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次發脾氣
不要誤會總理沒脾氣，他脾氣大發時也是足夠“嚇”人的。要講至情至性奔放不羈的周恩來，就不能不講講我所見過的至今記憶鮮明如初的他的五次發脾氣。
若是對敵鬥爭，無論怎樣憤怒，怎樣激烈，都不能叫作發脾氣。“發脾氣”在這裏特定地是指對同志、對朋友，對身邊所親近的人表現出激烈的情緒、批評，甚至訓斥……我們曾經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同志相聚時，常談及現在回憶和描寫總理的影視作品、文學作品及回憶錄，都感到缺了什麼，就是沒反映出總理嚴厲的一面。
總理個人的基本色調是溫文爾雅，和藹可親，但決不缺少嚴厲；上至黨和國家領導人，下到我們這些普通工作人員，沒有誰不曾感受到這種嚴厲。從某種意義上講，國務院副總理及各部委辦的負責人，都有些“伯”總理。同其他偉大的領袖人物相比較，甚至是“最怕周總理”。
有位老同志說過一句雖然不夠準確全面，但是能夠引導我們去接近事實的真話。他說：“我這輩子只怕兩個人：怕主席的威嚴，怕總理的認真。”
我講總理的五次發脾氣，實際是選擇了五種不同場合，不同對象和不同原因的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源自跳舞。
總理愛跳舞。他難得休息和娛樂，有點寶貴的休息時間他首先是選擇跳舞，因為跳舞可以集運動、放鬆和工作為一體，這些在後面章節里將詳細介紹。
年代的舞會是比較多的。那時沒有迪斯科、霹雷舞、太空舞這些名堂，那時只是交誼舞，並且基本就是“三步”、“四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主要在春藕齋跳，總理去的不多，總理主要是在紫光閣和北京飯店跳舞。因為國務院領導，各部委辦負責人及部分在京的軍隊領導人，主要都是在這兩個地方跳。陪舞的女性主要來自部隊。那時階級鬥爭還激烈，政治審查嚴，部隊的人可靠。也有文藝團體的女性，包括一些著名演員。
千人千性，五個指頭還不一般齊。對於高級領導幹部也不例外，表現在舞場上也必然“氣象萬千”了。
比如總理，他不愧德尊一代，功垂千古。跳舞也是高雅文明，既洒脫又禮貌，風度翩翩又絕無輕浮。
比如陳老總，與總理風格相異，或輕鬆隨便，或熱烈活潑，或漫不經心，但絕無輕浮越軌。
不過，也確實有領導幹部熱烈至過頭、隨便到越軌。怎麼說呢？講好聽了叫解放、叫超前，講難聽了叫放肆、叫放浪。
周恩來第一次為跳舞發脾氣是在北京飯店。舞會一般是8點開始，總理往往是lO點到，象徵性跳幾圈，同大家見見面，向舞伴問些部隊或社會上的情況，同各部門負責人簡單交流一下工作意見就退席。
記得那天舞會，趙燕俠、新鳳霞、馬玉濤這些著名女演員也參加了，間場時還組織幾個唱段。總理本來就喜歡聽她們唱，心情格外明朗愉快。跳舞時，輕捷瀟洒，像一股春風；聽歌時，頭稍稍後仰，嘴角漾着靜溫無言的微笑，右手在坐椅扶手上輕輕打拍子。
這一切都是我所熟悉的周恩來。
然而，跳過三場后，總理臉色忽然變了。笑容被一隻無形的手用力抹去，他的臉脹紅起來，彷彿為什麼事感到羞恥，眉頭微蹙，目光朝某一個目標一瞥又一瞥……一般情況下，我們身邊工作人員跟隨總理去跳舞時，都是可以跟着下場的。我注意到總理的變色變態，順他的目光尋找，發現了問題所在。
那是位相當一級的負責幹部，他的跳舞，用我們當時的話講，叫做“很不嚴肅”。
我們對首長都是很尊重的，所以只講“很不嚴肅”，不會講更過分的話。他的舞蹈動作越軌了。現在的舞場上，這種“鏡頭”可能不少見，那時可不然，有點“觸目驚心”。
怎麼說呢？比如現在有人跳“磨肚皮舞”，他與那個年輕的女文工團員，即便說不到磨肚皮，也摟得夠緊，貼上去了。比如現在有人跳“貼面舞”，他那不叫貼面也是時觸時離，若離若即。隨着舞會漸漸熱烈，他跟那個年輕女團員也漸漸熾烈，他的手也開始不老實，上下輕移，摸摸捏捏……總理的臉色由紅漸漸轉蒼白，他的感情從羞恥而變成惱火義憤；他的目光開始還犀利地朝那位幹部掃射，後來終於黯淡下來，傷心失望地再不肯看那位幹部一眼。
他已經跳到了門口的方向，雖然舞曲末終，他也不再繼續旋轉，彬彬有禮地脫離舞伴，點點頭，歉意地說：“對不起，我有事，該走了。”
我們雖然正年輕，想跳舞，但是不敢離開他，一見他要走，都匆匆扔下舞伴去追隨。
一名衛士就跑去拿他的大衣。
那時沒有現在的講究，現在高級飯店的舞場都有存放衣物處，當然也有失竊嚴重的原因。那時沒有這種服務，也沒有失竊的憂慮。參加舞會的人，多餘衣物都是往椅子沙發上一丟，摞一大堆；不分職務高低，不分衣物高檔低檔乾淨不幹凈，全堆一起。總理在門口立住腳，看衛士取大衣。衛士手忙腳亂，翻出總理的大衣，往出拿時，把壓在上面的別人的一件衣物弄掉地了。
當衛士將大衣交給總理時，正在胸脯起伏的總理忽然脾氣大發。他生來不會罵人。
毛澤東偶爾發火還會說個“屁話”，吼一聲“滾”。總理連這些話也從不會講。他最嚴厲的話是：“這是不允許的！”他激烈時也不過兩句典型語言：“滑稽！”或“胡鬧台！”
現在，總理顯得那麼嚴厲，目光和聲音一樣尖銳：“你是怎麼搞的？為什麼把別人的衣服弄掉地？這是不尊重人，是不禮貌，不文明！”
總理前兩句話聲音還不大，說到“不尊重人”，“不禮貌，不文明”時，聲音放得很大，傳向舞場。衛士何曾見過這樣的脾氣大發？流水也似傷下頭。總理卻繼續大聲訓斥着：“不要以為這是小事，小事不注意，遇到時機一樣能鬧出大事。這是不允許的！”
衛士知道“這是不允許的”分量。他哭了。
總理板着面孔走了，登車而去。他批評人無論多麼嚴厲，事後總要再找你一次，重新解釋安慰一番。
