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業鼎盛人氣高揚(4)

《痛心疾首》完全按作者的創作意圖，寫得很順手，也是現存三卷中寫得最好的。但當他着手第四卷時，冷戰開始了，時局起了很大的變化。他解釋道：“我寫小說遇到了麻煩，《自由之路》第四卷《最後的機會》寫不下去了。……我無法在這部以一九四三年為背景的小說中說明白我們時代的是是非非。”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快報》，參見《一種處境劇》第八十九頁，加利馬出版社，一九七三年。以介入“我們時代的是是非非”為己任的薩特又轉向戲劇，因為在他看來，小說是不能說謊的，戲劇則可通過對話把謊言掩蓋起來，劇中人物可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甚至可以詭辯，總之戲劇可以提出問題而不加以解決。於是薩特把自己對政治鬥爭失敗的反思和對錯綜複雜的政治形勢及社會動亂的看法一股腦兒融入《臟手》，企圖對自己做一次階段性的清算。但他萬萬沒料到，《臟手》的上演和出版會引起那麼大的反響、那麼強的風波、那麼久的麻煩——前後二十年不得安寧。

限於篇幅，我們只做最簡單的回顧和分析：《臟手》(一九四八年三月)首次上演獲得成功，但遭到法共嚴厲的譴責，認為謀殺賀德雷計劃是對共產國際的抹黑，並且是對法共領導人無恥的影射和誣陷。《法蘭西文學報》發表阿拉貢夫人愛爾莎·特里奧萊和法共意識形態專家讓·卡納帕的批判文章；《行動》雜誌發表瑪格麗特·杜拉斯(1914—1996)充滿敵意的劇評。資產階級各報終於放心了，於是齊聲叫好，大炒特炒，著名的昂托望納劇院從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竟連續上演六百二十五場，後來外省巡迴演出三百場。美國很快發表了《臟手》的片斷，並改編后準備以《紅色手套》公演，雖然遭到薩特嚴厲拒絕，卻依然引起社會主義陣營一致譴責和聲討。蘇聯居然指使赫爾辛基當局公開禁演，把《臟手》視為“反蘇宣傳”。一九五一年八月《臟手》在法國改編成電影，影響更大了。可薩特本人一九五一年再度轉向社會主義陣營，再度與法共合作，再度成為保留批判權的同路人。他做出高姿態：任何國家沒有得到該國**高層的允許，不得上演《臟手》。他說到做到，許多國家都一一接到他的禁令，前後禁止十年。直到蘇軍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此劇才開禁。

造成這麼大、這麼久的誤會，主要因為人們把《臟手》視為政治劇，而且是帶有**色彩的政治劇，薩特怎麼解釋也沒用。時過境遷，憑心而論，《臟手》不是政治劇，而是以政黨內部政治鬥爭為背景的倫理悲劇。其主題確是受到重大政治事件啟示后的再創作，以下三方面值得一提：一、托洛茨基一九四○年五月在墨西哥被斯大林派的特務暗殺，折射到劇本，變成針對賀德雷的謀殺計劃，賀德雷秘書雨果的原型，是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一個熟人，他曾受命混到托洛茨基身邊成為秘書，在一所戒備森嚴的住所服務多年也無從下手。根據這個原型，薩特創造一個資產階級出身的青年知識分子雨果，他真心誠意背叛自己出身的階級投入革命，但很難適應，面對全心全意為完成既定目標的一位領導人。卻很難下決心完成更高領導交給他的任務——暗殺另一位領導人。參見《勢在必然》第二一○頁，加利馬出版社，一九六三年。二、法國政客雅克·多里奧(1888—1945)事件——一九六四年薩特接見《辯證理性批判》的意大利文譯者卡魯索時指出：“多里奧主張**跟工人國際法國支部(社會黨前身)接近，為此他被開除出黨，一年之後，為了避免法國淪為法西斯，並根據蘇聯的具體指示，法共走上了多里奧指出的道路，但從來沒有承認多里奧是正確的，而黨從此卻奠定了人民陣線的基礎。使我感興趣的是，在某個時期的社會實踐中所存在的辯證需求。”多里奧事件折射到劇中變成賀德雷是否出賣無產階級利益，黨的高層認為他是投靠社會黨的叛徒，因此通過路易和奧爾嘉派雨果潛入賀德雷身邊，乘機將其暗殺。三、研讀列寧的《**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薩特自認為，在列寧著作的研究者中，他是第一位論述政治現實主義的。在《臟手》中，賀德雷就依據這種政治現實主義說服雨果，使他明白黨與匈牙利國家元首及卡爾斯基談判是正確的。劇本以此為主題展開討論“自由”與“手段”的複雜關係，即倫理與選擇的關係。革命政治家賀德雷認為在政治形勢所迫之下，可以贊同馬基雅弗利的名言：只要目的是好的，可以不擇手段，哪怕暗殺黨內異己。他說：“原則上我不反對政治暗殺，所有的政黨都搞這一手。”至於說謊，更不在話下，賀德雷指出：“必要時我會說謊。”《臟手》第二○二頁，加利馬出版社，一九四三年。

由此看出，薩特存在哲學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即他的自由哲學已讓位於解放哲學。就是說，由簡單處境過渡到複雜處境，其特徵是，政治前景的考量迫使倫理規範讓道：落實到《臟手》的社會背景下便是上述的冷戰開始和法共部長們從拉馬迪埃政府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