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北京之夜（五）

相對於脆弱的地面防空預警系統和信息傳輸網絡而言，中國空軍和陸軍在“三北地區”的防空火力遠比莫斯科方面想像之中的強大。根據蘇聯軍事學說的定義一個國家的防空力量主要由空軍和防空軍所裝備的截擊機和殲擊機群、地面防空導彈和各種口徑的高射炮群組成。

在蘇聯總參謀部的眼中，中國空軍在三北地區眾多空軍基地之內所部署的戰鬥機群雖然數量龐大，但是除了少數精銳戰鬥機中隊所裝備的殲—8II型高空截擊機、殲—7II型殲擊機之外，中國空軍的主力依舊是數千架脫胎於蘇聯空軍50年代所裝備的米格—19的殲—6型殲擊機。根本不能對投入數千架新銳戰機的蘇聯空軍和防空軍構成威脅。

如果單純從戰鬥機性能來看，米格設計局研製的最後一種傳統后掠翼佈局的戰鬥機，米格－19在當時的確十分出色。在爬升率、平飛速度、着陸特性等方面均有着跨時代的意義。但在東西方兩大陣營間的航空競賽不斷加快速度的情況，米格—19註定只能是一種過渡型的戰機，在蘇聯空軍的裝備序列之中，米格－19生產數量遠不及米格—15和米格—17，而且在一線服役的時間也非常之短。其地位很快就被米格—21型殲擊機所取代了。因此對於中國空軍在漫長的歲月之中始終堅持不懈的生產和裝備米格—19的仿製型號，身為對手的蘇聯空軍飛行員們只能嗤之以鼻。但是他們顯然並沒有預料這數千架被他們所拋棄已久的機型會在這場戰爭之中給他們帶到空前的麻煩。

不過這些都是后話了，雖然輕視中國空軍的空戰能力，但是在攻擊伊始，蘇聯空軍遠程航空兵依舊將中國東部從內蒙古草原到長江流域的幾乎全部大型空軍基地納入了打擊範圍。除了空襲北京地區戰略要點的任務由部署在莫斯科的蘇聯空軍遠程航空兵第37集團軍最為精銳的第73師和第79師擔負之外，投入空襲作戰的另兩個蘇聯空軍遠程航空兵集團軍之中，來自烏克蘭的斯摩棱斯克的第46集團軍所下轄的1個圖—160型轟炸機團、3個圖—95S轟炸機團和4個圖—22M型轟擊團的所有兵力均投入到了對中國空軍機場的壓製作戰之中。

根據蘇聯總參謀部的計算，以精銳的第46集團軍這上百架重型轟炸機的強大火力足以令中國空軍在三北地區的所有戰鬥機部隊開戰之初便陷於全面的癱瘓之中。雖然中國空軍在長江以南地區仍擁有着數以千計的戰鬥機群，但是限於航程以及夜間作戰能力薄弱等原因在戰爭開始之後的第一個夜晚，他們所能作的只有在跑道之上等待日出。而在這段時間之內，蘇聯軍隊足以結束這場戰爭。

“這就是蘇聯總參謀長奧加爾科夫所倡導的‘軍事技術革命’所展現出來的威力啊！”在戚度看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到目前為止，這場戰爭的進程並沒有超出蘇聯總參謀部所設計的藍本。在數以千計的遠程空射巡航導彈的密集打擊之下，中國空軍在“三北”地區乃至整個長江以北的軍用機場均已陷入癱瘓之中。而如果判斷錯的話，戚度相信緊接着將還有蘇聯戰略火箭軍方面更為密集的遠程彈道導彈和陸基巡航導彈的攻擊將很快會落在內蒙古和北京周遍地區的中**用設置之上。

“象奧加爾科夫這樣的人在蘇聯軍隊僵化的體制之中竟然沒有重蹈圖哈切夫斯基的復轍，這不能不說不是一個奇迹啊！”同樣作為世界前沿戰爭理念的革新洞若觀火的林太平此刻多少有些噓唏的感嘆道。在蒙古草原以北的凍土之上從來不缺乏身受戰神惠顧，洞察戰爭先機，倡導戰爭模式變革的先行者。這似乎應該歸功於成吉思汗的鐵騎西征之時所注入俄羅斯的蒙古基因。