“唉，發脾氣是一種無能表現。”總理事後這樣解釋：“對不起了，請你原諒。我那天心情不好，這不是對着你來的……”
我們都明白，總理大聲訓斥的那些話，是說給放肆舞場的極少數負責幹部的。
還是那句話，千人千性，五個指頭還不一般齊呢。我們經常跟隨總理去參加舞會，他又常常是在舞會進行一段時間後到場，正是熱烈起來的時候，有時難免遇到不嚴肅的場面。遇到了他就生氣。記得第二次遇到時，他當場就不跳了，就在舞場中間氣憤地喊了一聲：“不跳了！走！”隨着這下聲，我們這些身邊工作人員就都停下舞，追着總理往出走。有名衛士跳舞中沒聽見，等發現追出去時，總理已經甩下他坐車走了。
可是，這種含蓄的批評、抗議和警告，有時並不能解決問題。總理在場，這種個別幹部注意些，總理不在，他們還是不肯放棄這種“放鬆”和“愉快”。總理參加舞會沒有準點，有時仍然要碰上。他終於忍無可忍，開始了當面的嚴厲批評。我們這些跟隨左有的人，見他批評過不少次，對有些人很不滿，不留情面地表達了義憤。記得有次一位幹部“不嚴肅”，見總理來到，跳舞“放”不開了，就想帶着結識的年輕舞伴一起登車走。總理攔住了他，嚴厲訓斥：“你年紀也不小了，連這一點自我約束也做不到？你這樣。胡鬧台，不覺得羞恥嗎？……”
公開的舞場上，氣氛總的說是健康而朝氣蓬勃；偶爾也只是個別人有所越軌，在總理的影響下還漸漸改正收斂了。真正氣氛不夠好的還是“家庭舞會”。
所謂家庭舞會；好象是改革開放以後才聽得多了。其實建國之初就有。當然，一般人是搞不了的，大城市裏的資本家另當別論，以共產黨的幹部講，就是那些司令、部長也沒有搞的條件，也想不到去搞。就我的所見所聞，似乎只有高崗搞過。
那時，高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以說身處權力的頂層。他有能力，有魄力，精明強幹，在過去的革命鬥爭中作出較大貢獻和成績，抗美援朝又有新奉獻，受到過毛澤東的表揚。
不過，這個人也有弱點，就是喜歡親近女色，並且不大在意人們對這種事的議論。
用林彪一句名言來講，就是認為“小節無害”。他在東北是最大的“西瓜”。高崗不點頭，老天爺不敢下雨的人物。就是東北軍區某些身經百戰的紅軍將領，有一位他看不上眼了，也照樣表個態度就能將其拿下來免職。這原因很簡單。歷朝歷代，開國之初都必然經歷一個“英雄治國”的階段。這是鞏固政權時所不可免的，各方“諸侯”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在建立健全法治之前完成其人治的歷史使命。
大權在握的“諸侯”，能否用理想、道德及黨紀、軍紀、政紀約束自己，規範自己的行為，很大程度上就要取決於其自身的人品和修養了。高崗的長處不應否認，抗美援朝時，東北處於特殊地位，高崗自然也負有特殊責任。從某種意義上講，在朝鮮是彭德懷總攬，東北是高崗總攬，北京是總理總攬，這三個人接觸頻繁，共商共事，一道奮鬥，不能說沒有感情。所以高崗到北京后，在他家組織舞會，總要讓秘書通知我們，請總理務必光臨。
但高崗的短處也無須遮掩。他的親近女色有時簡直“坦蕩”得無所顧忌。在東北時，他喜歡白俄姑娘，一旦被纏住，他可以毫不在乎地給東北軍區或東北人民政府有關部門打電話，叫送“招待費”去“救駕”，打發那些愛錢不怕官的姑娘。辦理過這類“救駕”
事宜的老同志已經有過回憶文章，這裏不多講。可是高崗的不在乎也太過了，他就沒想想北京不是東北。東北的“西瓜”到了北京也許就是“芝麻”，至少也不再是“大西瓜”。
第一次邀請，總理興緻勃勃地趕去參加了。剛見面時當然都很熱烈禮貌，還免不了互相客氣一番。一個是總理，一個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互相都很尊重。舞一旦跳起來了，高崗便漸漸有點“原形畢露”，目光像獵手一樣搜尋和享受女性特有的曲線部位的美，調情的話多起來，有些甚至講得很粗俗。
對此，總理開始雖然有些感覺，有些意外，但還能寬容。他並不要求別人都像自己一樣高雅，參加到革命隊伍里的人本來就有各自不同的出身、經歷及所受教育，怎麼能不允許人家各有千秋呢？彭德懷見了高崗可以直呼其：“哎，高大麻子！”高崗聽着很親。總理如果這樣叫，高崗一定就不舒服了。同樣，總理在舞場上仍然保持高潔文雅，如果要求高崗也高雅，那就虛假不成其為高崗了。倒是逗幾句粗話來得本色。若走到這一步而止，總理不會發脾氣。過去在工作的接觸中，總理就知道高崗的性格中有着粗獷熱烈，大大咧咧，不修邊幅的一面。可是，高崗並沒到此為止，他又加上了“按摩”動作，並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按摩”。
還動真格的了？這位東北來的陝西漢子令總理吃驚。他後來在不同場合曾多次向我們感慨“山高皇帝遠”，有些地方官“胡鬧台”，中央難於很快都查明。
這一次跳舞，總理後來是生氣了。雖然強忍住沒發作，但是告辭時態度已經明顯地冷淡下來。
此後，高崗又連續幾次邀請總理去跳舞，總理拒絕了兩次。考慮到高崗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東北人民政府和東北軍區一把手的重要職務，特別是在國務院兼任着計劃委員會主任，今後還要在許多方面合作共事，不能鬧太僵，就勉強又接受邀請去了一次。
這一次高崗不但沒收斂，反而更“開放”“搞活”了。以高崗的身分，總理不適合在這樣的場合對其公開發脾氣訓斥，所以總理在跳到門口時，仍然是朝舞伴點頭，禮貌地說聲：“對不起，我有事。”便轉身退場了。
這一次其實發脾氣更大，因為對高崗是不辭而別，並且上車就走，又把衛士們丟下了。
