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相識到爭執(3)

在這場論爭的初期，瞿秋白、馮雪峰和周揚等人的觀點都是一致的：從無產階級立場出發，將胡秋原、蘇汶等人的觀點視為非無產階級的觀點，將其視為敵人進行批判和打擊。馮雪峰先後發表《致的一封信》和《“阿狗文藝”論者的醜臉譜》兩篇文章，對胡秋原等人進行了嚴厲的駁斥。

在《致的一封信》的文章里（筆名“洛揚”），馮雪峰認為：

胡秋原曾以“自由人”的立場，反對民族主義文學的名義，暗暗地實行了反普羅革命文學的任務；現在他是進一步以“真正馬克思主義者應當注意馬克思主義的膺品”的名義，以“清算再批判”的取消派的立場，公開地向普羅文學運動發動進攻。他的真面目完全暴露了，他嘴裏不但喊着“我是自由人”，“我不是統治階級的走狗”，並且還喊着“馬克思主義”，甚至還喊着“列寧主義”，然而實際上是這樣的。這真正顯露了一切托洛斯基派和社會民主主義派的真面目！

周揚在《到底誰不要真理，不要文藝？——讀關於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一文中，認為胡秋原、蘇汶是反對普羅文學的“資產階級文學”觀：

蘇汶先生假使想替文學“留着一線殘存的生機”，他就應該明白，只有在無產階級的手中，文學才能毫無障礙地，蓬勃地生長，只有投身在無產階級的鬥爭裏面，一個作家才能毫無遺憾地展開他的天才。但是，蘇汶先生是一個藝術至上主義者，他只“死保住文學”，“叫人不要碰”。叫誰不要碰呢？自然不是叫資產階級不要碰，因為他所“死保住”的就是資產階級文學。

馮雪峰、周揚等人批駁胡秋原、蘇汶等人的出發點，是根據黨中央“一切反革命的在野派別的欺騙宣傳是革命中最危險的東西”的告誡，對胡、蘇之類視為敵人進行打擊的。

作為“共青團的一個負責幹部”的芸生，自然是站在革命的立場上，投入這場爭論的，他所寫的“辱罵和恐嚇”的長詩，只不過是這場批判中比較過激的行為而已。

說芸生只是“比較過激的行為而已”，並不是為他開脫。如果有人有興趣來總結三十年代的文風的話，冷嘲熱諷及謾罵肯定是比較突出的一種。倘若翻看一下在那個時代左翼作家所寫的戰鬥文章，像這樣的含有辱罵和恐嚇意味的文筆並不少見——即使在魯迅的行文中也可偶或發現。若說丘九的長詩完全是出於革命的義憤，並不全面，其中所夾雜着的對當年文風的一種承接，也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因此，即使這首長詩辱罵和恐嚇得嚴重了一些，的確有魯迅“所指出的嚴重缺點和錯誤”，但在周揚和大多數“左聯”人士看來，既然胡秋原、蘇汶之流攻擊革命文學，那自然是革命文學的對立派了，“辱罵和恐嚇”一下也沒有什麼不可以。長詩就這樣發表了。

可是，當時作為文委書記的馮雪峰，讀到這首詩后，卻“認為這是完全違背黨的策略的，很不高興”。因此——

因我當時是文委書記，即去找編者，提出我的看法，並建議他在下期《文學月報》上有公開糾正的表示，他完全不同意，於是爭吵起來。

原本與周揚等人站在一起，同仇敵愾地反擊“第三種人”的馮雪峰，為什麼現在卻把這篇文章提高到“違反了黨的策略”的高度來認識？“編者”周揚為什麼“完全不同意”馮雪峰的意見？解答這兩個問題，可以找到周、馮二人因此文交惡的原因。但是，關於這兩個問題，在周揚和馮雪峰後來的回憶中都沒有答案，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文學史研究者也不知其詳。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程中原對張聞天一篇文章的研究成果公佈於世，才使人明白了其中的緣由。

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程中原還只是江蘇一所高校的普通教師。不過，因為他對革命文藝運動史的研究肯下功夫，已在學術界漸露頭角了。北京以張培森、肖揚等人為首成立張聞天選集編輯小組時，就把他借調到北京，負責註釋、編輯張聞天有關文藝方面的著作。——當然，今天他不但是首屈一指的張聞天研究專家，也是黨史學界著名的專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