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一個人能有多久４

中央電視台曾經為一個資助貧困地區大學生的專題節目來採訪我，記者說，被資助的孩子普遍不願意與資助者見面，有的甚至對資助者懷恨在心，記者問我的意見。我當然不能理解更不可能贊同這種仇恨的情感。不論在什麼情況下，知恩圖報都既是人之常情又是美德，否則不是成了白眼狼嘛！可是，我卻非常理解不願意與資助者見面的心態。就是那次上海-無錫之行，不僅讓我獲得了意外驚喜，還讓我經歷了一段獨特而又難得的心理歷程。

在醫院告別了姓黃的醫生，我去拜訪了那個不幸的幸運女人。她的病也是因為誤診，當時她正懷着七個月的身孕，醫生把腸扭轉診斷為生產前的鎮痛，延誤治療時間造成腸壞死，手術后留下了短腸綜合症。

從那病人家裏出來是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商店一家挨一家，有那麼多人進進出出，但我沒有興趣跨進哪怕任何一家店的門檻。首飾商店裏，玻璃、鏡子、射燈，一派金碧輝煌，打扮入時的女人們，湊在櫃枱前指指點點，興緻勃勃。在我眼裏，她們像是另一個世界的人，她們的生活與我完全無關，我覺得自己是人群中的另類。

這種感覺常常困擾我。一場場在高檔酒店裏上演的招待會上，記者們個個風度翩翩，談笑風生；酒席上名片飛來遞去，應酬沒完沒了。我不讀書，不看報，沒有新鮮的話題可以吸引視線；我不修飾，不打扮，沒有良好的自我感覺可以揮灑。我的時間是以分鐘而不是以小時計算的，我不是遲到就是早退，總是不能從容地把一個會從頭到尾開完。我為此沮喪得抬不起頭來。但同時，又為自己如此膚淺的虛榮和自尊而無地自容，只能小心地掩飾着，不敢讓他感覺到。我知道那會灼傷他的尊嚴。

以後脫離了記者這個職業，我沒有絲毫留戀之意，反而覺得是一種解脫。從那時起，這身份就不再屬於我，這氛圍也不再屬於我。我的天地在醫院裏，在病房裏，在瀕臨死亡的丈夫身邊。那是我虛榮心的棲息地，自尊心的避難所。幾年如一日，我像上班一樣去醫院，大夫護士像是我的同事。他躺在病床上等我來清洗傷口，等我送來飯菜，送來書和磁帶，等我領著兒子來給他看。我熟悉他的每一個病友和家屬，我們聊病情，聊醫生護士，聊醫藥費不斷上漲，聊公費醫療制度的形同虛設。文學，職場，事業，離我越來越遠。我只是一個病人家屬，我得做一個好的病人家屬。

那個春日的午後，在上海繁華的南京路上，我懷着深深的傷感，還有一點點兒悲壯，與許許多多看起來很悠閑很幸福的男男女女擦肩而過。沒有一個人知道，我為什麼在那一天清晨急急地趕到那座城市，為什麼在那一天的傍晚又匆匆地離開。

還記得那天我穿了一件黑色的皮上衣。我是有備而來的，穿着它可以走進任何一家酒店而不失體面。是的，我要去一家酒店，看一本配得上我看的書，消磨掉去無錫之前的那幾個小時，給自己積蓄一點兒從容、一點兒鎮定，來應付我不曾經歷過的局面。英國女作家伍爾夫的《一間自己的房子》就放在我的包里，這是臨行前精心挑選的。我不需要一間房子，只需要一杯咖啡和一個座椅。上火車之前我就想好了，在火車上又反覆地想過：那不是我應該出入的地方，可單槍匹馬闖上海闖無錫也不是該我乾的呀？也不是我附庸風雅，在一個陌生的地方，附庸風雅沒有意義。那只是我給自己此行的一個小小的鼓勵和犒勞。

當我終於走進那家星級酒店，又終於走出來的時候，才知道那是一個多麼愚蠢的“創意”。考究的價目表上，價格最低的咖啡是二十五元，還要加收百分之十五的服務費。服務員小姐笑容可掬地站在旁邊等着我點單，我甚至都沒想到可以撒一個謊，編一個逃跑的理由，我告訴她：價格太貴，我什麼也不要了。然後站起來，離開了那家酒店。事後我想，在那個姑娘不長的職業生涯中，一定是第一次遇到像我這樣沒有見識的客人。

如今，我常常很自然、很輕意地在某一個酒店的咖啡廳與別人約會，談工作或者閑聊。有時候，我會想起當年失魂落魄地從酒店裏出來的情景。出現那尷尬的一幕，並不僅僅因為錢，而是自己內心的底線：我是去尋求資助的，我沒有資格奢侈。當然，我有理由為自己尋找一份好心情，哪怕花錢去買。問題是，事後看穿了這是自欺欺人的把戲，又會自責，最終把好心情抵消掉。丈夫還躺在病床上，為他去尋醫問葯的妻子，沒有理由得到好心情。

