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能用錢解決的問題，就不算是大問題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進行，藉助郵件、傳真等通信工具，雙方敲定了所有合同細節。賀小軍下周一就要趕赴河州，簽訂正式協議。杜林祥原本準備了盛大的簽約儀式，不僅呂有順，甚至省委常委、河州市委書記陶定國，也有可能要親自出席。李光明中途卻打來電話，說賀小軍這個人最不喜歡拋頭露面。簽合同是企業行為，千萬別搞那麼大陣仗。
無奈之下，杜林祥只好取消原定安排。簽約儀式最後改在緯通集團的會議室舉行，儀式結束后，賀小軍連晚飯都沒有吃，就匆匆趕回北京。保證金方面，賀小軍也信守承諾，簽約儀式后一天，他便把兩千萬打到緯通集團賬上。而後，李光明又率領一個十多人的接收團隊進駐河州，負責處理相關事宜。
杜林祥給香港的央企，還有那家有意購買摩天大樓的福建企業都打去電話，正式告知彼此間的談判終止。杜林祥的口氣頗為自傲，你們不是捨不得出高價嗎？這世上總歸有識貨的買主！
轉眼一個月就過去了，離賀小軍承諾的首次付款日期只剩下十多天了。常駐在河州的李光明，一起喝酒時不斷勸杜林祥放寬心：“儘管咱們都不是缺錢的人，但兩千萬畢竟不是小數目。我們要是不能按時履約，就只能眼睜睜瞧着兩千萬銀子化成水。這對我們有什麼好處？賀董這幾天一直坐鎮北京調度資金，從各方面反饋的信息來看，一定不會讓杜總失望。”
就在杜林祥坐等賀小軍的巨額資金到賬時，張清波卻焦急萬分地打來電話：“林祥，今晚上到乒乓球俱樂部見面。”張清波身為國內大型銀行洪西分行的一把手，堪稱河州不折不扣的財神爺。在杜林祥的記憶中，張清波很少這樣語氣急促。
乒乓球俱樂部就在市中心的一條小巷內。這傢俱樂部還是杜林祥為了滿足張清波喜歡乒乓球的愛好，投資幾十萬專門打造的。俱樂部里，只有兩位乒乓球教練與三個服務員，平時很少對外開放。
過去張清波約杜林祥談事都是來這兒。原來，張清波會先舒展臂膀練上幾局，再坐下來切入正題。今天，張清波卻一反常態，剛走進俱樂部就問道：“你的資金問題解決沒有？”
杜林祥說：“基本解決了。我找到一家很有實力的買主，他們同意吃下十五層樓。再有半個月錢就到賬了，到時企業的財務狀況就大為改觀了。”
張清波說：“你在我們銀行有一筆六個億的貸款，恐怕要提前歸還。”
杜林祥一下緊張起來：“怎麼回事？”自打宏觀調控開始以來，張清波礙於上面的壓力，已經停止向緯通集團放貸。不過對於過去貸出來的錢，張清波倒沒有急着來催。一方面是張清波與杜林祥的私人關係，另一方面，呂有順也從中做了很多工作。摩天大樓是河州重點工程，呂有順以市長的名義出面，希望銀行不要催逼太甚。
張清波說：“為了這個項目，你已經從我們銀行貸出去二十多億了。其中的許多貸款，手續並不完善，有些甚至是我特事特辦，違規給你貸出去的。目前宏觀調控，各家銀行都在自查貸款，自我規範。另外不知道是誰給總行寄去告狀信，指名道姓說那筆六個億的貸款有問題。總行領導已經做出批示，要限期追回違規放貸資金。”
“老張，怎麼你手底下也會出這種告刁狀的惡狗？”杜林祥與張清波已有些交情，說話也頗為隨便。
張清波痛苦地搖着頭：“江湖險惡，防不勝防啊。那些整天對我點頭哈腰的副行長，誰心裏不在盤算着取而代之。我現在也沒興趣去追查是誰告的密，關鍵是把漏洞先堵上。你還記得楊行長嗎？”
杜林祥說：“就是你們北京總行的副行長？過去在廣東分行當行長，還是呂市長的同學？”
