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北京之夜（八）

“國雖大，好戰必危”這句據說出自古老中國最早的戰爭法則—《司馬法》中的名言雖然不曾為廣大俄羅斯人所知，但是作為此刻掌控着蘇聯龐大的戰爭機器向東南方向碾壓過去的奧加爾科夫元帥而言，卻宛如一條可怕的咒語在他的腦海里始終不斷的顯現着。雖然在過去的十幾年裏，莫斯科憑藉著其強大的武裝力量在與華約正面對峙的歐洲戰場取得了空前的勝利，兵不血刃便實現了無數代沙皇和俄國將軍們的夢想—飲馬大西洋。

但是從阿富汗戰爭開始，曾經無往而不利的紅軍戰車便深陷於游擊戰的泥沼之中。的確從地圖上來看，假道阿富汗南下印度洋和阿拉伯海是蘇維埃帝國從側翼包抄波斯灣，最終切斷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石油咽喉的無二捷徑。但是曾經令19世紀號稱“日不落帝國”的大不列顛三次鎩羽而回的阿富汗山民卻並非是易與之輩。也難怪一位喀布爾市民在戰爭爆發之後會對一名外國記者不無驕傲的說：“讓俄國人讀一讀我們的歷史吧！”

雖然奧加爾科夫元帥的愛徒—副參謀總長的阿赫羅梅耶夫上將成功用各種手段在蘇聯紅軍進入阿富汗之前，令這個國家的十萬正規軍陷入了事實上的癱瘓之中。但是在許多地方，赤手空拳的阿富汗平民還勇敢站到了蘇聯紅軍的坦克面前，而那些已經被蘇聯軍事顧問團解除了武裝的阿富汗士兵，也不甘束手待斃，他們更是不遺餘力的對蘇聯軍隊的前進製造着障礙。雖然最終憑藉著龐大的兵力和嚴密的組織和計劃，蘇聯軍隊還是成功的完成了鯨吞阿富汗的奇襲計劃，但是阿富汗各地自發組織起來的游擊隊卻將這一次本該在幾個月之內結束的軍事行動綿延成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

憑心而論，如果沒有得到了周遍國家的支持，阿富汗的山民雖然驍勇但終究難成氣候。穆斯林游擊隊的武裝開始只有3萬多人，他們大多數根本沒有受過軍事訓練，武器裝備更是奇缺，他們手中僅有的是一些輕武器，許多人甚至還拿着短刀和石塊。更重要的是這些武裝團體隸屬於各個孤立的伊斯蘭宗教組織，山頭林立，派別眾多，互不統屬。如果沒有來自阿富汗東方鄰國所輸送來大批幾乎專門是為游擊戰而開發的武器裝備，那麼阿富汗山區的那點“星星之火”永遠也不足為懼。

目前阿富汗的穆斯林游擊隊在蘇聯軍隊的重兵圍剿之下仍在頑強的成長着，在阿富汗東北部和東部各省，塔吉克族的根據地正在日益壯大着。越過終年積雪的明鐵蓋大坂，來自東方的武器裝備源源不斷的輸送到了這個國家。而在阿富汗邊境的南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也正在通過巴基斯坦武裝普什圖人。

“雖然說我們目前所擁有的力量足以在第一時間突破中國人的邊境防禦，甚至完全控制這個國家的北部縱深地帶，但是如果戰爭不能在短時間之內結束，那麼最終蘇聯紅軍將陷入一個數十倍於阿富汗的更大沼澤之中。”雖然在蘇共中央總書記柯爾莫哥洛夫的勸說之下，奧加爾科夫元帥最終選擇了與那些阿爾巴特軍區的“老近衛軍”們，不僅接受了對方宏大的增兵遠東計劃，更憑藉著自身的權威力主對中國發動一場“一勞永逸”的戰略突襲。但是作為一名曾經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軍人，他卻深知押上巨額籌碼的莫斯科所面對的是何等兇險的傾國一賭。

在中蘇之間漫長的邊境線上，超過300百萬人的蘇聯紅軍組成了4個戰略突擊集群。在戰線的最東邊，在烏蘇里江的右岸是由蘇聯遠東軍區精銳部隊所組成的紅旗濱海方面軍群，而在這支由戰功卓著的第5、第15合成集團軍為主組成的方面軍群的西北方向則是規模更為“龐大”的阿穆爾方面軍群。

