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物”(3)

在日本文化上有一種特色，便是“簡單”，在一樣東西上精益求精地干下來，在吃食上也有此風，於是便有一家專做羊肝餅(羊羹)的店，正如做昆布(海帶)的也有專門店一樣。結果是“羊羹”大大的有名，有純粹豆沙的，這是正宗，也有加栗子的或用柿子做的，那是旁門，不足重了。現在說起日本茶食，總第一要提出“羊羹”，不知它的祖宗是在中國，不過一時無可查考罷了。

近時在中國市場上，又查着羊肝餅的子孫，仍舊叫作“羊羹”，可是已經面目全非。——因為它已加入西洋點心的隊伍里去了。它脫去了“簡單”的特別衣服，換上了時髦裝束，做成“奶油”、“香草”各種果品的種類。我希望它至少還保留一種，有小豆的清香的純豆沙的羊羹，熬得久一點，可以經久不變，卻不可復得了。倒是做冰棍(上海叫棒冰)的在各式花樣之中，有一種小豆的，用豆沙做成，很有點羊肝餅的意思，覺得是頗可吃得，何不利用它去製成一種可口的吃食呢。

讀者這才明白，所談確實不只“羊羹”一物而已，“這一切東西都是如此的”，而且還能從字裏行間品出作者的一點悵惘之情。這類既曉暢又含蓄的文字，確實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這不同時也表現着周作人的某種人生境界嗎?還有一篇文章，說到“對於炮仗這件物事，在感情上我有過好些的變遷。最初小時候覺得高興，因為它表示熱鬧的新年就要來了，雖然聽了聲響可怕，不敢走近旁邊去。中年感覺它吵得討厭，又去與迷信結合了想，對於辟邪與求福的民間的願望表示反對……近來不好說老，但總之意見上有了改變，又覺得喜歡炮仗了，不但因為這聲音很是陽氣，有明朗的感覺，也覺得驅邪降福之思想並不壞”，因為“這是一切原始宗教的目的”，反映了“生命之保全與其發展”的本能要求。周作人：《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後·爆竹》，第154、155頁。這裏的理解與寬容，大概確實是老年人的境界吧。

但完全的與世無爭於周作人似乎也不可能。對於一些心裏不以為然的事情、高論，周作人仍忍不住要說上幾句，或者這就是所謂本性難移吧。比如**提出雙百方針，提倡“百花齊放”，有人“卻又嚷嚷有毒草不許放”，周作人即著文反駁，強調“凡是花都應放，不論毒草與否，不能以這個資格剝奪他的權利”，周作人：《談毒草》，載1957年4月25日《人民日報》，收《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後》，第174頁。這是典型的自由主義論調，與他在《自己的園地》的立場毫無變化；周作人在1956年堅持此論，是冒了幾分風險的。在私下的言論就更為放肆。例如周作人於1958年5月20日給曹聚仁的信中，就上海魯迅墓前的塑像發表了一番議論：“死後隨人擺佈，說是紀念其實有些實是戲弄，我從照片看見上海的墳頭所設塑像，那實在可以算是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豈非即是頭戴紙冠之形象乎?假使陳西瀅輩畫這樣的一張像，作為諷刺，也很適當了。”這一段話公開發表后，竟引起了軒然大波，至今仍有人因此而不能原諒周作人。其實，死後被利用的預感，一直像惡魔一樣糾纏着魯迅，使他不得安寧。他早就說過：“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魯迅：《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魯迅全集》第3卷，第256頁。正有見於此，魯迅才給後人留下遺言，諄諄囑咐“忘記我”。魯迅：《且介亭雜文·死》，《魯迅全集》第6卷，第612頁。周作人不過重複了魯迅自己也早已認識(預見)的真理與事實而已。當然，以周作人的身份(在一些人看來，周作人既已是十惡不赦的漢奸，他的一切言行自是出自反動的動機)，以周作人與魯迅間曾經發生過矛盾(有些人至今仍將純屬私人的兄弟失和看作是周作人的彌天大罪)，由周作人來說這番話，會引起風波，是可以想見的。周作人大概也會預料到這一點，但卻偏要說，這也是一種師爺脾氣吧。在這一方面，周作人與魯迅又是極其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