“大大咧咧”的高崗這才發現北京不是東北，總理是真發脾氣了。他有些尷尬，有些不安。後來又多次讓秘書來電話請總理“光臨”，總理之光卻再也不曾照臨高崗之家。
他向我們吩咐：“告訴他，不去。他的舞會我再不要參加！”
你問50年代的老部長：你最怕誰？我保證他們回答：周恩來。
如果你再問一句：你最不怕誰？我保證他們還是回答；周恩來。
“伯”總理，是因為他對工作極端地嚴格、認真、負責；不怕總理，是因為他高尚、純潔、正直，對人充滿愛心。許多老部長都曾帶着極大的崇敬和懷念之情對我說：“我們這些部長最怕跟總理彙報工作了。他記憶力太驚人，我們拿着材料念都不如他腦子記得準確……”
這話不假。我就多次見過總理隨口糾正部長們彙報的各種統計數字。部長們拿着材料，總理什麼也沒拿；部長只管一個部門，總理卻掌管全國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區。這就不能不使部長們流汗，“害怕”。
天上地下，國內國外，總理腦子裏究竟裝了多少東西？誰也難測其萬一。就連一面之交的普通工人、農民、服務員，他在多少年後仍然能叫出名字。這樣的例子在人們以往的回憶文章里寫得已經很多。有次總理宴請外國專家，外專局報告“在京專家人數約為250人至370人”。這樣大的伸縮性招待部門如何準備席位？公文報到總理那裏，總理隨筆便批上一句：“至多280人”。
有關部門就照280名外國專家作準備。到了那天，除個別因故未能出席者外，到席者果然是270多名。
總理在貴陽曾對當地負責幹部有個即興講話，有關同志根據記錄整理寫作出一篇文章，經總理審閱批准，發往北京。吃過晚飯，看過演出，總理提出稿子要修改一下。當地負責人急了，因為沒留底稿。總理說，“不要緊，你們記錄，我來默誦。”總理先背誦一遍原稿，再說出需要改動的幾處文字。當地幹部又吃驚又疑惑。稿子是省里的人整理寫出，總理只看一遍。連整理者都不記得原稿文字，近千字的文章總理怎麼可能全背誦正確？將信將疑地拿着這份口述稿和改動文字，電話與北京對照，天哪，竟一字不差！
過去常聽人講“過目不忘”，總以為那是一種誇張形容，只有生活在總理身邊，才相信確有其事其人，古人所言並非虛妄。
記憶力驚人，對工作又極端嚴格、認真、負責，我便多次見到周恩來當眾給那些部長下不來台，把材料摔還部長，嚴厲訓斥：“這就是你們弄的文件？數字都抄錯了！”
“這句話就不通嘛”，“這件事就沒說清楚么！”“你看一看，這文件搞的是什麼嘛，難道還要我來給你們當秘書嗎？”
文件尚且如此，當面彙報就更難了。有的部長怕總理問數字，間細節，彙報時就帶了有關司局長甚至還有處長。大家準備了又準備，可是沒等彙報，總理就沉下了臉：
“這是作什麼？搞祖孫三代同堂？胡鬧台！”還有的部長帶個助手坐身後，也被總理嚴肅批評：“彙報工作還要問二排議員，這是不允許的！”
查檔案你會發現，凡是周恩來批閱過的文件，哪怕錯一個標點符號他也要改正過來，件件看得細，所以事事記得清。記得有次周恩來主持國務院會議，到會百十號人，來自幾十個部委，人人都顯出全力以赴的緊張專註的神情。
一位部長彙報工作，照着材料念。顯然，材料不是他寫的，或者是太緊張吧？念不成句子的情況時有發生。當他念到一個指標數字時，周恩來眉頭一皺，沒好氣地說：
“不對！看清了再念。”
這話已經包含了挖苦。那位部長臉紅了，眯細眼又看着念一遍。
“不對！”周恩來不滿之色溢於形色，點了這位部長的名。點了名就得站起來，然後總理隨口說出了準確數字。當場驚起一陣波瀾，響起嘩嘩的翻紙聲。我看到好幾位部長沉不住氣了，將準備再三的材料又悄悄翻一翻。
“對對，是這個數。”站着彙報的部長不安地解釋：“這裏印得不清……”他突然說不下去了，因為他的目光與周恩來的目光相碰一起，頭上便有些出汗。還說什麼呢？
該說的周恩來都用目光說明了。
這位部長被罰了站。這不新鮮，我多次見部長、副部長被總理點名罰站。
在他之後彙報工作的是某部一位副部長，事後聽他說，他是第一次參加這種彙報會，所以沒張口就先擦汗了，而且他親口承認，他“緊張得直哆嗦”。
彙報時，他確實顯得有點氣不夠用。不過，念過兩頁似乎“投入”了，聲音放開，越念越順，而且沒被總理叫停糾正。他彙報完，擦擦汗，自我感覺良好地抬起頭。目光剛與總理相遇，總理已經開始提問。一提問，稍有鬆弛的副部長重新緊張起來，馬上起立，忙前忙后地翻材料回答總理提問。雖然都答出來了，總理並沒高興，把手擺了一下，算是不用罰站，算告一段落。
“對於自己主管的工作，離了材料就說不清，這是不允許的！”總理給副部長一個評價，然後轉向被罰站的那位部長：“×部長，這些文件送國務院時都是蓋過章的，說明經你們審閱過，為什麼還要念錯？”
那位部長赧顏解釋：“這項工作是×副部長主持，是辦公室主任簽的字。”
“那麼，這裏的問題到底是制度不健全還是責任心不強，官僚主義？”
部長無言以對。
“有制度問題。”周恩來像以往那樣，先嚴厲批評，再放緩聲音：“有些文件質量很差，可也蓋了章送到我這裏。我批了退回去重寫。現在我宣佈一項明確規定：凡是向黨中央國務院送文件，不能只以蓋章為準，要有部負責人，各委辦直屬局負責人簽字才能送。這樣，以後我在文件上發現問題，部長簽字我找你部長，副部長簽字我找你副部長。你簽了字，問你情況答不上來，那就是官僚主義胡鬧台，就必須作檢討……”
事後，葉季壯、韓念龍、南漢辰等幾位老部長甚為感嘆：“唉呀，總理不得了，記性那麼好！記天下大事不說，一個個部委辦，部長主任都不記得不知道的事，他就能都知道，都記得……”
有這樣一位總理，哪個部長不“害怕”？哪個部長還敢不動腦筋搞官僚主義？
當然，批評再厲害也不能算髮脾氣。發脾氣必須是帶了激烈的情緒發作。比如對咱們的陳老總，有一次就算得上是發了脾氣。