在被中國人稱為“黑龍江”的阿穆爾河的北岸，蘇聯國防部部署着3個合成集團軍的兵力，但是只有包括奧加爾科夫元帥在內的少數幾個人知道，除了長期駐守在這個方向—阿穆爾斯克地區的第35合成集團軍之外，剩下的第52、第53合成集團軍根本就是子虛烏有的影子兵團，除了從蘇聯歐洲部分的各大軍事院校和後勤部門中抽調出來冗餘人員組成的集團軍司令部和偽裝部隊之外，這兩個集團軍的實際作戰兵力都各只有一個烏拉爾軍區調來的後備師。

在這個方向之上，蘇聯總參謀部的意願是能將更多的中**隊吸引到比鄰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的國境線上來。在這一地區的中國一側是三江平原、黑龍江沿河平原及嫩江流域所組成的廣袤荒蕪地區，也就是所謂的“北大荒”的所在。這裏曾是曾經擊敗契丹和中原漢族的通古斯人的發祥之地。但是隨着17世紀通古斯人在中原地區建立滿清帝國，頒佈了嚴禁漢人進入東北地區的法令，最終導致這一的邊境地區往往數百公里都緲無人煙。而來自歐洲的俄羅斯探險家們和哥薩克們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趁虛進入，逐步完成帝國在東方的擴張。

雖然從1958年起，中國政府對這一地區進行了大規模開發。數萬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複員官兵、知識青年和革命幹部，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懷着保衛邊疆、建設邊疆的豪情壯志來到“北大荒”。他們爬冰卧雪，排干沼澤，開墾荒原，建立了許多國營農場和軍墾農場，充實了邊防。但是依舊存在的沼澤和森林地區仍將大大限制現代機械化部隊的行動。因此根據奧加爾科夫元帥和蘇聯總參謀部的計劃，阿穆爾河北段雖然並不是合適的主攻方向。但通過一系列戰術欺騙的手段所虛構出來的重兵集團仍擔負著吸引中**隊主力的重要使命。

后貝加爾軍區的主要兵力集中於赤塔州一線，編組為後貝加爾方面軍群的突擊集群實力雄厚，除了后貝加爾軍區所屬的第29和第36兩個合成集團軍之外，在這一方面之上，還得到了分別從伏爾加軍區和敖德薩軍區抽調的兩支百戰雄師—近衛第2坦克集團軍和近衛第14集團軍的加強。一旦戰事打響，后貝加爾方面軍群將從滿洲里方向沿着曾經被稱為“中東路”的鐵路幹線一路向南，越過呼倫貝爾草原直撲中國的石油工業基地—大慶，並在哈爾濱與紅旗濱海方面軍群勝利會師。

雖然很多“老近衛軍”都將未來的東北戰局視為1945年蘇聯紅軍殲滅日本關東軍的“滿州之役”的重演。但是曾經在遠東軍區工作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奧加爾科夫元帥卻深知士氣高昂、兵員充沛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瀋陽軍區遠非當年暮氣沉沉的日本關東軍可比。而更為關鍵的是和當年各條戰線都捉襟見肘的日本不同，一旦戰爭真正打響瀋陽軍區將可以通過鐵路和海上運輸源源不斷得到關內的增援。

因此部署在布里亞特加盟共和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境內，統一歸屬於西伯利亞軍區指揮的草原方面軍群和蒙古方面軍群從一開始便必須面對兩個幾乎同等重要的戰略目標：配合空降部隊奪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北京以及從內蒙古方向越過多山的長城防線直低渤海之濱，切斷東北戰場與華北的陸路聯繫。在奧加爾科夫元帥看來，雖然這個兩個方面軍群雲集了蘇聯紅軍最為精銳的突擊力量，並可以得到蒙古人民軍的支援，但同時兼顧兩個戰略目標仍是戰役指揮官的大忌。

可對此在戰爭全面爆發之前，奧加爾科夫元帥唯一能作的只有為這兩個方面軍各選派一位足以獨當一面的將才。從蘇聯軍隊駐德集群總司令的崗位上調來的斯涅特科夫負責指揮同樣由歐洲調來的近衛第1坦克集團軍、近衛第4坦克集團軍以及突擊第3集團軍所組成草原方面軍群。而現任西伯利亞軍區司令**夫上將則統帥着得到近衛第6坦克集團軍、第10特種機械化集團軍加強的蒙古方面軍群。

