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雪峰遭公開批判(4)

從黎之的回憶可以看出，“大事記”所記載的內容，即是周揚向毛彙報情況時毛所做的指示。大概周揚向毛彙報時，說到自己對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政治意義“沒有警覺”，擔心一批判就會使一些人“抬不起頭”來之類的話。——當然，周揚的這種擔心並不單單為俞平伯，也包括《文藝報》的主編馮雪峰等人。所以，毛才用那樣嚴厲的口氣批評周揚，並指責《文藝報》“不宣傳馬克思主義”。

既然**對《文藝報》的問題提得如此尖銳，對《文藝報》的批判就勢在必行了。

10月31日，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聯席的擴大會議，便在青年劇院樓上的“青年宮”舉行。這次會議從10月31日起，到12月8日結束，歷時一個多月，先後開了8次會議。這就是著名的“青年宮會議”。

這次會議的目的，是“就反對‘紅樓夢’研究中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傾向、‘文藝報’在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上的錯誤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並檢查了‘文藝報’的整個工作。”

《人民日報》的這則報道，將這8次會議的主題鎖定在批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上，而沒有說明會上對《文藝報》的批判情況。真實的情況是，這次會議基本上同時進行了三個主題：主要是批判《文藝報》向資產階級投降，壓制“小人物”的問題；批判俞平伯的《研究》；批判胡風，也使一直醞釀的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公開化了。

對於《文藝報》的批判，火力是相當兇猛的。與會者揭發出來的事實，認為《文藝報》的錯誤是嚴重的。“除了投降和袒護資產階級錯誤思想，壓制馬克思主義者的新生力量外，還發表了許多宣傳錯誤理論的粗暴的武斷的文藝批評，對文藝創作造成了極大的傷害。”甚至說它“已變成一個違抗黨的文藝方針和拒絕黨的領導的獨立王國”。《文藝報》的負責人馮雪峰和陳企霞都在會上作了檢討。

在中宣部召開文聯和作協主席團聯席擴大會議的同時，在報紙上對《文藝報》進行公開批判也納入了議事日程。黎之回憶說：

《人民日報》發表了《質問〈文藝報〉編者》以後，林默涵召集文藝處的幾位同志佈置起草一篇批判《文藝報》的文章，他講了一下文章要點，幾個人各起草一篇，後來由他在我起草的稿子上作了很大的修改，題為《〈文藝報〉編者應該徹底檢查資產階級作風》，在11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

這篇文章也同樣引起了**的注意。在《建國以來**文稿》第四卷中，公佈了毛對這篇文章所作的批註，從中可以看出毛對批判《文藝報》問題的重視。

文章批評《文藝報》編者“滋長了一種驕傲自滿的情緒。這種情緒的最明顯的表現，是這個以文藝批評為主要任務的刊物，它本身卻簡直沒有自我批評的精神”。**在“它本身卻簡直沒有自我批評的精神”一句旁劃了豎線，打了一個問號，並批註：“首先不是有沒有自我批【評】的問題，而是是否犯了錯誤的問題。”《文藝報》1951年第五卷第三期曾發表《評〈葡萄熟了的時候〉》的文章，文內說：“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蔣介石匪幫統治的中國，而是**領導下的新中國，……這個社會已經沒有滋長舊意識的社會基礎，而正相反，在新的生產關係中，人們的思想意識以及他們的品格只會一天比一天提高，不管他們發展變化的程度如何不一致，但他們在新社會影響與教育下，都具有與舊社會人物性格根本不同的特點，卻是無疑的了。”文章引用了這段文字后反駁道：“原來蔣介石匪幫被趕出大陸不過兩年，中國就沒有滋長舊意識的社會基礎了。”**批註：“不但幾年，永遠都是有衝突的。”1951年5月10日出版的《文藝報》發表了由編輯部自己整理的《讀者對第三卷〈文藝報〉的意見》。這篇文章集中了讀者來信中對《文藝報》的讚美的詞句，卻沒有提到任何缺點和錯誤。黎之的文章就此事指出：“顯然地，《文藝報》編者是陶醉在這一片讚揚的歌聲中了，他們真以為自己是十全十美，好到‘卓越’的程度了。當然，讀者的意見是真誠的。”**批註：“讀者不明情況，說錯了話。”文章批評《文藝報》“正是這種驕傲自滿的情緒，使《文藝報》逐漸地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對新鮮事物越來越失去了感覺”。**在這句話旁打了問號，並批註：“不是驕傲的問題，而是編輯部被資產階級思想統治了的問題。”文章中批評《文藝報》“在許多問題上，表現出《文藝報》編者已喪失對當前重大政治問題的敏銳感覺，他們鑽在冷冰冰的公式主義的套子裏，對新鮮的事物和新鮮的思想缺乏熱情”。**批註：“不是喪失銳敏感覺，而是具有反馬克思主義的極銳敏的感覺。”在文章中說：“《文藝報》編者的驕傲自大的情緒，也表現在這個刊物的老大的作風上面。”**在“驕傲自大”與“老大的作風”旁分別劃了豎線，並批註：“不是這些問題，而是他們的資產階級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