年，周恩來途經開羅，去阿爾及爾參加亞非會議。飛機到達開羅前，突然接到電報通知：阿爾及爾發生軍事政變，布邁丁推翻本貝拉總統，奪取政權，建立臨時政府。
政變的背景是什麼？有無超級大國插手？現在形勢怎樣？一切情況都末明朗。
飛機在開羅機場降落加油時，周恩來通過總書記鄧小平，向毛澤東報告情況，建議臨時改變計劃。原來沒有訪問開羅的計劃，現在是否可以改為訪問開羅，以便觀察亞非會議能否繼續在阿爾及爾準時召開。
經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研究，同意周恩來改變計劃，留在開羅訪問，觀察形勢變化。
陳毅外長打前站，已經在周恩來之前到達阿爾及爾。遇到阿爾及利亞發生軍事政變，許多亞非國家都很焦急。因為他們都是帶了許多問題和困難要在會議上加以討論解決的。
許多亞非國家都是對中國有着特殊的感情和信任，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又與陳毅元帥保持了友誼，都說陳毅元帥有思想有見解、正直、熱情又富鬥爭性，所以信任感很強，紛紛來找他打聽中國的態度。
陳毅元帥戎馬一生，性剛性烈，是有名的“炮筒子”。看到各國朋友着急，他就“熱血沸騰”了。這一沸騰就免不了放炮：
“這次亞非會議必須開。”陳毅聲調激昂，不容置疑，“而且一定要開好！”
他把話講死了。一炮打出，沒留餘地。
由於形勢不明，人心浮動，意見不一，會議無法舉行，各國代表紛紛離去。周恩來也從開羅返回北京。
本來許多亞非國家很尊重很信任中國，以為中國外長講了話會議一定會準時開。如今陳毅一炮放空，造成一些不好影響。
總理知道這個情況后，氣得不輕，連連踱步連連說：“胡鬧台，簡直胡鬧台！”
陳毅自知有錯，一回北京當即趕去見總理，剛進西花廳前院已經開始對見到的工作人員喃喃：“負荊請罪，我是負荊請罪來了。”
看來陳老總心裏很有些不安，這對他是少見的。
但他畢竟是元帥，是敢做敢當的痛快人。在門口悄悄問一聲：“總理於什麼呢？”
“等你呢。”衛士朝陳毅擠擠眼，吹風道：“生氣了。”
陳毅不再猶豫耽擱，一步跨入西花廳。
“總理，我來了。”陳毅以軍人的標準姿態進門報告。他平時只有見毛澤東是這樣子，和總理私交深，一般不這樣，今天確實例外。
“你無組織無紀律！”總理的濃眉毛剎那間揚起，目光灼灼，朝着陳毅急走幾步，像是要有所動作，但猛地又停住步，用力盯一眼陳毅，車轉身又是幾個急步，立到辦公桌旁。我們以為總理要拍桌子了，此前不久，他曾向一位大將拍過桌子，嚇得那個大將臉色蒼白，站立不住，泄氣地一屁股坐到了沙發上。拍完大將這次就該拍元帥……可是，這次總理沒有往桌上拍巴掌，而是背對着陳毅虛握了拳，砰砰砰敲了三聲桌：“這是不允許的！”
還好，敲得不狠。但陳毅臉色已經變白，本來有些低垂的頭猛地向上一抬，脖梗挺直，好象那三聲是敲在腦殼上，將本來立正的身體綳繃緊，站得更加立正。
“我負荊請罪，我一炮沒放好……”陳毅的四川腔聽上去別有一番誠懇、令人愛惜的韻味。
“就這一句就完了？”總理轉身，犀利的目光逼迫着陳毅，聲色俱厲，聲音很大：
“你是中國的外交部長，不請示不報告，你就敢在那裏擅自放炮表態，都像你這樣還了得？誰給你的權力？這是國際影響問題：”
“我錯了，我向總理檢討。”
“不是向我檢討，要向毛主席，向黨中央檢討！”總理以新的激烈的勢頭講。他的聲音很少這麼大，抽一口大氣，忽然合了一下眼，好象被起伏的情緒暈眩了一般，剎那間又及時約束住自己；他立了片刻，起伏的胸脯漸漸平和下去，重新望住陳毅，目光和聲音都放緩和些：“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會帶來國際影響，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開羅下了飛機就向毛主席、黨中央彙報請示，你在阿爾及爾就敢不彙報不請示擅自發表意見，革命大半輩子連這點組織紀律性都沒有？……”
陳毅低下頭：“我向毛主席、黨中央作檢討。”
陳毅元帥走了。當時的總參作戰部副部長，總理的軍事秘書雷英夫小心翼翼向總理進言：“總理，您是不是批老總批得太重了？”
周恩來目光嚴肅地望了我們在場人一圈，說：“他們都是各路諸侯，在這裏我不嚴厲批評他，回去他的諸侯國誰還敢批評他？”我藉機也小聲說：“我聽一些部長、副部長說，一向你彙報工作就緊張害怕。”
總理氣已經消了，搖搖頭說：“他們才不怕我哩。他們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義又一下子克服不了毛病，被當眾罰站。”
總理髮脾氣也是分場合，分對象的。他不會向外賓發脾氣，也不會向基層幹部更不會向群眾發脾氣。他只對犯有官僚主義錯誤的黨內的高級領導幹部發脾氣，只向自己親近的身邊人發脾氣。這同一般中國人的習慣是一致的，因為親近的人彼此了解，發發脾氣不會產生什麼隔閡，彼此容易理解。
總理跟鄧大姐鬧點脾氣時，表現是“拂袖而去”，脫離接觸，過那麼幾小時，雙方氣就消了，再見面就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樣。總理跟我們這些身邊工作人員發脾氣，表現就又不同了。因為我們整天和總理“泡”在一起，十幾個秘書一天到晚輪番跟他打疲勞戰，太親太近了，無須任何顧忌，所以發起脾氣也隨便些，不必“注意影響”。
若是我們工作上出了大的差錯，總理髮點脾氣，這是沒什麼話好講。我要講的是，有時總理在外面生了氣，遇上不順心的事，回來偶爾也會對我們批評幾句。大凡世間，位有高低，事分大小，而情無二致。生活中許多人在外面遇了不順心的事，回到家來或見了親近的人，不也是容易有所表現嗎？我們的總理也不例外。
