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業鼎盛人氣高揚(3)

然而，站在風口浪尖上的薩特和梅洛—蓬蒂以及《現代》雜誌和廣播的同仁們懷疑戴高樂政黨會積極推行馬歇爾計劃和倒向美國，並在國內實行獨裁統治。於是薩特等人率先攻擊戴高樂主義，薩特出言不遜，竟胡說“貝當元帥和戴高樂將軍是一丘之貉”。深懂民意的阿隆覺得薩特出格了，在戴派猛烈反擊中，出面調停，主持辯論。不料薩特越走越遠，竟影射戴高樂將軍是希特拉，事後還怪阿隆偏向戴派代表，從此兩人分手。後來在記者追問下又否認影射，但並未與阿隆和好。

在政治形勢對他不利的情況下，他非但沒有收斂，反而變本加厲投入政治鬥爭。自由人魯塞多次邀請他組建政黨，推他為精神領袖，他毅然同意領導革命民主聯盟，並親自製訂宗旨：既反對奉行馬歇爾主義的大西洋資本主義，也反對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開闢中間路線，即第三條道路，主張建立革命民主的歐洲社會主義。然而，薩特太不識時務了，冷戰雙方那麼強大，哪能容忍薩特書生說三道四呢?這不，同年三月十四日斯大林在政治局特別會議發話：“尋找兩個陣營和解的辦法已屬枉然……衝突不可避免的時期即將來臨。”況且黨內派別林立，矛盾日益尖銳，那幫烏合之眾實際上只把薩特當做財神爺，敲了他三十萬法郎作為經費。薩特討厭政治內鬥，不久就撒手不管了。就這樣，革命民主聯盟從一九四八年三月成立到一九四九年六月解散，只存在十八個月。從此薩特永遠不組建也不參加任何政黨。他的失敗，阿隆早在他籌備政黨的時候就警告過他：“斯大林主義者留下的空隙，革命民主聯盟千方百計佔領之。在官僚**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他們企圖開闢革命浪漫主義道路，儘管因諸多失敗而失望，但總是時刻待命。”《革命浪漫主義》，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日《費加羅報》。帶有譏刺意味的革命浪漫主義是絕妙的評價：歐洲統一、歐洲大聯盟、聯邦民主憲法、歐洲民主社會主義，說得多好，可是能實現嗎?然而具有理想的歐洲人看來非但沒有責怪薩特，而且欣賞他的超前思想，對他的失敗頗為同情。半個多世紀的今天，薩特的夢想正在實現中，儘管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薩特的政治鬥爭雖然失敗了，但他的文學創作及其百科全書式的作品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戰前的“自我為中心”已改掉了，戰後他所有的理論著作和文學創作的主題都是當時在社會生活中世人最關注的焦點問題。

比如《死無葬身之地》。如果說薩特戰前的劇本皆為借古諷今的神秘劇、寓意劇、荒誕劇，那麼戰後他的第一部劇作就以現實為題材，是介入社會生活的正劇。講的是剛剛過去卻仍舊膾炙人口的抵抗運動，着重表現抵抗運動分子在劊子手酷刑下硬是頂住不招供，偏不肯在劊子手面前表現得貪生怕死，不給賣國賊任何聊以自慰的借口。往深處講，作者想表現一種真誠的行為，完全承擔責任的行為。這裏涉及性命攸關的問題，勇敢的人們在極端的處境下，情願選擇死亡的自由。從而充分表現了薩特精神自由的思想。

浩劫過後，歐洲沉浸在反思之中，最敏感的問題當首推猶太人問題，太敏感了，似乎誰都不敢碰。第一個敢於吃螃蟹的人便是薩特，也似乎非他莫屬。果然，薩特在剛問世不久的《現代》，即第三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發表《反猶太者畫像》，在此文基礎上，次年出版《對猶太人問題的思考》，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強烈反響。這部思想散論振聾發聵，一下抓住全歐洲最關注的問題，迫使人們嚴肅對待和處理，這關係到德法及全歐洲命運的問題。在分析了問題的嚴重性和複雜性后，他發出結論性的警告：“只要猶太人享受不到他們的全部權利，沒有一個法國人會是自由的；只要猶太人在法國乃至全世界還要為他們的性命擔驚受怕，沒有一個法國人會是安全的。”《對猶太人問題的思考》第一八五頁，一九五四年加利馬出版社。這部著作很快列為經典，成為研究和關心猶太人問題的必讀之作。當然，作者採用現象學描述是不完全、不完善的，薩特後來也承認應當從歷史和經濟的角度來論證，儘管結論是相同的。但當年一石激起千層浪，敢為天下先，拋出一塊粗石，引來許多美玉。

最難能可貴的是，薩特反對一切形式的種族主義。與《死無葬身之地》幾乎同時上演和出版的《恭順的妓女》，在美國起初引起批評薩特的輿論：“以怨報德”、“忘恩負義”，甚至說他是“反美分子”。不料此劇在美國公演卻大獲成功，攻擊薩特的一切不實之詞很快化為泡影。至於後來冷戰加劇，薩特偏向社會主義陣營，莫斯科有人把《恭順的妓女》改為《可尊敬的妓女》，即在原文中，妓女雖然揭露參議員兒子的劣行，但最後還是歸順了他。而改編后，妓女不肯歸順白人公子了，從而變成可尊敬的妓女。薩特也聽之任之，同意公演和出版。五十年代中期，惟一在中國出版的薩特著作就是莫斯科版本的《可尊敬的妓女》。

最能體現薩特思想轉變的是《自由之路》第三部《痛心疾首》(一九四九年八月)。主人公馬蒂厄擺脫孤獨，參加戰爭，與戰友們一起體驗傳統價值觀的毀滅，也獲得一次機會來宣洩以前的無所作為和無能為力。他介入時局，融入集體，變得關心戰友，諦聽他人呼聲，也為團體着想了。鐘樓一戰，他堅持抵抗了十五分鐘，藉以表明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做出真正屬於他的行為。他狂怒的射擊既表明他反抗社會強加於他的束縛，也清算了自己的怯懦，更宣洩了對自己對別人的怨恨，一了百了。就這樣，自由人馬蒂厄——某種意義上薩特的化身——從個體主義的體驗轉為接受一次族群的集體主義考驗，融入集體，感受一次上層建築的倒塌，在傳統的價值廢墟上萌發某種博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