張清波點點頭：“這次多虧了楊行長從中周旋，事情才沒有鬧大。要不然，不僅那六個億的違規貸款要追回，還要殃及其他正規貸款。還有，我頭上的烏紗帽能不能保住都懸。這件事情過後，還得去北京好好感謝人家。”
杜林祥焦急地說：“問題是我現在根本拿不出六個億！”
張清波說：“你不是說半個月後就有一筆售樓款嗎？”
杜林祥十分後悔剛才說了實話。這筆錢真要被張清波抽走，那企業下一步怎麼辦？杜林祥幾乎大叫起來：“老張，那可是我的救命錢。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現在欠着建築商的錢，甚至還欠着外面的高利貸，就指望這筆錢解困。你這殺出一隻攔路虎，不是把我往絕路上逼嗎？”
“你要分清楚輕重緩急！”張清波說，“那些建築商還有放高利貸的，雖然鬧得凶，但有呂市長護着你，大不了動用公安，一時半會兒翻不起大浪。我這邊一旦出了婁子，總行決定嚴查，個人丟官不打緊，你的企業分分鐘就得破產。”
杜林祥沒有吭聲。張清波的話不無道理，所有債主中，就數欠張清波那家銀行的錢最多。人家還是央企，真要動真格，呂有順都沒轍。說分分鐘破產毫不誇張，甚至緯通集團的存活時間只能以秒來計算。
張清波接著說：“再說了，你按時把錢還上，事情還有轉圜。雖然是違規放貸，但摩天大樓畢竟是河州重點工程，我這也算迫於政府壓力支持地方經濟建設，那跟一般的官商勾結還不同。不就是手續不完善嗎？你按時把錢還上了，銀行沒有任何損失，我們到時想辦法完善一下手續，又重新把錢放出來。有楊行長這層關係，加上我和呂市長一起做工作，應該很有把握。可要是你不能還上這筆錢，那方方面面都交代不過去。”
杜林祥半信半疑：“真能像你說的那樣？”
張清波說：“當然！楊行長是總行分管領導，我又是洪西分行一把手，還有呂市長以地方政府的名義出面，問題不會太大。我的那位老同學，如今的常務副省長徐萬里，他也同意，關鍵時刻省政府再出面協調。但違規放出去的貸款你要不能先還上，哪位領導都不好幫你講話。”
杜林祥已沒有選擇的餘地，他表情痛苦地說：“也只能這樣了。對方的款一到，我就先還貸款。”
在張清波施加了巨大壓力之後，杜林祥更是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着賀小軍的購樓款。如今的他，已經站到懸崖邊上，任何一步不慎，都會粉身碎骨。
約定的付款日期轉眼就到了。賀小軍卻親自打來電話，說資金調度上出現一些問題，付款期限不得已要延後一周。電話中，賀小軍言辭懇切地說：“我也知道這樣做是我方嚴重違約，但的確是沒有辦法。希望杜總無論如何寬限一周，一周之後，錢準時到賬。”
杜林祥一百個不情願也只好答應下來。他如今只有這麼一根救命稻草，除了緊緊抓住，已別無良方。
偏偏在這時，北京一家不怎麼知名的媒體刊發了一篇報道《資金鏈斷裂，銀行逼債，緯通集團命懸摩天大樓》。報紙上記者的署名叫袁凱。儘管這家媒體不是什麼大報，但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出現這種文章，還是令杜林祥猝不及防。有些債主，因為看到這篇文章，又氣急敗壞地跑來公司大鬧。
正在杜林祥焦頭爛額之際，卻接到一個電話：“杜總，你好！我是《新信報》的記者袁凱。”
杜林祥立即警惕起來：“袁記者，你好！你的大作我已經拜讀了，總體來說很好，就是某些細節和事實有出入。我正想派人和你溝通一下，但又苦於聯繫不到你。”
