀眾並沒“大失所望”地離開或不滿地發牢騷,這次全場靜悄悄,觀眾都如石雕一般紋絲不動,靈魂早巳進入影片劇情之中。看來人類不分種族膚色,不分地區時代,不分階級信仰,確實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屬於全人類的情感和思想。《梁山伯與祝英台》和《羅米歐與朱麗葉》都是循着這種人類共同的情感發展着故事,所以,無論白皮膚、黑皮膚、黃皮膚,大家都被劇情所吸引,為絢麗繽紛的畫面所陶醉,為溫馨委婉的唱腔所傾倒,為飄逸裊娜的舞姿所征服,更為人類歷史上,任何地區任何民族都不曾避免無法躲過的愛情悲劇所感動。當演到“哭墳”和“化蝶”時,觀眾的情緒也達到頂點,影院裏一片抽泣聲……影片結束后,華燈復明。一個極少見的情景展現在我們面前:如痴如醉的觀眾還沉浸在梁山伯與祝英台深摯哀怨的愛情悲劇之中,為他們的悲劇流淚不止。這種悲傷的默哀足足保持了一分多鐘,什麼人鼓了一聲掌,剎那間像起了暴風驟雨,熱烈的掌聲經久不息,並且伴隨了陣陣的歡呼聲。
英國記者說:“太美了,比莎士比亞的《羅米歐與朱麗葉》更感人!”
比利時一位記者說:—“簡直忘了是在看電影,好象我也到了梁祝身邊。”
一位印度記者說:“中國還在韓戰和土地革命中,這種時期就拍出這樣充滿美好感情的影片,這一點比電影本身更有意義。”
而所有這些對中國戲劇中國文化的認識和理解,確實是靠了總理那一句話。
而這一句話,又說明總理.對我們民族,對世界各民族,對整個人類,有着何等深刻的認識和理解啊!
在總理的文娛活動中,還有一項重要內容,就是作詩。可以說,從1940年我到他身邊,直至他老人家去世,總理基本沒有停止過作詩。不過,從我來到他身邊后,基本也沒見過他保留下一一首所作的詩。
現在公開發表的周思來的詩作,都是他年輕時的作品。其實,他當總理以後作詩,遠比青年時期作詩多,特別是晚年,常看到他念念有詞,並將新詩寫下來。
總理一般是作格律詩,偶爾也作自由體詩。他對古詩詞非常熟悉,無論我們提到哪首詩詞,他都可以出口便背誦下來,當我們為此驚訝時,他總是很動感情地說:“這要感謝我的母親,4歲時她就教我識字,5歲時已經教我背誦了幾十首唐詩……”
我常想,周恩來的喜歡讀詩作詩,是否與他的母親有關?他在讀詩作詩的時候一定可以尋找回來那遙遠的記憶,重新感受母親的慈愛與保護,重新從母親那裏得到新的啟示……周恩來作詩,或者是對什麼事有感,對什麼人有感,對什麼景有感,或者是看到主席或陳毅或董必武等戰友的新詩,反覆品味之後唱和一首。他一旦要作詩,吃飯走路乘車這種時間就會被充分利用起來,嘴裏偶爾吟出一句。這樣的一天忙裏抽空兒,反覆索句,或睡前,或起床后,新詩就出來了。
他作的新詩都是一揮而就地寫在紙上,然後獨個兒拿起來欣賞、品味,偶爾也提筆改幾下。我們只能遠遠看那詩行,偶爾聽他吟出一句,無法拿過來細細欣賞,他就像秘密地藏着什麼珍寶一樣不願叫外人看。
他把作詩當作了消遣似地,消遣完了,概無例外地撕碎,而且撕得太碎了;先撕成許多小碎塊,再將小碎塊一疊疊分別撕成更碎的碎片;撕到一般人再也無法拼對起來時,才用手弄成雪片飄落一般扔進廢紙簍。
總理心細,作詩極講平壓工對押韻,撕碎時也從不大意。我一次也未能將他的詩作拼對出來。直到他病重后,仍然是這樣,不願留詩給後人。
外出參觀遊覽,所過名勝古迹的工作人員都希望他留下墨跡。他一概拒絕:“找郭老去,叫郭老寫。”
