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業鼎盛人氣高揚(2)
不能說薩特沒有思想準備，《不惑之年》在戰前就被偽政權以“有傷風化”為由禁止出版過，加上戰後的薩特已不再相信個人絕對自由了。所以他加速完成了《緩期執行》，藉以表明，一九三八年九月慕尼黑協定之後，個體像單子似的生活在封閉的小圈子裏完全不可能了。《不惑之年》主人公馬蒂厄和其他個體在《緩期執行》中若隱若現地遊離在浮動的群體中，根本不顯眼了，整個舞台都被與戰爭狂瀾有關的人與事佔據了。個體微不足道了，完全融入自己選擇的群體中了。作者以為內容夠積極的了。
但輿論根本不買賬，逼他回答。其實不難回答，只要說，小說是一種藝術，人物是虛構的個體，想像出來的，不是作者本人。即便主人公融會作者某些人生體驗，那也是作者對自己的剖析和批判。比如說，馬蒂厄的怯懦、頹喪、**、恐懼都反映作者內心的展露，但情節完全是想像的。況且是第三人稱，即便是第一人稱，普魯斯特早就講過，作者在小說中必然是另一個“我”，不是同一個“我”。這個真理，薩特不僅懂，而且就是這樣做的，對他來說太小兒科了。可是他偏不這麼講，偏偏挑戰性地回答：“馬蒂厄錯就錯在沒有真正與瑪賽爾訂終身。倒不是因為他沒有娶她，在我看來，婚姻是一紙無關緊要的契約，只是訂終身的社會形式。而是因為他明明知道他倆的關係不是真正兩心相悅……因為他們的關係是又虛又假的。”《答克里斯蒂昂·格里佐利》，《出版物月刊》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這還了得，此言一出，引來一片譴責聲，認為薩特的道德人格出了問題，他與醜惡和猥褻同流合污。但有許許多多的人聽進去了，尤其那些不滿資產階級傳統婚姻的人，嘴上筆下暫時不表態，但心中對薩特很佩服。
其實，反對薩特的人借《不惑之年》來攻擊薩特存在哲學，因為這涉及到指導人們思想和行為的大問題。法共乃至蘇共對他進行大批判，稱他的哲學為“靜觀哲學”、“奢侈哲學”、“資產者哲學”；天主教派也不甘落後，譴責他“突顯人類醜行”、“處處表露不正經的東西，令人厭惡的東西”、“是悲觀主義的”。一言以蔽之，貶斥為“存在主義”，涵蓋好死不如賴活的哲理。薩特反其道而行之，正面闡明自己的觀點，指出：“存在主義?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我的哲學是一種存在哲學。”居然敢於接受紅極一時的“當今講壇”邀請做講座，索性取題《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以示應戰。海報一出，震驚巴黎，人們憤怒了：“恬不知恥!不可容忍!”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左右兩派蜂擁而至，擠得街區水泄不通。面對滿滿當當的鬧場聽眾，薩特表現出驚人的冷靜和勇敢：口才之雄辯、思想之獨特、構思之新異、言詞之新穎，居然鎮住了滿懷敵意的聽眾。更令人稱奇的是，他空手而來，沒有隻言片字講稿，卻講得那麼令人信服。一直等他講完，那些衝擊會議的人才想起他們的任務，這才大喊大叫，砸椅子敲設備，把會場弄得狼狽不堪。第二天媒體反響可以想見：聽眾太多，會場太熱太亂，倒彩聲不絕於耳，人群推推拉拉，衣服扯破了，有人擠傷了、暈倒了，救護車來來往往。各種說法真真假假，頓時把薩特炒得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形成真正的薩特熱。
