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中國文字來於中東(8)

5、中國甲骨文與埃及聖書體比較

目前看比較集中的甲骨文出土在殷墟，並且時間推定為大約距今3300年前後。這裏是不是甲骨文最早的產地，現在很難肯定，需要考古發現才能斷定。殷墟的甲骨文字我認為很“初級”，屬於初創階段，不會時間過久。

倉頡假如真有其人，我覺得應該是商朝人，這是個對文字進行綜合考慮、進行重大組合改革的一個人。從多方面看“倉頡”這個人具有開放的國際眼光，他既綜合了幾種語言的特點，遵從了中國當時的歷史語言現狀，又調查了當時盛行的國際語言的規律，他肯定熟知中東的幾種主要文字體系，最後他選取了單線條的象形文字——這是一種中和與妥協。甚至還可以說倉頡真的很與時俱進，因為單線條是一種講求效率的文字，他選取單線條本身就是對新出現的字母文字的一種接納，但是整體構字邏輯上還是多少參考了古埃及的特色。我認為他截取的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與“僧侶體”①的中間形態，既選取了單線條的方便與簡單，同時又保留了象形文字——“聖書體”的特點。

一般傳統認為山東省泰安市的大汶口文化是商文化的一個“源頭”，我同意這個承續關係是正確的，但是並不認為那就是真正的“源頭”。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發現了一些雙線條的符號，它們明顯處於圖畫階段，這不僅給商人創造的甲骨文提供了一個源流參考，而且也提供了一個時間上限。因為這些符號明顯處於甲骨文的初級階段，或者說它們根本不在同一時期，前者尚處於圖畫階段，後者已經是標準的體系文字，所以再往前不應該有比這個更成熟的文字體系。

我認為，大汶口符號（見292頁）來源於古埃及，推測主要有二：外形上與古埃及“聖書體”（俗稱“埃及象形文字”）書寫構造邏輯一致，為雙線圖畫；某些符號可以直接在古埃及找到描狀物原形，如“斧頭”（見下圖與294頁圖）。斧頭在遠古首先是一種禮器，甚至是王權的象徵，所以它的形狀以及出現都不是偶然和隨意的，所以這裏舉出“斧頭”也不是出於隨意。這是早期的象形符號。

我認為大汶口符號與甲骨文之間有聯繫，但很明顯還不能稱為3300年前的甲骨文“源頭”。它們之間有本質的區別，前者為符號，後者是文字，其間應該有其他的過渡。

一般人會把中國漢字的構造規律總結為“六書”，即：象形、指示、會意、形聲、轉注、假借。我不得不說中國的“六書”與古埃及象形文字“六書”相合，沒有差異。這個規律很明顯，就不總結了，只舉一例。毫無關聯的象形文字組合出另外的抽象意義來，所謂“會意”是也。如古埃及文字中的兔子下面畫上“水紋”表示“離開”的含義，取自“水”的流動性與“兔子”快速奔跑的特性。類似的邏輯看中國文字，如“人言”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