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偷獵在行動

反偷獵在行動

20世紀90年代初期,為適應改革開放的形勢,充分利用當地的資源優勢,促進當地經濟的增長,玉樹州西部的治多、扎多、曲麻萊三個縣分別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員會。時任治多縣委副書記的索南達傑擔任了治多縣西部工委書記,開始可可西里礦產資源的全面調查。在調查過程中,發現可可西里非法偷獵藏羚羊的現象非常嚴重,偷獵已經對野生動物資源造成嚴重的破壞,索南達傑毅然把工作重心從尋找礦產資源轉移到保護野生動物上來。兩年中,索南達傑帶領3名成員12次進入可可西里,由於勢單力薄,在一次反偷獵中,索南達傑英勇犧牲,治多縣西部工委也就自然解散了。

索南達傑犧牲一年後,時任青海省玉樹州人**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的扎巴多傑遞交了重新組建治多縣西部工委的報告,並辭去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的職務,回到治多縣擔任縣委副書記兼治多縣西部工委書記。可可西里有45000平方公里,西部工委只有幾個人員的編製,在人員編製不足的情況下,西部工委在縣城張貼廣告,招募隊員,打算重新進入可可西里開展礦產開發和野生動物保護工作。扎巴多傑是索南達傑過去的同事、朋友,同時還是索南達傑的妹夫,他繼承了索南達傑的職位和所有的工作。在很短的時間裏,西部工委的工作恢復,並逐漸壯大為一支五六十人的隊伍,成員多來自退伍軍人和當地的牧民,多是藏族兄弟,歲數從十五六歲到五十多歲,還有牧民趕着牛羊來加入這支隊伍。

治多縣是國家級貧困縣,政府機關幹部的工資經常難以兌現,對於西部工委的工作愛莫能助。扎巴多傑出發前,政府給他們的一輛北京吉普車加滿了油,就算作是支持了,但允許西部工委在可可西里的所有罰沒收入歸他們自己支配。扎巴多傑帶領這支光桿隊伍開始承擔起可可西里野生動物保護的重任。4500米的高原上就地挖一個坑,在上面鋪一塊塑料布就成了他們的大本營。所有被褥、鍋碗都是隊員從自己家裏拿來的,甚至有一些槍支都是借來的。西部工委的第一筆錢來自貸款,他們用貸款購買了一輛東風大貨車,既可以裝東西也可以載人,東風車成為繼索南達傑犧牲后在可可西里出現的第一輛反偷獵車。那時的條件只能用十分艱苦來形容,但所有的隊員精神飽滿,生龍活虎,對前途充滿希望。因為西部工委不只是反偷獵,還擔負著開發可可西里礦產資源的責任。一些西部工委召募的臨時工隊員希望,自己在從事反偷獵工作幾年後,能轉為國家的正式職工或幹部。這也是其中的動力之一。但他們最後離開可可西里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成為正式工,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卻落下了頭痛、關節炎、風濕病、心臟病等一身的病痛。

經過多年艱苦的努力,西部工委在反偷獵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他們罰沒的汽車等收入補充到反偷獵的經費中,甚至一些罰沒的藏羚羊皮也被一些黑市商人收購,歸入西部工委的經費。其實西部工委的角色十分尷尬,一方面他們要通過嚴厲的打擊,把偷獵者趕出可可西里,還可可西里的寧靜;但另一方面,如果沒有了偷獵者,西部工委又失去了經濟的來源。每次的反偷獵行動,隊員們都很矛盾,不過還是希望能抓到偷獵者,而且是裝備精良的偷獵者,這樣他們才有飯吃,才能武裝自己,才能繼續保護可可西里的藏羚羊。這種尷尬一直持續到1998年西部工委獲得社會的外援之後,罰沒的藏羚羊皮再沒有流入黑市,而是被封存或者焚燒。

“保護長江源,愛我大自然”活動計劃在長江源及可可西里地區建立4個自然保護站,第一個保護站確定建在可可西里腹地的楚瑪爾河流域。1996年長江源環境綜合考察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為保護站選址。

但扎巴多傑給我建議:楚瑪爾河自然保護站不要建立在楚瑪爾河邊,楚瑪爾河是風口,冬天不僅風沙大,還特別冷;同時,楚瑪爾河是鹹水,不能飲用。青藏公路穿過的楚瑪爾河流域只有一處常年有流水,就是青藏公路2952公里處的清水河。其實清水河的水也是不能直接飲用的,河水中汞等重金屬嚴重超標,不過我們飲用了5年後才知道真相。清水河發源於昆崙山,把十幾個大小湖泊連在了一起,這裏有可可西里最茂盛的草原,是藏羚羊、藏野驢、藏原羚等野生動物冬季主要的棲息地。

根據扎巴多傑的建議和考察隊的實地考察,確立了楚瑪爾河保護站的位置——可可西里東緣、昆崙山口與五道梁之間的青藏公路2952公里處。為了紀念索南達傑這位為保護藏羚羊捐軀的英雄,楚瑪爾河自然保護站起名為索南達傑自然保護站,並於1996年5月27日奠基。隨後,保護站建設用地得到了青海省治多縣政府的正式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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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歷可可西里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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