年代初，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書記科列加訪華，來要援助。少了不行，多了我們給不起，前後援助他們70億美元，還嫌少。雙方談不攏，總理心情很不好，又不能跟兄弟黨領導人發脾氣，臉上還得笑着，心裏實在憋氣。他提議帶科列加去大寨參觀，叫他們學學自力更生，看看中國人吃什麼，在什麼樣的土地上耕種，表現出一種什麼精神。
這趟大寨之行，原定的隨行人員中有警衛喬金旺。
喬金旺是1947年參軍的老同志，給朱總司令站過崗，給張聞天、彭德懷當過警衛，也在總理身邊當過衛士，是個老實、謹慎，富有經驗的好同志。行前的一夜，恰好他值班。遇上天氣不好，刮一夜大風。總理也不知工作到多晚，天快亮時熄了燈，天剛亮屋門就打開了。
總理起床有清嗓的習慣。聽到清嗓的咳聲，老喬就守過去，怕總理有事。
“昨天夜裏誰值班？”總理問。
“我值班。”老喬心裏有點犯喃咕。因為見慣了微笑的總理，和藹可親的總理，所以總理只要臉色一陰沉，人們就會感到分量重。可能夜裏沒睡好？
喬金旺剛想到這裏，總理已經板著臉說：“昨晚你沒把門關好，響了一夜。”
“是……總理。”喬金旺嘴裏應着，心裏有點想法。所有身邊作人員都知道總理睡個覺不容易，腦子總是興奮過度，所以入睡很困難。他又不敢像主席那樣每晚三次服安眠藥，他只服一次，怕服多了睡不醒誤事，所以到睡覺時，值班警衛都是認真關緊門窗，鎖好門，鑰匙帶在手上不敢稍松。老喬是個仔細人，怎麼可能沒關緊門窗呢？但他不能解釋。我們都有經驗，總理批評你時，有理也不要當時辯解，那樣反而更惹總理生氣。
叫他全說完了，氣就消了，過後再辯解，他就會完全站在你這一邊，檢討自己主觀。糟糕的是，總理這次沒把話說完，當然也就沒消氣，只說那麼一句就回屋去了。
片刻，鄧大姐來了，對喬金旺說：“昨晚總理沒有休息好，說門總是響，生氣了。”
喬金旺張了張嘴，心有委屈沒說出口，可那個嘴巴的形狀已經表明了心情。
實在說，我們這些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把西花廳叫“家”，也真是當家來看，比如說“×××留家裏”，那就是留在西花廳，決不會想到另一個家。所有生活工作在西花廳的人也確實親過一家人。在這個家裏，總理可以無拘無束地笑，無拘無束地生氣。
他把頭朝後仰着開心大笑時很有點孩子般的天真爛漫，他嘟起嘴巴獨個兒生悶氣時，也確有點像受了委屈的孩子。這個印象不只我一個人有，在西花廳生活工作過一段時間的人都會有這個感受，至今想起心胸仍然盪起陣陣漣漪。逢了這種家裏人生氣的情況，鄧大姐就更像個大姐姐了，她總要從中作些排解調和工作。這邊說幾句，再去那邊說幾句，保持了這個大家庭的和睦溫馨。
“老喬啊，今天大寨你就不要跟着去了，留在家裏檢查一下門窗，看看什麼地方關不嚴就叫人來修一下。”
“好吧。”喬金旺嘴裏應着，臉色已經變得難看。他明白這是總理不叫他去了，看來真發脾氣了。於是喬金旺心裏的委屈也就更大更強烈了。
鄧穎超並不急，像是早有準備；微微一笑，貼近老喬低聲說：“門響是刮大風的緣故，不是你的責任。總理跟阿爾巴尼亞的同志談得不好，心情不佳，憋了不少氣，懂嗎？”
就這幾句話，喬金旺馬上笑了，全身輕鬆。大家早有經驗了，阿爾巴尼亞的客人走後，總理肯定會找喬金旺說上一句：“這不是對你的，你們也體諒體諒我，不要放心裏去。”
總理不向外賓發火，但也可能當著外賓面向“自己人”發火。當然，這種外賓都是相當熟悉的外賓。
一次，越南領導人長征來訪。越南領導人來訪，幾乎十次有十次是要東西。我們抗美援越無償援助了200個億的美元，還不算吃穿的錢，但他們從來沒表示過滿意，每次來都嫌給得少，常常談得不愉快。
談得不好也得吃飯。周恩來陪長征吃工作餐。女服務員端來擦手毛巾，周恩來使眼色叫她先給長征同志。
早在50年代初，總理就多次給負責接待工作的同志講，服務應該“先賓後主，先女后男”．前一句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要保持發揚；后一句是現代文明，是對封建思想重男輕女的實際批判，要切實做到。總理是親自並且是專門地講了這個服務原則，負責接待工作的服務員應該個個明確，已經保持多年成為傳統了么。
可是這次這位女服務員也絕了，沒經驗、沒眼色、腦子裏還缺根弦。總理那麼使眼色，她光是發愣，愣得沒反應，舉着盤子又給周恩來遞毛巾。
總理不接盤子裏的毛巾，眉頭皺起來，再次朝長征那邊眼色示意。
女服務員傻乎乎望望左右，看不出名堂，竟然又把毛巾盤子舉到周恩來面前。
實在說，我們旁觀者都心裏起火了，少見這麼笨的人，居然還搞外事接待……就在我們起火的同時，周恩來也突然發火了。我跟隨他幾十年，第一次見他跟“下面人”，跟一名普通服務員發火。他的濃眉毛一揚，眼睛睜出鮮明的稜角，含了怒氣斥責一聲：“豈有此理！”
只這四個字，女服務員就受不了啦，端着盤子跑下來哭，哭得好傷心呢。
接待科長不知發生了什麼事，趕來問：“怎麼了，哭什麼？”
女服務員抽泣道：“豈、豈、豈有此理。”
科長也被女服務員的木訥激得起急：“誰豈有此理？到底怎麼回事？你說清楚！”
“總、總理說我、我豈有此理。”
“你出什麼問題了？”科長頓時緊張。他明白，總理輕易決不會這麼說，何況還是當著外賓的面。
“我給、給他上毛巾，他就跟我，跟我使眼色……”
“你沒先給客人上？”
“可是，我看那裏就是總理，總理官大，你不是說……”
“按職務是對內。我反覆講，不管誰官大，有外賓要先給外賓，要先客後主，先女后男……”
“沒、沒外賓，就一個首長，不知哪、哪省的……”
“我再三告你那是長征同志！”
