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螃蟹的過錯(1)

姨父有過好多次向中央首長申訴委屈的機會。

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復出后，姨父曾在珠江碼頭上碰見鄧小平陪外賓遊覽珠江。“首長好！”他向老首長行了一個軍禮，“首長還記不記得我？”鄧小平望着他，露出微笑說:“有印象，只是記不住名字了。”姨父說:“我是朱漢雄。在大別山的時候……”鄧小平點頭說:“哦，想起來了。”跟他握了手，又忙着跟外賓一起上船了。姨父說，小平同志吃過多少苦頭哇，輪不到我向他訴苦。後來，這位老首長不是又被打倒了一次嗎？我怎能向他訴苦？

跟鄧小平的邂逅相遇，使他想起遙遠的堅持大別山的艱苦歲月。

姨父說，他是在1947年年末被任命為劉鄧司令部警衛團政委的。那時候，司令部有一個使用手搖發電的小電台，正在抄收**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的中央會議上的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這個文件很長，一天只能抄收一段，好幾天才抄收完畢。一連好幾天，司令部里的同志都在互相傳閱、傳誦這個文件，盼望着抄收下一段。在敵人心臟里艱苦卓絕地堅持在大別山區的劉鄧大軍，歡欣鼓舞地聽到了電波里傳來的領袖的聲音:“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這即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打退了美國走狗蔣介石的數百萬反動軍隊的進攻，並使自己轉入了進攻。”每個人都為此熱血沸騰。

正是在這一重要的歷史轉折關頭，野戰軍司令部機要室主任黃興正向姨父傳達命令，“五號”首長要你到警衛團當政治委員，你馬上到警衛團報到。在戰爭年代，為了首長的安全，軍內只稱代號。要他到警衛團當政委的“五號”首長是李達參謀長。姨父卻繃著臉說，我不幹。黃興正說，你不幹？你找“五號”首長說去！他就找到了李達參謀長。李達問，你為什麼不幹？姨父說，我幹不了哇！首長身邊只有一個警衛團，這個團還只有四個戰鬥連，我擔不起這麼重的擔子。李達氣咻咻地說，是“三號”點名叫你乾的，你找“三號”說去！李達說完，就不再理他。“三號”首長是鄧小平政委，他一聽就嚇了一跳，不敢再講二話了。隊伍就要開始行軍，司令部的隊列里已經沒有了他的位置。不遠處，警衛團也在那邊集合。他沒有勇氣去找鄧小平政委“泡蘑菇”，急忙牽着騾子，到警衛團報到去了。

姨父至今也想不明白，鄧小平政委為什麼挑了他這個“少了一個爪子”的人當了警衛團政委。在此之前，他曾受到過鄧政委的批評。那是在鄂東搞“急行土改”的時候，他帶着工作隊去鄉下搞點棉花、布匹，帶回來做棉衣。小平同志留下的一張經常被報刊使用的照片上，穿着一件臃腫的大棉襖，就是那次搞到的布匹，用稻草灰染成灰色，請駐地農家老大娘縫的。搞布匹時，還捎帶着在地主的田地里撅了一些沒有成熟的甘蔗帶回來，分給大家吃。鄧政委的警衛員康溧也削了一節甘蔗，送給鄧政委吃。鄧政委見了甘蔗，若有所思，問道，這是哪裏弄來的？康溧說，是特派員分給我們的。鄧政委就讓警衛員把他叫去說:“甘蔗有什麼吃頭哇？這又不是糧食，糧食可以頂飢，甘蔗熟了，老百姓是要榨糖的，這樣吃了很可惜。”姨父講到這裏，故事就沒了下文。我問，你對小平同志的批評怎麼沒個態度？姨父驚訝地說，你還要我有個啥態度？我規規矩矩站着聽就是了。小平同志是很嚴肅的，沒有一句多餘的話。我聽了趕緊走人，也不要有多餘的話，馬上改正就是了。

1948年2月，劉鄧大軍主力轉出大別山，粉碎敵人的防禦體系，去爭取解放戰爭在全國範圍的偉大勝利。新上任的警衛團政委也在勝利的大進軍中續寫着一個“一隻手的老八路”的歷史。他當然不會想到，新中國成立多年以後，還會發生如此令人憂心如焚的黨內鬥爭，而且會冷不丁地冒出來一個“竊聽案”。

姨父剛出獄時，原國家副主席、中國**創始人之一的董必武老人偕夫人來到了廣州。董老沒有忘記這個在警衛和接待工作中多次為他提供服務的人，聽說他出獄了，特意讓老伴何蓮芝來家裏看望他。何蓮芝一看他們一家五口人擠在一間房子裏，只有一張床，就問，你們怎麼住呀？六姨說，我們兩個和小女兒睡一張床。晚上，再用兩個箱子對成一張小床。大女兒、二女兒一個上夜班、一個上白班，在兩個箱子上輪流睡。要是兩個人都回來，一張小床睡不下，就擠到鄰居家女孩的床上，有的頭朝里，有的頭朝外。何大姐掩飾不住難過的表情，卻說了一番“憶苦思甜”的寬心話。我說呀，孟敏，這總比我們長征時候好多了。長征時候，能睡在大樹底下就很不錯了。唉，現在住的還是房子嘛！

六姨說，大姐，我不怕房子小，我只是想念**。我在“五七幹校”做夢都夢見**，想給**說一說外邊發生的事情，可走到**跟前時，不是起床哨，就是公雞叫，夢就斷了。何大姐說，孟敏哪，你莫怪公雞叫，也莫怪起床哨。六姨問，為什麼？何大姐說，公雞叫的時候，**剛剛睡下，你忍心把他叫起來嗎？**為國內和世界上的大事情有操不完的心，你就是見到了**，你能向他說些啥？

六姨與何大姐的對話像一個寓言一樣的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