袁凱說：“上次的報道推出之後，效果還不錯。不過我也承認，那篇稿件有一個重大缺陷，就是沒能採訪到緯通集團相關負責人，有些話難免是一面之詞。我準備推出一篇跟蹤報道，為了做到公正客觀，所以有些問題想直接跟你求證一下。”
杜林祥問：“什麼問題？”
袁凱說：“這樣吧，初稿我已經寫好。就先發給你過目，如果當中有什麼與事實不符的地方，我們再聯繫。”
袁凱很快將稿件傳真過來，杜林祥抓起來一看，肺都要氣炸了。先說文章的標題就很聳動——緯通集團大限將至。仔細看內容，除了對於緯通集團目前的困境有許多細節描寫之外，還翻出不少陳年舊賬，包括杜林祥以土地開發起家，曾在強拆中鬧出過人命，還有集團高管安幼琪，此前曾在政府任職，並與一位被查處的貪官卓伯均關係密切。在袁凱筆下，許多虛虛實實的事件串聯在一起，簡直要把緯通集團置於死地。
杜林祥對媒體界的內幕也略知一二，這位袁記者沒有直接發稿，而是先打來電話求證，敲詐的意味十分明顯。這年頭，能用錢解決的問題，就不算是大問題！
杜林祥親自撥通了袁凱的電話，滿面笑容地說道：“袁記者，文章中許多內容都不是事實啊。要不咱們見一面，我把許多情況當面向你說明一下。”
“見一面也好！”袁凱說，“只是我現在人在北京，沒空來河州。”
杜林祥說：“沒關係，我正好要去北京出差。到時咱們好好聊一聊。”寬限給賀小軍的一周時間馬上要到了，杜林祥原本就準備去北京催債。
袁凱說：“恭候大駕。”
杜林祥當晚就飛到北京，不過袁凱卻推說臨時有事，要第二天下午才有空。袁凱也拒絕了去茶坊見面的要求，而把會面地點定在他的辦公室。
袁凱的辦公室就在宣武門附近的一棟普通寫字樓里，辦公室里除了《新信報》報社的招牌，還掛着文化傳播公司的牌子。辦公室的裝修很簡陋，裏面坐着七八個着裝隨意的年輕人。袁凱是其中唯一擁有獨立辦公室的人，他把杜林祥迎進自己辦公室，熱情地沏好茶，並遞上一張名片。
杜林祥瞟了一眼名片，除了印着《新信報》首席記者，還有文化傳播公司的總經理。瞧這頭銜，杜林祥已大體明白，這個袁凱，就是以新聞報道為幌子，要挾採訪對象投放廣告或公關費用的媒體混混。
杜林祥沒話找話地說道：“袁記者年輕有為啊，不僅做新聞報道，還涉足文化產業。”
袁凱以一口標準的河州話說：“杜總，其實我們以前打過交道，只不過我這種小角色不太能入你法眼。”
杜林祥很驚訝，但絞盡腦汁也想不起何時見過這位袁記者，他說：“恕我眼拙，不知我們以前……”
袁凱說：“幾年前我是《河州晚報》的記者。”
“《河州晚報》？”杜林祥自言自語道。這些年來，採訪過自己的《河州晚報》記者起碼有十多個。這麼多人，他一時實在記不清了。
袁凱說：“當時杜總在河州西郊的棚戶區做土地整理，結果強拆鬧出人命。晚報派我去採訪，回來稿子都寫好了，卻突然接到上面通知，河州所有媒體不準報道此事。後來我實在氣不過，就把自己採訪的文章發到論壇上。可是沒過幾天，我發到網上的稿子就被人刪得無影無蹤了。”
想起來了！雖然一直沒有見過此人，但杜林祥與袁凱的確算是打過交道。當時在河州西郊棚戶區搞拆遷，林正亮帶人和拆遷戶發生械鬥。林正亮被人刺傷，對方則有一人丟了性命。杜林祥連夜去談判，終於搞定了死者家屬，可第二天還是有人把這事捅到網上。為此，呂有順大發雷霆，還叫網監部門追查是誰發的帖。杜林祥和周玉傑也急匆匆趕赴北京，四處聯繫刪帖公司清除網上信息。
杜林祥記得，當查出是《河州晚報》的記者把事情捅到網上之後，呂有順還聲色俱厲地表示要“嚴肅處理”。
儘管從未謀面，但袁凱留給杜林祥的印象可謂深刻。杜林祥好奇地問：“你怎麼到北京來了？”