“長、長征的同志多了……”
“哎喲我的媽呀！”科長頓足，叫苦不迭，指住那個女服務員差點沒哭：“看着數你長得精神，怎麼四六不懂啊？長征！他的名字叫長征，是越南的領導人！”
服務員一怔，臉色變白，繼而羞愧無地自容，勉強哺喃：“我、我看他跟中國人一樣，個子不高，不起眼……”
“你真是豈有此理……”科長也叫了這麼一句。
周恩來這次發脾氣，是兩件事湊一起了。跟長征談得不好，又遇這麼個傻二乎的服務員。不過，像以往一樣，送走長征之後，周恩來又返回來召集服務人員：“你們這裏歸誰負責啊？哪位是負責人？”
大家都低着頭不敢吱聲。
“剛才我態度不夠好，請你們原諒。”總理語氣已經變柔和，“但是我還要批評你們。中國是禮儀之邦，先賓後主，先女后男，講了又講，為什麼還會出現今天這樣大的差錯？你們對這件事要有個認識提高，今後再發生此類事，這是不允許的！”
一句“這是不允許的”，便說明了問題的全部嚴重性。服務人員為此專門開了檢討會。
我跟隨總理日久，難免遇上他向我發脾氣。有時發得很厲害，其中一次鬧了好長時間才過去。
西花廳這個名字好聽，其實是座古老遲暮的舊宅，條件差，陰暗、潮濕、陳舊，具體情況在後面的關於總理衣食住行一章里交待。
由於地面潮濕，牆腳常出現一層水跡鹼花；總理夜間辦公多，從地面冒出的潮氣寒氣不利健康，總理歲數不小了，常鬧腿疼。看到他夜裏在腿上蓋塊毯子辦公，我心裏很難受。我們這麼大個國家，誰能想到總理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辦公？
跟鄧大姐多次商量，我也多次向總理建議，把房子修一修，都被拒絕了。理由是國家窮，大多數人還住不上這樣的房子呢。
我動了幾次腦筋，終於也找出一條過硬理由：“總理，這些房子也是國家財產，而且還有點文物價值，畢竟有年頭了，得保護好。按照正常情況也該維修了，否則房子會損壞的。”
總理似乎被打動了。想一想，點點頭：“嗯，你講得有理，正常維修還是必須的，不能損壞。”
我馬上建議：“那就由我們安排一下，利用你外出的時候搞？”
總理點頭認可：“行，這件事你來辦吧。”他望了我一眼，似有某種不放心，加重語氣補充一句：“我說的是正常維修，一定不能鋪張浪費，哪裏壞了修哪裏，要盡量節約。”
“知道。”我應着，心裏自有主張。
不久，總理去南方視察、讀書，我留在家裏負責房屋的維修。我心裏琢磨，中央首長里最忙的就是周總理，吉尼斯世界大全其實不全，上面沒有說世界誰最忙，誰做工作最多，沒說誰睡眠最少，要是有這幾條，我們的周總理肯定創世界之最。可他卻是在這樣一個陳舊、潮濕、昏暗的環境裏工作，我若不改變改變這個環境，那可不只是對不起周總理，首先是對不起全國人民。有朝一日人民會指我鼻子責問的……我先徵得鄧大姐和童小鵬等同志的同意，然後便照自己的想法幹起來。
周恩來腿不行，一坐就是幾小時，十幾小時，每到下半夜就腿疼。我首先指揮工人將潮濕的鋪磚地改成了地板，這樣可以脫離泥土，防止返潮，並且換了新地毯；把過去一塊潮濕發霉而且生了蟲子的舊地毯搬走了。
窗帘太薄，夜裏不隔亮；窗子縫隙大，冬天走風漏氣，我指揮工人修理門窗，弄嚴實，並換上比較厚的呢子窗帘，夜裏好隔涼。衛生間也作了改建。過去有箇舊澡盆，盆地傾斜，又是弧形，總理年歲漸老，行動不便，他又不許別人幫他洗澡，都是一個人關起門來洗，滑一跤可不得了。當時蓋釣魚台國賓館時剩下一些澡盆，搬一個來換掉舊澡盆。新澡盆盆地平，有扶手，對老人來說比較安全。
屋子裏的傢具太簡陋，辦公累了連個舒服一下身體的沙發也沒有，就從賓館儲備的沙發中挑兩個搬了來。鄧大姐的房間也太簡陋，連一般女同志都有的梳妝枱也沒一個。
我便為她安置了一個梳妝枱。房梁久已腐朽，樑上的敷料常往下掉，蟲蛀的木粉也時時飄落下來，便指揮工人換了梁，並且重新油漆粉刷一遍。這些事辦完之後，我在各房間走一圈，心裏算算帳。我是警惕了不要過分，惹總理不高興。算過帳，心裏踏實了。實在算不得鋪張浪費，每一項“工程”都是“有理有利有節”，這點“基本建設”對我們泱泱大國的總理說來，簡直夠“低標準、瓜菜代”的了。
總理終於從南方回來了。我去接站，沒提修房子的事，想讓總理享受一次全新的感覺。總理有時不乏“孩子氣”，環境換新往往能使人產生一種新鮮新奇的孩童般的驚訝和欣喜。
下車后，我緊隨總理，悄悄注意他的神情；走過前院，臨進門時，我忽然又生出一種隱隱的不安。萬一……沒容我想清那個“萬一”，總理已經跨進門坎一隻腳。只跨進一隻腳，便怔怔地立住了。讓總理“驚訝”、“新奇”之目的從那神情的一怔說明已經達到了。但是接下來的會是欣喜還是發生我所擔心的“萬一”？
糟了，總理的濃眉毛倏忽間已經蹙起來，眼睛眯細，目光閃閃，寒冷銳利，像機槍射手捕捉目標一樣飛快地掃過地板、地毯、窗帘、沙發以及油彩粉刷過的屋頂牆壁。我近在咫尺地聽到他的呼吸轉粗重，臉孔變成通紅，鼻翼由於內心的惱火而張大，牙齒氣哼哼地咬緊，在腮上突起一道肉棱……他沒有馬上講話發表意見，跨入門坎的一隻腳慢慢地，滯重地抽了回來。這種來勢不妙的勃然發作之前的沉默逼迫得我朝一邊退步，本能地想躲開總理一點距離……可是，還沒退出一步，我就被一聲喝叫定住了，像被施了定身法，兩腳牢牢地粘在地上一動不會動。
“何秘書！”
“到。”我條件反射一樣應聲：“總理……”
總理直到這時才轉臉望住我。他的眼睛睜出有力的線條明確的稜角，只有氣憤時才會是這樣的眼睛這樣地望人。我不敢正視這雙眼，更不敢馬上躲開這雙眼，有點慌慌地手足失措。總理的聲音低沉緩慢，因而更顯出分量沉重：“你花了多少錢？”
“房子太舊，潮濕，夜裏你辦公……”
“問你花了多少錢！”
“不知道……不多。”
“你還想花多少？”
“有些東西是倉庫里存貨，積壓也是積壓，放着也是放着……”
