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上的激烈衝突(2)

周揚決不承認文藝領導存在嚴重的缺點或錯誤。他在第二次文代會上針鋒相對地說，“我們的文學藝術基本上是現實主義的”，“這個基本的現實主義傾向是不容忽視或抹殺的”。許多作品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不過是表現了現實主義的“薄弱”。“有些作家在進行創作時，不從生活出發，而從概念出發，這些概念大多只是從書面的政策、指示和決定中得來的，並沒有通過作家個人對群眾生活的親自體驗、觀察和研究，從而得到了深刻的感受，變成作家的真正的靈感源泉和創作基礎，這些作家不是嚴格地按照生活本身的發展規律，而是主觀地按照預先設定的公式來描寫生活。”“他們沒有十分深刻地全面地認識生活和理解生活，而有些作家，特別是年輕的作家，又還沒有充分地掌握表現生活的創作方法和文學技巧，這就形成了產生概念化、公式化的最普遍最主要的原因。”他承認“文學藝術創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傾向之所以不容易克服，還由於一種把藝術服從於政治的關係簡單化、庸俗化的思想作祟”，文藝領導存在着“往往不顧文學藝術活動的規律，對在文學藝術活動的指導上表現了粗暴的態度”的缺點，“我們比較地習慣於採取簡單的行政方式，而不善於運用社會方式來領導藝術創作的活動”，“對於創作的行政方法正是無思想、無政治的領導的表現，同時也就助長了創作上概念化公式化的錯誤傾向。”顯然，周揚堅持認為，文藝領導基本上是正確的，不存在背離或“歪曲”**文藝路線的問題；文藝創作中的缺點，主要責任在作家；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途徑，主要靠作家們的努力，根本不存在使文藝指導思想“回到**的路線上去”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即要不要“寫政策”的問題，馮雪峰與周揚公開對立。“寫政策”是新中國成立前後領導層要求文藝為政治服務的重要口號。周揚口頭上反對庸俗地理解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卻始終堅定地為這個口號辯護。他在1953年3月11日的一次講話中說“我們的文藝作品中一定要表現政策”。不表現政策就不能真實地反映現實，因為“政策和生活在我們的時代，在蘇聯，在中國應該是一個統一的東西，是一個辯證的統一”。

馮雪峰則把“寫政策”一類口號作為主觀主義文藝思想的典型表現加以抨擊。他在同年6月17日的講話中說：“在領導思想上，為政策寫作，寫政策，這不是馬列主義的概念，而是政策的概念。”“黨性是生活自然的流露，黨性、政策離開了生活，是最嚴重的脫離實際，因此使得我們產生今天這種破產了的可憐的創作路線。”他在文代會報告草稿中進一步指出：“‘寫政策’的提法所以錯誤，不僅在於政策不能代替生活，正如地圖不能代替地球，指南針不能代替人的走路一樣。而且這樣的提法，結果一定會把政策從實際生活和實際鬥爭中脫離出來，使它成為抽象的概念。”“文藝的任務，是寫生活，寫鬥爭，寫在生產和鬥爭中的、在實行着生活和鬥爭的人。”文藝同政策負有相同的政治任務，但它是“從描寫生活的真實和創造典型的途徑去實現這個任務”。周揚在第二次文代會上反駁說：“文藝作品是應當表現黨的政策的。文藝創作離開了黨和國家的政策，就是離開了黨和國家的領導。……作家在觀察和描寫生活的時候，必須以黨和國家的政策作為指南。他對社會生活的任何現象都必須從政策的觀點加以估量。作家必須表現政策在群眾生活中所產生的偉大力量。”

馮雪峰和周揚的思想認識上的分歧表明，第二次全國文代會前後的馮雪峰，實際上成為廣大文藝工作者的代言人，他奮力爭取的目標是打破教條主義的文藝領導，解除對於作家的束縛，爭取最大限度的創作自由。歷史證明了馮雪峰的正確。但是，處於黨的文藝政策代言人地位的周揚，是不能容忍否定新中國成立后黨領導的文藝工作的。雖然經過批《武訓傳》和文藝整風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在馮雪峰接手《文藝報》之前《文藝報》對作品的粗暴批評（當然，這種現象在馮雪峰接手以後也時有出現），的確使文藝工作處於落後狀態，但是，在周揚看來，只有在肯定成績的基礎上，才能糾正這些負面影響。在我看來，與其把兩人這種衝突歸結到創作上的分歧，還不如以兩人所處地位來解釋更能讓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