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卻斜陽”(2)

此時，周作人的意念、心境，幾乎處於一種澄凈、空明狀態，突然表現出對於大自然美的敏銳感覺。如雨的細雪，雪后的日出，蟬鳴，蟲吟，都牽動着他的情懷。於是再一次文思噴涌，寫出了一篇又一篇小品隨筆，這是1949年以來，周作人第三次創作**。連周作人自己都有些感到意外，他為自己的文章漸有隨筆的意味，並加入滑稽趣味，而感到驚喜，同時意識到此種境界在國內已是無人領悟。當時，大陸文壇上階級鬥爭的弦越綳越緊，周作人的散文小品集《木片集》三校樣稿已出，卻無端毀版，他只得把文章寄往香港。於是，我們在香港《新晚報》等報刊上，陸續讀到了署名“啟明”、“知堂”的《水鄉懷舊》《麟鳳龜龍》《書房裏的遊戲》《貓打架》《鳥聲》《吃茶》《現今的龍》等等。內容多少有點“懷舊”的意味，但無悲涼、感傷的氣息，卻有了更多的幽默感。如《鳥聲》是“舊題重作”。1925年所寫的那一篇里，“我所聽見的鳥鳴只有檐頭麻雀的啾啁，以及槐樹上每天早來的啄木的乾笑——這似乎都不能報春，麻雀的太瑣碎了，而啄木也不免多一點乾枯氣味”，似有於“瑣碎與乾枯”中渴求春氣的意思。而1964年，也即近四十年後，八十歲的周作人卻這樣寫道：“院子裏的麻雀當然已是昔年啾唧做聲的幾十世孫了，除了前幾年因麻雀被歸入四害，受了好幾天的圍剿，中斷了一兩年之外，仍舊來去庭樹間，唱那細碎的歌，這據學者們考究，大約是傳達給朋友們說話，每天早晨在枕上聽着(因為它們來得頗早，大約在五點左右便已來了)，倒也頗有意思的。”同樣是麻雀“細碎的歌”，卻於閑卧中聽出了和朋友絮談的聲音，自有幾分溫馨與親切的感覺；而在麻雀命運的戲謔化敘述里，卻又分明可以感到老人對於人間物事的嘲弄、調侃之意。至於《鬼念佛》《貓打架》這類文章，不用讀原文，僅從題目里也能品出那隱含着智慧的諧趣。讀着這個時期周作人的散文隨筆，不禁要想起周作人一再引述的希臘神話研究學者哈理孫女士的自傳《學子生活之回憶》裏的一段話——

老年是，請你相信我，一件好而愉快的事情。這是真的，你被輕輕地擠下了戲台，但那時你卻可以在前排得到一個很好的座位去做看客。而且假如你已經好好地演過了你的戲，那麼你也就很願意坐下來看看了。一切生活都變成沒有以前那麼緊張，卻更柔軟更溫暖了。你可以得到種種舒服的，身體上的小小自由。……你老了的時候生活並沒有停住，他只發生一種很妙的變化罷了。你仍舊愛着，不過你的愛不是那燒得鮮紅的火爐似的，卻是一個秋天太陽的柔美的光輝。你還不妨仍舊戀愛下去，還為了那些愚蠢的原因，如聲音的一種調子，凝視的眼睛的一種光亮，不過你戀得那麼溫和就是了……周作人：《夜讀抄·希臘神話一》，第67～68頁。

在周作人八十前後作周作人晚年刻有“八十後作”的閑章。小品隨筆里，那詼諧幽默之中正是浸透着對於人間萬事萬物，對於生命的老年人的溫和的愛，流瀉着秋天太陽的柔美的光輝……

正是周作人在為人類作最後的奉獻時，人們重又注意到這位對中國新文化的發展作過重要貢獻，而又走過曲折道路的作家。當周作人從香港友人的來信得知海外對他的種種評價時，他是感動的；他在回信中說：“知海外報刊時常提及鄙人，不論是稱讚或罵，都很可感，因為這比默殺好得多”，④⑥《周作人晚年書信》，第407、409、459頁。並且表示“港地有涉及鄙人的文章，如刊在中立報紙上而其倘有理解……則願意一讀”。④於是，在與朋友通信中，也不免談到了自己的歷史。曾經有人回憶，在從獄中出來以後，周作人即迴避談論自己的以往，即使有時談到也表現得“若無其事，甚至有點麻木不仁的”，據說，“有一次，他談到了1927年奉系軍閥張作霖殺害了李大釗同志，談到他如何掩護大釗同志的子女，保存大釗同志遺文的事，他也並不激動，好像敘述和自己並無多大關係的往事。有一次，他偶爾談到自己‘落水’事，也是輕輕地說了一句：‘糟了’，並無惋惜，也並無自責，好像談的是別人的事情一樣。”王士菁：《關於周作人》，《魯迅研究動態》1985年第4期。現在，周作人既寫了《知堂回想錄》，自然對“兄弟失和”、“出任偽職”這類敏感問題，也不再沉默；但涉及時，也只是說：“關於督辦事，既非脅迫，亦非自動(後來確有費氣力去自己運動的人)，當然是由日方發動，經過考慮就答應了。”⑥他始終以平靜的態度對待自己的歷史，並無惋惜，也並無自責，與中國歷史上的投敵變節者，晚年懺悔不迭的態度截然不同。在私人通信中，有時談到歷史與當代人物，偶爾也有幾句評論。在這方面，周作人是相當固執己見的。例如，他始終堅持對魯迅的某些批評意見即是如此。周作人多次談到“魯迅寫文態度有時嚴肅、緊張，有時戲劇性的，所說不免有小說化處，即是失實”。(《知堂書信，致曹聚仁信之九》，第292頁)“他好立異唱高，故意地與別的拗一調”(《周作人晚年書信》第519頁)。他還表示，從“(林語堂)說魯迅文人成分多，又說非給青年崇拜不可，亦似不敬，卻也是實在的。”(《周作人晚年書信》，第186頁)而他對郭沫若等“名人”表示“不大能夠佩服”，也是出自他的自由主義與個性主義的立場。周作人在一封信中談到郭沫若時，這樣說：“個人對他並無惡感，只看見《創造十年》(?)上那麼攻擊魯迅，隨後魯迅死後就高呼‘大哉魯迅’。這與歌頌斯大林說‘你是鐵，你是鋼’，同樣的令人不大能夠佩服他。”(《周作人晚年書信》第428頁)這都可以說是本性難移，至死不改。但他也有寬容的地方，如在談到當年的論敵陳西瀅時，他表示“陳西瀅亦是頗有才氣的人，惟以鄉誼之故，乃以‘正人君子’自命，參加‘女師大’一役，妄費許多才氣，亦深可惜矣”。④《周作人晚年書信》，第466、487頁。也許對胡適的態度最能說明周作人的待人原則；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道：“(胡適)自然也有他的該被罵的地方，惟如為了投機而罵之，那就可鄙了。我與適之本是泛泛之交(尋常朋友)，當初不曾熱烈地捧他，隨後也不曾隨隊地罵他，別人看來，或者以為是，或以為非，都可請便，在我不過覺得交道應當如此罷了。”④那麼，周作人是至老對人對事也是堅持自我獨立判斷的。在知識分子紛紛異化，失去了自我的60年代，經過了種種曲折之後，周作人把“自我”仍然保留得如此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