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悲歌――許繼慎(7)
蘇區瀰漫著“立三路線的殘餘”和“調和主義”傾向，整個工作自上而下陷於無秩序狀態；
蘇區黨組織指導機關形同虛設，集體領導完全不能存在；
蘇區政權內鑽入了大批富農、地主和豪紳殘餘分子，執行的是富農路線；
紅軍行動方針不是由政治任務決定，而是被籌糧左右；
…………
他的結論是：皖西根據地目前的發展狀態，純粹是群眾自發鬥爭的結果，蘇區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和紅軍組織”，現有的組織要麼充斥着大量的“階級異己分子”，要麼是些沒有覺悟的農民，因此，需要推倒重來。
這個結論點燃了皖西特委的怒火。他們拒絕與沈澤民討論問題，也不邀請他參加特委會議。
許繼慎從沒遇到過像這樣下車伊始、非批即訓的“中央領導”。他幾次找沈澤民交換意見，指出由於處於反“圍剿”的作戰時期，根據地有經驗的幹部基本上都集中到了紅軍中，地方幹部有許多是新近提拔起來的年輕人，對他們要耐心地幫助。他還好心地建議沈澤民多同駐軍商量，因為根據地主要是紅軍開創的，這裏的地方幹部對紅軍十分信賴。他的這些建議根本不為沈澤民採納。
1931年4月中旬，張國燾由鄂豫邊專程趕到皖西與許繼慎見面。他到根據地十幾天，發現許繼慎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許繼慎是紅四軍中最能幹的師長；曾中生指揮軍事工作，非常重視聽取許繼慎和徐向前的意見，其信任程度可以用“言聽計從”四個字形容；在皖西根據地，許繼慎的威望高於黨和蘇維埃之上。為了取得許繼慎的支持，張國燾伸出橄欖枝。
許繼慎與張國燾相識已久，最早見面是在1926年“中山艦事件”后。當時，張國燾作為中央代表來到廣州，執行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政策，強迫在粵中央委員接受蔣介石所有條件，強制周恩來、許繼慎等幾百名**員從第一軍退出。許繼慎對張國燾的印象很壞，經常私下揭他的老底，說他是“老機”（機會主義）。
接風的宴席上，張國燾有意提起兩人的交往：“繼慎同志，你還記得南昌暴動嗎？你有傷在身，是我作出的決定，在暴動前夕將所有受傷人員全部轉移到外地。起義軍南下后遭受大失敗，兩萬人的隊伍打得只剩下千把人，十死九傷。能夠保住性命的寥寥無幾。”他的意思是說，許繼慎能夠活到今天，應該感謝他的照顧。
“不能參加南昌暴動，是我終身的遺憾！”許繼慎坦率地說：“軍人以戰死沙場，馬革裹屍為榮，何況是這樣一件震驚世界的偉大事件。你當時如果不把我送走該多好！”
張國燾換過話題，繼續給許繼慎戴高帽子：“我一路從鄂東北過來，邊走邊看，發現皖西比鄂豫邊繁榮，沿途農舍和茶園沒有遭受嚴重的毀壞，各個集鎮生意興隆，糧食也很豐裕，特別是還能保持與外面的貿易往來，真是開了眼界。這裏的情況，就像民諺里唱的：‘金麻埠，銀獨山，蘇家埠就是金鑾殿’。你是這裏的主要領導人，功勞不小，我聽說你在軍事上能力很強，曾中生指揮打仗主要靠你們許（徐），我希望你像支持曾中生一樣支持我。”
兩人就全局性的問題交換意見。隨着交談的深入，兩人的神情都起了變化。
許繼慎認為邊區執行的路線是正確的，蘇區根本不存在所謂“立三主義殘餘”或“調和主義”的問題；根據地黨政軍和群團組織都是土地革命過程中誕生和壯大起來的，是純潔和可以信賴的，不存在“從頭做起”或進行“徹底改造”的問題；中央代表應該尊重和團結根據地的領導人，不能盛氣凌人，動輒“扣帽子”、“打棍子”；紅軍部隊要波浪式地向外發展，在發展中解決根據地面臨的問題，不能固守不出；土地政策要切合當地情況，要對地主、富農採取給出路的政策……
張國燾的臉色越來越難看。許繼慎雖然批評的是沈澤民，但鋒芒卻深深地刺痛了張國燾，因為張國燾與沈澤民所持的都是相同的觀點，他們的使命就是貫徹執行許繼慎所反對的政策。
令張國燾反感的還有一點，就是許繼慎愛談政治問題。不僅愛談，還十分在行。張國燾最欣賞的將領是埋頭打仗、不插手政治的軍官。
失望的張國燾意識到許繼慎不僅不是可以倚重的同路人，而且還是堅定的反對派。他對沈澤民等人說：“許繼慎是個才華畢露的人，愛談政治，他的觀點要不得。”
張國燾、沈澤民雖然都把許繼慎視為推行“左”傾政策的主要障礙，都想削弱其權威，但是，兩人的策略完全不一樣。
沈澤民雖然“左”得出奇，但為人正派，希望通過正常的黨內思想鬥爭，採取辯論、說服甚至是交鋒的方式，公開地糾正他認為不正確的行為或傾向。他的問題主要出自教條主義上。
張國燾壞在人品上，他在黨內的資歷老，他“不老實”名聲和擅耍權術的特點也是人所共知。他早就盤算過了，自己和沈澤民一樣，在軍事上一竅不通，如果在軍事方針、行軍作戰、部隊訓練上攻擊許繼慎，那是自取其辱。在政治上尋找突破口同樣行不通，許繼慎是老黨員，經歷過歷次黨內鬥爭，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而且他所堅持的一些觀點代表了蘇區大部分幹部的意見。張國燾出人意料地把攻擊方向定在了許繼慎的所謂“個人生活作風”上，因為這是最容易敗壞一個人形象和最說不清的事情。他有意將一些子虛烏有的所謂“事例”通報給沈澤民，要求沈澤民在黨的代表大會上帶頭“開火”。