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相識到爭執(1)

在馮雪峰為“左聯”的成立而忙碌的時候，在日本的周揚，也在從事着左翼文學的活動。他在自述中寫道：

在東京，我拚命地看左翼文藝書籍，拚命地找日本左翼文化人的關係。我入了日本左翼文化人所主辦的暑期外國語大學，參加了中國青年藝術聯盟（左傾的中國留學生所組織的，有葉沉“即沈西嶺”許幸之等），因此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在日本大檢舉時就被逮捕，和一個左傾日本朋友一道，在拘留所關了一月，因無犯罪證據被釋放。出來后，在東京再呆了二、三月就回到上海了。

在上海，從1930年到1931年底，因為沒有找到組織關係，周揚是“抱着革命的志願並無行動的生活着”。除由湖南老家接濟外，他主要靠自己介紹翻譯外國進步文學作品，寫點文藝理論方面的文章，賺稿費維持生活。當得知“劇聯”是左翼文化活動的團體時，他經趙銘彝的介紹成為其中的一員。這位後來的文藝理論家大約是一個拙劣的演員。據他和趙銘彝回憶，他在獲得第一次上台的機會後，就演砸了。他所飾演的是一個小小的角色——一大群蘇聯士兵中的一個。劇情要求他在受傷倒下之前英勇地喊一句口號，但因為他濃重的湖南口音而幾乎沒有誰能聽得懂。由此，他的舞台生涯也隨之畫上了句號。

不過，周揚對此似乎並不在意。作為一個已經失去組織關係幾年而陷入苦悶的年輕人，能重新回到黨組織的懷抱中，這無疑在精神上是莫大的安慰；而幾年來他對左翼文藝的追求，雖然其中夾雜着對尼采理論的承接，但並不妨礙他成為蘇聯“拉普”（“蘇俄無產階級作家同盟”簡稱）文藝的堅定擁護者；而他的睿智和理論素養也使他比在舞台上更能發揮作用。從《周揚文集》第一卷、發表在1931年的文章中，讀者都能體會到這位後來的文藝理論家年少時期的風采。

這一切，當時黨的文藝領導人也看在眼裏，因而讓周揚轉入了“左聯”。在這裏，他與馮雪峰相識了。

此時，雖然“左聯”剛成立僅一年多，並處在國民黨當局的高壓之下，卻搞得有聲有色。來到這裏的周揚，顯然找到了發揮自己的舞台。在當時來說，周揚所做的這一切，顯然也給擔任“左聯”黨團書記的馮雪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揚在後來談到馮雪峰時，“總忘不了馮雪峰對他的重視”。因為周揚多次談到這一點，他的秘書露菲對此有很深刻的印象。她說：“三十年代初，周揚才二十幾歲，馮雪峰讓他主編《文學月報》。1927年，周揚參加了**，因白色恐怖，他與黨內聯繫人失去了聯繫，到日本找黨的關係也沒有找到，返回上海后加入‘左聯’。在1932年，馮雪峰又恢復了周揚的黨的關係。這些事情周揚講過不止一遍。”

露菲所講述的事實，周揚在延安寫的那份自傳也提供了佐證。自傳里說，他向馮雪峰提出重新入黨的要求，“由雪峰談話（他當時也是左聯常委）很快就通過了”。這樣，周揚又重新回到黨內。不久，在馮雪峰的提議下，周揚就“參加中央文委（當時是雪峰負責，參加的有林伯修、吳覺先、華漢等）黨外團體工作”，並擔任了“左聯”機關報《文學月報》的主編。

馮雪峰在當時如何看待周揚的？在馮雪峰留下的回憶材料中很難找到。而馮雪峰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寫下的那份交代材料——《有關一九三六年周揚等人的行動以及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經過》中，雖然並沒有刻意地歪曲周揚，卻也略去了他最初對周揚的看法和如何重視他的歷史細節。這或許是因為材料僅僅是寫1936年的事情，也或許是因為寫這份材料時周揚還是“文藝黑線”頭子的緣故。以馮雪峰在1975年與周揚度盡劫波再度握手后能提筆寫下《錦雞與麻雀》的寓言——須知，馮雪峰已經多年寫不出他所鍾愛的寓言體散文或者故事了——來推測，我倒更相信，若不是可惡的癌症奪去了他的生命，他與周揚能同在八十年代回首那段往事，相信他會不帶任何偏見地說出很多有關周揚當時的種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