袁凱吸了一口煙：“中國的事情，喜歡層層加碼。大領導發話要對我嚴肅處理，到了報社這一級，就變成了立即開除，而且河州的其他媒體也沒人敢錄用我。不得已，我先是流浪到廣東，兩年前又來到北京。”
對於自己，袁凱一句話便輕輕帶過。其實，作為一個80后，袁凱的經歷遠比同齡人豐富。
袁凱的父母是工人，沒什麼文化，一輩子就知道老老實實幹活。從為袁凱取的名字，就知道這二老憨厚到何種地步。袁凱剛出生時，父母到處向人請教，給孩子取個什麼名字好。有人存心戲弄他們，就說乾脆讓小孩叫袁世凱。這兩人哪裏知道袁世凱是何許人也，只覺得名字聽上去還挺順口，便欣然接受了。直到上初中時，袁凱實在不堪忍受同學的嘲笑，才去派出所改名，把中間那個“世”字拿掉。
袁凱從小便是廠區里出了名的淘氣鬼。可就在他高考落榜的那一個月，父母竟雙雙下崗，全家生活陷入窘境。突如其來的變故刺激了這個聰明伶俐的少年。袁凱跪在父母跟前，希望父母給自己一個機會，讓他復讀一年。
一年後，袁凱果然不負眾望，以高分考入洪西大學新聞系。其實以他的分數，上復旦大學都不是問題。只不過父母再三叮囑，家裏經濟條件只能供他復讀一年，填報志願時千萬不能冒險，最後才選擇了有充足把握的洪西大學。
靠着父母走街串巷售賣下崗牌茶葉蛋，袁凱勉強完成學業。四年大學生活，也徹底改變了袁凱，他變成了一個充滿理想抱負的熱血青年。畢業時，有許多成績不如他的同學都到了政府機關，而袁凱卻執意進入《河州日報》當起了記者。他的理想就是成為法拉奇、邵飄萍那樣的傳奇記者。
三年《河州日報》的生活，袁凱卻沒有實現自己的理想。面對那些“高度重視，強調指出”等八股味十足的官樣文章，他感到十分厭倦。他主動申請離開《河州日報》，轉而進入市場化媒體《河州晚報》。在那裏，袁凱倒是寫出不少膾炙人口的佳作，特別是暗訪假酒窩點、鄉幹部截訪致使一名孕婦流產等稿件，引起社會強烈反響。他不僅成為河州的名記，甚至有不少市民稱他為“袁青天”。
成功讓袁凱個性中的桀驁不馴徹底釋放。在採訪杜林祥公司強拆鬧出人命的新聞時，滿腔熱血的他，因為報紙不願刊登他采寫的稿件，而和總編輯拍桌子大罵。事後，他又把稿件放到網上，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
這一回，袁凱可是惹惱了大人物。不僅砸了飯碗，在河州也失去了立足之地。袁凱並沒有灰心，心中的新聞理想甚至燃燒得更加熾烈。他毅然南下廣東，加入一家在業界具有極強影響力的媒體。
在廣東的歲月，他筆下鋒芒更盛。其采寫的多篇稿件，不僅在全國範圍引起震動，甚至讓兩名縣委書記丟了烏紗帽。不過，當他把輿論監督的矛頭指向上海一家大型企業時，卻遭遇到空前壓力。對方投入重金公關，封殺了他的全部報道內容。而且還以虛假新聞的名義，將袁凱告上法院。報社迫於壓力，讓他停職休假。恰在這時，袁凱的母親遭遇車禍，送到醫院搶救不及過世。匆匆坐火車趕回河州奔喪的袁凱，在母親靈前長跪不起。
事業遭遇挫折，親人撒手人寰，或許正是這一連串的打擊，讓袁凱的內心發生重大轉變。這麼多年來，自己一直以正義的化身自居，可仔細想想，究竟得到了什麼？無論是在河州還是廣州，他當記者的收入，只夠勉強餬口，根本談不上去孝敬雙親。母親直到過世前都還推着一輛三輪車，沿街叫賣下崗牌茶葉蛋。如果自己的經濟實力足夠寬裕，哪裏還會讓母親受這份罪？母親如果不是整天走街串巷，豈會遭遇車禍？