而在遙遠的西北戰場，司令部設在阿拉木圖的中亞軍區將在南方戰區司令部的支持之下，越過國境進入中國的新疆地區。作為蘇聯軍隊16個軍區之中最為年輕的一個—雖然早在蘇聯建國初期，伏龍芝所指揮的東方面軍便分編組建了中亞軍區，但是在二戰結束之後的漫長歲月之中，這個區域的防禦任務一直由土耳其斯坦軍區和草原軍區分別承擔著。新的中亞軍區是1969年6月24日才針對中國的威脅而重建。

雖然轄區包括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三個加盟共和國，但是中亞軍區所擁有的兵力卻僅有1個坦克師，5個摩步師。除了數量上的不足之外，這些部隊在蘇聯武裝力量的編製之中更是處於二線地位的簡編師，與精銳的一線部隊相比，簡編師需要在動員2—3周后才能執行作戰任務。因此在南方戰區的後續部隊抵達戰場之前，奧加爾科夫元帥並不對由中亞軍區編成的阿拉木圖方面軍抱以太大的希望。他們雖然同樣被要求在戰爭打響之後越過國境線，但是蘇聯最高統帥部對他們的要求僅僅是以攻代守，牽制中國烏魯木齊軍區的兵力而已。

面對着空前遼闊的戰線，奧加爾科夫元帥遠沒有麾下的那些將軍們那樣信心十足，他深知他所要面對的對手擁有着深不見底的戰爭潛力。雖然蘇聯軍隊在中、蘇邊境已經集結了空前龐大的突擊力量，但是面對着一個近20年都處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臨戰狀態的社會主義國家，要想取得勝利。那麼惟有在第一時間便通過出其不意的猛烈打擊，一舉摧毀對方的指揮中樞。

出其不意是所有進攻者都夢寐以求的狀態，但卻也是最難以實現的。為了麻痹中國，在儘可能以各種隱蔽的方式向遠東投送力量的同時。莫斯科還頻頻向中國遞出“橄欖枝”。就在中國對悍然入侵柬埔寨和頻繁在兩國邊境上製造摩擦和挑起事端的河內政府展開自衛反擊作戰之後，蘇聯政府卻似乎突然對改善兩國關係有了興趣。

雖然此前中蘇關係在表面的冰凍之下並非沒有突破。如1970年雙方互派大使，改變了長期以來兩國外交關係僅是代辦級的不正常局面；再如1977年中國外長黃華到蘇聯駐華使館參加十月革命勝利60周年的紀念活動，這是1969年以來中國高級官員首次出席蘇方的紀念活動。但是從總體上看，兩國關係並未發生大的改變。因此，兩國之間雖有火車相通、飛機相連，但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鮮有往來。1970年，中蘇貿易額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只有0.47億美元，佔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1%左右。與此相比，中日同期的貿易額為1000億美元，中美的貿易額為550億美元。

甚至連1976年10月，中國**粉碎了“四人幫”后，蘇聯外交部副部長伊利切夫曾經約見中國駐蘇使館臨時代辦，交給他一封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致華國鋒主席的賀電，內稱：“當您就任中國**中央委員會主席之際，請接受我的祝賀。”對此，我代辦只能向伊利切夫表示：“遺憾的是，我不能接受這封電報。因為正如您所知道的，我們兩黨之間沒有關係。”可以說，當時的中蘇關係已經跌入了最低谷。

但是從1979年9月下旬開始，雙方卻約定輪流在兩國首都舉行副外長級的中蘇國家關係談判。對此公開的解釋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擺在了兩國領導人面前，這就是如何處置《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這個條約於1950年2月14日簽字，4月11日生效，有效期為30年。如果在期滿前一年締約的任何一方不提出終止該條約，則條約將延期5年。也就是說，關於條約的廢留，雙方至遲要在1979年4月11日前作出決定。

1979年1月，勃列日涅夫在接見美國《時代》周刊的記者時，說蘇聯方面“任何時候都不會撕毀體現蘇中兩國人民友誼的文件”。又說：“我們對於恢復同中國的友好、睦鄰的關係看不到有任何客觀上的障礙。”不管勃列日涅夫此番講話的動機如何，是想先聲奪人，爭取外交上的主動，還是為了宣傳，藉此對中國進行攻擊，總之，他把球踢到了中國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