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歲月(1)

但這種寧靜、溫和中的喜悅，僅只維持了一兩年。1965年3月15日，周作人終於將路吉阿諾斯的《對話集》全都譯出，共約計四十七萬言。——在這大功告成的喜悅後面又預伏下了什麼呢?

4月8日，又是信子的三周年忌。思前念后，由已死想尚生，周作人終於寫下一段自白：“余今年一月已整八十，若以舊式計算，則八十有三矣。自己也不知活得這樣長久。過去因翻譯路吉阿諾斯《對話集》，此為五十年來的心愿，常恐身先朝露，有不及完成之懼。今幸已竣工，無復憂慮。既已放心，便亦怠惰，對於世味漸有厭倦之意。殆即所謂倦勤歟?狗肉雖然好吃(厭字本從犬肉)，久食亦無滋味。陶公有言：聊乘化以歸盡，此其時矣!自寫遺囑已有數次，大要只是意在速朽，所謂人死銷聲匿跡，最是理想也。”②④轉引自《周作人晚年書信》，第460、465頁。

4月26日，周作人果然重立遺囑，以為“定本”。其全文如下——

余今年已整八十歲，死無遺恨，姑留一言，以為今後治事之指針爾。死後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隨便埋卻。人死聲銷跡滅，最是理想。餘一生文字無足稱道，惟暮年所譯希臘對話，是五十年來的心愿，識者當自知之。②

周作人早在青少年時代還在南京讀書時，即有人生無常之感，此時人生之願已達，頓生厭世之意，亦是自然。周作人自稱唯物論者，以“疾虛妄”自命，積八十年人生經驗，深知死後被利用之苦(其兄魯迅即是前車之鑒)，渴望人死即“聲銷跡滅”，亦是自然。剩下的唯一願望是期待後來的論者能夠充分認識他最後留下的《對話集》的價值。但他恰對此沒有信心。因此，在寫完遺言后加上一筆“但”書：“但是阿波馬多洛斯的神話譯本高閣十餘年，尚未能出版，阿波馬多洛斯著《希臘神話》(原名《書庫》)，周作人原於1937年即為文化基金編譯委員會譯過，后該會遷至香港，註釋尚未譯全，原稿已佚亡。從1950年7月起只得從頭譯起，以一年工夫本文同注各佔10萬字以上，於1951年6月13日脫稿。譯完后，因出版總署於1951年將翻譯事交開明書店，譯稿也交開明書店。后開明書店改為青年出版社，此譯本也無下文。則亦是幻想罷了”。④

此時周作人對於自己的五十年的心愿最後能否實現，已不抱任何幻想，這心境已是夠悲涼的了。但歷史很快就要證明：即使做了這樣的最壞的思想準備，周作人——不，中國的整整幾代知識分子，仍然過於天真善良。他們哪裏想到，就在周作人立下遺言，企望善死善終時，將周作人，以至整個知識分子，整個民族掃蕩已盡的羅網已經撒下!

周作人早就應該有所覺察了。1964年8月，周作人的《知堂回想錄》幾經周折，終於在香港《新晚報》上開始連載，但不到兩個月，即又遭到“腰斬”，編輯部並受到上級訓斥：“這個時候還去大登周作人的作品，這是為什麼?”羅孚：《〈知堂回想錄〉瑣憶》，載《魯迅研究動態》1988年第1期。這顯然是一個信號。周作人對此事的反應是：“至於為什麼，則外人不得而知了”——他是佯作不知，還是不願意知?

1966年3月，周作人因有感於邢台地震，又繼之狂風不止，人們驚懼不已，用轆轤體作諧詩一首：“春風狂似虎，似虎不吃人；吃人亦無法，無法管風神”③轉引自《周作人晚年書信》，第525、536頁。——這幾乎已是不祥的讖語。

接着，他又開始玩骨牌過五關之戲，不則僵卧在床——周作人的精神防線，徹底地垮了。

4月19日，周作人翻譯《平家物語》第六卷脫稿——周作人的“工作”最後地結束了。

5月17日，夜發現尿中有血，至6月25日醫院確診為前列腺腫瘤。

7月2日，他開始閱讀《魯迅全集》中的雜文——是因為無書可讀，還是出於對魯迅的懷念?據周建人回憶，魯迅病危之時，也是在讀周作人著作的。

7月9日，他的日記里突然出現“聞蟬鳴”三個字③——他仍然掙扎着，緊緊抓住大自然的生機，頑強追求着生命的趣味與歡樂。

7月12日，傍晚北京地區突降大雷雨。周作人一生酷愛“雨”的意象，在他的筆下，寫過“只是蜘蛛似的一縷縷地灑下來”，“細得望去都看不見”的，使人“既氣悶”又閑適的冬天的雨周作人：《雨天的書·自序》，第1頁。，寫過想像中的“大漠之上，大雨之下……悠然進行”的雨中豪情周作人：《雨天的書·苦雨》，第5頁。……但從未見過如此的狂雨，並夾帶着地震似的悶雷——莫非這真是一種預兆?

現實的種種徵兆確實不妙：7月10日，《集郵》停刊；7月20日，《北京晚報》停刊……周作人都一一小心而慎重地記在日記里。他顯然預感着政治的暴風雨就要來臨了。

7月31日，他在日記里寫下了極為沉重的一頁：“此一個月不做一事，而辛苦實甚往日，惟憂貧心勞，無一刻舒暢，可謂畢生最苦之境矣。”周作人：《雨天的書·苦雨》，嶽麓書社1987年7月第1版，第5頁。周作人原指望在世事全部交代清楚以後，可以平靜而安寧地離開這個世界，並從此銷聲匿跡；卻不料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還要再遭一次磨難——莫非這真的是在劫難逃?

周作人於急難之中，突然想起了章士釗，他是**的座上客，能否求助於他呢?於是匆匆寫了一信。卻又在當日日記中寫道：“此亦溺人之藁而已，希望亦甚微，姑且一試耳。”③轉引自《周作人晚年書信》，第536～538頁。一星期後，章士釗派了他的秘書王益和前來致意，並未說什麼實質性問題，卻允再次來訪，周作人於是“隨時期計其到來，作種種妄想……”③——恰恰是四十年前，章士釗是“三·一八”慘案元兇之一，周作人曾與他作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而現在，周作人卻如此急切地把他當作“救命稻草”——歷史開了怎樣一個殘酷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