我很後悔,那些撕成粉碎的詩作,如果我都用牛皮紙袋裝好,現在將這上百紙袋的“碎詩”交有關部門,一定能拼對出來,從中定可以進一步了解總理的思想情感。
周恩來會下棋,象棋、圍棋、國際象棋都會下,還會打橋牌,在重慶與董必武等同志玩過,後來都“戒”了。
總理對“戒棋”“戒牌”的解釋只有三個字:“沒時間”。
在他晚年,病重住院后,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減輕一些痛苦,我們拉他玩牌。他在“戒棋”“戒牌”20多年後又拾起來了。他很會算牌,隨隨便便就能贏了我們這些認認真真的人。贏了便輕聲一笑,沒有精力多說話。
只有一次,他看看錶,說:“下棋打牌,過時間不覺,有個故事說,樵夫看兩個老頭下棋,一盤棋下完,身旁的斧頭把兒已經爛了。這盤棋下了多少年?幹事業的年華,千萬不可沉溺其中。”
在文娛活動中,總理最喜歡的似乎還要算跳舞。我們也喜歡讓總理多跳舞。這項活動後來被我們稱為“三結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結合,而是:文娛、體育、工作的三結合。
跳舞本身既是娛樂活動,又能鍛煉身體,這是無須解釋就很明白的事。醫生主張總理每天跳一場舞,活動活動身體各部的肌肉關節。但他太忙,做不到。
總理跳舞極少去春藕齋,一般是在紫光閣和人大會堂山東廳。50年代在北京飯店也常跳。到這些地方來跳舞的還有李先念、陳毅、余秋里、何長工、呂正操等國務院及各部領導。舞會8點開始,總理如果參加,常常10點左右到,跳幾圈就提前走了。他舞姿瀟洒,會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樣,不像毛主席、朱老總那麼單調地踩點走步。
總理跳舞從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團來的那些女演員,盡量勤換舞伴,滿足儘可能多的女演員“陪總理跳一圈”的願望。
總理參加舞會,首先是作為社交的場合與機會,不忘結交朋友,不忘調查研究,不忘討論工作。
每次跳舞,周恩來必要同國務院機關和各部委領導打招呼,通報情況。若是有大事複雜的事,就在舞會休息時將有關領導叫入舞廳旁的小屋裏談話。跳舞時,周恩來換舞伴勤,也包含有多認時人,多聽到一些情況的考慮。
每次跳舞,對於新舞伴,周思來必要問姓名、年齡、工作單位,對單位里的領導及工作有什麼意見?等等。對於認識的老舞伴,他常提出一些文藝政策方面的問題,徵求意見,或者將自己考慮中的有關文藝工作的內容講出來聽聽群眾意見。
總理在跳舞中是怎樣調查研究,怎樣做工作呢?隨便舉個例子。
鄭淑雲是總理的保健護士。她第一次見總理,就是在北戴河的舞場上。談話是在舞會休息時開始的。
“你什麼時候來北戴河的啊?”周恩來問過姓名、年齡及家庭情況后,放慢了講話速度。
“中央異地辦公,從開始我就跟打前站的同志們一起過來了。”
“這個地區的地方病是什麼?”
“哎呀,不知道……”
“你是醫務工作者,領導沒給你介紹嗎?”
“光是從安全方面介紹一下,地方病可沒說。”
“沒介紹你也沒調查?這就是問題。安全也要以預防為主。到一個地方就要調查研究這個地方的狀況,作為醫務人員特別應該查清這個地方的發病情況,這樣才好開展工作,做到有的放矢。你說對不對?”
“對的。”
“那麼地圖你看仔細了?”