更令這個年輕人絕望的是，他已經不知道自己在為何而戰！曾經，他希望用手中的筆，來呼喚公平正義，推動國家的進步。可現實中，一個記者的力量是多麼渺小。袁凱甚至開始嘲笑自己少不更事，不曉得天高地厚。
就算放棄這些遠大理想，總可以用新聞來幫助一個個普通而無助的百姓吧？想到這裏，袁凱更是痛心地搖着頭。採訪河州強拆案時，王家兄弟一開始對他千恩萬謝，稱他是“青天大老爺”，可一旦收下杜林祥的錢，馬上翻臉不認人。王家老三後來還給袁凱打過電話，質問他為何把事情捅到網上，並說，如果因此妨礙了杜林祥給他們錢，就要讓袁凱好看。
和上海那家企業對簿公堂時，也是當初的受害者收下企業巨額賠償，反過來出庭指控袁凱寫假新聞。只不過，那個上海人比河州的王家兄弟稍微客氣一些，還專門打電話給袁凱道歉，說“自己昧了良心，不是人”，“袁記者，對方開價是一百萬啊！有了這筆錢，我一輩子吃穿不愁了。像我這種工薪階層，不可能不動心”。
袁凱經常想起魯迅先生的小說《葯》。小說中，華老栓與許許多多的中國人一樣，既勤勞樸實又愚昧無知、麻木不仁，為了救兒子，他竟然拿饅頭去蘸革命烈士的鮮血。魯迅先生對人民大眾是懷着“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態度。這種態度，袁凱如今也有，但還要加一句“恨其不義”。
另外，那些整日把新聞理想、職業操守掛在嘴邊的報社領導又如何呢？不論河州還是廣州，一旦出了問題，袁凱總像替罪羊一樣，被人毫不猶豫地扔出去。那些拿着高額年薪，甚至還有不菲紅包收入的報社領導，卻要月薪五六千、在採訪一線風餐露宿的記者秉持職業操守，這不是扯淡嗎！
這些年來，一直有人勸袁凱：“三流記者寫報道，二流記者收紅包，一流記者拉廣告。”還有人說：“你那些負面報道，不過是為你帶來兩三千的稿費，為你們部門主任帶來萬把塊錢的紅包，為廣告公司、公關公司甚至刪帖公司帶來幾十萬的利潤。僅此而已！”對這些話，袁凱一開始只是一笑置之。現在，他不得不仔細掂量。
任何一個行業的操守都需要人身安全與基本物質生活做保障！為什麼宋朝士大夫最有風骨，人傑輩出？身為開國之君，宋太祖趙匡胤留下煌煌祖訓：“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這起碼保證了士大夫群體的言論自由與人身安全，不用擔心因為說錯話而掉腦袋。此外，宋朝一直給予士大夫優厚的物質待遇。哪怕屢遭貶謫的蘇東坡，到了嶺南蠻荒之地，還能“日啖荔枝三百顆”，而不用像後世文人曹雪芹那樣“舉家食粥酒常賒”。
說到曹雪芹，袁凱自然想到了與宋朝形成鮮明對比的清朝。在那個曹雪芹尚且窮困潦倒，龔自珍只能徒喚“萬馬齊喑究可哀”的時代，士大夫階層已被精神閹割。沒準哪天就家財散盡，腦袋搬家，此時誰還要去奢談人格、尊嚴，只能是神經病。就說那個被電視劇吹得神乎其神的紀曉嵐，其奴顏媚骨，實在比和珅好不了多少。有一個故事是這樣說的，有一天，紀曉嵐在上書房，因為他眼睛不太好，沒發現皇上，他就說了這麼一句話：“老頭子在哪兒呢？”結果乾隆皇帝從屏風後面轉出來問紀曉嵐“老頭子”是什麼意思？紀曉嵐馬上跪下來說：萬壽無疆就叫作老，至高無上就叫作頭，父天母地就叫作子。文人的馬屁都拍到這水平了，夫復何言！
袁凱忽然覺得，讓他這樣的小記者去奢談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實在極其荒謬。