作為世界上最為成功的征服者，馳騁千里的蒙古人曾經無比貪婪吸收着每一個對手在戰爭中所表現出的點滴長處—中國人的火藥和內外情報體系、中亞各國的攻城器械、阿拉伯人的奴隸禁衛軍制度以及歐洲人的築城技術。在蒙古人的鐵蹄之下呻吟了數百年之久的俄羅斯幾乎全盤繼承了蒙古人野蠻而尚武的精神，而在對軍事科技方面的痴迷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不過和蒙古人一樣，高度集中的政治體系往往足以扼殺那些生不逢生的革新者。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被稱為“紅色拿破倫”的圖哈切夫斯基就任蘇聯紅軍的總參謀長。在他的積極倡導下，蘇聯紅軍研製出了新型的坦克和戰機，創建了空軍、機械化軍和空降兵部隊。集中體現圖哈切夫斯基軍事才華的，是他關於集中使用步兵、坦克、炮兵和航空兵的大縱深作戰理論。但當時的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以及那些在內戰期間征戰於馬背之上的老帥們，囿於以往的經驗，固執地認為騎兵在作戰中起決定性作用。圖哈切夫斯基在1937年5月6日的《紅星報》上發表了堅持自己觀點的文章，五天後，他被解除國防人民委員職務，同年6月11日，以“叛國罪”被處決。

無獨有偶，當1977年起出任蘇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兼總參謀長的奧加爾科夫敏銳地意識到軍事領域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以電子計算機為核心的信息技術迅速發展，精確制導武器大量湧現，必將從根本上打破軍隊舊的發展模式。推動和促進新的軍事革命之時也遭到以蘇聯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元帥為首的“老近衛軍”們的抵制和排斥。

“如果不是蘇聯最高領導人—蘇共中央總書記柯爾莫哥洛夫的力挺，奧加爾科夫可能已經被趕到西部軍區。現在這樣一個‘老遠東’執掌着蘇聯強大的軍事力量對於我們來說決非是什麼好事啊！”身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作戰部的副部長戚度大校深知一個優秀將帥對戰爭的決定性作用。奧加爾科夫雖然是在衛國戰爭之中脫穎而出的將領，但卻可以說起崛起於遠東。1948年起擔任蘇聯遠東軍區總司令部作戰處處長算起，到1959年進入蘇聯總參軍事學院進修，奧加爾科夫在遠東軍區任職長達十年以來，對於中**隊的情況很難說不是了如指掌。

“從這一刻起，上帝的戰爭之骰已經投下，它將在遼闊的亞洲大陸之上隆隆滾動。而當它最終停止之下，蘇聯、中國乃至這個星球的命運都將因此而最終決定。”而與此同時，在美麗的貝爾加湖南端，在沙皇時代俄羅斯人開拓西伯利亞的起點—伊爾庫茨克，指揮着或許是這個世界最為強大軍事力量的蘇聯總參謀長—奧加爾科夫元帥在他的指揮中心之內用跟隨自己多年的鋼筆在今天日記里用這樣的一段話作為終結。

從1979年的對越自衛反擊戰以來，在歐洲方面成功壓制住西方的莫斯科開始感受到了來自中國的威脅。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元帥顯然是為中**隊在這場戰爭之中所表現出來的強大地面突擊能力所震懾，認為伴隨着中國政府的改革開放政策、中美關係的“正常化”，接受了大量西方先進軍事科技的中國有可能在美國的慫恿和支持之下對蘇聯發動大規模的突然襲擊。因此強烈要求蘇聯軍隊加強在遠東地區的兵力集結，並加快部隊的換裝速度。

越過遼闊、荒涼甚至殘酷的西伯利亞凍土向遠東投送數量龐大的兵員和重型武器裝備，即便是對於一向以不計代價而聞名莫斯科而言，也同樣是一件困難重重的任務。根據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元帥的要求，除了與中國接壤的蘇聯紅軍遠東軍區、后貝加爾軍區、西伯利亞軍區、中亞軍區和土耳其斯坦軍區在針對中**隊現代化的步伐完成規模宏大的武器裝備的大換裝之外。蘇聯軍隊還應從歐洲方面抽調3—4個精銳陸軍合成集團軍、空軍遠程航空集團軍和以及裝備有SS—20“先鋒”中程彈道導彈和SSC－X－4“彈弓”陸基巡航導彈機動發射系統的戰略火箭軍機動打擊軍。