去之前我就寫了幾份材料，有對當年誤診的那家醫院的起訴書，有對那個藥品療效的讚美，有我們經濟上面臨的窘況。沒想到，千里迢迢來了，卻被擋在了大門外。我說我是記者，回答說，記者一律不接待。又說我是病人家屬，回答說，總經理在上海開會。董事長呢，正在接待外賓。公司坐落在無錫的城郊，白色的圍牆，白色的柵欄門，一色雪白的建築很是氣派，就是里裡外外看不見一個人進出。是返回上海去找總經理呢，還是在這裏死等董事長接見？正徘徊着不知該怎麼辦，這時大門開了，一輛轎車正往外開。如果車裏坐的是董事長，他一走，這一趟我可就白來了。還沒顧上想清楚，手臂就下意識地伸出來，攔住了那輛車。車門打開，車裏坐的都是老外……幾個小時過去，接待室的老頭兒看我執着，又打電話進去。終於董事長的秘書出來了。先請我到餐廳吃工作餐。已經過了吃飯時間，偌大的餐廳，一邊坐着我一個人，另一邊坐着董事長和他的高級職員，他們一邊吃飯一邊傳看我的資料，然後是議論。

那些被資助的孩子，不願意與資助者見面的心情，大約與我在餐廳里一邊吃飯一邊流淚的時候心情一樣。對方不想對你居高臨下，但事實就是居高，怎麼能不臨下？你說你不是乞求，是要求，是請求，是懇求，但終究還是沒離開“求”字。沒有人侮辱你，但你覺得自己沒有尊嚴。沒有人欺負你，但你覺得無比委屈。更糟的是，甘居人下了，不恥相求了，尊嚴掃地了，你還必須感謝。素不相識的人肯幫你，你沒有理由不謝得真誠。幫你的人要的肯定不是幾句感謝的話，但你一定不能試着不說那幾句感謝的話。不說你就太不通情理了。誰願意幫助一個不通情理的人呢？我們從小接受的，和我們教育孩子的，都是對他人要有同情心。如果你不首先承認你是卑微的，你是貧弱的，你是無助的，又怎麼能夠接受同情呢？

人的心啊，簡直像是一個牢籠。每一種思緒，每一種情感，每一種本能的衝動，每一種社會的理念，都像是一頭怪獸，互相糾纏，互相衝撞，互相折磨。你東逃西撞，左奔右突，但是你看不見出路。你的心是牢籠，心裏的東西是困獸，沒人能夠拯救你。你是你自己的囚徒。你是你自己的結果。

幾百瓶，每瓶一百元，價值是可以計算出來的。可以想像我會多麼珍惜。但是，有一天我居然會把它們掉在地上，摔得粉碎！那天清晨，我像往常一樣往醫院趕，去照顧他的洗漱和早餐。醫院不允許放很多東西，只能把葯一點點兒分批帶去。五瓶脂肪乳放在自行車後座的籃子裏，拐過樓角有一個大坑，自行車一顛，籃子掉了下來，玻璃瓶摔碎了，藥液流了一地。我下意識地蹲下身，當意識到留在瓶子裏的那部分也不可能再用時，我用雙手捂着臉嗚嗚地哭了起來。

什麼是絕望？看着灑在地上一片白得耀眼的液體，你無法用手捧起來，或用任何辦法重新裝進瓶子裏，再用來輸入親人的血管，那就是絕望，就是我的絕望，失而不能復得的絕望，錯而無法糾正的絕望。我曾經丟過上萬元錢，也着急，但沒有像那樣心疼得痙攣。雖然疏忽是每個人都可能有的，打碎東西是太平常不過的事情，但是我為什麼不用繩子把籃子捆牢呢？

不只是這幾瓶葯，在內心深處，還有許多我深悔而不敢深究的事情。比如，他病情惡化的那天深夜，我怎麼可以不在場呢？他停止呼吸的時候，我怎麼可以不在場呢？有多少個夜晚和清晨，我都是在醫院裏度過的，為什麼偏偏在最重要的時刻，我會不在場呢？醫院填寫的死亡通知書寫着，死亡時間是早七點四十分，每天的這個時候我已經到了醫院，那天的這個時候我還坐在家裏，等候來修理沙窗的工人。陽台上的沙窗已經壞了兩年，我要在這個夏天快要到來的時候，把它修理好。這是一個多麼充分而又無懈可擊的理由呀！沒有人會在這樣的理由面前責怪你；這又是一個多麼偶然而又微不足道的理由呀！你自己怎麼可以用這樣的理由來原諒自己？

所以，儘管看起來我是個性格爽快的人，在許多事情上，卻莫名其妙地反覆猶豫。所以，我經常對自己對孩子對別人說：人一生會犯大大小小很多錯誤，有些錯誤是允許犯的，另一些錯誤是不允許犯的。如果犯了，無論你怎麼認錯，怎麼悔恨，都是沒有用的。錯誤永遠是錯誤，壞事永遠是壞事。我被這樣一個殘酷的真理教訓過，變得越來越愛自己和自己過不去。

轉年春節，我給那個質檢科經理寄去了一個包裹，裏面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只是想表達一點兒心意。但他很快寄回兩百元錢，我只好無言地收下，我不能給別人的好打折扣。幾個月後，看到報紙報道，南京軍區總醫院首例腸移植手術成功，我帶着病歷資料趕往南京。行前，我選了兩件別緻的小禮物，心想，南京離無錫很近，該繞道去看望那位從外國人眼皮底下偷葯的質檢科經理，我想去真誠地說幾句感激的話。最終我還是沒有去，不是因為覺得甘居人下了，不恥相求了，尊嚴掃地了，而是覺得，語言的份量實在太輕，太輕……我在南京市一個郵電局給他打了長途，像對一個老朋友一樣，告訴他南京之行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然後，把禮品打了個小包裹寄往無錫。做完這一切我輕鬆了許多，不再覺得人心是牢籠，也沒有困獸，而是像一片寧靜的湖水，裝得下友愛與慈悲、同情與理解，也裝得下自愛之心與愛人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