“看了,否則找不到首長。在杭州我給羅部長做蠟療就迷了路,摸黑轉了半天……”
“哈哈哈,就是么,吃一塹長一智,這就提高了……”
“哎呀,舞曲開始了。總理,你去跳舞吧。”
“你會跳嗎?”
“我不會。”
“一次沒跳過?”
“跳過兩次,也是人家帶着我……”
“那好,這次我帶你,我來教你跳。”
“哎呀,我,我會踩你的。”
“哈哈哈,”周恩來把頭稍稍後仰,一邊笑一邊指鄭淑雲腳下:“不要緊么,你穿的是軟膠鞋。”
鄭淑雲臉紅了,把手遞給周思來。跳出第一步時,仍在喃喃:“可是,可是,您帶我跳會很累的。”
周恩來放低了嗓門,小聲說:“放心跳吧,累點正好運動。”
像周恩來那樣的大工作量,若不搞點運動,若不堅持體育鍛煉,是無法長期勝任的。
每周的周末舞會,周恩來去跳幾圈;每天起床后,從第一辦公室出來,做5分鐘的自編體操;如果只是這一點運動,肯定起不了多大作用。周恩來還有其他許多運動方式。
第一種運動是辦公室里的運動。這就是前面章節里寫到的5分鐘自編體操以及辦公疲勞時,起身繞辦公桌快走幾圈。除此兩項運動外,第三項運動是踢室內足球。
天津人愛踢球。建國初期,天津的足球是很有名氣的。周恩來在天津讀書時就喜歡踢球,當總理后,醫生和身邊工作人員天天要求他保證運動,他就想到踢球上,買來一個足球。他沒有時間去足球場踢,他的年齡和工作情況也不允許他去踢比賽,他就想出了踢室內球的辦法。
這辦法也簡單,就是辦公室的一面山牆騰出一塊空地方,不放辦公用具。他的那個足球,少打一點氣,彈性不要大,然後放在辦公室內。每天工作累了,周圍人一再勸他活動活動時,他就起身,兩腳盤帶足球,在那幾平尺的小天地里激烈運動一番,時時朝牆上射門。球沒氣,彈不遠,每次射到牆上都能及時用腳控制住球,不會碰壞門窗或辦公桌上的東西。
不要小瞧這種運動,由於動作的迅速,活動量是相當大的,不要說總理那樣的高齡,就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陪他練5分鐘,也會流出汗來。周恩來有時踢球要個“陪練”,攔在那堵山牆前,總理盤帶過人。如果被截住球,算輸一分;如果晃閃過對方,把球帶過人,射到牆上,那就贏一分。
這項運動總理很喜好,堅持很長時間。因為他的運動同他的睡眠一樣,必須圍繞工作進行。室內足球不受時間空間限制,有幾尺地面就可以運動起來,見縫插針,效果很好。
除了足球,總理還喜歡玩玩“衛生球”。
總理的喜歡玩乒乓球,同庄則棟、李富榮、徐寅生那批優秀球員為國爭光是分不開的。這批運動員打出了國家和中國人民的威風,吸引得像董必武這樣古香古色的老人,也扔下毛筆,去玩了一段時間的乒乓球。周總理這樣更具現代色彩的領導人,當然要比毛澤東、董必武這些老派些的領導人玩得多些,好些。
總理的不利條件在那條傷臂。由於右臂在延安摔傷后,接骨不正,落下殘疾。他的右臂彎不到頭,伸不到底,不像正常人可以180度彎臂直臂,他只能在彎曲30度,伸直到150度這樣的範圍里正常發揮,超過就要活動受限。
總理難得有時間玩玩球,主要在飯前飯後的10分鐘左右,在我們一再勸說下,可以答應一聲:“好,玩幾下衛生球。”
講“衛生球”,無非是形容乒乓球小。陪總理打球是件高興事,因為我們太愛他了,我們所有工作人員的自我感覺是超過世上任何一種愛,無論什麼事情,只要對總理有好處,只要有利於他的休息或健康,那麼,再小的事我們也願意全力以赴去做,做了就會產生幸福和愉快。
我們都搶着和總理打球,為了不讓他打着費勁,常常有意將球往他右手附近的枱面上送,而且要送得不高不低,便於重扣或抽殺。球的位置合適時,總理常常能抽殺出第一流的漂亮球。
可是,總理沒有抽殺,左手將“衛生球”一把撈過來,衝著對家嚷:“不幹不幹,盡給我容易的,那不行。我不要照顧球,我能夠輸得起。”
總理認真得很,我們只好更認真地對待,既要真打,不讓總理覺得是讓球,又不能一下子打死,必須給總理一定的招架和還手餘地。這種球打得艱難而又令人興奮不已。
每逢球下網或出界,總理常常顯出一臉的惋惜:“哎呀,輸了,輸了!”如果一記重扣或一個大力抽殺擊中了,我們未能接回去,總理會為自己漂亮瀟洒的擊球歡呼鼓掌:
“打中了,漂亮!”“你輸了,哈哈,你輸了!”
