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圖書典籍之損失(14)

杭州王氏東南藏書樓，藏書家王綬山不惜重金四處搜購，於1935、1936年託人在北平收集方誌，“其選擇之精為全國藏書之最”。所藏1100種方誌中，有一二十種抄本或孤本，彌足珍貴。杭州淪陷后，所藏皆遭日軍劫掠。

吳興周氏言言齋，建於上海閘北寓所的藏書處，以線裝古籍與西文書並重為特色。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書齋毀於戰火，其中有中文古籍160餘箱約3000種，西文圖書16櫥約5000冊。

浙江不少著名文學家、學者的個人藏書亦慘遭劫難。

郁達夫藏書損失。郁達夫的藏書生涯始於中學時代。杭州淪陷后，其藏書全部被劫掠一空。郁達夫痛惜不已，每每將藏書損失與老母及胞兄的慘死、愛妻的離異相提並論。在《圖書的慘劫》一文中，郁達夫寫道：“我個人之損失而論，在杭州風雨茅廬所藏之中國書籍，當有**千卷以上，最可惜的，是宋元明以來，及至清末之類書。……風雨茅廬所藏書籍，除中國線裝古籍外，英德法日文書更有兩萬餘冊。”

豐子愷在桐鄉石門鎮緣緣堂藏書、茅盾在故鄉烏鎮藏書甚豐，也都毀於兵火。

上述列舉的浙江私家藏書的損失只是冰山一角。誠如郁達夫在《圖書的慘劫》中所言：“江浙兩省，小藏書家比別處更多。藏書及數萬卷的人，光在浙西一隅，亦有數十家以上，此次事起倉卒，大抵都不及搬走。這一筆文化損失的巨賬，恐怕要數百年後才算得清。”姜麗華、袁逸：《抗戰時期浙江私家藏書的損失》，《江西圖書館學刊》第32卷第3期。

山西省沁縣吳靖濤的“半野圓”藏書，元王衛家祠堂收藏的全套《渡世寶箋》木刻原版，城北關大悲寺珍藏的《鋼革是語錄》木刻原版，清乾隆六年的《沁洲志》，光緒年間《沁洲復續志》的木刻原版920多塊，華山老君堂、南里一如寺分藏的摺扇式古版大藏經，清代詩人王省三的《草根軒詩抄》木刻原版200餘塊及王氏“巨槐堂”藏書等，這些珍貴文物典籍，都被破壞無遺。

在廣州，私人藏書如南洲書樓徐信符的藏書，顒園陳協之的藏書，絕大部分沒有搬走。日軍搜括了顒園的書籍，其中有佛經一套達數十箱之多。陳伯衡的《粵東筆記》一書，為清代提學使李調之所著，十分珍貴，被日軍崛部春幌“借”去，屢索不還。

有價值的地方性歷史資料也會遭劫奪。如粵北乳源縣被佔後，清康熙26年張洗易編纂的《乳源縣誌》被掠奪，致使中國國內失傳，1981年北京圖書館在日本發現此志，才從日本影印回來。官麗珍：《對和平與人道的肆虐——1937至1945年日軍侵粵述略》，**黨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