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相識到爭執(2)

這樣的猜測，是不是我的一相情願，只能從後面所敘述的事實中由讀者自己來判斷了。不過，現在所能看到的事實是，周揚與馮雪峰交往的“蜜月時期”，大約只維持了一年，到1932年11月大致就結束了。

事情的起因是一篇文章的發表。周揚在1976年回憶說：

一九三二年，馮雪峰任“文委”書記，我是“文委”成員之一。我們曾因工作上的意見分歧，關係弄得不好。我因在我所主編的《文學月報》上刊登了芸生的長詩《漢奸的供狀》而和馮雪峰發生了爭吵。“芸生”是當時共青團的一個負責幹部名為丘九的化名，他在發表這首詩的第二年，即一九三三年就在福州被國民黨殺害。“文革”時期曾誤傳這首詩為瞿秋白所作，那不是事實。這首詩確有嚴重錯誤，馮雪峰為此批評了我。我因有狹隘的“左”的宗派主義情緒，又夾雜着一些個人感情，就沒有很好地接受他的批評。後來，魯迅寫信給我，對這首詩進行了嚴正的批評；這就是**《反對黨八股》中引用過和讚賞過的那篇有名的文章：《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我當時雖然沒有能夠完全理解這個批評的深刻的思想政治意義，但對魯迅的意見還是表示接受的。自從這次爭吵之後，我和馮雪峰之間就不大好了。

芸生的長詩《“漢奸”的供狀》發表在1932年11月出版的《文學月報》1卷4號上。這首詩鞭撻的對象是“漢奸”胡秋原，因而詩中出現了辱罵、恐嚇的語言。諸如“穿着江北苦力的衣裳——倒也像，只是皮膚白一點……你這漢奸——真是混賬——當心，你的腦袋一下就會變做剖開的西瓜……”之類的話。

丘九為什麼要把胡秋原視為“漢奸”？這涉及到三十年代一場著名的關於“第三種人”和“自由人”的文學爭論。

1931年前後，左翼文化運動興起，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極大恐懼。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直接指使下，一些國民黨的御用文人發起了一場“民族主義文學運動”，亮出了**、反蘇、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旗幟的招牌，對革命文化進行“圍剿”。“左聯”在魯迅、瞿秋白和馮雪峰的領導下，對這場“圍剿”進行了猛烈的還擊。這時，一些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立場和特性的文人，居然公開申明要做超然於階級鬥爭之外，實則是反對無產階級的“自由人”和“第三種人”。他們的代表人物是胡秋原和蘇汶（杜衡）。

1931年12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評論》創刊號上發表了《阿狗文藝論》一文，挑起了這場爭論。他在文章中摘引普列漢諾夫的有關論述，自稱是遵循普列漢諾夫的唯物史觀，以“自由人”面目出現，在批評“民族主義文學”的同時，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進行攻擊。胡秋原說無產階級把文學藝術當作政治鬥爭的一翼，是將藝術墮落成一種政治的留聲機，是藝術的叛徒，並認為左翼作家所提倡的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是以不三不四的理論，來強姦文學，是對於藝術尊嚴不可饒恕的褻瀆。其後，他又連續發表了《勿侵略文藝》、《錢杏邨理論之清算》二文，繼續抨擊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這種觀點，理所當然地受到左翼作家的批評。

在“左聯”的革命作家批評胡秋原的時候，曾經是“左聯”成員的蘇汶則為“自由人”辯護。他在《現代》上發表《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一文，自稱“第三種人”，表面上不偏不倚，實則站在胡秋原一邊，對“左聯”的理論和活動謾罵嘲諷。他說，“第三種人”作家之所以擱筆不寫，是由於左翼批評家的“凶暴”，和“左聯”對他們進行政治“干涉”，甚至“霸佔”了文壇的緣故。蘇汶認為左翼文壇不要文學，把文學變成連環圖畫。自然，蘇汶的這些言論也遭到了左翼陣營的批駁。但是，蘇汶並不服氣，他又發表《“第三種人”的出路》、《論文學上的干涉主義》兩文，繼續與“自由人”一唱一和，攻擊左翼文藝運動。

現今的學者回過頭來再看多年以前的胡秋原、蘇汶的言論，至少是比較容忍了。有的甚至認為，他們二人的言論沒有什麼錯誤。這當然是從現今比較和平的環境出發，平靜地探討學術問題的口吻。但是，在當時的白色恐怖之下，這種言論對左翼文學卻具有很大迷惑性甚至是破壞性的。因此，魯迅、瞿秋白、馮雪峰、周揚、陳望道等許多革命作家，都撰文給予嚴正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