“你也是老同志了，啊，我是怎麼交待你的？為什麼搞這麼鋪張！國家還很窮，誰叫你添置這些東西！”總理抿了抿嘴唇，猛然提高聲音：“你說！是你的主意還是小超的主意？”
“是我的主意。”我趕緊攬過責任。
“她知道不知道？”
“她也不在，她不知道。”這種時候我不能“出賣”鄧大姐或其他任何同志，。最好的選擇就是獨自承招全部責任。“你腿不好，年齡大了……”
“胡鬧台！這是不允許的！”總理氣憤時愛講的三句口頭語，這次一口氣說了兩句，看來氣得不輕。“你要作檢查！”
“你在外，我想，有些事情和想法汀長途一下子也說不清，我就擅自作主了……”
“不要你解釋，這個錯誤是明擺着的！”總理作個嚴厲的手勢，我馬上閉了嘴。一着慌怎麼忘了呢？總理髮脾氣時是不能辯解的，越辯越惹他生氣。最好的辦法就是一個勁地檢查錯誤。
“總理，是我考慮不當，是我錯了。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國家還窮，人民生活還不富餘……您先進屋休息吧，我回頭再寫出詳細的檢討，從思想深處挖根源……”
“我回屋，接受你的既成事實？”總理氣憤地將手用力一擺，表示斷不能接受，嚴厲地說：“你算算花了多少錢，我自己賠！”
“您，您賠不起。”我小聲喃喃。總理和大姐的錢是由我掌握，他們的全部存款不滿二千元。“這房子，終歸還是公家的……”
周恩來剜我一眼，伸手指向房間裏，掃來掃去地大聲下令：“把那些東西統統撤走，否則我不進！”
總理看來是氣壞了。他沒象以往那樣發過脾氣后再講幾句柔和的話來緩解一下氣氛。
這一次他發過火，回身就走。我是無法出面勸了，其他工作人員迫上去勸，遠遠地只聽他邊走急步邊大聲說：“我不進。，那不是我的家！”
事情鬧大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西花廳名聲在外，總理不回家還叫什麼西花廳？
釣魚台5號樓是總理辦公和接待外賓的一個地方，他就臨時住進了那裏。我連連寫檢查，無法使總理消氣。我急，鄧大姐急，同志們都着急。便想起一個人，紛紛去找陳毅同志。
陳老總與總理私交緊密，友誼深厚，又會講話，反應機敏又能來點幽默，半認真半玩笑地去說幾句，一定能勸總理消消氣，面對現實，承認現實，回到西花廳來。
“啥子了不起的事嘛，我看也只是修了該修的地方嘛。”陳毅’看過房子，一句話說得大家放寬了心。他還拍拍垂頭喪氣的我；鼓勵說：“何秘書，不過分，你關心總理做得對，沒有什麼鋪張浪費。”
我嘴上不敢多言，心裏真想喊陳老總萬歲。
陳毅元帥信心十足去說服周恩來，我們也信心十足等周恩來回家。周恩來剛去天津視察回來，仍臨時住在釣魚台。陳老總去了，沒把總理勸回家，反而被總理拉着帶到了國務院辦公會議上。
那時，每星期開一次國務院辦公會議，周思來在會議上做了嚴肅的自我批評。他甚至聯繫“大蓋樓堂館所”的問題，說他親自製止了一些樓堂館所的建設，嚴令下馬，沒想到自己家裏卻發生了這種事，他很難過，說要求別人的事自己沒做到。
不僅國務院辦公會議上講，平常的彙報會、生活會、計劃工作會議，大會小會逢會就講，就作檢討。幾乎國務院的幹部全知道總理“犯錯誤”了，都聽到了他的自我批評。
那些日子我好難熬喲，是不是有點小題大作了？
當我再次在國務院辦公會議上聽到周思來就這個問題的反覆檢討時，我忽然有所理解了。
“家裏花了那麼多錢替我修房子，我在這種會議上再次作檢討。有沒有這個必要？
我看是有的。我最擔心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帶了頭了，這是個很壞的頭；那麼，副總理、部長副部長的房子修不修？如果有人要學我的樣子也去修，我要不要批評，要不要制止？我感覺很不安……”
這話終於使副總理及部長、副部長們都震動了，都以為我們把西花廳修成什麼不得了的宮殿樣子了，紛紛來參觀。參觀之後就不止是震動，而成了震驚。房子都是修了該修之處，若說添置了一些傢具，也決夠不上奢侈之類，甚至不比某些部長、省委書記的住房條件好。而總理已經如此自責，如此看重這件事，那麼，誰還敢亂花錢為自己營建“安樂窩”？
我多次作出口頭和書面檢查，大道理說盡了，索性說點心裏話。我在檢查中難過地寫道：“錯已經錯了，我只希望總理能回家，只要總理能在這修好的房子裏住幾年，給我什麼批評都行，給我什麼處分我也沒意見……”
當時正研究對我的處分問題。檢查交上去不久，忽然通知我去見總理。在釣魚台他的辦公室里，我傷心地垂下頭。總理抓住我的手，在我手背上輕輕拍幾下，發出一聲長嘆。這聲嘆息是充滿了感情，我心裏莫名的一陣泛酸，不禁熱淚哽咽。我聽到總理的聲音，那是兄弟之間，甚至是父子之間談心才會有的親切、坦：誠的聲音：
“小何，你跟我這麼多年，對我的性格還不了解嗎？我身為總：理，帶一個好頭，影響一大片；帶一個壞頭，也要影響一大片。所以我必須嚴格要求自己。你們花那麼多錢，把我房子搞那麼好，群眾怎麼看？你不要只聽人說沒什麼，說只修了應該修的，一旦有人搞個人主義，他就會拿出來作擋箭牌。任何事，不同的意見肯定是有的。而且，真有人學着修起房子來，我還怎麼說別人？這個頭是我帶的么。我一個人似乎影響不大，部長副部長都修起房子來，在群眾中會產生什麼影響？這樣一級學一級發展下去怎麼得了？現在呢，既成事實，都為難。我搬進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去住吧，你們心不安。我知道你們也難。教訓哪，你們這麼搞對誰也不好啊……”
“總理！”我叫了一聲，我哭了。
別無選擇。我將西花廳的地毯、沙發、窗帘、梳妝枱、燈具等等凡是能搬走的全搬走，恢復原來的舊貌。只剩地板沒法拆，澡盆用水泥抹死在衛生間裏了。這些東西要想搬走就得搞破壞了。