在廣州租住的小屋中，袁凱經常吃着泡麵，抽着五塊錢的白沙，不斷在網絡中找尋成就感。他在百度搜索欄中輸入自己的名字，而後敲擊回車鍵。很快，他的名字，還有那些名滿天下的文章，就會在屏幕中出現。看到自己的稿件又被幾十家網站轉載，他會忘記貧困的現實，開心地笑起來。
在母親的靈前，袁凱認為自己必須停止這種自娛自樂的遊戲了。在追求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以前，他必須先改變自己以及家人的生活。
袁凱隨即離開廣州北上京城，什麼新聞理想、職業操守通通被扔在地下。他與幾個朋友聯手，將一家原本做老年保健品的行業小報，改頭換面成一家財經媒體。當然，他們的財經新聞主要是揭露各地企業的黑幕，然後再以此相要挾。袁凱不僅是這家報紙的首席記者，還自己成立了一家文化傳播公司。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如今的袁凱，已從“三流記者”蛻變為“超一流記者”。過去，袁凱是名副其實的名記，其採訪作風在圈內以剽悍著稱。再難以採訪的題材，交到他手上，很快就能獲得突破。如今的他，敲詐作風同樣以剽悍見長。什麼龍潭虎穴都敢闖，單刀赴會的故事在他身上更是無數次上演。袁凱常說：“我們的對手全是身家不菲的商人或者手握重權的官員，跟他們叫陣，就是‘光腳不怕穿鞋的’。我們大不了不當記者，那些人如果丟掉書記、董事長的頭銜，損失卻是難以估量。”
看來，“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後面還要加一句，“流氓會武術，誰也擋不住”。
進京才兩年，袁凱就開上了別克君越轎車，還給在河州老家的父親購買了一套三室一廳的小區房。往日五塊錢的白沙不再抽了，整日叼在嘴裏的已是軟中華。今年年初，袁凱剛乾過一票大買賣。他得知山西某地發生礦難，就第一時間刊發獨家消息。而後親赴當地與煤老闆談判，從撤稿到刪除網上負面信息，直至擺平所有來採訪的媒體，袁凱給出的打包價是一百萬。心急火燎的煤老闆眉頭都不皺一下，當即讓人打款。
看着坐在對面的杜林祥，袁凱心中更是百感交集。當初自己一腔熱血要為民請命，結果連人家面都沒見着，就被逼得背井離鄉。如今赤裸裸的敲詐，卻讓不可一世的杜總乖乖坐到跟前。
在這間簡陋的辦公室里，杜林祥耐着性子說：“報道的有關細節，我稍後再向你談。我倒是很看重貴報的影響力，想在你們這兒投放點廣告。”來之前，杜林祥已經謀划好了應對之道。
袁凱用手指彈了彈煙灰，說：“我們這裏半個版五十萬。杜總如果願意投廣告，我肯定歡迎。至於新聞報道嘛，我也可以根據你的要求做改動。畢竟，針對廣告客戶與普通採訪對象，待遇自然不同。”
袁凱的直率讓杜林祥驚訝。不過想想這樣也好，坐在這裏雲遮霧繞扯半天，到最後還不是個錢字。開誠佈公講出來，大家都輕鬆。僅僅半個小時，杜林祥就與袁凱談妥。報紙不僅將封殺所有緯通集團的負面新聞，還會推出一篇杜林祥的專訪來挽回影響。
杜林祥也很好奇，袁凱的稿件中披露了很多緯通乃至河州地產界的內幕，他是怎麼知道的？而且，報道刊發的時間正是企業最危急的時刻，這樣的火候把握，真是一種巧合？
袁凱卻笑着說：“杜總，反正關於緯通的輿論危機已經過去。你就沒必要管那麼多細節。我現在不敢講什麼新聞操守了，但起碼在圈子裏混，還得講江湖道義。”
杜林祥本來心亂如麻，此刻他也顧不得這許多，便起身告辭。袁凱的文章只能算個小插曲，賀小軍的資金何時到位，才是生死攸關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