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歲月(2)

8月4日，收購舊物的小販前來報告：因搞運動停止收購中外書籍；8月12日，定期給周作人看病的蘇大夫在量完血壓后又告知：從此暫時停止定時來診……彷彿大難臨頭，一切都亂了套了。

8月18日，周作人把自己的《往昔三十首》重錄一遍，訂為一冊，寄給生平最可信賴的學生俞平伯，藉此表達最後的囑託。

8月20日：“上午閱《**語錄》，此書不能買到，今日從吉仲吉仲為周作人之孫。借來”⑥轉引自《周作人晚年書信》，第536～538頁。——周作人這位五四新文化的開拓者之一，這位形形色色的現代迷信的死敵，這位學貫中西的大學者，現在竟然與中學生一起爭讀“小紅書”，這是多麼辛辣的嘲弄與象徵——無論對周作人，還是歷史自身。

8月21日，周作人再一次寫信給章士釗的秘書：“且看答覆如何。”⑥

8月22日，周作人收到了他的老友徐耀辰，他的學生俞平伯的來信。

8月23日夜，周作人按照幾十年形成的習慣，在燈下寫日記：“晴。二十二度。上午閱**論文藝，下午吉宜為寄耀辰信又件，內春信等三冊。”

他當然不會想到，這將成為他的“絕筆”：從1898年2月18日開始，記了整整六十八年的日記，現在寫完了最後一頁。

第二天，一群紅衛兵衝進來，宣佈對他進行“無產階級專政”。開始是院內的紅衛兵，後來又串聯外面的紅衛兵，一連好幾次，全家被洗劫一空，連住的榻榻米也被砸成許多窟窿。抄家之外，就是批鬥。周作人年老病弱已是不堪一擊，於是就長時間地罰跪，並把他攆到狹窄、潮濕的洗澡間、廚房，每餐只以苞米面粥充饑。周作人所擔心的“小河”的泛濫，終於發生了。他是東南水鄉的人民，本就十分知道“水”的厲害，曾一再發出警告。但眼前這場有組織有領導的決堤，使全體知識分子，全民族都陷入滅頂之災，卻是他所不曾料及的。而此時的周作人，已無任何反抗的能力，惟有默默忍受罷了。

在周作人被抄家以後，幾位魯迅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專門去看望了他，並且留下了慘烈的記憶——

當我們走進他被關的小棚子裏時，眼前呈現的一切確實是慘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齊的周作人，今日卻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臉色蒼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釘着一個白色的布條，上面寫着他的名字。此時，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無力站起來了，而且幾個惡狠狠的紅衛兵卻拿着皮帶用力地抽打他，叫他起來。看到這種情景，我們還能說什麼呢?只好趕快離開……葉淑穗：《周作人二三事》，載《魯迅研究動態》1988年第2期。

面對着這樣的非理性的瘋狂，終生追求理性精神的周作人自然無話可說。他只是一再地要家屬設法弄安眠藥來，以便儘快了結此生。

1967年5月6日下午4時，苦難結束了。除了家人，沒有人向他告別。他真的“銷聲滅跡”了——周作人大概不會想到，會以這樣的方式來實現他的遺囑吧?

而且人們很快又提起了他。他的著作《知堂回想錄》《周、曹通信集》《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兒童雜事詩》在香港陸續出版。近年來，大陸又出版了《知堂書話》《知堂序跋集》《知堂雜詩抄》《知堂集外文·亦報隨筆》《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後》。他的譯作《平家物語》《枕草子》等也陸續出版。

但他的《對話集》及其他一些譯作至今仍被封存在不知什麼地方。周作人曾說：“餘一生文字無足稱道，惟暮年所譯希臘《對話集》是五十年的心愿。識者當自知之。”——但“識者”又在哪裏呢?《對話集》后以《盧奇安對話集》為名，由人民出版社於1991年出版。

周作人的寂寞命運終於不可改變。

寫畢於1989年3月7日(農曆己巳年正月

三十日)晨，正值作者五十壽辰。

1999年1月10日—24日重新校訂參考書(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