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西里的進入

離開治多縣后，我來到深圳，連續幾個月的日子裏，索南達傑犧牲時被零下40攝氏度的嚴寒所凝固的跪卧持槍推子彈準備射擊的雕塑般形象一直在我腦海里反覆出現。我寄宿在朋友家中，坐在一張只有三條腿的椅子上，開始起草“保護長江源、愛我大自然”的宏大計劃。三個月中，我四處諮詢，查閱資料，終於在1995年2月完成“保護長江源，愛我大自然”活動的5年計劃：5年中要組織科學家、新聞工作者、志願者，對長江源及可可西里地區進行4次生態環境綜合考察，並分別建立4個自然生態環境保護站；與當地政府合作，對該地區的野生動物進行強制保護；與國內外科研院所的專家合作，對該地區的生態環境進行系列的考察和研究，制定更加全面的保護方案，促使政府建立自然保護區，實行全面的保護；同時招募志願者在當地開展環境宣傳、教育、培訓，並通過志願者對當地的環境狀況進行更廣泛的宣傳，呼籲社會公眾對長江源、可可西里生態環境加以關注和支持。

1995年4月，在深圳世紀文化公司鄭建平先生的支持下，我與志願者王毅飛往西寧，遊說青海政府有關部門對這個項目加以認可和支持。每到一處我都首先聲明，不要青海政府的一分錢，只要你們出紅頭文件支持這個項目，我們到東部地區籌集資金。最多的一天我跑了六個部門，同樣的話講了六遍。有關部門都口頭上表示支持，至於紅頭文件都存有疑慮。那個時候中國還沒有對社會有影響的民間環保組織，也沒有民間組織的環境考察活動，更談不上建立民間的保護站了。政府都做不了的事，民間更指望不上。不得已，我直接敲開青海省委書記尹克生先生的門，秘書高鈺先生接待了我，並很快安排我和尹克生書記見面。尹書記就長江源、可可西里的生態環境保護問題和我探討了近一個小時，並對我們的計劃給予認同，他最後對我說：“按照你的計劃該找哪個部門就找哪個部門，我給省政府辦公廳打電話。”此後，我得到青海省政府辦公廳史國樞副秘書長、環保局周永玲局長、農林廳陸文正副廳長的支持，最後環保局和農林廳共同下文，支持這個項目。

在陸文正副廳長的辦公室，他專門向我介紹了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的規劃。青海政府一直爭取在可可西里建立自然保護區，但又苦於沒有資金。保護區建設有規定，省級自然保護區由省政府出錢，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由中央政府出錢。青海沒有錢建立省級自然保護區，就直接向林業部申請建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希望中央政府能出錢。但申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也有規定，要首先建立省級自然保護區之後，才能申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由於資金的制約，可可西里保護區的建設就遙遙無期地擱在那裏。

1995年7月，在拿到青海允許我們開展長江源環境保護的紅頭文件后，我來到北京，尋求國家環保局對這個項目的認可和支持。那時，北京人對於可可西里、藏羚羊、索南達傑都還相當陌生，在朋友和熱心人的幫助下，我頻繁召集和出席各種聚會，反覆宣傳可可西里、藏羚羊、索南達傑以及我們的宏偉計劃，最終取得部分科學家和新聞記者的支持，國家環保局王玉慶副局長對我們的項目也進行了批示，支持這項活動，我拿到國家環保局的紅頭文件，但文件中寫明所有資金要自己籌集。

在北京的日子裏，我認識了許多關注環保的有志之士，給我很多的關照，也就是這個時候我認識了梁從誡先生。那時梁先生領導的“自然之友”環保組織也處於萌芽階段，但他對我們的項目格外關注和支持，他最常說的一句話是：“楊欣，你看我還能為你做點什麼？”10年來，梁先生的這句話說了多少遍我已經不記得了，但這10年中對於我提出的請求，梁先生都給予了無私的支持和幫助。

1995年底，梁從誡先生在香港開會後專程來到深圳，幫助我遊說深圳市市長，尋求深圳市政府對長江源保護項目的支持，最後深圳市政府給予了30萬元的資助，為長江源及可可西里生態環境保護項目的啟動奠定了基礎。同年年底，《中國青年報》冰點專欄發表王偉群的文章《血染的希望》，第一次以整版的篇幅介紹了索南達傑、可可西里、藏羚羊和我們正在開展的保護行動，隨後《讀者》全文轉載。可可西里開始引起社會更多人的關注。

1996年1月，“保護長江源，愛我大自然”活動的記者招待會在北京舉行，除了各大新聞媒體以外，國家環保局解振華局長、王玉慶副局長、中科院院士孫鴻烈先生以及青海省、深圳市環保局的領導都出席了這次會議，並對這個項目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

1996年5月，長江源生態環境綜合考察隊從深圳出發，在出發儀式上，王玉慶副局長專門從北京趕來和深圳市的領導為考察隊送行。考察隊到達青海后，青海省有關領導都出面接見、座談，給這項活動以極大的關注和支持。

我帶領這支由科學家、記者、志願者組成的聯合考察隊進入了長江源區和可可西里地區，親眼目睹了這裏的自然環境狀況和生態的惡化，並通過媒體首次全面報道、呼籲社會對這裏的關注。這次考察中我在玉樹認識了治多縣西部工委的第二任書記奇卡?扎巴多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