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交流及其挫折(4)

1937年12月15日，日軍在南京市內中山路用卡車、騾馬車、自行車，以及兒童車等裝載搶劫的財物。

——采自日本每日新聞社秘藏《不許可寫真集1》

山西境內不獨爭鬥頻繁，規模亦特巨大。其次冀中及冀西地帶每為敵軍掃蕩中心。余若魯南、豫北、蘇北、淮東乃至地形複雜區域如蘇、浙、皖邊區，豫、鄂、皖邊區及太湖等處，亦為互爭之地。擇其較著者計有84市縣作過游擊戰場，計黃河流域50處，長江流域32處，珠江流域2處。

八年來全面曾蒙戰禍區域共467市縣。”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四）［台北］1981年9月出版，第31頁。

不過，“蒙受戰禍區域共467市縣”之說是不準確的。此數實際上是1937年7月至1943年7月共計6年中我方蒙受戰禍的區域。抗戰時期，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研究人員韓啟桐就編製統計出抗戰6年中我國蒙遭戰禍區域為467市縣。這467市縣還不包括“七七事變”前陷敵的冀東21縣。自然也不包括1944年豫湘桂戰役中被占的146座城市。

災區範圍並不僅僅是上述直接蒙遭戰爭侵害的地區，它還應包括未經戰事即告淪陷的地方及敵我兩軍交錯的地帶。就文化損失而言，它還應包括敵機深入中國腹地轟炸所造成的損失。韓啟桐統計出抗戰時期前6年被敵侵佔市縣城區（包括一度淪陷后又收復的地區在內），至少應在751處以上。如是，加上冀東21縣和豫湘桂戰役中被占的146座城市，則八年抗戰中災區約有918市縣。

應該指出，此數是按國民政府當時行政區劃統計的。戰時**敵後抗日民主政權出於抗戰需要，在其統轄區又重新設置劃分縣治。戰後據**不完全統計，八年抗戰中，中國的九百三十餘座城市被日軍佔領，佔全國城市總數的47％以上。其中被侵佔的大城市佔全國的80％以上。《中國的人權狀況》，載《光明日報》1991年11月2日。而據國民政府估計，從九一八事變到日本投降14年的艱苦而漫長的歲月中，我國受害區域佔全亞洲淪陷地區的45％。

這一時期，雖然也有中國文物典籍流入日本，但那是作為中國人民遭受掠奪的屈辱的象徵而進入日本的，源源流長的中日文化交流遭到了嚴重挫折。

在戰時，日本國內一大批日本中國學的研究者受法西斯意識熏陶，自覺地充當戰爭的喉舌，他們從“學術研究”、“文獻處理”到“考古調查”，完全採取了帝國主義的強權形態，從而為謀求天皇政體的最高利益服務。

要摧毀一個民族的反抗力，就要摧毀這個民族的文化和意志，摧毀支撐這個民族脊樑的東西，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從摧毀這個民族的文化教育事業開始。日本對中國文化侵略的目的，是為鞏固法西斯統治服務，為經濟掠奪服務，為擴大侵略戰爭服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