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上的激烈衝突(1)

其實，不論周揚和馮雪峰如何避免正面衝突，同在文藝界的“屋檐下”，同時進出一個門庭，不但要打照面，而且由於各自所處的位置不同，以及對文藝形勢理解上的差異，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在籌備召開第二次文代會的過程中，周揚和馮雪峰在看待當前文藝界的形勢等問題上發生了比較嚴重的衝突。

第二次文代會原定在1952年召開，籌備工作開始確定由中宣部副部長鬍喬木負責。曾成功地籌劃負責第一次文代會的文化部黨組書記、中國作協副主席周揚，則不預聞其事正在鄉下參加土改。在胡喬木的主持下，確定由馮雪峰代表中國文聯起草大會報告，胡喬木代表中央作主要報告。但是，在籌劃準備過程中，一個小小的偶然事件使周揚把籌備工作接過來了。

當時，胡喬木主張照搬蘇聯的經驗，取消文聯。消息傳到**那裏，毛對胡喬木的這種做法不滿，一氣之下就不讓胡喬木再管這件事，打電報讓周揚回來主持籌備工作。周揚回來后，馮雪峰起草的報告不被接受，他重新組織報告起草班子。因為這個緣故，這次文代會推遲到1953年才召開。

周揚為什麼不接受馮雪峰起草的報告稿？其原因還不是因為兩人關係不融洽所致，而是因為兩人在如何看待建國后的文藝形勢等問題上有不可調和的分歧。

馮雪峰的報告稿，後來在他主編的《文藝報》上發表。這就是我們今天在《雪峰文集》中看到的《關於創作和批評》一文。周揚的報告題為《為創造更多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而奮鬥》，收入《周揚文集》第2卷。

周揚和馮雪峰都是著名的文藝理論家，但此時兩個人的位置不同，對當前文藝的看法就有了很大的分歧。從這兩份報告來看，兩人的主要分歧，集中在三個問題上：一是如何評價新中國成立后的文藝工作，這是確定黨的文藝指導方針要不要調整、應當進行何種程度的調整的前提；二是文藝創作落後的主要原因，是在黨的領導方面，還是在作家方面；三是如何理解文學藝術與現實政治的關係，如何評價“寫政策”的口號。

在第一個問題上，馮雪峰的觀點是“今不如昔”。他在《文藝報》1953年第1號社論中，雖然肯定新中國成立后的新文藝“有一定的優秀的成績”，但更強調文藝的落後，認為“這種落後的情況最引人注意的表現，就是在三年多中間的文學和藝術的創作竟是非常的不多，而其中可稱優秀的作品更是不多”，“人民已經日漸不能忍耐膚淺地、稀薄地反映我們現實的、思想性既低下而藝術性也拙劣的作品。這樣的作品，是不能認為已經反映了我們偉大的現實的。人民對於我們的怠惰、敷衍了事、粗製濫造，以及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等等，已經表示大大的不滿”。他在1953年6月17日的講話中說，這幾年出版的作品有兩千種以上，“舉得出來的好作品很少，如果有二十種較好，也只不過是二十分之一”。“今天刊物上發表的作品，與高中、初中的作文差不了好多。”他在為文代會起草的工作報告稿中說，這幾年的作品，“大部分水平都還很低。少數較好的作品，在水平上也還不能說已經達到能力上可能達到的高度，例如這幾年發表的作品，其中可作為最高成就的，也還不及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到全國解放之間的最高成就的作品”。

周揚在第二次文代會上的報告，卻用三千多字的篇幅大講新中國成立後文藝工作的成績。他也承認“整個來說，新的文學藝術創作還是貧弱的”，但問題僅僅是“群眾感覺新的文學藝術作品太少，特別是電影、戲劇作品太少”，文藝作品與生活相比，“常常是顯得單調而乏味”。周揚堅持“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自然就基本肯定了開國后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必然地把阻礙文藝創作的因素作為次要的傾向來對待。而馮雪峰則傾向於基本否定或問題嚴重，自然主張對文藝政策作重大調整。

在第二個問題上，馮雪峰與周揚的觀點更是截然不同。馮雪峰認為，概念化、公式化和粗暴批評的普遍存在，證明“反現實主義的文藝思想”或“主觀主義的文藝思想”佔據了統治地位，文藝的領導工作已經背離了**文藝路線。在全國文協1953年6月17日的座談會上，他不指名地批駁了周揚1952年5月26日文章中把文藝創作落後的原因歸於“相當多的文藝工作者相當長時間地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觀點，認為“這樣回答不能把問題明白化，太籠統了。為什麼會脫離實際？究其責任，憑心來講，這幾年的情況作家的責任較少”。“作家的能動性，向生活的戰鬥性，獨立的思考力，好像是被誰剝奪了的樣子，不像一個靈魂工程師。”作家主觀上的原因，作家自己要負責。但要追究為什麼會這樣？“過去即使寫小資產階級，也不會那麼被動，那麼可憐的狀態。”文藝落後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是違反**思想的主觀主義思想支配了我們的創作的領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後產生了一些好作品，領導方法比現在要好得多，主觀主義思想不允許發展，好作品是在**的直接領導下產生的。這幾年**的路線是被歪曲了的”。把作家的思想改造與創作活動分割開來，片面強調思想改造；否定間接經驗和研究，片面強調個人體驗生活；實際剝奪作家的創作活動和創造性的自由；對作家不採取與人為善的態度，實行“思想上的管制”等，都是嚴重的錯誤。“創作一定要通過個人的創造，作家思想是生活的表現，作家要發揮創造性，不允許剝奪作家創造性的自由，如果是作家自己剝奪了，也是罪過。我們要回到**的路線上去。”“承認作家是靈魂工程師，就要尊重作家創作的權利和自由，我們沒有實際上的形式上的管制，而是思想上的管制。”“這次文代大會我們要提出一個口號：打倒創作上的主觀主義，要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文代會報告草稿中，他不但再次肯定“主觀主義的文藝思想”“有力地存在於文藝界”，而且指出這種文藝思想是文藝工作的行政方式的領導或種種變相的行政方式的領導的思想基礎，又賴行政方式與種種變相的行政方式的領導推行自己的影響。這樣，馮雪峰就否定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文藝領導工作，主張從指導思想上對整個文藝工作進行徹底的檢討與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