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對峙

1951年3月，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提議，馮雪峰擔任籌備中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據當時任出版總署署長的胡愈之回憶，當時馮雪峰是不願意擔當此任的。胡愈之回憶說：

過了兩天，雪峰來看我，見面沒有寒暄，脾氣倒不小，他以無可奈何的口氣說：

“我不想搞文學出版社，更不想當社長，但是總理要我搞，我也沒有辦法。看看中宣部那幾個人，叫我怎麼工作？！”

因為出版社的上級領導是中宣部，而雪峰對周揚特別不滿意。我勸他說：“不管怎樣，總理已經決定了，你無論如何也要搞，而且要搞好。”

從巴金的有關回憶中，也能證實胡愈之的回憶。但是，胡愈之的回憶也許在時間上有誤。在馮雪峰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的1951年，周揚還沒有到中宣部任職——周揚兼任中宣部副部長是在1952年11月，所以還談不上馮雪峰主要是因為周揚而拒絕任職的問題。

當時的具體情況是，人民文學出版社“領導系統是不明確的”，“支部是屬於文化部黨委的。出版計劃之類是屬於當時的出版總署管，業務方針等等有時問問中宣部”。

按一般的行政慣例來說，既然支部是屬於文化部黨委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就是文化部的直屬單位，理應由文化部來領導。但是，馮雪峰和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的聶紺弩等人只是向任中宣部副部長的胡喬木請示工作。在1953年調進出版社的舒蕪對這一點印象很深。他在後來回憶說：“那時候胡喬木在上面管得非常具體（指對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業務——引者），什麼都管，聶紺弩又什麼東西都往他那裏送，連比較長一點的退稿信，都要送到胡喬木那裏，讓他審一審，胡就批，批得極具體。”由此說來，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現多頭領導的原因，雖然不能說是因為周揚和馮雪峰之間不和睦的關係造成的，但作為其中之一的因素來考慮，還是說得過去的。

根據潔泯（即許覺民）的回憶，文化部副部長周揚大約兩周左右要舉行一次直屬單位的彙報會，由各單位負責人參加。但是馮雪峰基本上不參加這個例會，而讓潔泯去參加，聽取會議精神，回來後向馮雪峰彙報。馮雪峰有什麼意見和對出版社的設想，也由潔泯在會上轉陳，潔泯便當了一個“中轉站”的角色。而且，即使是關於出版社的方針任務，雪峰也並不向周揚請示，而是與胡喬木相商而定的。潔泯具體地回憶到這樣一件事：

有一次會上，文化部主管人事的領導說了要精簡機構，宣佈人員的進用開始凍結。周揚要求各單位照此執行。我知道雪峰正在為實現規劃而大事搜羅人才，凍結人員必將使規劃擱置起來。我便走出會場打電話告訴雪峰，他說馬上到文化部來。他到了會場，講了一大片話，聲調激昂力爭出版社必須進人，否則無法工作。那位主管人事的說，進人是以後的事，此刻必須凍結。相持不下時，周揚說話了，他說，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進人問題，照雪峰同志意見辦。雪峰聽了，平靜了不少，就轉身回去了。

此時我就得一印象，周揚對某些難以解開的矛盾，採取了退讓的辦法，不使矛盾激化，他對雪峰尤其是如此。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工作，周揚從不過問，出版社在文化部內，他也從未來走動過。

1952年2月，馮雪峰又兼任《文藝報》主編，周揚隨後也兼任中宣部副部長，主管文藝工作。但是，如同對待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工作一樣，周揚對《文藝報》也很少過問——在後面所要敘述的1954年《文藝報》事件中，周揚不得不為此寫出檢討，用潔泯的話來說，周揚的“退讓、迴避的做法，原想是為了避開可能出現的矛盾，但也由此看出了他性格上軟弱的一面。可是他和雪峰的矛盾並未因此而消解，他們也從不當面談談，就這麼僵着”。

從當時的情況看，周揚這樣做，有潔泯分析的原因存在，另外的原因是，在開國初期的幾年裏，百廢待興，行政上的隸屬以及業務上的指導關係，在各行各業都有待於加強，文化部也同樣如此。同時，周揚在文藝界的地位也很微妙。比方說，在當時文藝界進行的整風運動中，“喬木在丁玲的合作下，直接主持文藝界整風，使周揚處於無所作為的局面”。再一個例子是，在籌備第二次文代會時，周揚開始也是靠邊站的。這些都說明，周揚在文藝界的作為是很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