總理喜歡玩幾下乒乓球,更喜歡看別人打乒乓球,特別是國內外有乒乓球大賽時,賀老總都要派人給總理送幾份秩序冊。冊子上詳細列出分組情況,誰與誰對陣,怎樣淘汰怎樣出線。總理看得非常細。
到了比賽開始,那個冊子每天擺在總理的辦公桌上,他每天在辦公桌旁一坐,總要先問問:“誰被淘汰了?”“誰出線了?”“下一輪誰跟誰比?”
我們隨時將進展情況報告他,幫他用紅筆勾出來。他一邊聽報告,一邊自己也動手,勾去淘汰的,勾出新的對陣關係,那種認真關心的勁頭兒,不亞於處理軍國大事。
偶爾我們也勸總理一聲:“有時間勾他們,不如咱們多打兩下呢,咱們還是以鍛煉身體為主。”
總理笑着說:“歷來看棋的比下棋的累,我這也是運動,這樣緊張一下,轉回頭再辦公,精力特別足。”
總理打球、看球都是圍繞工作運轉,如果影響了工作他是決不答應的。
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之後,全國乒乓球熱升溫到最高,點,西花廳里的秘書們打球也打到了最高潮。
這天,乒乓球正打得激烈,一位外事秘書忽然驚叫起來:“哎呀,不好了!把一件大事忘了!”
他扔下球拍就跑,還是把事情誤了。
這下子惹火了周恩來,將全體工作人員召集一起,狠狠批評了一番。大家心裏都不好受,挨着做檢查,保證引以為戒,不再發生類似情況。
於是,總理態度緩和下來,望着大家,帶出感慨萬千的語氣:“唉,時間不饒人哪。
你們看,你們年輕輕跟了我,現在都有了白髮。我也老了……記性都衰退了。”他朝我吩咐一聲,讓把準備好的小筆記本取來,親手發給每個秘書,然後宣佈:“以後你們就用這個本子備忘。我交待的事,外面反映來的重大事情,你們就把它記下來,不要再誤事。”
打乒乓球之外,總理還曾想增加一項游泳運動。
年在廣州,毛澤東每天去越秀公園游泳,都要請總理一道去。總理也下過幾次水,似乎有了一些興趣。他曾表示態度:“我聽你們的,爭取學會游泳。”
為了教會總理游泳,還為他請來體委一位同志當教員。教員當然積極性很高,很快教會總理在水中憋氣,並漂起來。可是再往下學,他那隻伸不直的右臂便帶來一些不便。
興趣有點減弱。但並沒停止學習,廬山會議時,有點空閑時間他又下兩次水。
當時北京醫院的院長是周澤召先生。有次總理游泳上來,坐在藤椅上休息,周院長發現總理腳底出現許多小紅點。他就替總理做了一下檢查,說總理的身體不適合游泳,以後還是少游,最好不游。否則不利於健康。
以後,總理就放棄了游泳這項運動。雖然這項運動是毛主席所提倡,中央首長多數都學會游泳,並且熱情很高,總理卻退出了這支游泳大軍。無論在北戴河、廣州還是北京,他最多不過坐在岸上看看別人游。偶爾忍不住下次水,也是坐船下水。我曾陪他在中南海劃過幾次船。
到了“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總理將一切體育鍛煉都停了,只剩了一種運動,就是從這個“救火現場”趕到那個“救火現場”,這種匆匆趕赴現場的急行,客觀起到一種體育鍛煉的作用。