為了匡正視聽，薩特同意把即興演講整理髮表，標題仍是《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應當指出的是，這篇文章的針對性、自辯性很強。面對水平參差不齊的讀者，薩特不得不通俗地講他的存在哲學，所以難免有些簡單化、概念化、庸俗化。但作者得到了始料未及的好處，即他的哲學從書齋走向大眾，很快得以普及。戰後整個西方信仰危機嚴重，這本通俗讀物恰似久旱的及時雨，正符合知識青年和廣大群眾的需要，很容易被接受。一時間被譯成各種文字，銷量達幾十萬冊，創造哲學著作暢銷之最，以至於薩特的存在主義成為整個西方的時髦哲學思潮。從此，薩特成為一個坐標，標示了埋葬法國文學的某些傳統，標示了西方國家的思想融合，也標示了薩特本人的轉變：從個體轉向集體，從個體存在轉向集體存在。
薩特文學創作進入鼎盛期，自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不到四年中發表四十多種作品，包括文學、哲學、政治、時政、美學、倫理、音樂、造型藝術等；就拿文學來講，包括小說、戲劇、批評、雜文、電影腳本、歌詞等，繼續主持《現代》，並應邀出訪歐美許多國家，到處演講，接待記者採訪、電台廣播。有人說“薩特有五個腦袋”。更有甚者，只要他發表什麼，立即就被國外搶去譯成幾種十幾種文字。一時間，薩特腰纏萬貫，到處花錢和施捨。薩特存在主義的傳播達到頂峰，他也成了西方屈指可數的名人。《周六晚報》驚呼：“薩特自我出口，其名聲蓋過戴高樂。”
確實戰後薩特逐漸介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不僅從文學理論上系統地提出介入文學，在創作上也轉向和貼近大眾的生活。特別明顯的是，他積極主動介入意識形態和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有人稱他是意識形態各條戰線的“守夜者”和敢為天下先的政治思想探索者。可是樹敵也越來越多，交惡最深最久的是法共總書記多列士，此公誣陷尼贊為“內務部派出的癩皮狗”和“第五縱隊的特務”后不久一直躲在莫斯科，這回突然跑回來登上了副總理的寶座，公開執行斯大林主義。薩特向法共發難了，突破口是他最熟悉的文學，於是隆重推出《什麼是文學》矛頭主要指向蘇共法共的文藝理論。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現在有人問，作家為了接近大眾，是否應該為**(指蘇共法共)服務，我的回答是——不：斯大林式**的政治是與誠實操作文學職業不相容的。”《什麼是文學》第三○七至三○八頁，加利馬出版社，一九四七年。這部著名的文學專著立即遭到法共猛烈的抨擊。法共中央理論家羅傑·加羅迪批判薩特文學是“掘墓人文學”；挖苦薩特哲學是“形而上病態”；謾罵薩特思想是“與大資產者搞精神通姦”。另一位法共發言人則罵自己曾崇拜過的老師薩特是“危險的動物”、“輕率地與馬克思主義**”、“根本沒讀過馬克思的書”，甚至罵《現代》編委是“絕望的資產者集團”。薩特嗤之以鼻地反駁，自以為熟讀馬克思著作的斯大林主義分子口口聲聲高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請讀一下馬克思一百年前發表的原著《**宣言》，上面寫着：“全世界無產者和自由人聯合起來!”言下之意，你們的打擊面太大了。於是他決定團結所有被法共拋棄的自由人，走自己的路。形勢發展飛快，法共在議會追隨社會黨(當時稱工人國際法國支部)把戴高樂趕下台。然後奉莫斯科之命又跟社會黨搞摩擦，因為社會黨有接受馬歇爾計劃的傾向。鬧不過社會黨，法共部長們便集體辭職。一九四七年五月美國援助西歐的馬歇爾計劃正式啟動，立即遭到蘇聯公開反對，法共奉命大搞內亂，指使工會大規模罷工，中斷交通，使全國癱瘓，法國處在動蕩和內亂中。在此混亂的形勢下，戴高樂將軍挺身而出，於四月成立法蘭西人民聯盟，並在同年十月舉行的兩輪市政選舉中勝出，就這樣，影響深遠的戴高樂主義登上法國的歷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