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北京之夜（七）

但也就是在這段時間之內，美國第46任總統—尼克遜在1968年提出旨在從亞太收縮的“尼克遜主義”，不過收縮並不等於放棄。尼克遜的意圖是利用亞洲地區各種力量的對立來“相互制約”，以維持“全球均勢”，最終暫時守住美國在全球的勢力範圍。而在這所謂的各種力量之中，尼克遜很清楚的知道惟有中國才能牽制住蘇聯咄咄逼人的進攻步伐。在1971年尼克遜更在其《對外政策報告》之中公開提出了“國際三大角”戰略。

尼克遜認為世界在“過去二十五年已經發生了非常巨大的變化”，“同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不久的地位相比，美國遇到了甚至連做夢也想不到的那些挑戰”。“從經濟角度來說，美國不再是世界頭號國家，也不再僅僅有兩個超級大國，……今天世界上有三大力量中心。他們是：美國、、蘇聯、中國大陸，。這三大力量將決定世界在本世紀最後三分之一時間裏的前途。”他強調指出：“世界史上存在較長時間和平的時日，只是那些存在均勢的時期”因此尼克遜在實現均勢構想的過程中，明確提出“邁出的最大膽的一步就是改變了美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尼克遜的所謂“三大力量中心”之說在當時的美國政客眼中更近於吹捧。但是尼克遜卻解釋說“由於中國與外界隔絕，大多數美國觀察家看不清中國的潛在力量，但是中國的潛力極大，任何靈敏的外交政策都不能加以忽視或拒絕考慮。”又言：“我們必須在今後幾十年內在中國還在學習發展它的國家力量和潛力的時候，搞好同中國的關係，否則我們總有一天要面對世界歷史上最可怕的強大敵人”。

而高瞻遠矚，審時度勢的中國領導人—**雖然在莫斯科方面日益強大的壓力面前選擇了邀請尼克遜在1972年訪華，但是卻也深知對方“通過讓北京在亞洲和世界起更大的作用，美國也許能夠獲得更多的用來壓倒神經質的蘇聯的槓桿力”的真正用意。雖然都是大國領袖，但是**國際大戰略的設想之上卻比尼克遜更具雄才偉略。

1973年2月，**在與基辛格談話時提出“我給一個外國朋友談過，我說要搞一條橫線，就是緯度，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只要目標相同，我們也不損害你們，你們也不損害我們”共同對付蘇聯的威脅。1974年1月，**在與“南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會談時，又提出，“我看，美國、日本、中國，連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歐洲都要團結起來，一大片的第三世界要團結”。這也就是後來所說的“一條線”，“一大片”戰略。

與“國際大三角”戰略相比，**的“一條線”，“一大片”戰略顯然更令蘇聯方面感到無所侍從。可以說如果只是中、美兩個國家的話，即便形成了穩固的戰略同盟。在當蘇聯向中國發動全面戰爭之時，華盛頓也不太可能冒着與蘇聯之間爆發全球熱核戰爭的風險挺身而出。因此中、美兩線牽制蘇聯的戰略事實上無非是將中、蘇之間置於更為危險的戰爭狀態。但是“一條線”，“一大片”戰略卻可以在更為遼闊的空間之上對蘇聯構成威脅，令這個擁有陸地上最長邊境線和鄰國的軍事強權陷入疲於奔命的狀態。

而1979年爆發的阿富汗戰爭則可以說是**的“一條線”，“一大片”戰略的最好體現。除了傳統的國境線之外，蘇聯還有更為深遠的國家利益線。從沙俄時代開始，莫斯科便不得不面對一個可怕的現實，雖然憑藉著驍勇善戰的哥薩克騎兵以及不斷依託着現代化的鐵路線延伸的俄國商站，俄羅斯人可以迅速的從衰弱的蒙古帝國手中接收整個亞洲腹地直到太平洋的海濱。但是這些地區不是居住着對俄羅斯人充滿着敵意的少數民族便是地廣人稀的苦寒之地或荒沙大漠，因此除了帝國西部的核心地域之外，可以說沙俄帝國的絕大多數邊境線都處於一種極不安全的狀態。

當然出生於同樣惡劣環境之下的斯拉夫人並不缺乏戍守邊疆的戰士，但是在遼闊的國土卻令每一個邊境地區的駐軍部隊都必然成為帝國財政的負擔。因此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將那些與沙俄帝國接壤的鄰國都通過軍事、政治、經濟的手段使之附屬化，成為為俄羅斯拱衛邊境的衛星國。因此在這條國家利益線之上，從西向東與俄羅斯比鄰的芬蘭、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直到中國以及隔海向望的日本。因此歷史上這些國家無一例外都曾在俄羅斯的武力威懾和外交拉攏的雙重作用之下。

而阿富汗恰恰是這條從沙皇時代一直延續到蘇聯時代的國家利益線的中樞和最為關鍵的節點。如果蘇聯處於守勢，那麼阿富汗是防禦蘇聯最為空虛的中亞地區的前出屏障。而如果蘇聯處於攻勢，阿富汗則是莫斯科鐵騎南下飲馬波斯灣和印度洋的最佳前進基地。因此從20世紀50年代，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圍繞着普什圖尼斯坦問題發生爭執時開始，莫斯科便將阿富汗拉入了蘇聯的懷抱。勃列日涅夫時期后，更加強了對阿富汗的滲透和控制，向阿富汗提供大量的武器裝備，使這個群山之國裝備落後的國防力量基本上達到蘇聯軍隊60年代的水平。