但由於“救火”的心焦情急,這種“運動”對身體其實是弊大於利。都說“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這種“救火”沒完沒了,一個比一個急。都說總理是累死的,這話一點不假。
在我的記憶中,“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不久,總理的休息有時已經是帶了搶救性質。
年春天的廣交會上,紅衛兵要砸爛廣交會,總理輪流找各派紅衛兵談話,作他們的工作,30小時沒離開現場,沒停止談話。勸說完紅衛兵,接着又連續工作70多小時,前後達100多小時沒睡一覺,沒休息一刻。
他在辦公桌前突然面色蒼白,額上沁出一層冷汗;由於痛苦,臉上的肌肉繃緊,嘴巴抽縮着想挺過去那難忍的胸悶和心絞痛。
保健醫生張佐良聞訊起來,一摸脈搏,早搏很多。馬上給總理做心電圖。當時醫院的一位專家黃教授正陪胡志明主席在廣州的小島療養,張醫生就拿着心電圖給黃教授看,確實早搏頻繁。兩個人研究之後,決定給總理用藥和吸氧。
從此,總理每天多了一項幫助他休息並恢復精力的內容,就是睡覺前吸一會兒氧,改善血液的供氧狀況,以維持他超負荷的大工作量。
就是天天吸氧,總理仍然發生過幾次缺氧和心臟病發作。比如紅衛兵火燒英代辦處那次,總理又急又氣憤又過度勞累,心臟病就發作了。醫生進行了搶救。
對於久坐不動或少動的人,洗澡無疑也是一種很好的休息。毛;澤東就是堅持搓澡。
在1956年以前,他是泡澡;1956年以後,由於年歲大了,主要是搓澡。他搓一次澡,全身血液流暢,是很解乏,很有效果的休息。
周恩來也常洗澡。但他不像主席由衛士侍候,由衛士幫忙搓澡;他一向是自己洗,從不要人幫忙。
在他發生過兩次心臟病後,大家就都擔心了。總理畢竟年事已高,身體遠不能比當年,萬一洗澡出了什麼事,外邊不知道,這個責任可不得了。
我們與保健醫生商量后,決定以後不能再讓總理一個人洗澡。第一次幫總理洗澡是張醫生和衛士小高去的。他們進入衛生間時,見總理正坐在浴盆里喘呢,忙上前幫忙。
“我沒事,你們去,我不習慣,我自己能洗。”周總理不讓外人幫忙。
“總理,你心臟不大好,萬一犯病身邊沒人怎麼行?”張醫生勸說:“我們已經進來了,還是幫你一把吧。”
說話間,小高已經動手幫總理搓泥。在這種情況下,總理才勉強接受了服務。
從此,我們再沒讓總理一個人洗澡,我和小高及張醫生,總要有人陪他進衛生問。
而這時,總理實際上已經患了癌症,在我們開始幫他洗澡前,就已經查出了癌細胞。
就在身患癌症后,有次總理又是工作30多小時沒休息。我忍無可忍地進去說:“總理,你必須休息了……”
總理從眼鏡框的上邊望住我,小聲說:“我去休息,這些工作你替我辦哪?”
我站在那裏,一句話也說不出了。
總理終於離開了我們,但他的聲音天天在我耳邊迴響:
“我去休息,這些工作你替我辦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