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念(3)

伊渡：我特別能理解這種找不到生活意義的痛苦。我也有過這種時候，那時還發誓：寧願痛苦，也要清醒，不要麻木不仁。你覺得當時進政府機關是實現你人生意義的一種正確途徑嗎？

王躍文：當然。我相信古人有句話，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所以一進機關，我就從每件小事做起，把掃地當作掃天下一樣認真去做，一點一滴，小心謹慎。從打開水、掃辦公室，到寫材料，每一件事彷彿都是在掃天下。我工作得特別來勁，也很快得到了器重。《論語》中說的君子四道：行己恭，事上敬，養民惠，使民義。我是確確實實每日用它來當作反省自己的標杆，年紀輕輕，已好像一個老夫子了。我的名聲一下子傳了出去，年輕有才，快筆，老成。所以，在小地方的政府機關里，我的仕途走得很順。

我初入仕途，惟一同別人不協調的就是我不肯提那種黑色的人造革皮包，而是背着個黃書包。那都是跟電視劇《星星》裏的李向南學的。辦公室的同事便老是說我，不像個幹部，像中學生。我堅持背了一年黃書包，後來妥協了，也跟人一樣，改提黑色人造革包了。我現在經常想起，二十年前，漵水河邊，一個青年手提黑色人造革包，昂首挺胸，走過街巷，去縣政府上班，真是有些傻！

我在網上看到一種指責，說我是官場失意了，才寫小說。似乎是說我吃不到葡萄，就講葡萄酸。真是太小看我了。如果硬要把失意同小說扯上關係，也應該顛倒過來。我是因為寫小說而同官場矛盾，而不是因為做不了官了就寫小說。如果我是個把世俗利益看得重的人，我不寫小說就成了，就能做官。但是，那早已不是我的理想。

伊渡：你的政治理想是怎樣破滅的呢？

王躍文：我原來理解或想像的政治，與現實中的政治完全是兩回事。我在政府機關里呆的時間越長，就越灰心，越失望，越格格不入。我只能把那種地方叫做官場。為什麼呢？因為它具有“場”的特點。其一是它的封閉性，它不是一個開放的吐納的結構。其二是它具有森嚴殘酷的等級制度，人身依附是其致命之處。其三它有特定而又隱密不宣的遊戲規則，身陷其中，很難自拔。說起來，我並不是不具備應付官場的能力，但為了贏得生存的勝利而付出人格心理變形的代價實在太大了，太叫人痛苦了。非不能也，實不想為也。

官場中人腦子裏想着的只有如何經營好人事關係，好把自己的官做得更大。他們不做壞事已經不錯了。當然，日常工作他們也得做，可別以為他們個個都是懷着某種崇高使命。曾經有人問我，你對官場看法那麼悲觀，這二十多年中國面貌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沒有官員領導和努力，這些是怎麼得來的？我回答說，這難道是個問題嗎？這些成績，當然是包括全體**官員在內的全體官員領導人民群眾艱苦創業取得的。一條高速公路，投資兩百億元，被管工程的大小貪官貪掉兩億元，公路仍然建起來了。高速公路通車儀式上，胸佩紅花前來剪綵的那位高官很可能就是這個工程中最大的貪官，但並不妨礙這條路通車。一個國有百貨公司進行股份制改造，總經理僅以職務之便，搖身一變就是大股東，一夜之間身家百萬乃至千萬，而普通職工不是下崗就是淪為老闆手下的打工仔。曾經有位這種翻牌公司老闆在職工大會上氣勢洶洶地說，你們不要有主人翁意識，你們是僱員！我並不認為僱員這種身份就有什麼不好，問題在於那些明火執仗攫取國家財產的人，居然在普通職工面前理直氣壯地充大爺，叫人沒法忍受。

伊渡：你真幸運，冥冥之中，一切彷彿都在為你以後的寫作做準備。救世濟民的理想、從政的經歷、對官場現實的洞察和思考，以及最後以寫作為道路的人生突圍，都來得那麼順理成章。

王躍文：這也許就是你所謂的宿命吧。

伊渡：有個問題我一直沒有思考清楚。文學到底是什麼？它的本質是什麼？人們為什麼需要文學？人們真的需要文學嗎？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學曾有過一呼百應的轟動效應。文學幾乎成了那個時代人們的精神指向。我還記得盧新華的《傷痕》、劉心武的《班主任》、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古華的《芙蓉鎮》、王蒙的《蝴蝶》、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這些作品發表的時候，可謂是“滿城爭說”，但我總懷疑，那時人們關注的並非文學本身，而是文學中包裹着的理念。

按中國傳統的文學觀點，文學絕對是功利的。曹丕稱文章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是輔佐帝王功業的重要工具。《尚書》說“詩言志，歌詠言，律和聲”，意思也差不多。到了魯迅先生那裏，文學成了“改變國民精神”的武器。沿着這條道路，後來還有為這個服務、為那個服務的口號，等等。可我總覺得，那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只是“載道”的一種方式，而且所謂“道”，大多時候只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意志。當然魯迅先生的“道”並不是這種情況。我感覺到，中國文學自古以來走過的是一條為帝王載道、為民眾立言、為自己立心的發展道路。這是不是到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呢？

王躍文：事實上魯迅先生自己就非常矛盾。一方面他毅然棄醫從文，想以此來療救國人的靈魂，以文學擔當啟蒙的任務，另一個方面他又在《革命時代的文學》一文中說，“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並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即使幸而不被殺，但天天吶喊，叫苦，鳴不平，而有實力的人仍然壓迫，虐待，殺戮，沒有方法對付他們，這文學於人們又有什麼益處呢？”可見，魯迅先生自己，也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文學實在是一件很無奈的事。什麼是真正的文學呢？好像魯迅先生也講了：“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的東西；如果先掛起一個題目，做起文章來，那又何異於八股，在文學中並無價值，更說不到能否感動人了。”從這裏看，魯迅先生還是主張文學的非功利性的。很奇怪，我最喜歡的中國作家，一個是曹雪芹，另一位就是魯迅先生。有趣的是，這兩位作家，曹雪芹的寫作絕無功利色彩，魯迅先生卻明確打出“聽將令”旗幟。可是我認為，他們都創造出了真正的文學。曹雪芹和魯迅先生生活在他們的時代，到底還算幸運。曹雪芹時代，文字獄鬧得血雨腥風，他總算躲過了；魯迅先生話也說了，字也寫了，還是沒有被殺掉，他的書也沒有被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