向總理彙報時，陳老總幫了忙：“油漆要不要刮掉啊？那就不是節儉而是更大的犯罪嘍。”
總理被逗笑了。至此，才重新搬回西花廳，回到他的家裏去。
最後，再講一種獨具特色的周恩來發脾氣。這是將不滿用一種特殊辦法表達出來，給你一個“教訓”，至今老人們議論起來，都忍俊不住笑出聲，就像看聰明正直的孩子搞的令人開心的惡作劇。
年代的一天，周總理送西哈努克親王離京，前往送行的還：有羅瑞卿、劉亞樓等高級將領。不巧的是，飛機3點起飛，先農壇體育場有場足球出線比賽，中國隊對印尼隊，也是3點開賽。軍事和體育歷來聯繫緊，這些送行的高級將領便有些心神不寧，想看球。
握手、擁抱、告別。西哈努克鑽進艙門，門還沒關上，羅瑞卿和劉亞樓一遞眼色，像解脫了一樣，立刻笑了，迫不及待就往機場門口走。早已心惶惶的將軍們一看有人帶頭，便三三兩兩都往門口趕，有點像電影散場前的勁頭。
總理本是滿面春風地站立着，靜等飛機升空，發覺周圍異常，左右望望，再回頭一看，勃然變色了。他不喊不叫，只向我動動手指頭：“你跑步去，告訴機場門口，一個也不許放走，誰也不準離開，都給我叫回來。”
我趕緊跑到門口，吩咐警衛不許放走一個人，然後招呼那些高級將領：“總理有事，叫你們都回去。”
“哎呀，開場是看不上了。”
“沒關係，精彩的還在後面。”
“有時候越往後越精彩，有時候越往後越沒意思，要看比分咬得緊不緊……”
將軍們說說笑笑地返回來，站在總理身後。總理始終正直站立，目注飛機，看着飛機起飛，在機場上空繞一圈，擺擺機翼，然後漸漸遠去，漸漸消失……總理並不看那些將軍們，自顧和前來送行的外交使節告別。直到外交使節全離開了，才面對那些將軍站好：“你們都過來。”
劉亞樓是有名的樂天派，走到哪裏哪裏有笑聲。他們說說笑笑地走近總理時，猛聽一聲喝問：
“你們學過步兵條例沒有？”
笑語聲夏然而止。將軍們發現總理面色冷峻，立刻都屏聲禁氣，就地立正站好，恢復了典型的軍人姿態。
“步兵條例里哪一條規定，總理沒有走，你們就可以走了？你們當將軍能這樣？在部隊裏，首長沒有走，下邊全走了，行嗎？”
機場上靜悄悄，將軍們再沒人去想看球的事了，只剩了應付眼前的挨批。
“客人還沒走，機場已經沒人了，人家會怎麼想？你們是不是不懂外交禮節？那好，我來給你們上課。”總理聲音不高不低，講話不緊不忙，就那麼講起了基本的盡人皆知的外交禮節：“按外交禮儀，主人不但要送外賓登機，還要靜候飛機起飛，飛機起飛后也不能離開，因為飛機還要在機場上空繞圈，要擺動機翼……”
劉亞樓是空軍司令員，他能不明白這種禮儀？羅瑞卿等高級將領參加外事活動都很多，也全明白，但現在總理不厭其詳不厭其煩地親自講，反覆講，他們也只能老老實實地反覆聽。
總理講了足有15分鐘，才緩緩拾腕看一眼表，緩緩說：“我知道你們是着急想看足球賽，我叫住你們，給你們講這些你們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講15分鐘，為什麼？就是要讓你們少看點球賽才能印象深一些。好吧，現在咱們一起去吧，還能看半場球。”
總理就用這種少看半場球的辦法，“懲罰”了失禮的將軍們，使將軍們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說起這件事都是笑，沒人氣，但也再沒人發生失禮的現象。
類似的還有一次很典型。就是總理在懷仁堂宴請印度總理尼赫魯。兩國政府首腦舉起酒杯，正往一起碰呢，忽然斷電了，懷仁堂頓時一片漆黑。
事後有人開迷信玩笑，說中印關係後來發生緊張，有一段黑暗，這次斷電就是預兆。
玩笑歸玩笑，燈又亮起來后，兩國總理還是碰響了杯，宴會繼續進行。總理從容大度，不露聲色，好象什麼事也不曾發生一樣。
但我心中有底。這樣重大場合，出這麼大“洋相”，總理心裏肯定有氣，宴會後肯定要追究，好戲還在後頭呢……可是，宴會結束后，總理根本沒提斷電的事，回來西花廳，照樣批閱文件，好象已經忘掉了這件事。
我們都感慨，一向嚴格細緻的總理這次怎麼了？泰然處之，完全無所謂，這真是絕無僅有的一次例外。
當我們也把這件事丟在了腦後時，沒想到，凌晨3點鐘總理突然停止了工作，命令我們立刻發通知，把外交部、中央辦公廳、北京市電力局等部門的負責人都叫來開會，一刻也不許耽擱。
這些部門的領導人在急促的電話鈴聲和總理辦公室的緊急通知聲中，紛紛爬出熱被窩，冷水擦臉，仍然哈欠不斷，全身難受地趕來西花廳。王炳南還以為國際上發生了什麼大事，剛問半句，總理已經嚴肅責問：“中南海懷仁堂的電力都沒有保證，這個問題到底出在哪個環節上？”
大家面面相覷，這才明白深夜驚夢的原因。
總理一個部門一個部門地追查原因，一個人一個人地追究責任，根據責任大小作出不同的批評，並一道研究杜絕此類事件重新發生的措施。
記得追到亞洲司司長陳家康時，總理問：“你是亞洲司司長，這個事你怎麼解釋？”
當時會場氣氛一直很嚴肅。印度在亞洲、總理問亞洲司司長不能說沒理由。但陳家康又能承擔什麼責任啊！他說：“總理啊，我們是鐵路警察各管一段哪。亞洲司管與印度的關係，可管不了電燈啊。”
一句話說得總理笑了，大家也都跟着笑了，氣氛才緩和下來。總理看看大家，又不無幾分得意地看看窗外；窗外的天空已經發亮了。
“你們沒少打哈欠，知道嗎？我有意在這個時候把你們找來。”總理懲戒性地用指頭在空中敲敲，像敲打那些缺少睡眠的腦殼：“是要讓你們印象深一些。你們是從被窩裏爬出來的吧？”
這一來，大家不由得都笑起來；有的苦笑，有的捧腹大笑，一夜的疲勞全消失了，留在腦子裏的只剩下總理不乏嚴肅的笑容和對這次事件的深刻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