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螃蟹的過錯(2)

那麼，“竊聽案”是不是**應該操心的一件大事呢？“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揭露原**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私設竊聽器，私錄**和中央常委同志講話，盜竊黨的機密”的中發[66]277號《**中央文件》，是經過**圈閱的。那時候，駭人聽聞的事情實在太多，姨父和全黨同志一樣，已經習慣於無條件地接受**作出的一切判斷，包括只是圈閱過的一切文件，即使感到震驚，即使事後證明是搞錯了的，也只能像“搶救”運動那樣，等着由**出來糾正。

但是，姨父已經不可能聽到延河岸邊的馬蹄聲了。

1976年9月9日，**與世長辭。那一年，周總理走了，朱老總也走了。前一年，董必武老人走了。誰也看不出，朱漢雄同志是一個情感如此豐富的人。每一位偉人離去，他都要把自己關起門來流眼淚。他不願讓別人看見他的眼淚，那是屬於一個“一隻手的老八路”的情感世界的秘密。

那麼，**認可過的案件，還有誰可以出來進行複議呢？

但是，姨父所迫切需要的已經不是一個只屬於自己的“脫帽禮”。**留給中國**人和中國人民的，是一種巨大而沉重的悲痛和同樣巨大而複雜的憂思。

姨父還三次見到了**。頭兩次是打倒“四人幫”以前，**副總理出國訪問，往返經過廣州。姨父正住院治病，**的警衛員打來電話說，先念同志要見你。姨父就跑去看他。一見面，**說:“羅兒的，你裝什麼病？到處找不到你，原來你在醫院裏‘泡蘑菇’。”姨父說:“我真的有病，前列腺要動手術。”**說:“那你怎麼不找我？”當即讓自己的保健醫生給他看了病，建議他不要開刀。他沒有開刀，果然病也好了。

有人說，你怎麼不向先念同志談一談自己的事情？姨父說，那時候，“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先念同志有多少煩心的事情，怎能麻煩他？

打倒“四人幫”以後，姨父出差到上海，已擔任國家主席的**也到了上海。姨父曾與之商量在梅嶺一號安裝錄音線路的申興國，當時已擔任湖北省委副秘書長，也隨同**到了上海。晚上吃螃蟹時，申興國對**講，朱漢雄也在上海。**說，你去打電話，把朱漢雄找來吃螃蟹。這是申訴個人問題的好機會。但他一看見螃蟹，就想起粉碎“四人幫”時，看到上海街頭漫畫上畫著一根繩拴着的四隻螃蟹，一下子就忘了別的事情，只是一個勁兒地向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馬學政喊叫，老馬，這螃蟹殼要用鎚子砸的，一隻手用鉗子夾住，另一隻手才能用鎚子砸呀！可我是一隻手，乾急吃不到嘴裏，你得幫幫我呀！

**跟大家哄堂大笑。

事後，他還一個勁兒地怪罪螃蟹，吃螃蟹真把我給整苦了，哪裏還顧得上螃蟹以外的事情？再說，我的問題自有管我的部門來管，夠不着麻煩國家主席。

轉眼到了1979年，“四人幫”被打倒三年之後，“竊聽案”仍舊沒有平反。“文化大革命”中被他護送到武漢以後就下落不明的王任重，跟他一起蹲過監獄、偷採過“野山茶”的金明、李爾重，都已先後出獄，重新出現在高層政治舞台上。王任重出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後來又擔任了全國政協副主席，金明出任河北省委第一書記。他們都來看望共過患難的朱漢雄同志。但是，誰也沒有提及他的平反問題。六姨替他着急，問他，你怎麼一句也不提自己的事情？他說，我這個不大的幹部自有管我的不大的部門，用不着老首長特殊關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