雖然看似瘋狂，但是烏斯季諾夫元帥卻有着足夠的理由，因為他一代的蘇聯軍人依舊對於那場從1941年6月22日開始的漫長浩劫記憶猶新。而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們的那一次次毀滅性的西征更令對東方“黃禍”的恐懼深深的根植於每一個俄羅斯人的血脈之中。在烏斯季諾夫元帥和以他為代表的“老近衛軍”眼中，儘管莫斯科已經在中蘇邊境部署了45個師，在整個亞洲地區集結了擁有14300輛坦克、4200架作戰飛機、127萬人的龐大兵力。但面對着70年代中期現役軍隊總數超過600萬的中國而言，仍然無法確保的安全。在西方武裝之下數以百萬計的中國步兵宛如潮水一般的涌過邊境已經成為了莫斯科在歐洲大陸將北約趕入牆角之後的新生的“夢魘”。

“這將是一場足以將整個蘇維埃拖入地獄的軍備競賽。”雖然與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元帥私交不錯，但是作為一名曾經在遠東軍區待過很長一段時間的蘇聯軍人，蘇聯總參謀長奧加爾科夫元帥對於“老近衛軍”的這種對於“黃禍”的恐懼雖然表示理解，但卻認為完全沒有必要。因為以奧加爾科夫元帥對中**隊的了解，他認為雖然自“改革開放”以來中**隊已經擺脫了70年代那種“手工作坊式”的立足於游擊戰的建軍理念，但仍是一支以步兵為主的內線防禦力量。且不說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是否具備向蘇聯主動發起進攻的戰爭野心，即便在美國的唆使之下鋌而走險，莫斯科所擁有的強大空中遠程打擊能力，也足以令數百萬進入蘇聯遠東地區的中**隊重蹈拿破倫和希特拉的復轍。

但是奧加爾科夫元帥的見解卻在阿爾巴特軍區引發了一場空前的大爭執。無數曾在衛國戰爭中流過血的“老近衛軍”們對這位總參謀長群起而攻之。將他稱為“來自遠東的D.G.巴甫洛夫”（注1）。並聯名上書蘇聯政治局提請蘇共中央總書記柯爾莫哥洛夫不要重犯1941年斯大林曾經犯過的錯誤。他們在信中言辭鑿鑿的宣稱早在希特拉發動進攻之前，具有明銳洞察力的國防人民委員謝苗.鐵木辛哥和總參謀長格奧爾吉.朱可夫便堅決要求斯大林在西部邊境部署進攻的兵力，甚至動員預備役人員。但是卻遭到了斯大林的拒絕。

他們甚至還特地描述了一個細節來引古論今：斯大林曾輕描淡寫地問自己的將軍們：“我們在西線有多少個師？”、鐵木辛哥回答有149個師。斯大林便得意的說道：“瞧，這足夠了。德軍沒有那麼多兵力。”而對這個問題，朱可夫早就準備好了答案：“根據我們的情報，德軍一個師的兵力有1.4萬－1.6萬人，而我們的一個師僅有8000人。”結果令斯大林惱羞成怒的批評道：“你不能總是聽信這些情報！”

對於阿爾巴特軍區的“老近衛軍”們對奧加爾科夫元帥的抨擊，以及要求政治局更換這位“只會鼓吹軍事革命的技術官僚”，讓一位真正懂得“用刺刀和履帶來保衛蘇維埃的‘紅軍後裔’”掌管總參謀部的真正動機，蘇共中央總書記柯爾莫哥洛夫顯然洞若觀火。為了彌和軍隊內部的紛爭，他不得不找來奧加爾科夫元帥本人進行詳談。而正是這一次談話，最終說服了奧加爾科夫元帥和老近衛軍們一起開啟了這場末日決戰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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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D.G.巴甫洛夫大將（1897—1942），蘇德戰爭爆發前作為朱可夫之外、蘇軍公認的另一位坦克戰專家，斯大林的愛將，但是由於在戰爭初期放鬆了應有的警覺和必要的準備，最終導致其所指揮的整個蘇聯紅軍西方方面軍被古德里安的裝甲部隊分割包圍，裝入了被稱為“死亡口袋”的“比利亞斯托克”和“諾沃格魯多克”兩個包圍圈之內，遭遇重創。體現了斯大林“讓大家都知道，我們懲處打敗仗的人是手下無情的”，擔任西方方面軍司令員僅8天的巴甫洛夫和他的三位部下即被槍決。也是整個衛國戰爭期間第一批被判處死刑的蘇軍高級將領。當然在赫魯曉夫時代，蘇共中央、蘇聯政府和國防部公開宣佈為巴甫洛夫大將等人平反，恢複名譽。但是巴甫洛夫依舊被蘇聯軍隊認為只會逢迎和吹牛，但缺乏實戰經驗和統帥的智慧的代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