但是要讓一個長期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一個桀驁不馴的民族接受無神論的中央帝國—蘇聯的領導，這一切本身便如同人阿富汗民民主黨總書記塔拉基1978年所謂的“四月革命”之後，將阿富汗的國旗也改成與蘇聯相似的單一紅色。喀布爾街道兩旁的房屋門窗也都塗成了紅色，令整個首都變成了一片“紅海洋”一樣即不協調，更激起了有着強烈民族主義思想的阿富汗人的反感和憤怒。

最終阿富汗民眾的這種不滿和憤怒被早年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野心家—阿富汗總理—哈菲佐拉.阿明所利用，在1979年9月推翻了親蘇的阿富汗最高領導人—總統塔拉基，並進一步醞釀成了一場即將席捲整個阿富汗國家的“反蘇風暴”，阿明上台後，公開指責蘇聯插手幫助塔拉基策劃陰謀，迫使蘇聯撤換了駐阿大使普扎諾夫。他還要求蘇聯撤回在阿富汗的3000名軍事顧問、教官和技術人員，並拒絕了蘇聯向其發出的訪蘇邀請。

“我記得在1979年10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之上，你也曾提出了反對意見！”面對着沉默不語的奧加爾科夫元帥，蘇共中央總書記柯爾莫哥洛夫突然舊事重提，將話題轉向了在出兵阿富汗問題之上總參謀長奧加爾科夫元帥和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之間的分歧。

“是這樣的，總書記同志，直到今天我仍保留我個人對出兵阿富汗問題的看法，因為無論從政治還是軍事的角度去考慮，直接出兵阿富汗都不是一個明智的決定。”雖然在副總參謀長的阿赫羅梅耶夫上將的運籌帷幄之下，蘇聯紅軍輕鬆的解決了阿富汗問題，並一路南下直達阿拉伯海之濱，但是奧加爾科夫元帥依舊認為這一決策從長遠角度考慮都無利於蘇聯的全球戰略。

“事實上我完全認同你當時的看法：‘美國佬除非是瘋了才會在越南之後又跑到阿富汗去，這將是他們送給我們的最好禮物。至於中國，不去主動招惹他們就最好。’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無論是你還是我，都無力阻止這場戰爭的爆發。”面對執拗的總參謀長，柯爾莫哥洛夫只能苦笑着說道。

“我知道，在勃列日涅夫同志的無上權威之下，幹掉阿明、奪取阿富汗的決定是誰也無從更改的。”對於現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柯爾莫哥洛夫的無奈，奧加爾科夫元帥頗有同感。雖然在入侵阿富汗的過程之中，有數以百萬計的蘇聯軍人參與其中：除了中亞軍區和土庫曼軍區的10個摩托化步兵師以及從白俄羅斯軍區和南高加索軍區抽調來的空降部隊之外，作為策應，蘇聯總參謀部還命令在西歐的蘇聯駐軍和華約集團的部隊處於高度戒備狀態。遠東和蒙古駐軍同樣進入一級戰備的狀態，

但真正參與決策卻只有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元帥、總參謀長奧加爾科夫元帥以及時任克格勃主席的柯爾莫哥洛夫五個人而已。而這5個人之中真正一錘定音的無疑還是勃列日涅夫那句低沉而威嚴的“我決定，幹掉他！”。而其他人惟有按領袖的意願去行事而已。

“不，你錯了！即便是勃列日涅夫同志事實上在入侵阿富汗的問題上也不過是強大的蘇聯紅軍手中的橡皮圖章而已。軍隊和軍工集團無法忍受長時間的和平。當沒有任何的理由再擴充軍隊和更換裝備的情況下，他們便對戰爭趨之若騖。”曾經身為克格勃主席的柯爾莫哥洛夫當然清楚在入侵阿富汗的過程之中，蘇聯軍隊內部對政治局所施加的壓力，甚至連二戰時代的名宿—崔可夫元帥都親自致信勃列日涅夫。

曾經在珍寶島衝突之中提出使用核打擊“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的蘇聯軍隊強硬派的代表、斯大林格勒會戰中英雄—崔可夫元帥這一次在信中搬出現代俄羅斯之父—彼得大帝的遺訓。沙皇彼得大帝曾經有一份一直保存在保險柜中的遺囑，直到他死後50年，即1775年才公佈於世。彼得大帝在這份遺囑中說，不論誰繼承他的王位，都應該向南推進到君士坦丁堡和印度。因為在他看來，“不管誰在那裏統治，誰就將統治世界。”彼得大帝預言：“當俄國可以自由進入印度洋的時候，它就能在全世界建立自己的軍事和政治統治。”

雖然曾經擔任過國防部副部長兼陸軍總司令的崔可夫元帥從1972年便已經改任國防部總監小組組長處於半退休狀態，但是其在軍隊之中仍具有着非同一般的影響力。而其關於通過阿富汗南下印度洋的主張更並非他的個人意願，而是代表了蘇聯軍隊內部各利益集團的呼聲。而在蘇聯紅軍這樣一頭巨獸所明確表達出來的**面前，即便是高高在上的政治局往往也只能予以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